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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明正统十年（1448）二月十五日，明英宗朱祁镇为甘州的卧佛寺及凉州的罗什寺同时下了两道圣旨，各颁赐《北藏》一部。这两道圣旨所载内容，包括字体、大小，书写格式、落款时间及用印等，都完全相同。圣旨及《北藏》乃至写经、佛经雕版，是研究我国佛教文化以及明、清佛教经典版本和甘肃河西佛教文化发展的重要实物资料，也是研究明代书法艺术的珍贵实物资料。
[关键词]卧佛寺；罗什寺；圣旨；《北藏》
[中图分类号]K877.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7）18-0024-02
明正统十年（1448）二月十五日，明英宗朱祁镇为甘州的卧佛寺及凉州的罗什寺同时下了两道圣旨，各颁赐《北藏》一部。这两道圣旨的内容，除颁赐《北藏》的地方、寺院的名称不同外。所载其他内容，包括字体、大小，书写格式、落款时间及用印等，都完全相同。凉州圣旨现藏武威市博物馆，保存完好，字迹清晰可辨，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甘州圣旨现藏甘州区博物馆，其上、下横边及右半边残损，被定为国家二级文物。
因武威市博物馆珍藏的圣旨保存完整，以此为准，其书写形式及内容介绍于下：圣旨长100厘米，宽40厘米；在龙纹黄罗绢上，用汉文恭楷书而成，书法遒劲秀拔，字迹清俊优美。圣旨称：“皇帝圣旨：朕体天地保民之心，恭承皇曾祖考之志。刊印大藏经典，颁赐天下，用广流传，兹以一藏，安置陕西凉州在城大寺院，永充供养，听所在僧官，僧徒看诵赞扬，上为国家祝厘，下与生民祈福，务须敬奉守护，不许纵容闲杂之人，私借观玩，轻慢亵渎，致有损坏、遗失，敢有违者，必究治之。谕，正统十年二月十五日。”后有朱印一方，楷书，内容为“敕命之宝”。
《北藏》即《永乐北藏》，全称《大明三藏圣教北藏经》。明正统五年（1440）英宗皇帝朱祁镇御赐，为明成祖永乐八年（1419）敕令在北京开雕之大藏经。《金陵梵刹志·钦录集》卷2曾记，永乐十七年（1419）三月初三日宣僧录司右善世道成与一如等八人于西红门，降旨“将藏经好生校勘明白，重要刊版。经面用湖水表素绫”。校经地点在北京庆寿寺。《北藏》刊版，自永乐十七年（1419）三月开始校勘藏经，至英宗朱祁镇正统五年（1440）十一月经版刊竣，历时21年。主要颁赐全国名山大寺。藏经自大乘般若经起，至明三藏法数，集佛教经、律、论之大成，共收经1621部，6361卷，分作636函，以“千字文”编次自“天”至“石”。
從现存《北藏》来看，藏经装帧、印刷考究，函套和经本上下掩面一般裱绫或绢，封面以蓝绢为底，墨色经题下有“千字文”函号、册次。每版录经文25行，折为5页，每页5行，每行17字。版式特点是扩大了版心，加大了字体，充分显示出官版大藏经的气派和华贵。版框天地边线为子母线，外粗内细，外框高约27.3厘米，内框高约26.3厘米。一页长12.8厘米，纸宽约36.6厘米，天头高约7厘米，地脚约2.6厘米。通篇采用赵体字。卷首提名下标注“千字文”编号及号、册次及版次，函号和册次均为阴文，在圆形双线边框内。
《北藏》每卷卷首有扉页一种，画幅为一版5页，边框系上下双边，左右单边，长约63厘米。扉页中央绘释迦牟尼佛结跏趺坐于莲花宝座上，身着莲花图案袈裟，右手臂上曲于胸前作手印，左手臂平曲于腹前，掌心向上。释迦牟尼佛两侧闻法僧众各32位，有菩萨、四大天王、天龙八部、十八罗汉。《北藏》各函首册扉页画前有御制藏经碑，末册尾一些印本还有御制施经牌，函末亦有护法神韦驮象。这些经文典籍保存基本完整，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被收入国家珍贵图书名录。
