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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的出版业，在政治舆论上它提供相应空间，学术文化上它是不可或缺的载体，同时也是国民经济的重要产业，因此一直为后人广为称道，甚至被认为有着难以企及的地方。民国时期出版的整体面貌是怎样？武汉大学吴永贵教授的《民国出版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11年6月版）为我们提供了有关民国出版的整体视域，是我国第一部全面研究民国时期出版业状况的力著。
1 从时间轴上把握民国时期出版业的发展
《民国出版史》从“晚清时期出版业的近代化转型”入手，继而到“民国时期出版业的发展历程”，全面呈现民国时期出版业的来龙与去脉。
出版作为我国古已有之的行业，它在近代时期的转型，与近代中国社会的转型一样，都不是源于内部条件的自身成熟，而是来自于外力的强力推动。传教士的出版活动，从客观效果来看，起着中国出版走向现代化第一推动力的作用。洋务派的翻译出版活动，为中国出版业近代化转型酝酿基础。甲午中日战争惨败后，维新志士以报纸、期刊、图书为宣传工具，鼓荡民气，输入西学，启蒙新知，新书刊出版市场的出现，民营出版得以迅速崛起，出版业近代化转型则初步完成。
“民国时期出版业的发展历程”清晰勾勒出民国期间出版业的步步发展。五四新思潮下，新文化催生了新出版，新出版又推动了新文化，两者互为推动体现得淋漓尽致。1928年国民政府成立到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前这十年，是民国出版业的黄金十年，原有的大书局规模进一步扩大；新设的中小书局，兴跌更替，生命力顽强；书刊出版的数量，更是逐年攀升，其中不乏质量上乘、对当时及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的出版物。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直接导致了民国时期出版业的由盛转衰，战时出版业也开始后方大转移。日本无条件投降之后，战后出版业重建，全国出版中心由西而东重回上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新时代到来，中国出版业告别民国时期的出版模式和格局，走向新的历史大变革时期。
《民国出版史》的开篇两章即从时间轴上勾沉出民国时期出版业的发展历程与整体状况。
2 从出版学科的各横截面展开研究
民国出版被认为是现代出版的肇始，因为它开始有了全然不同于传统出版的新质，如技术的新手段，经营的新方式，出版物的新内容，出版观的新调整，出版职业的新确立，出版体制的新变迁，出版布局的新转移，出版文化的新递演等等。现代出版的各要素在民国时期得以基本确立。
作者专辟三章展开民国时期相关出版要素的研究：“编辑出版工作”、“书业经营与管理”、“出版法律与出版管理”。武汉大学编辑出版学专业在国内创办最早，学科建设比较完备，从作者这几章的写作也易发现，即使是关于出版史方面的研究，其研究的基本框架也是落在整个学科构架上的——从编辑实务、书业营销、书业法律、书业经营与管理、书评等方面来全面展开民国出版史的研究。也正如此，作者对民国出版史的研究不仅有从时间轴上纵的把握，也包括对出版各横截面的展开。
值得一提的是，现代编辑出版工作中的选题、组稿、校对、装帧、印刷、发行，从民国时期确立至今变化不大，但该时期的书业广告最是活跃精彩，作者着墨尤多也极为出彩。
3 抓住民国出版业中的特殊问题进行研究
3.1 不同类型的图书出版情况
无论是商务印书馆，还是中华书局，他们都是以教科书为发端而成为民国时期最大的出版机构的。后来他们的出版活动中，教科书的出版也始终占据重要的地位。教科书在我国近代学校教育中也确实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教科书出版研究，有着重大的出版史和文化史上的意义，作者为此单辟一章“教科书出版”以作研究。
同时，作者还另辟一章“各类型图书的出版”。近代以来我们出版界一般把图书分成教科书、工具书、古籍、儿童读物、丛书等类型，虽然类别之间有些相互交叉混乱，但从这一个时代图书类型化的结构中，可以窥见时代文化潮流涨涨落落的讯息，作者对此进行了仔细探究。
3.2 对图书出版的学科分布与区域分布进行研究
