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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种艺术样式都有它自己独特的形式,而且形式决定着内容。对此,苏联心理学家维戈茨基说:“艺术对我们的作用的实质本身就在于改造我们得自事件本身的印象,而在改造这一印象方面,起作用的不仅有情节布局,还有一系列其他的因素——作者如何叙述事件,用什么语言,用什么语调,如何遣词造句,他是描写场景还是扼要地叙述场景的结果,他是直接引用日记或主人公的对话还是单纯地向我们介绍事件的过程——所有这一切也都表现出对题材的艺术提炼。”由此可见,没有形式,也就没有意义;只有感受形式,才能感受意蕴。
小说的形式意蕴主要包括结构意蕴和语言意蕴。
(一)结构意蕴
小说的结构包括情节的调度,事件的衔接,人物的配备与出现的顺序、位置等,它的功能是对来自生活中的题材进行创造性的强化、弱化或转化,从而阻断文本内容与现实生活的逻辑联系,从而使对象陌生化,以增加知觉的难度,扩展审美的维度,使文本成为区别于日常生活经验的独立的艺术世界。
长期以来,人们在解读《祝福》时,总是将祥林嫂丧夫失子的悲惨遭遇概括为《祝福》的基本内容,并由此来归纳小说的主题。应该说,这种概括仅仅是小说的情节梗概,而不是小说的内容,当然由此更归纳不出小说的主题。而涉及到文本的结构时,往往作这样的梳理:序幕(写祝福景象)/结局(祥林嫂死去)/开端(祥林嫂初到鲁镇)/发展(祥林嫂被卖改嫁)/高潮(祥林嫂再到鲁镇)/尾声(再写祝福景象),并且认为文本运用倒叙的写法,其意图在于“设置悬念,激发阅读兴趣”。然而,《祝福》采用倒叙的方式构成特定的结构,其意义决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设置悬念,激发阅读兴趣”。这里有着多元化的解读,比如北京大学钱理群先生认为,《祝福》里有两个故事——“我”的故事和“我”讲述的祥林嫂的故事,并且两个故事密切关联着。由此来看,采用倒叙的方式意在使“我”的故事和“我”讲述的祥林嫂的故事共同构成一种探寻死因的内在结构,一方面赋予祥林嫂之死一种宿命感和必然性,另一方面借祥林嫂之口以“追问”或者说“拷问”的方式审视传统文化的价值。如果用顺叙的方式或其他方式构建文本照样能够将“我”的故事和“我”讲述的祥林嫂的故事叙述清楚,但文本便产生了另外的意义。这正如泰勒所说:“叙事小说真正显著的特点在于它是一个故事和事件的富有意义的排列。”
此外,文本的结构还体现在人物的配备与设置方面。比如:
1.“我”与鲁四老爷
在《故乡》中,“我”回到有家的故乡,有“我”的亲人迎接“我”;而在《祝福》中,“我”回到没有家的故乡,“只得暂寓在鲁四老爷的宅子里”。这种设置是有意味的。再者,本来有“几个本家和朋友”,为什么“我”偏要选择这位“四叔”的家呢?在四叔家里度过的几天里,为什么“我”始终生活在“书房”里,而不是在客厅里、卧室里?这也是作者在形式上的特意安排——作者让“我”与鲁四老爷及其“书房”首先发生关系,意在使文本首先笼罩上一层文化氛围,而这正是决定文本意义的重要因素。
2.家庭设置
《祝福》中设置了三个家庭:
祥林家——祥林的母亲,祥林,祥林嫂,祥林的弟弟;
贺老六家——贺老六,祥林嫂,阿毛;
鲁四老爷家——鲁四老爷,四婶,阿牛。
在第一个家庭里,由于老的老,小的小,祥林嫂成为四人中最“强壮”者,成为家庭的顶梁柱,她为婆婆、丈夫、小叔子而活并任家庭摆布。而在第二个家庭里,祥林嫂的生存环境有了彻底的改观,上头没有婆婆,她获得了较多的自由,丈夫“有的是力气,会做活”,她不再为生活而超负荷地劳作,尤其是生下了阿毛,她获得了太多的尊严,她确实“交了好运”;但家庭又发生了变故,虽然丈夫的离世,冲击了她的“好运”,但她凭借自己的勤劳与儿子相依为命尚能生活下去。然而,随着阿毛被狼衔去,祥林嫂在这个家庭的生存权也被“衔”去了,她的“好运”彻底崩溃了。家庭结构不同,家庭变故不同,而相同的是祥林嫂的归宿——走进鲁镇。鲁镇是一个强大的文化磁场,任祥林嫂怎样挣扎也无法逃脱。我们还可做这样的思考:在鲁四老爷家为什么要设置“阿牛”这一人物,如果不设置“阿毛”,是否还有必要设置“阿牛”。当然,祥林嫂的两个破碎之家又与鲁四老爷的完美的三口之家形成对比,使文本又生发另一层面的意义。