明正统六年（1441），御赐之《北藏》首部《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由钦差讲经兼赐宝藏的圆融显密宗师道深运至张掖。钦差镇守陕西甘肃等处御马监兼尚宝监太监鲁安公王贵（法名朵儿只省巴）为“上以图报列圣宠赐之洪恩，下以效资祖宗栽培之厚德，更计显考昭勇将军王公、显妣吴氏太淑人，由乎善利泛慈航，等彼岸于菩提，次及己躬雪衍，尤增富寿于景运”，集地方名士以《北藏》首部《大般若波罗蜜多经》为蓝本，取绀青纸为质，依“千字文”编序，金、银书写绘画，共计600卷。序言通篇用金泥书写，经文文字用银泥书写，凡“佛” “菩萨” “世尊” “菩萨摩克萨”等尊谓，皆用金泥加以重描。晦涩之字注通假字以便诵读，并于每函卷首扉页置精美的金线描曼荼罗画一幅。
金银书《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现存558卷（287本），分30函，每函5本，每本2卷，合为10卷，其中扉页曼荼罗画28幅，分五折页金线描会。画幅总宽61厘米，高28.5厘米，面积0.17平方米。画面以本尊释迦牟尼坦城为中心，周围绘以十万众佛、菩萨、诸天、罗汉、神众等尊像，人物多达108尊。经书封皮以绫锦装帧，刺绣龙纹图案，尽显华贵。
金银书《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经文书法结体周正，字体清雅俊美。卷首曼荼罗画显密兼顾、佛道相杂，人物精丽，线条柔美，透射出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汉藏交融的艺术风格，是民族文化相互交融的历史见证，也是张掖先民聪明才智与艺术才华的充分展示，真实反映了明代张掖佛教文化艺术发展的繁荣与兴盛。
这些经文典籍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被国家文物局专家组定为国宝。现藏张掖市甘州区博物馆。
武威市博物馆保存的凉州圣旨中所载“陕西凉州城内大寺院”，即武威罗什寺院。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重修罗什寺碑记》就有这样的记载：“在明永乐七年间，有主持僧石洪修建大殿，迨正统十年颁赐大藏经全部。”谕旨中所说陕西凉州在城大寺院，就是武威的罗什寺院。也就是说，这一圣旨是明代英宗皇帝为武威罗什寺院颂赐大藏经所下的命令。又据《甘肃通志稿》记载，明洪武九年（1377）， 明王朝在武威设凉州卫，凉州卫属陕西行都司（治所在今张掖）管辖。因此，在圣旨中称：“安置陕西凉州在城大寺院，永允供养。”明英宗为凉州罗什寺院下谕颂赐大藏经，并在谕旨中称之为“大寺院”。这是因为罗什寺院不仅在我国佛教史上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而且在当时具有相当的规模和很大的影响。正因为如此，英宗皇帝下此令，颁赐大藏经，便安置在罗什寺院内。自此以后，凉州人民为了守护好这批大藏经，在明隆庆、天启，清顺治、康熙、嘉庆年间对寺院又进行了大规模扩建、修葺，使这批大藏经能够广泛流传，世代保存。由于凉州人民的精心守护管理，这批大藏经至今仍保存在武威市博物馆。1986年通过重新整理，除有极少部分残缺损失外，现保存660多卷，6000多册，被列为国家珍贵图书名录。 《北藏》佛经在武威罗什寺和张掖大佛寺的入藏，极大地丰富了当时武威罗什寺及张掖大佛寺佛教文献的内容，满足了僧官、僧徒看念颂经的需要，对佛教文化的传播发展发挥了作用，对研究中国大藏经的历史和内容有极高的历史价值，是武威罗什寺和张掖大佛寺蜚声海外的镇寺法宝之一。
然而，到清世祖顺治四年（1647），甘州回民米刺印、丁国栋发动反清起义，起义军在与清将张勇的战斗中，一些散兵游勇趁火打劫，寺内佛经锦绢包袱被劫夺，并造成900余卷佛经失毁。事后，大佛寺立即组织人员全力补造，派遣僧人到武威罗什寺补造900余卷遗失毁损的《北藏》，为填补佛经的缺失，再兴刊印等诸多佛事。从清世祖顺治十年（1653）开始，大佛寺僧纲司刘道津组织寺僧善信等人，在地方政府支持下，以姑苏坊刻本或其他藏本为蓝本，与武威罗什寺联络，对《北藏》失毁经卷，依照武威罗什寺所藏《北藏》进行补抄，对经卷的封皮、函套、裹经包袱也进行了整修。这项补救工作一直持续到清圣祖康熙三年（1664）才完成。这些活动，在刊印的雕版中，都有所记述。如“信士刘诰兹，因为父了还生前承刻，药师经愿助银三两，康熙二十七年九月，甘州金塔殿重刊”“信官高孟刊版流通，同登华藏，共入毗卢，大清岁次癸亥年吉月吉旦”“信女高门耿氏、王氏、李氏，释子比丘道海”等。这些雕版题记，一方面明確了清康熙年间大佛寺刊印佛经地点在金塔殿的事实，另一方面也解决了一些本地史的遗留问题。
