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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约峰会，即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首脑会议，是1957年第一届会议以来北约为应对国际问题、优化自身效能和谋求发展召开的成员国首脑会议。20世纪90年代北约峰会一般隔1～2年召开一次；进入21世纪以来峰会频率明显增加，有时不隔年就召开，且仅在2002年就召开过2次，主要是对同盟团结合作及发展问题、对国际局势变化带给自身紧迫威胁进行应对性磋商。
北约在英国威尔士当地时间2014年9月4～5日召开峰会，讨论在新的国际形势下北约、跨大西洋、欧洲乃至世界热点问题及北约面临的挑战，重点突出了俄乌问题，并规划了北约未来发展的方向。
威尔士峰会与冷战结束
本次峰会焦点是欧洲安全与其他自由民主世界的安全问题。其中重要的关切点就是当今世界几大热点：乌克兰危机与俄罗斯的行动，中东尤其是伊拉克纷乱，阿富汗问题，等等。这次峰会对于北约未来命运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以往任何一次北约会议。
在会议召开前夕的两位重量级政治人物分别发表的言论，也能够折射出该会议的不同寻常之处。俄罗斯总统普京就此次峰会表示，9月4日将是新冷战开始的标志。而似乎对普京的讲话做出巧妙而有力的回应，英国前国防大臣利亚姆·福克斯在9月4日的英国《每日电讯报》上发表文章，公开敦促俄罗斯不要忘记冷战失败的教训，不要忘记北约为核心的西方是冷战的胜利者，敦促俄罗斯改变恃强凌弱的外交原则。在文章中福克斯强调西方的经济模式与价值观优于共产主义是西方获得冷战胜利的根本原因。而英国首相卡梅伦在此次峰会上的讲话，似乎把上述两位政治家的对话交锋推向了未来实践的关键点。英国不仅自己带头，而且呼吁盟国加强北约的内部团结，各国增加军费，必要时让渡一定的军事权利甚至尊严。
人所共知，北约乃冷战的产物，就北约峰会谈论冷战，是恰如其分的。然而，大多数人都认为冷战已经结束了，还要把当今的北约与过去的冷战死死地挂钩，似乎有点不太合乎时宜。其实，上述冷战幽灵之所以挥之不去，是由于冷战两极格局瓦解及其后国际格局转型过程中的阶段性特征造成的。
当今国际格局变化趋势与美国两洋同盟战略
首先，我们要否定两种观点：一是认为冷战结束到现在的国际格局是多极化格局或多极化明显；二是认为当今国际格局是（美国主导的）单极格局。实际上，自冷战结束以来，国际格局呈现出如下变化：
国际格局并存着多极化与单极化两种趋势，这两种趋势是由多极化力量、单极化力量及中间游移力量三者互动来表现的。其中的中间游移力量是向单极化还是向多极化方向游移，有时起到凸显单极趋势或多极趋势的作用。美国的两洋同盟（以北约为核心的大西洋集体安全同盟体系、以美日同盟为轴心的亚太地区双边安全同盟体系）是美国寻求建立单极国际格局的重要助力。但它也在特定的时空背景中分化，有的成员会成为中间游移力量或成为多极化力量，因此，凝聚好两洋同盟是美国实现单极化意愿的关键因素之一，这从北约公布出来的驻阿富汗盟军成分也可窥其一斑。多极化力量是一个较为松散的，缺少统一而有效的行为规范与约束机制，时常分化，有的会变成游移力量甚至成为单极化力量的一部分助力。
从冷战结束以来的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的发起来看，都不是明显多极化，而更像是单极化。当然，在酝酿发起时期，多极力量曾经与单极力量进行过不同程度的较量，但没有占据优势，结果也没有阻止住单极化力量在这些特定时期的行动。不是说多极力量无所作为，在一些非传统安全领域，诸如国际反恐、禁毒及国际紧急救援，尤其是国际金融危机，多极化力量就有了显露角色的机会，这时单极力量一家独大的概率就变得较小。从2008年之后20国集团关于应对国际金融问题、应对世界气候问题等国际活动，就可以看到美国难以一家独大。2008年之后的国际格局是多极化趋势与单极化趋势较量中单极力量显得虚弱一些，多极化趋势相对明显一些。对比一下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与最近几年來的乌克兰与俄罗斯矛盾引发的危机，就可以看出，前者能够体现单极化国际格局趋势明显一些，而后者体现了多极化趋势抬头。这是相应两个不同历史时空中不同国际力量消长、竞争的结果。