3.系列女人
《祝福》里的人物,女性占有相当的比例。我们不妨作这样的思考:为制作“福礼”,臂膊在水里浸得通红的为什么不是男人而是女人,拜福神的为什么只限于男人而不是只限于女人,为什么不设置祥林嫂的公公而设置祥林嫂的婆婆,介绍祥林嫂进鲁镇的为什么不是某一位男人而是卫老婆子这样的女人,决定是否留用祥林嫂的为什么不是四叔而是四婶,奚落祥林嫂并建议祥林嫂捐门槛的为什么不是某一位善男人而是柳妈这样的善女人,喜欢听祥林嫂讲阿毛的故事的虽然有男人为什么更多的是女人。祥林嫂与这一系列女人构成一个女人的世界,这也是非常富有意味的。
(二)语言意蕴
文学是摆弄语言的艺术。按照法国文学家瓦莱里的说法,文学语言与非文学语言的区别,如同音乐与声音的区别,舞蹈与行走的区别,音乐是为了被人感觉而从声音世界中分离出来的特殊的声音,舞蹈也是为了被人感觉而由一系列日常的行走方式组成的特殊的行走。而文学语言也是为了被人感觉而“对普通语言的有组织的违反”,因此,从语言层面探寻文本的意义不能仅仅停留在一般的“准确”、“鲜明”、“生动”之类的肤浅层面,还要善于挖掘语词呈现方式所附生出来的意义,这种意义不是由词典来界定而是由文本内上下文构成的特定语境和文本外的没被选中而又有资格被选中的词语来界定的。
在《祝福》中,取代“祥林嫂”这一称谓的还有“贺六嫂”或者与“卫老婆子”、“柳妈”同一模式的“姓氏 婆子(妈)”,但文本始终选中“丈夫名 嫂”这一模式,这样,“祥林嫂”这一概念就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称谓,而是有着丰富内涵的意象。《祝福》中还有一类语言现象,即完全相同或基本相同的词语、句子甚至段落反复出现,这也是作者为了构建语言的“音乐”“舞蹈”而有意安排的。如“他比先前并没有什么大的改变,但是老了些”一句,出现了两次,意在暗示鲁镇是一个停止不变的死水般的鲁镇;又如“无论如何,我明天决计要走了”一语出现了两次,充分透露了“我”对现实与自我的双重“绝望”:既表明“我”与传统中国社会的不相容性,又含有对家乡现实所提出的生存困境的逃避性质;既表现“我”与鲁镇社会是对立的,又显示“我”与传统文化是无法割裂的。再如作者让祥林嫂用完全相同的话语和口吻反复讲述阿毛这一“她自己日夜不忘的故事”,其讲述分两段占有一定的篇幅,作者通过这一形式让读者掂一掂这样的儿子在这样的母亲心中的分量。在这之前,祥林嫂已故去两位至近之人——祥林和贺老六,但在文本中,我们竟然找不到祥林嫂哀悼他们、怀念他们的一个字眼,而正是这种反差赋予文本特殊的意义。再者,作者采用这种原版的讲述方式反复呈现那个“惊心动魄”的场面,在“看/被看”的二元对立图景中酣畅地展现出“看客”们对于不幸的兴趣和对痛苦的敏感,从而揭示存在于一般人所认为的麻木、迟钝背后的人性的残忍。在这一环节的语言运用上,如果不让祥林嫂直接详述而采用转述的方式或者只让祥林嫂讲述一次或者让祥林嫂讲述多次而用语不一致,那么,虽然情节没有什么变化,但却改变了文本的意义。
由此可见,小说的奥妙在于“怎样表现”,在于特定的形式里所凝聚的丰富意蕴。
郭金廷,教师,现居山东庆云。
小说的形式意蕴主要包括结构意蕴和语言意蕴。
(一)结构意蕴
小说的结构包括情节的调度,事件的衔接,人物的配备与出现的顺序、位置等,它的功能是对来自生活中的题材进行创造性的强化、弱化或转化,从而阻断文本内容与现实生活的逻辑联系,从而使对象陌生化,以增加知觉的难度,扩展审美的维度,使文本成为区别于日常生活经验的独立的艺术世界。