在明代，刊印佛经主要集中于江浙一带，尤以南京、姑苏一带最为繁盛，地处西北边远的甘肃河西的张掖大佛寺佛教盛兴，少量的汉文佛经是远远不能满足僧侣及信徒们的需求，而作为宫廷刻本大藏的《北藏》，“不许闲杂之人私借观玩、轻慢亵渎、致有损坏遗失。敢有违者，必究治之” 。于是，刊印佛经，教化信众，就成了大佛寺佛教文化传承的重要方式。据史料记载，明万历以后，大佛寺就已开始在金塔殿刊印经版，张掖大佛寺寺藏明清佛经雕版，时代自明嘉靖至清康熙，共795块，为国家一级文物。材质多以梨木、枣木、桃木及松木为主，这些佛经雕版，平直厚重，木纹清晰，内容分《法华经》《金刚经》《童子经》《孔雀经》《药师经》《华严经》《七曜经》《金光明经》《观世音菩萨大悲咒》等近20种，多已缺失不全。经版规格不一，尺寸集于纵48～75厘米、横12.7～29厘米、厚2～4厘米。雕版以文字版为主，正楷体，字形和行序皆反向。从版面看，由于历史上频繁用墨刷印，多数雕版乌黑闪亮，字面工整出凸，笔画粗细均匀，字体清秀俊美，真实反映了明清刻工的超群技艺。其中有近50块经变故事版画、人物版画及陀罗尼真言符咒版，或于扉画冠经文之前引首处，或是经中插图，组成左图右书、上图下文、内图外文等多样版式，目的都是为了形象通俗地解释经中故事。在一些经文之尾，一般是“护经神像”的位置。这些版画或线条繁缛、精细华美，或构图严谨、版式多变，是寺藏佛经雕版中的艺术珍品。
圣旨及《北藏》乃至写经、佛经雕版，是研究我国佛教文化以及明、清佛教经典版本和甘肃河西佛教文化发展的重要实物资料。明代为了专制集权统治的需要，实行以“八股”取士的制度。因科举的需要，不仅小楷字体在当时相当发展，而且还产生了要求书体整饬一律的“台阁体”。这种字要求写得乌黑、方正、光洁、大小一律，特别在上层官僚间所形成了一种文风，盛行于明代早期。正统圣旨的书体体现了当时上层官僚中的文风和书体风格，是明代公文、书法艺术的一种具体反映和体现，对研究当时的书法艺术也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卧佛寺；罗什寺；圣旨；《北藏》
[中图分类号]K877.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7）18-0024-02
明正统十年（1448）二月十五日，明英宗朱祁镇为甘州的卧佛寺及凉州的罗什寺同时下了两道圣旨，各颁赐《北藏》一部。这两道圣旨的内容，除颁赐《北藏》的地方、寺院的名称不同外。所载其他内容，包括字体、大小，书写格式、落款时间及用印等，都完全相同。凉州圣旨现藏武威市博物馆，保存完好，字迹清晰可辨，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甘州圣旨现藏甘州区博物馆，其上、下横边及右半边残损，被定为国家二级文物。
因武威市博物馆珍藏的圣旨保存完整，以此为准，其书写形式及内容介绍于下：圣旨长100厘米，宽40厘米；在龙纹黄罗绢上，用汉文恭楷书而成，书法遒劲秀拔，字迹清俊优美。圣旨称：“皇帝圣旨：朕体天地保民之心，恭承皇曾祖考之志。刊印大藏经典，颁赐天下，用广流传，兹以一藏，安置陕西凉州在城大寺院，永充供养，听所在僧官，僧徒看诵赞扬，上为国家祝厘，下与生民祈福，务须敬奉守护，不许纵容闲杂之人，私借观玩，轻慢亵渎，致有损坏、遗失，敢有违者，必究治之。谕，正统十年二月十五日。”后有朱印一方，楷书，内容为“敕命之宝”。
《北藏》即《永乐北藏》，全称《大明三藏圣教北藏经》。明正统五年（1440）英宗皇帝朱祁镇御赐，为明成祖永乐八年（1419）敕令在北京开雕之大藏经。《金陵梵刹志·钦录集》卷2曾记，永乐十七年（1419）三月初三日宣僧录司右善世道成与一如等八人于西红门，降旨“将藏经好生校勘明白，重要刊版。经面用湖水表素绫”。校经地点在北京庆寿寺。《北藏》刊版，自永乐十七年（1419）三月开始校勘藏经，至英宗朱祁镇正统五年（1440）十一月经版刊竣，历时21年。主要颁赐全国名山大寺。藏经自大乘般若经起，至明三藏法数，集佛教经、律、论之大成，共收经1621部，6361卷，分作636函，以“千字文”编次自“天”至“石”。