威尔士北约峰会的另一重要任务是加强同盟团结以应对共同挑战。这不仅对盟国是有利的，而且对美国的单极化外交及安全诉求极为重要。
当代美国的全球战略无论如何调整与实施，从来都离不开同盟的力量。其单极化诉求更是如此。在冷战结束以来的美国历次重大国际行动中，不仅是军事等硬实力的构成，而且包括舆论宣传的软实力，也程度不等地得到了盟国的配合与支持。美国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对俄罗斯制裁的无效，就表明了同盟内部没有协调一致。
美国在冷战后的单极化实践主要由冷战时期的霸权护持行为模式逐渐转变为对其全球领导地位进行安全护持的行为模式。即由原来的遏制外交为主转向了平衡外交，前者较多地是零和性外交博弈，后者带有一定的共赢外交可能，但要以保证美国利益与全球主导权为前提。
当今美国单极化诉求的安全护持主要包括了对潜在挑战者采取预防型平衡，对盟国采取管控型平衡，对其他国家可能采取合作型制衡。美国对这三类平衡对象给予的利益共享成分呈现依次递增趋势。当代美国把预防型平衡作为全球外交的重点，把管控型平衡作为外交立足点，辅之以合作型平衡，来谋求美国全球领导权的安全。这势必造成让自己安全而让别人不安全。这是对旧的冷战安全观的延续。
两洋同盟一直是美国维护其全球领导地位的重要依托。这次北约峰会针对俄罗斯乌克兰关系问题制定的一揽子计划看似是英国外交的亮点，实质是美国同盟外交的阶段性丰硕成果。因为自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尤其是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之后，美欧关系一直处于低迷状态，北约成员国之间因为金融问题厌弃美国作为金融危机始作俑者及落井下石的自私行为。
由于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美国自身的经济问题及欧洲经济不振带来的实力下降、欧洲盟国对美国的离心加剧，北约包括美国在内的成员国无力大规模投入同盟的军备建设，欧洲的重要大国纷纷削减本国军费，加上阿富汗北约成员驻军的消费，整个北约难以应对以乌克兰危机为中心的中东欧问题。而且美国还要在亚太地区对付中国等潜在对手，将战略中心向亚太地区转移，进一步削弱了北约的实力，限制了北约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的有效行动，而只能采取非传统安全手段来应对俄罗斯。 从威尔士峰会中，人们或许会认为乌克兰问题是北约乏力的表现，但我们必须看到另一面，乌克兰问题必将是美国再次凝聚和优化北约的重大契机。因为，保持一定热度和烈度的国际问题存在，始终是美国两洋同盟体系存在和延续的必要条件，也是美国安全护持平衡外交的前提条件。这次北约峰会实际上是借助乌克兰危机问题而凝聚美国大西洋同盟的一个里程碑。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由于北约的松散性与低效能，俄罗斯作为多极力量得以彰显自身意志。这次峰会正是美国应对挑战，团聚盟国保证自身国际权益安全而不得不采取的步骤。也较为充分地反映了单极化与多极化两种国际格局变化趋势并存，且正处于较为特殊的历史阶段——多极化力量与单极化力量的角逐处于胶着状态。这是相对于1999年前后的科索沃问题而言的。那时美国单极化意志极为彰显，而多极化力量黯然失色。