民国时期，现代学科依次引入，学科发展得到长足的进步。同时，民国时期学科发展程度不一，各学科发展存在着明显的不平衡现象，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导致民国出版物结构的畸轻畸重。书中用大量的统计数据，试图把脉那个时期国人阅读的兴奋区域所在。
作者还注意到，与学科发展状况一样，民国出版业的地区分布同样存在着不均衡的现象，因此注意对民国出版业的区域分布进行了相应的梳理：上海为全国出版的中心，战前的出版次中心城市，抗战时期出现的出版新据点，等等。作者将图书出版的学科分布与区域分布研究列为一章“民国图书出版的学科分布与区域布局”。
3.3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出版业
民国时期的出版业，以民营出版机构为主体，国民政府的官办书局占有一席之地。同时，还有着另外一支重要的出版力量——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出版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出版机构，它们或大或小，或隐秘或公开，形态各异，特征不同，但风格鲜明——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为党的事业服务，而且它们更是此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出版业的源头，对此后的出版事业，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作者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出版业单列一章，概述中国共产党出版事业的发展历程；对不同时空区域的出版机构进行选择性地介绍，特别介绍了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在中国共产党的出版活动中涌现的杰出出版人，如邹韬奋、徐伯昕、胡愈之等专为列传。如此安排，可谓见解通透。
4 出彩的出版人物专题研究
民国出版之所以一直为人所称道并乐道，与那个时代涌现出大批杰出的出版家、编辑家不无关系。作者“大书局重要出版人物列传”、“其他编辑出版人物列传”两章的专题研究，出手不凡，极为精彩。
作者因长期浸淫民国出版史中，与民国出版人物神交已久，因此笔下的出版人物栩栩如生，更重要的是，对所列传的出版人物精神特质之精准把握，让人惊奇赞叹！单看看这些标题就也就可知一二：《张元济：在出版中安身立命》《王云五：杂家做成大出版》《沈知方：纵横书业的经营奇才》《章锡琛：可敬的精明与气度》《夏丏尊：不改教育家本色》《叶圣陶：“开明风”的代表者》《鲁迅：真为文艺尽力的高明编辑》《赵家璧：邀约名家书稿的能手》《张竞生：既开风气也为先》…… 作者对出版人物的选择，如雷贯耳者固然是应有之题，但也不局限于此。有的传主实际上仅在其人生某一阶段客串过出版工作，但因其做出了特点，显示了专长，开创了局面，产生了影响，因此作者予以篇幅点睛概括，如“且歌且舞且编书的黎锦晖”等。
具体到对传主的介绍，作者不因求全而面面俱到，注意抓住传主最重要的特质。特质的择选，有的从其出版成就，有的从其出版理念，有的则从其人生选择、知识结构，甚至是从其人际关系展开，不拘一格，只为最精准的呈现出这一具有独特价值和魅力的出版人。“写出了一个一个有血有肉、各有擅场与精神的出版大家！”
作者能将一个个出版人写得如此生动、体己且解读精到，跟其与传主有认同感和共鸣不无关系。作者在对夏丏尊作传时称其“是一个谦谦君子，他把自己笃实而诚敬的德行融入到教育出版活动中，不事浮夸，点点滴滴做着文化的胜业。在看似平凡平实的背后，其实正包孕着一股强烈的理想情怀和一颗炽热的爱人之心，因而也就特别有凝聚力……这样的教育出版家，他说不上有多少轰轰烈烈，但他和他事业的影响力，却持久而绵长。”笔者作为曾受作者教益的学生，深以为这何尝不是作者自身的写照呢。
书中后记中有一段话，作者也表露了自己于此的心力与期许：“说机构，论人物，言环境，谈影响，出版史和其他教育史、文学史等专门史一样，在写作的视角和取向上，大致相差不远。只是本书对机构和人物，较其他专著，似乎着墨略多。笔者琐琐细细不厌其烦地写下来，是感慨于那个时期很多出版机构的一份独立与自尊，出版人物的一份锐气与敬业，也希望读者能从那个时期的书局书人书事中，感受到一份令人神往的出版精神和文化情怀。”