從现存《北藏》来看，藏经装帧、印刷考究，函套和经本上下掩面一般裱绫或绢，封面以蓝绢为底，墨色经题下有“千字文”函号、册次。每版录经文25行，折为5页，每页5行，每行17字。版式特点是扩大了版心，加大了字体，充分显示出官版大藏经的气派和华贵。版框天地边线为子母线，外粗内细，外框高约27.3厘米，内框高约26.3厘米。一页长12.8厘米，纸宽约36.6厘米，天头高约7厘米，地脚约2.6厘米。通篇采用赵体字。卷首提名下标注“千字文”编号及号、册次及版次，函号和册次均为阴文，在圆形双线边框内。
《北藏》每卷卷首有扉页一种，画幅为一版5页，边框系上下双边，左右单边，长约63厘米。扉页中央绘释迦牟尼佛结跏趺坐于莲花宝座上，身着莲花图案袈裟，右手臂上曲于胸前作手印，左手臂平曲于腹前，掌心向上。释迦牟尼佛两侧闻法僧众各32位，有菩萨、四大天王、天龙八部、十八罗汉。《北藏》各函首册扉页画前有御制藏经碑，末册尾一些印本还有御制施经牌，函末亦有护法神韦驮象。这些经文典籍保存基本完整，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被收入国家珍贵图书名录。
明正统六年（1441），御赐之《北藏》首部《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由钦差讲经兼赐宝藏的圆融显密宗师道深运至张掖。钦差镇守陕西甘肃等处御马监兼尚宝监太监鲁安公王贵（法名朵儿只省巴）为“上以图报列圣宠赐之洪恩，下以效资祖宗栽培之厚德，更计显考昭勇将军王公、显妣吴氏太淑人，由乎善利泛慈航，等彼岸于菩提，次及己躬雪衍，尤增富寿于景运”，集地方名士以《北藏》首部《大般若波罗蜜多经》为蓝本，取绀青纸为质，依“千字文”编序，金、银书写绘画，共计600卷。序言通篇用金泥书写，经文文字用银泥书写，凡“佛” “菩萨” “世尊” “菩萨摩克萨”等尊谓，皆用金泥加以重描。晦涩之字注通假字以便诵读，并于每函卷首扉页置精美的金线描曼荼罗画一幅。
金银书《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现存558卷（287本），分30函，每函5本，每本2卷，合为10卷，其中扉页曼荼罗画28幅，分五折页金线描会。画幅总宽61厘米，高28.5厘米，面积0.17平方米。画面以本尊释迦牟尼坦城为中心，周围绘以十万众佛、菩萨、诸天、罗汉、神众等尊像，人物多达108尊。经书封皮以绫锦装帧，刺绣龙纹图案，尽显华贵。
金银书《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经文书法结体周正，字体清雅俊美。卷首曼荼罗画显密兼顾、佛道相杂，人物精丽，线条柔美，透射出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汉藏交融的艺术风格，是民族文化相互交融的历史见证，也是张掖先民聪明才智与艺术才华的充分展示，真实反映了明代张掖佛教文化艺术发展的繁荣与兴盛。
这些经文典籍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被国家文物局专家组定为国宝。现藏张掖市甘州区博物馆。
武威市博物馆保存的凉州圣旨中所载“陕西凉州城内大寺院”，即武威罗什寺院。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重修罗什寺碑记》就有这样的记载：“在明永乐七年间，有主持僧石洪修建大殿，迨正统十年颁赐大藏经全部。”谕旨中所说陕西凉州在城大寺院，就是武威的罗什寺院。也就是说，这一圣旨是明代英宗皇帝为武威罗什寺院颂赐大藏经所下的命令。又据《甘肃通志稿》记载，明洪武九年（1377）， 明王朝在武威设凉州卫，凉州卫属陕西行都司（治所在今张掖）管辖。因此，在圣旨中称：“安置陕西凉州在城大寺院，永允供养。”