此次峰会上英国首相卡梅伦发表讲话敦促成员国按照北约条款投入军费以保障北约必要的军备运转。北约的确给成员国带来了某种程度的安全“保险”，但只有为数较少的成员国“交保险费”，而大多数成员国不愿意为北约承担必要的运转费用。作为冷战集体安全的军事组织，北约成员国不断增多，带来的问题是，不同成员国的经济总量和发达程度不同。经济总量大的较发达国家会认为如果都平起平坐地按照北约规定拿出本国2%的GDP来投入军备，这与经济总量小、发达程度较差的国家相比，他们付出的就会多出很多，而且安全是所有成员国共享的，因此这些大国认为如果按照规定投入军费，客观上就有相当一部分是帮助那些经济较弱的国家分担的，它们会觉得是“吃大亏”了。而较弱较小的国家会觉得如果它们投入与大国等量份额，即便是等量比例的军费，实际上是分担了与其实际权利享受不对称的责任，它们会认为大国享受到的相应安全保障份额要更多更大一些，理应投入对等的安全费用。更有甚者，有的国家在一定时期内会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其国家军事及装备等不纳入北约统一军事体系，不受北约军事最高指挥部调遣，完全自主决定应对国际事务的军事行动，但这样的国家仍然是北约成员国。历史上，法国曾经为了独立自主的大国权益与排斥美国的摆布、西班牙由于要求直布罗陀海峡控制权，都在很长时间内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赢得了本国的民族尊严，同时获得了自主外交的国际利益。再加上北约有些成员国之间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历史矛盾，如英法不仅在中世纪和近代史上，而且现当代在欧盟发展历程中的矛盾长期存在、美欧之间经济纷争、欧盟一直在努力要建立自己独立的防务体系，等等，这些无疑使北约成为“有缝的蛋”，客观上存在着离心因素，削弱了它的整体军事实力，部分限制了其对外军事干预的速度与效果。
20世纪90年代的巴尔干动荡、格鲁吉亚问题、乌克兰冲突，都被北约领导人看成是威胁自由世界、颠覆国际秩序与国际准则、企图重建地区霸权的欧洲难题，是对北约的严重挑战。因此，他们认为这是加强北约的重要原因。这些原因可以被美国用来消除同盟内离心因素，加强北约的团结，为保证自己的领导权安全创造条件。
中国隐忧及应对
表面看，此次峰会似乎与中国关系不大，其实不然。
第一，难避冷战余波：此次峰会体现了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及其重要盟国，还没能构建出更好的平台去代替美国两洋同盟作为本国外交的有力抓手。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及其重要盟国总体实力衰减，因为中国经济发展强劲而被视为世界秩序的挑战者，若美国同时在欧亚两洲并重地施展平衡战略对手的外交，必然力不从心。而一旦威尔士峰会的安排能够落实，将稳住欧洲的安全局势，那么，美国必将加大对亚太地区的预防型外交投入。
第二，难免幽灵袭扰：从前述普京与福克斯的表态中，可看到在当代国际格局变化中的冷战幽灵不去，尤其福克斯对整个共产主义的攻击性言论，其指涉的不仅仅是苏联及其领导的华约，也不仅仅是指冷战时期的共产主义。而峰会的一系列“成果”中，反复提及北约盟国的共同价值观与异质价值观国家的对立，看似主要针对当今的俄罗斯，实际上与美日同盟、美韩同盟等一系列亚太同盟在双边会议的种种“成果”如出一辙，甚至在这一点上大多是雷同的，就是针对非资本主义世界，尤其是针对共产党国家，而中国则是冷战结束后现存的最大的将马列主义作为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共产党国家。
第三，必临夹心困境：乌克兰与俄罗斯关系恶化凝聚了北约成员国。一方面，中国与俄乌两国似乎是等距离的友好合作关系，无法明确地在俄乌任何一方选边站；另一方面，北约成员国不是死板一块，中国与其中的大部分成员国存在良好的双边关系，它们中有的还是欧盟的支柱国，因此中国难以针对北约有所行动，即便是话语层次的发声，也可能造成外交损失。