5 有史有论，论述细致，做功扎实，行文有味
《民国出版史》一书的重要特色在于有史有论，史论结合，有理有据。
作者史料爬梳的细致，从其书后的主要参考文献即可窥见一斑。作者撰写该书的参考文献细分为以下若干大类：出版志类（25种），史料与档案类（35种），目录与辞典类（36种），编年与索引类（24种），出版机构史类（21种），出版史著述类（69种），文学史著述类（29种），教育史著述类（11种），传记、日记、书信类（55种），书评书话类（9种），其他历史著述类（46种），文集与选集类（17种），期刊与报纸类（16种），数据库类（11种），主要网站（7种）。
作者常年搜罗累积，拥有异常丰富的民国出版史料资源。坐拥资料丰富之便利，同时对史料的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所论往往清楚明白，有说服力。以开篇中关于近代出版与传统出版的分野，窃以为分析得极为有见地。作者以为，近代出版不单单是有了新的技术手段，出版近代化的内涵更包括经营的新方式，出版物的新内容，出版观的新调整，出版职业的新确立，出版体制的新变迁等。只有有了后者这些新的质素，才能算是实现了出版近代化的转型。如今我们火热讨论的数字出版，多还停留在技术方面的转型关注，作者关于出版近代化转型的要素分析，何尝不给我们今天出版数字化转型以很深的启示？
研究昨日之史，以期有益于今日之事，也是作者的初衷所在。在后记中，作者即自陈：“民国书业以民营为主，在商言商，竞争激烈，并在市场资源配置下，发展成为国民经济的一个重要门类。对那一时期编辑出版工作流程，以及书业经营与管理等，本书不惜笔墨，言之甚详，既再现历史，也着眼于现实，以为对当前的出版市场化改革，不失借鉴意义。”
作者在后记中还写道：“他（导师王余光）告诉我们，材料要谨取，注释要规范，写史要客观，做人要平和”，我想，作者是做到了导师的教诲与要求。在阅读该书的过程中，发现作者的注释极为规范，史料的引用进行相应的著录自不待言，在引述一些作者深感认同的学术观点时，作者都会一一标注来源出处。注释的规范不仅在于形式方面合乎著录规范要求，更在于著录中体现的作者严谨的学术态度，与对他人研究成果的温情敬意。
其他有关民国出版史的专著是怎样的呢？检索之下，发现目前为止，仅有作者的这部《民国出版史》。仅此一家、仅是一部，这恐不够吧？下一部有关民国出版史的著作会有怎样的特点呢？诚以期待。
（《民国出版史》，吴永贵著，福建人民出版社2011年6月出版，654页，定价80元。）
（收稿日期：2014-07-20）
1 从时间轴上把握民国时期出版业的发展
《民国出版史》从“晚清时期出版业的近代化转型”入手，继而到“民国时期出版业的发展历程”，全面呈现民国时期出版业的来龙与去脉。
出版作为我国古已有之的行业，它在近代时期的转型，与近代中国社会的转型一样，都不是源于内部条件的自身成熟，而是来自于外力的强力推动。传教士的出版活动，从客观效果来看，起着中国出版走向现代化第一推动力的作用。洋务派的翻译出版活动，为中国出版业近代化转型酝酿基础。甲午中日战争惨败后，维新志士以报纸、期刊、图书为宣传工具，鼓荡民气，输入西学，启蒙新知，新书刊出版市场的出现，民营出版得以迅速崛起，出版业近代化转型则初步完成。
“民国时期出版业的发展历程”清晰勾勒出民国期间出版业的步步发展。五四新思潮下，新文化催生了新出版，新出版又推动了新文化，两者互为推动体现得淋漓尽致。1928年国民政府成立到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前这十年，是民国出版业的黄金十年，原有的大书局规模进一步扩大；新设的中小书局，兴跌更替，生命力顽强；书刊出版的数量，更是逐年攀升，其中不乏质量上乘、对当时及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的出版物。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直接导致了民国时期出版业的由盛转衰，战时出版业也开始后方大转移。日本无条件投降之后，战后出版业重建，全国出版中心由西而东重回上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新时代到来，中国出版业告别民国时期的出版模式和格局，走向新的历史大变革时期。
《民国出版史》的开篇两章即从时间轴上勾沉出民国时期出版业的发展历程与整体状况。
2 从出版学科的各横截面展开研究