明英宗为凉州罗什寺院下谕颂赐大藏经，并在谕旨中称之为“大寺院”。这是因为罗什寺院不仅在我国佛教史上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而且在当时具有相当的规模和很大的影响。正因为如此，英宗皇帝下此令，颁赐大藏经，便安置在罗什寺院内。自此以后，凉州人民为了守护好这批大藏经，在明隆庆、天启，清顺治、康熙、嘉庆年间对寺院又进行了大规模扩建、修葺，使这批大藏经能够广泛流传，世代保存。由于凉州人民的精心守护管理，这批大藏经至今仍保存在武威市博物馆。1986年通过重新整理，除有极少部分残缺损失外，现保存660多卷，6000多册，被列为国家珍贵图书名录。 《北藏》佛经在武威罗什寺和张掖大佛寺的入藏，极大地丰富了当时武威罗什寺及张掖大佛寺佛教文献的内容，满足了僧官、僧徒看念颂经的需要，对佛教文化的传播发展发挥了作用，对研究中国大藏经的历史和内容有极高的历史价值，是武威罗什寺和张掖大佛寺蜚声海外的镇寺法宝之一。
然而，到清世祖顺治四年（1647），甘州回民米刺印、丁国栋发动反清起义，起义军在与清将张勇的战斗中，一些散兵游勇趁火打劫，寺内佛经锦绢包袱被劫夺，并造成900余卷佛经失毁。事后，大佛寺立即组织人员全力补造，派遣僧人到武威罗什寺补造900余卷遗失毁损的《北藏》，为填补佛经的缺失，再兴刊印等诸多佛事。从清世祖顺治十年（1653）开始，大佛寺僧纲司刘道津组织寺僧善信等人，在地方政府支持下，以姑苏坊刻本或其他藏本为蓝本，与武威罗什寺联络，对《北藏》失毁经卷，依照武威罗什寺所藏《北藏》进行补抄，对经卷的封皮、函套、裹经包袱也进行了整修。这项补救工作一直持续到清圣祖康熙三年（1664）才完成。这些活动，在刊印的雕版中，都有所记述。如“信士刘诰兹，因为父了还生前承刻，药师经愿助银三两，康熙二十七年九月，甘州金塔殿重刊”“信官高孟刊版流通，同登华藏，共入毗卢，大清岁次癸亥年吉月吉旦”“信女高门耿氏、王氏、李氏，释子比丘道海”等。这些雕版题记，一方面明確了清康熙年间大佛寺刊印佛经地点在金塔殿的事实，另一方面也解决了一些本地史的遗留问题。
在明代，刊印佛经主要集中于江浙一带，尤以南京、姑苏一带最为繁盛，地处西北边远的甘肃河西的张掖大佛寺佛教盛兴，少量的汉文佛经是远远不能满足僧侣及信徒们的需求，而作为宫廷刻本大藏的《北藏》，“不许闲杂之人私借观玩、轻慢亵渎、致有损坏遗失。敢有违者，必究治之” 。于是，刊印佛经，教化信众，就成了大佛寺佛教文化传承的重要方式。据史料记载，明万历以后，大佛寺就已开始在金塔殿刊印经版，张掖大佛寺寺藏明清佛经雕版，时代自明嘉靖至清康熙，共795块，为国家一级文物。材质多以梨木、枣木、桃木及松木为主，这些佛经雕版，平直厚重，木纹清晰，内容分《法华经》《金刚经》《童子经》《孔雀经》《药师经》《华严经》《七曜经》《金光明经》《观世音菩萨大悲咒》等近20种，多已缺失不全。经版规格不一，尺寸集于纵48～75厘米、横12.7～29厘米、厚2～4厘米。雕版以文字版为主，正楷体，字形和行序皆反向。从版面看，由于历史上频繁用墨刷印，多数雕版乌黑闪亮，字面工整出凸，笔画粗细均匀，字体清秀俊美，真实反映了明清刻工的超群技艺。其中有近50块经变故事版画、人物版画及陀罗尼真言符咒版，或于扉画冠经文之前引首处，或是经中插图，组成左图右书、上图下文、内图外文等多样版式，目的都是为了形象通俗地解释经中故事。在一些经文之尾，一般是“护经神像”的位置。这些版画或线条繁缛、精细华美，或构图严谨、版式多变，是寺藏佛经雕版中的艺术珍品。
圣旨及《北藏》乃至写经、佛经雕版，是研究我国佛教文化以及明、清佛教经典版本和甘肃河西佛教文化发展的重要实物资料。明代为了专制集权统治的需要，实行以“八股”取士的制度。因科举的需要，不仅小楷字体在当时相当发展，而且还产生了要求书体整饬一律的“台阁体”。这种字要求写得乌黑、方正、光洁、大小一律，特别在上层官僚间所形成了一种文风，盛行于明代早期。正统圣旨的书体体现了当时上层官僚中的文风和书体风格，是明代公文、书法艺术的一种具体反映和体现，对研究当时的书法艺术也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