第四，将迎后继挑战：威尔士峰会表明乌克兰将成为北约成员国的趋势不可逆转，而且俄乌矛盾会加剧这种进程。乌克兰是否加入北约对中国的地缘战略没有太大影响，然而一旦乌克兰加入北约之后的中东欧与俄罗斯之间获得战略平衡的稳定，即欧洲一旦相对处于安全稳定状态，中国将失去战略牵制美国及其追随者的这张外交牌，中国在欧盟、俄罗斯外交中的战略作用会降低。其时中国周边紧张局势将会加剧。
因此，针对以上问题，首先，中国必须继续在舆论上批评冷战思维，但在外交行动中要客观对待冷战思维，不能单方面彻底摒弃，因为没有得到对方认同的摒弃，只会将自己陷入孤立的境地，而且冷战结束以来的美国等西方大国及大国集团，在对华外交中，从来就没有放弃冷战思维及冷战方式。其次，针对美国借两洋同盟推行单极化诉求及其构建对华实施战略包围圈、阻滞中国和平崛起，中国除了采取资源与市场的经济手段来缓解政治压力之外，就是要利用或主导构造出两洋同盟成员之间的矛盾、其他成员国与美国之间的矛盾、非成员国与美国之间的矛盾，促使这些矛盾保持某种热度和烈度，卸美国同盟抱团之力，减中国周边安全的受困之压。在舆论上可以宣传不结盟外交，赢得国际道义，但在实践中必须改变不结盟的外交策略，要用经济结盟来实际捆绑军事安全结盟，弥补语言及字面上强调的不结盟缺陷。控制好涉华海疆矛盾热度的同时，抓紧解决陆疆争端，在有可能争取最多最大权益的情况下，可以考虑舍车保帅地尽快卸掉陆疆争端的包袱，专攻涉日、涉南海问题。再次，中国未来起码15年内没有必要挑战美国的国际主导权，因为中国无力分享美国的国际领导权，也承担不起相应的国际责任，而且让美国忙于四处保持主导权，延续或营造出美国的国际矛盾，比如，要尽力灵活地阻止乌克兰矛盾尽快得到解决，这样会牵制或削弱美国在亚太的“再平衡”战略。最后，在美国、欧盟、日本经济疲软，美国同盟与俄罗斯交恶的前提下，可以利用乌克兰危机、伊拉克安全、阿富汗局势这些矛盾同时存在同时升温之机，且中国在保证国内局势绝对可控的条件下，适时营造为我所用的舆论，适当地打赢一场维护主权的小规模战争，既是策应并使得前述国际矛盾保持热度不降（起码不要被美国及其同盟及时解决），又能树立中国的大国形象与威严。但必须防止俄罗斯临时倒戈的现象出现。
总之，2014年9月初在英国威尔士举行的北约成员国首脑会议不是一次单纯关乎乌克兰危机与俄罗斯关系的会议。从美国利益这个立足点来看，两洋同盟的存续是美国单极化诉求的重要保障。而威尔士峰会正是在这种保障难以为继中的北约低效能与涣散性增大背景下召开的。峰会的内容关乎美国领导权、欧盟的地缘安全在东欧乌克兰问题上受到俄罗斯的挑战，国际格局单极力量疲软，威尔士峰会带有明显的冷战遗留特征，本质上充斥着冷战思维的内容，表现了北约作为冷战机器的特性难以改变，也不可能根本改变。其中的重要原因是美国维护自身全球领导权而对其他力量采取不同类型的平衡外交。其中为迟滞潜在对手崛起的预防型平衡外交，需要保持或构造出关涉挑战国的争端持续下去，需要借助同盟力量对挑战国构成安全困境。威尔士峰会表面上没有提及中国，实际上，不仅中国在其外交范围之内，而且中国地缘安全环境因美国的重返亚洲、实施“再平衡”战略而在冷战结束以来渐趋恶化。中国对威尔士峰会关涉的俄乌矛盾及北约的优化与强化都具有外交上的两难选择。另外，一旦威尔士峰会一揽子计划得以实施，乌克兰加入北约，俄乌矛盾尘埃落定，美国欧洲战略隐患得以（暂时）安抚之后，必然进一步收紧其在中国周边的安全遏制圈，加大平衡对华崛起的外交力度。必须在认清威尔士北约峰会本质的基础上，才能清晰地发现有关中国的诸多未来隐忧。如何应对这些问题，将是对中国外交智慧的考验。中国唯有立足于自身的稳定，善于在变幻的国际格局变化中利用矛盾，扬长避短地适时改变策略，先解决陆疆问题，防止俄罗斯突变，才可以确保国家地缘安全，并营造出本国持久发展所需的国际条件。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冷战后美国两洋同盟演化与国际格局转型研究”（编号：13CKS029）、江苏社会科学基金课题“实现‘中国梦’进程中的亚太秩序困境研究”（批準号：14SZB002）的成果之一〕