民国出版被认为是现代出版的肇始，因为它开始有了全然不同于传统出版的新质，如技术的新手段，经营的新方式，出版物的新内容，出版观的新调整，出版职业的新确立，出版体制的新变迁，出版布局的新转移，出版文化的新递演等等。现代出版的各要素在民国时期得以基本确立。
作者专辟三章展开民国时期相关出版要素的研究：“编辑出版工作”、“书业经营与管理”、“出版法律与出版管理”。武汉大学编辑出版学专业在国内创办最早，学科建设比较完备，从作者这几章的写作也易发现，即使是关于出版史方面的研究，其研究的基本框架也是落在整个学科构架上的——从编辑实务、书业营销、书业法律、书业经营与管理、书评等方面来全面展开民国出版史的研究。也正如此，作者对民国出版史的研究不仅有从时间轴上纵的把握，也包括对出版各横截面的展开。
值得一提的是，现代编辑出版工作中的选题、组稿、校对、装帧、印刷、发行，从民国时期确立至今变化不大，但该时期的书业广告最是活跃精彩，作者着墨尤多也极为出彩。
3 抓住民国出版业中的特殊问题进行研究
3.1 不同类型的图书出版情况
无论是商务印书馆，还是中华书局，他们都是以教科书为发端而成为民国时期最大的出版机构的。后来他们的出版活动中，教科书的出版也始终占据重要的地位。教科书在我国近代学校教育中也确实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教科书出版研究，有着重大的出版史和文化史上的意义，作者为此单辟一章“教科书出版”以作研究。
同时，作者还另辟一章“各类型图书的出版”。近代以来我们出版界一般把图书分成教科书、工具书、古籍、儿童读物、丛书等类型，虽然类别之间有些相互交叉混乱，但从这一个时代图书类型化的结构中，可以窥见时代文化潮流涨涨落落的讯息，作者对此进行了仔细探究。
3.2 对图书出版的学科分布与区域分布进行研究
民国时期，现代学科依次引入，学科发展得到长足的进步。同时，民国时期学科发展程度不一，各学科发展存在着明显的不平衡现象，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导致民国出版物结构的畸轻畸重。书中用大量的统计数据，试图把脉那个时期国人阅读的兴奋区域所在。
作者还注意到，与学科发展状况一样，民国出版业的地区分布同样存在着不均衡的现象，因此注意对民国出版业的区域分布进行了相应的梳理：上海为全国出版的中心，战前的出版次中心城市，抗战时期出现的出版新据点，等等。作者将图书出版的学科分布与区域分布研究列为一章“民国图书出版的学科分布与区域布局”。
3.3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出版业
民国时期的出版业，以民营出版机构为主体，国民政府的官办书局占有一席之地。同时，还有着另外一支重要的出版力量——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出版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出版机构，它们或大或小，或隐秘或公开，形态各异，特征不同，但风格鲜明——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为党的事业服务，而且它们更是此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出版业的源头，对此后的出版事业，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作者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出版业单列一章，概述中国共产党出版事业的发展历程；对不同时空区域的出版机构进行选择性地介绍，特别介绍了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在中国共产党的出版活动中涌现的杰出出版人，如邹韬奋、徐伯昕、胡愈之等专为列传。如此安排，可谓见解通透。
4 出彩的出版人物专题研究
民国出版之所以一直为人所称道并乐道，与那个时代涌现出大批杰出的出版家、编辑家不无关系。作者“大书局重要出版人物列传”、“其他编辑出版人物列传”两章的专题研究，出手不凡，极为精彩。