（作者系中共江苏省委党校世界经济与政治教研部副教授，博士）
责任编辑：黄 杰
北约在英国威尔士当地时间2014年9月4～5日召开峰会，讨论在新的国际形势下北约、跨大西洋、欧洲乃至世界热点问题及北约面临的挑战，重点突出了俄乌问题，并规划了北约未来发展的方向。
威尔士峰会与冷战结束
本次峰会焦点是欧洲安全与其他自由民主世界的安全问题。其中重要的关切点就是当今世界几大热点：乌克兰危机与俄罗斯的行动，中东尤其是伊拉克纷乱，阿富汗问题，等等。这次峰会对于北约未来命运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以往任何一次北约会议。
在会议召开前夕的两位重量级政治人物分别发表的言论，也能够折射出该会议的不同寻常之处。俄罗斯总统普京就此次峰会表示，9月4日将是新冷战开始的标志。而似乎对普京的讲话做出巧妙而有力的回应，英国前国防大臣利亚姆·福克斯在9月4日的英国《每日电讯报》上发表文章，公开敦促俄罗斯不要忘记冷战失败的教训，不要忘记北约为核心的西方是冷战的胜利者，敦促俄罗斯改变恃强凌弱的外交原则。在文章中福克斯强调西方的经济模式与价值观优于共产主义是西方获得冷战胜利的根本原因。而英国首相卡梅伦在此次峰会上的讲话，似乎把上述两位政治家的对话交锋推向了未来实践的关键点。英国不仅自己带头，而且呼吁盟国加强北约的内部团结，各国增加军费，必要时让渡一定的军事权利甚至尊严。
人所共知，北约乃冷战的产物，就北约峰会谈论冷战，是恰如其分的。然而，大多数人都认为冷战已经结束了，还要把当今的北约与过去的冷战死死地挂钩，似乎有点不太合乎时宜。其实，上述冷战幽灵之所以挥之不去，是由于冷战两极格局瓦解及其后国际格局转型过程中的阶段性特征造成的。
当今国际格局变化趋势与美国两洋同盟战略
首先，我们要否定两种观点：一是认为冷战结束到现在的国际格局是多极化格局或多极化明显；二是认为当今国际格局是（美国主导的）单极格局。实际上，自冷战结束以来，国际格局呈现出如下变化：
国际格局并存着多极化与单极化两种趋势，这两种趋势是由多极化力量、单极化力量及中间游移力量三者互动来表现的。其中的中间游移力量是向单极化还是向多极化方向游移，有时起到凸显单极趋势或多极趋势的作用。美国的两洋同盟（以北约为核心的大西洋集体安全同盟体系、以美日同盟为轴心的亚太地区双边安全同盟体系）是美国寻求建立单极国际格局的重要助力。但它也在特定的时空背景中分化，有的成员会成为中间游移力量或成为多极化力量，因此，凝聚好两洋同盟是美国实现单极化意愿的关键因素之一，这从北约公布出来的驻阿富汗盟军成分也可窥其一斑。多极化力量是一个较为松散的，缺少统一而有效的行为规范与约束机制，时常分化，有的会变成游移力量甚至成为单极化力量的一部分助力。
从冷战结束以来的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的发起来看，都不是明显多极化，而更像是单极化。当然，在酝酿发起时期，多极力量曾经与单极力量进行过不同程度的较量，但没有占据优势，结果也没有阻止住单极化力量在这些特定时期的行动。不是说多极力量无所作为，在一些非传统安全领域，诸如国际反恐、禁毒及国际紧急救援，尤其是国际金融危机，多极化力量就有了显露角色的机会，这时单极力量一家独大的概率就变得较小。从2008年之后20国集团关于应对国际金融问题、应对世界气候问题等国际活动，就可以看到美国难以一家独大。2008年之后的国际格局是多极化趋势与单极化趋势较量中单极力量显得虚弱一些，多极化趋势相对明显一些。对比一下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与最近几年來的乌克兰与俄罗斯矛盾引发的危机，就可以看出，前者能够体现单极化国际格局趋势明显一些，而后者体现了多极化趋势抬头。这是相应两个不同历史时空中不同国际力量消长、竞争的结果。
威尔士北约峰会的另一重要任务是加强同盟团结以应对共同挑战。这不仅对盟国是有利的，而且对美国的单极化外交及安全诉求极为重要。
当代美国的全球战略无论如何调整与实施，从来都离不开同盟的力量。其单极化诉求更是如此。在冷战结束以来的美国历次重大国际行动中，不仅是军事等硬实力的构成，而且包括舆论宣传的软实力，也程度不等地得到了盟国的配合与支持。美国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对俄罗斯制裁的无效，就表明了同盟内部没有协调一致。
美国在冷战后的单极化实践主要由冷战时期的霸权护持行为模式逐渐转变为对其全球领导地位进行安全护持的行为模式。即由原来的遏制外交为主转向了平衡外交，前者较多地是零和性外交博弈，后者带有一定的共赢外交可能，但要以保证美国利益与全球主导权为前提。
当今美国单极化诉求的安全护持主要包括了对潜在挑战者采取预防型平衡，对盟国采取管控型平衡，对其他国家可能采取合作型制衡。美国对这三类平衡对象给予的利益共享成分呈现依次递增趋势。当代美国把预防型平衡作为全球外交的重点，把管控型平衡作为外交立足点，辅之以合作型平衡，来谋求美国全球领导权的安全。这势必造成让自己安全而让别人不安全。这是对旧的冷战安全观的延续。
两洋同盟一直是美国维护其全球领导地位的重要依托。这次北约峰会针对俄罗斯乌克兰关系问题制定的一揽子计划看似是英国外交的亮点，实质是美国同盟外交的阶段性丰硕成果。因为自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尤其是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之后，美欧关系一直处于低迷状态，北约成员国之间因为金融问题厌弃美国作为金融危机始作俑者及落井下石的自私行为。
由于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美国自身的经济问题及欧洲经济不振带来的实力下降、欧洲盟国对美国的离心加剧，北约包括美国在内的成员国无力大规模投入同盟的军备建设，欧洲的重要大国纷纷削减本国军费，加上阿富汗北约成员驻军的消费，整个北约难以应对以乌克兰危机为中心的中东欧问题。而且美国还要在亚太地区对付中国等潜在对手，将战略中心向亚太地区转移，进一步削弱了北约的实力，限制了北约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的有效行动，而只能采取非传统安全手段来应对俄罗斯。 从威尔士峰会中，人们或许会认为乌克兰问题是北约乏力的表现，但我们必须看到另一面，乌克兰问题必将是美国再次凝聚和优化北约的重大契机。因为，保持一定热度和烈度的国际问题存在，始终是美国两洋同盟体系存在和延续的必要条件，也是美国安全护持平衡外交的前提条件。这次北约峰会实际上是借助乌克兰危机问题而凝聚美国大西洋同盟的一个里程碑。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由于北约的松散性与低效能，俄罗斯作为多极力量得以彰显自身意志。这次峰会正是美国应对挑战，团聚盟国保证自身国际权益安全而不得不采取的步骤。也较为充分地反映了单极化与多极化两种国际格局变化趋势并存，且正处于较为特殊的历史阶段——多极化力量与单极化力量的角逐处于胶着状态。这是相对于1999年前后的科索沃问题而言的。那时美国单极化意志极为彰显，而多极化力量黯然失色。