作者因长期浸淫民国出版史中，与民国出版人物神交已久，因此笔下的出版人物栩栩如生，更重要的是，对所列传的出版人物精神特质之精准把握，让人惊奇赞叹！单看看这些标题就也就可知一二：《张元济：在出版中安身立命》《王云五：杂家做成大出版》《沈知方：纵横书业的经营奇才》《章锡琛：可敬的精明与气度》《夏丏尊：不改教育家本色》《叶圣陶：“开明风”的代表者》《鲁迅：真为文艺尽力的高明编辑》《赵家璧：邀约名家书稿的能手》《张竞生：既开风气也为先》…… 作者对出版人物的选择，如雷贯耳者固然是应有之题，但也不局限于此。有的传主实际上仅在其人生某一阶段客串过出版工作，但因其做出了特点，显示了专长，开创了局面，产生了影响，因此作者予以篇幅点睛概括，如“且歌且舞且编书的黎锦晖”等。
具体到对传主的介绍，作者不因求全而面面俱到，注意抓住传主最重要的特质。特质的择选，有的从其出版成就，有的从其出版理念，有的则从其人生选择、知识结构，甚至是从其人际关系展开，不拘一格，只为最精准的呈现出这一具有独特价值和魅力的出版人。“写出了一个一个有血有肉、各有擅场与精神的出版大家！”
作者能将一个个出版人写得如此生动、体己且解读精到，跟其与传主有认同感和共鸣不无关系。作者在对夏丏尊作传时称其“是一个谦谦君子，他把自己笃实而诚敬的德行融入到教育出版活动中，不事浮夸，点点滴滴做着文化的胜业。在看似平凡平实的背后，其实正包孕着一股强烈的理想情怀和一颗炽热的爱人之心，因而也就特别有凝聚力……这样的教育出版家，他说不上有多少轰轰烈烈，但他和他事业的影响力，却持久而绵长。”笔者作为曾受作者教益的学生，深以为这何尝不是作者自身的写照呢。
书中后记中有一段话，作者也表露了自己于此的心力与期许：“说机构，论人物，言环境，谈影响，出版史和其他教育史、文学史等专门史一样，在写作的视角和取向上，大致相差不远。只是本书对机构和人物，较其他专著，似乎着墨略多。笔者琐琐细细不厌其烦地写下来，是感慨于那个时期很多出版机构的一份独立与自尊，出版人物的一份锐气与敬业，也希望读者能从那个时期的书局书人书事中，感受到一份令人神往的出版精神和文化情怀。”
5 有史有论，论述细致，做功扎实，行文有味
《民国出版史》一书的重要特色在于有史有论，史论结合，有理有据。
作者史料爬梳的细致，从其书后的主要参考文献即可窥见一斑。作者撰写该书的参考文献细分为以下若干大类：出版志类（25种），史料与档案类（35种），目录与辞典类（36种），编年与索引类（24种），出版机构史类（21种），出版史著述类（69种），文学史著述类（29种），教育史著述类（11种），传记、日记、书信类（55种），书评书话类（9种），其他历史著述类（46种），文集与选集类（17种），期刊与报纸类（16种），数据库类（11种），主要网站（7种）。
作者常年搜罗累积，拥有异常丰富的民国出版史料资源。坐拥资料丰富之便利，同时对史料的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所论往往清楚明白，有说服力。以开篇中关于近代出版与传统出版的分野，窃以为分析得极为有见地。作者以为，近代出版不单单是有了新的技术手段，出版近代化的内涵更包括经营的新方式，出版物的新内容，出版观的新调整，出版职业的新确立，出版体制的新变迁等。只有有了后者这些新的质素，才能算是实现了出版近代化的转型。如今我们火热讨论的数字出版，多还停留在技术方面的转型关注，作者关于出版近代化转型的要素分析，何尝不给我们今天出版数字化转型以很深的启示？
研究昨日之史，以期有益于今日之事，也是作者的初衷所在。在后记中，作者即自陈：“民国书业以民营为主，在商言商，竞争激烈，并在市场资源配置下，发展成为国民经济的一个重要门类。对那一时期编辑出版工作流程，以及书业经营与管理等，本书不惜笔墨，言之甚详，既再现历史，也着眼于现实，以为对当前的出版市场化改革，不失借鉴意义。”
作者在后记中还写道：“他（导师王余光）告诉我们，材料要谨取，注释要规范，写史要客观，做人要平和”，我想，作者是做到了导师的教诲与要求。在阅读该书的过程中，发现作者的注释极为规范，史料的引用进行相应的著录自不待言，在引述一些作者深感认同的学术观点时，作者都会一一标注来源出处。注释的规范不仅在于形式方面合乎著录规范要求，更在于著录中体现的作者严谨的学术态度，与对他人研究成果的温情敬意。
其他有关民国出版史的专著是怎样的呢？检索之下，发现目前为止，仅有作者的这部《民国出版史》。仅此一家、仅是一部，这恐不够吧？下一部有关民国出版史的著作会有怎样的特点呢？诚以期待。
（《民国出版史》，吴永贵著，福建人民出版社2011年6月出版，654页，定价80元。）
（收稿日期：2014-07-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