此次峰会上英国首相卡梅伦发表讲话敦促成员国按照北约条款投入军费以保障北约必要的军备运转。北约的确给成员国带来了某种程度的安全“保险”，但只有为数较少的成员国“交保险费”，而大多数成员国不愿意为北约承担必要的运转费用。作为冷战集体安全的军事组织，北约成员国不断增多，带来的问题是，不同成员国的经济总量和发达程度不同。经济总量大的较发达国家会认为如果都平起平坐地按照北约规定拿出本国2%的GDP来投入军备，这与经济总量小、发达程度较差的国家相比，他们付出的就会多出很多，而且安全是所有成员国共享的，因此这些大国认为如果按照规定投入军费，客观上就有相当一部分是帮助那些经济较弱的国家分担的，它们会觉得是“吃大亏”了。而较弱较小的国家会觉得如果它们投入与大国等量份额，即便是等量比例的军费，实际上是分担了与其实际权利享受不对称的责任，它们会认为大国享受到的相应安全保障份额要更多更大一些，理应投入对等的安全费用。更有甚者，有的国家在一定时期内会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其国家军事及装备等不纳入北约统一军事体系，不受北约军事最高指挥部调遣，完全自主决定应对国际事务的军事行动，但这样的国家仍然是北约成员国。历史上，法国曾经为了独立自主的大国权益与排斥美国的摆布、西班牙由于要求直布罗陀海峡控制权，都在很长时间内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赢得了本国的民族尊严，同时获得了自主外交的国际利益。再加上北约有些成员国之间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历史矛盾，如英法不仅在中世纪和近代史上，而且现当代在欧盟发展历程中的矛盾长期存在、美欧之间经济纷争、欧盟一直在努力要建立自己独立的防务体系，等等，这些无疑使北约成为“有缝的蛋”，客观上存在着离心因素，削弱了它的整体军事实力，部分限制了其对外军事干预的速度与效果。
20世纪90年代的巴尔干动荡、格鲁吉亚问题、乌克兰冲突，都被北约领导人看成是威胁自由世界、颠覆国际秩序与国际准则、企图重建地区霸权的欧洲难题，是对北约的严重挑战。因此，他们认为这是加强北约的重要原因。这些原因可以被美国用来消除同盟内离心因素，加强北约的团结，为保证自己的领导权安全创造条件。
中国隐忧及应对
表面看，此次峰会似乎与中国关系不大，其实不然。
第一，难避冷战余波：此次峰会体现了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及其重要盟国，还没能构建出更好的平台去代替美国两洋同盟作为本国外交的有力抓手。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及其重要盟国总体实力衰减，因为中国经济发展强劲而被视为世界秩序的挑战者，若美国同时在欧亚两洲并重地施展平衡战略对手的外交，必然力不从心。而一旦威尔士峰会的安排能够落实，将稳住欧洲的安全局势，那么，美国必将加大对亚太地区的预防型外交投入。
第二，难免幽灵袭扰：从前述普京与福克斯的表态中，可看到在当代国际格局变化中的冷战幽灵不去，尤其福克斯对整个共产主义的攻击性言论，其指涉的不仅仅是苏联及其领导的华约，也不仅仅是指冷战时期的共产主义。而峰会的一系列“成果”中，反复提及北约盟国的共同价值观与异质价值观国家的对立，看似主要针对当今的俄罗斯，实际上与美日同盟、美韩同盟等一系列亚太同盟在双边会议的种种“成果”如出一辙，甚至在这一点上大多是雷同的，就是针对非资本主义世界，尤其是针对共产党国家，而中国则是冷战结束后现存的最大的将马列主义作为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共产党国家。
第三，必临夹心困境：乌克兰与俄罗斯关系恶化凝聚了北约成员国。一方面，中国与俄乌两国似乎是等距离的友好合作关系，无法明确地在俄乌任何一方选边站；另一方面，北约成员国不是死板一块，中国与其中的大部分成员国存在良好的双边关系，它们中有的还是欧盟的支柱国，因此中国难以针对北约有所行动，即便是话语层次的发声，也可能造成外交损失。
第四，将迎后继挑战：威尔士峰会表明乌克兰将成为北约成员国的趋势不可逆转，而且俄乌矛盾会加剧这种进程。乌克兰是否加入北约对中国的地缘战略没有太大影响，然而一旦乌克兰加入北约之后的中东欧与俄罗斯之间获得战略平衡的稳定，即欧洲一旦相对处于安全稳定状态，中国将失去战略牵制美国及其追随者的这张外交牌，中国在欧盟、俄罗斯外交中的战略作用会降低。其时中国周边紧张局势将会加剧。
因此，针对以上问题，首先，中国必须继续在舆论上批评冷战思维，但在外交行动中要客观对待冷战思维，不能单方面彻底摒弃，因为没有得到对方认同的摒弃，只会将自己陷入孤立的境地，而且冷战结束以来的美国等西方大国及大国集团，在对华外交中，从来就没有放弃冷战思维及冷战方式。其次，针对美国借两洋同盟推行单极化诉求及其构建对华实施战略包围圈、阻滞中国和平崛起，中国除了采取资源与市场的经济手段来缓解政治压力之外，就是要利用或主导构造出两洋同盟成员之间的矛盾、其他成员国与美国之间的矛盾、非成员国与美国之间的矛盾，促使这些矛盾保持某种热度和烈度，卸美国同盟抱团之力，减中国周边安全的受困之压。在舆论上可以宣传不结盟外交，赢得国际道义，但在实践中必须改变不结盟的外交策略，要用经济结盟来实际捆绑军事安全结盟，弥补语言及字面上强调的不结盟缺陷。控制好涉华海疆矛盾热度的同时，抓紧解决陆疆争端，在有可能争取最多最大权益的情况下，可以考虑舍车保帅地尽快卸掉陆疆争端的包袱，专攻涉日、涉南海问题。再次，中国未来起码15年内没有必要挑战美国的国际主导权，因为中国无力分享美国的国际领导权，也承担不起相应的国际责任，而且让美国忙于四处保持主导权，延续或营造出美国的国际矛盾，比如，要尽力灵活地阻止乌克兰矛盾尽快得到解决，这样会牵制或削弱美国在亚太的“再平衡”战略。最后，在美国、欧盟、日本经济疲软，美国同盟与俄罗斯交恶的前提下，可以利用乌克兰危机、伊拉克安全、阿富汗局势这些矛盾同时存在同时升温之机，且中国在保证国内局势绝对可控的条件下，适时营造为我所用的舆论，适当地打赢一场维护主权的小规模战争，既是策应并使得前述国际矛盾保持热度不降（起码不要被美国及其同盟及时解决），又能树立中国的大国形象与威严。但必须防止俄罗斯临时倒戈的现象出现。
总之，2014年9月初在英国威尔士举行的北约成员国首脑会议不是一次单纯关乎乌克兰危机与俄罗斯关系的会议。从美国利益这个立足点来看，两洋同盟的存续是美国单极化诉求的重要保障。而威尔士峰会正是在这种保障难以为继中的北约低效能与涣散性增大背景下召开的。峰会的内容关乎美国领导权、欧盟的地缘安全在东欧乌克兰问题上受到俄罗斯的挑战，国际格局单极力量疲软，威尔士峰会带有明显的冷战遗留特征，本质上充斥着冷战思维的内容，表现了北约作为冷战机器的特性难以改变，也不可能根本改变。其中的重要原因是美国维护自身全球领导权而对其他力量采取不同类型的平衡外交。其中为迟滞潜在对手崛起的预防型平衡外交，需要保持或构造出关涉挑战国的争端持续下去，需要借助同盟力量对挑战国构成安全困境。威尔士峰会表面上没有提及中国，实际上，不仅中国在其外交范围之内，而且中国地缘安全环境因美国的重返亚洲、实施“再平衡”战略而在冷战结束以来渐趋恶化。中国对威尔士峰会关涉的俄乌矛盾及北约的优化与强化都具有外交上的两难选择。另外，一旦威尔士峰会一揽子计划得以实施，乌克兰加入北约，俄乌矛盾尘埃落定，美国欧洲战略隐患得以（暂时）安抚之后，必然进一步收紧其在中国周边的安全遏制圈，加大平衡对华崛起的外交力度。必须在认清威尔士北约峰会本质的基础上，才能清晰地发现有关中国的诸多未来隐忧。如何应对这些问题，将是对中国外交智慧的考验。中国唯有立足于自身的稳定，善于在变幻的国际格局变化中利用矛盾，扬长避短地适时改变策略，先解决陆疆问题，防止俄罗斯突变，才可以确保国家地缘安全，并营造出本国持久发展所需的国际条件。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冷战后美国两洋同盟演化与国际格局转型研究”（编号：13CKS029）、江苏社会科学基金课题“实现‘中国梦’进程中的亚太秩序困境研究”（批準号：14SZB002）的成果之一〕
（作者系中共江苏省委党校世界经济与政治教研部副教授，博士）
责任编辑：黄 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