长期以来,人们在解读《祝福》时,总是将祥林嫂丧夫失子的悲惨遭遇概括为《祝福》的基本内容,并由此来归纳小说的主题。应该说,这种概括仅仅是小说的情节梗概,而不是小说的内容,当然由此更归纳不出小说的主题。而涉及到文本的结构时,往往作这样的梳理:序幕(写祝福景象)/结局(祥林嫂死去)/开端(祥林嫂初到鲁镇)/发展(祥林嫂被卖改嫁)/高潮(祥林嫂再到鲁镇)/尾声(再写祝福景象),并且认为文本运用倒叙的写法,其意图在于“设置悬念,激发阅读兴趣”。然而,《祝福》采用倒叙的方式构成特定的结构,其意义决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设置悬念,激发阅读兴趣”。这里有着多元化的解读,比如北京大学钱理群先生认为,《祝福》里有两个故事——“我”的故事和“我”讲述的祥林嫂的故事,并且两个故事密切关联着。由此来看,采用倒叙的方式意在使“我”的故事和“我”讲述的祥林嫂的故事共同构成一种探寻死因的内在结构,一方面赋予祥林嫂之死一种宿命感和必然性,另一方面借祥林嫂之口以“追问”或者说“拷问”的方式审视传统文化的价值。如果用顺叙的方式或其他方式构建文本照样能够将“我”的故事和“我”讲述的祥林嫂的故事叙述清楚,但文本便产生了另外的意义。这正如泰勒所说:“叙事小说真正显著的特点在于它是一个故事和事件的富有意义的排列。”
此外,文本的结构还体现在人物的配备与设置方面。比如:
1.“我”与鲁四老爷
在《故乡》中,“我”回到有家的故乡,有“我”的亲人迎接“我”;而在《祝福》中,“我”回到没有家的故乡,“只得暂寓在鲁四老爷的宅子里”。这种设置是有意味的。再者,本来有“几个本家和朋友”,为什么“我”偏要选择这位“四叔”的家呢?在四叔家里度过的几天里,为什么“我”始终生活在“书房”里,而不是在客厅里、卧室里?这也是作者在形式上的特意安排——作者让“我”与鲁四老爷及其“书房”首先发生关系,意在使文本首先笼罩上一层文化氛围,而这正是决定文本意义的重要因素。
2.家庭设置
《祝福》中设置了三个家庭:
祥林家——祥林的母亲,祥林,祥林嫂,祥林的弟弟;
贺老六家——贺老六,祥林嫂,阿毛;
鲁四老爷家——鲁四老爷,四婶,阿牛。
在第一个家庭里,由于老的老,小的小,祥林嫂成为四人中最“强壮”者,成为家庭的顶梁柱,她为婆婆、丈夫、小叔子而活并任家庭摆布。而在第二个家庭里,祥林嫂的生存环境有了彻底的改观,上头没有婆婆,她获得了较多的自由,丈夫“有的是力气,会做活”,她不再为生活而超负荷地劳作,尤其是生下了阿毛,她获得了太多的尊严,她确实“交了好运”;但家庭又发生了变故,虽然丈夫的离世,冲击了她的“好运”,但她凭借自己的勤劳与儿子相依为命尚能生活下去。然而,随着阿毛被狼衔去,祥林嫂在这个家庭的生存权也被“衔”去了,她的“好运”彻底崩溃了。家庭结构不同,家庭变故不同,而相同的是祥林嫂的归宿——走进鲁镇。鲁镇是一个强大的文化磁场,任祥林嫂怎样挣扎也无法逃脱。我们还可做这样的思考:在鲁四老爷家为什么要设置“阿牛”这一人物,如果不设置“阿毛”,是否还有必要设置“阿牛”。当然,祥林嫂的两个破碎之家又与鲁四老爷的完美的三口之家形成对比,使文本又生发另一层面的意义。
3.系列女人
《祝福》里的人物,女性占有相当的比例。我们不妨作这样的思考:为制作“福礼”,臂膊在水里浸得通红的为什么不是男人而是女人,拜福神的为什么只限于男人而不是只限于女人,为什么不设置祥林嫂的公公而设置祥林嫂的婆婆,介绍祥林嫂进鲁镇的为什么不是某一位男人而是卫老婆子这样的女人,决定是否留用祥林嫂的为什么不是四叔而是四婶,奚落祥林嫂并建议祥林嫂捐门槛的为什么不是某一位善男人而是柳妈这样的善女人,喜欢听祥林嫂讲阿毛的故事的虽然有男人为什么更多的是女人。祥林嫂与这一系列女人构成一个女人的世界,这也是非常富有意味的。
(二)语言意蕴
文学是摆弄语言的艺术。按照法国文学家瓦莱里的说法,文学语言与非文学语言的区别,如同音乐与声音的区别,舞蹈与行走的区别,音乐是为了被人感觉而从声音世界中分离出来的特殊的声音,舞蹈也是为了被人感觉而由一系列日常的行走方式组成的特殊的行走。而文学语言也是为了被人感觉而“对普通语言的有组织的违反”,因此,从语言层面探寻文本的意义不能仅仅停留在一般的“准确”、“鲜明”、“生动”之类的肤浅层面,还要善于挖掘语词呈现方式所附生出来的意义,这种意义不是由词典来界定而是由文本内上下文构成的特定语境和文本外的没被选中而又有资格被选中的词语来界定的。
在《祝福》中,取代“祥林嫂”这一称谓的还有“贺六嫂”或者与“卫老婆子”、“柳妈”同一模式的“姓氏 婆子(妈)”,但文本始终选中“丈夫名 嫂”这一模式,这样,“祥林嫂”这一概念就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称谓,而是有着丰富内涵的意象。《祝福》中还有一类语言现象,即完全相同或基本相同的词语、句子甚至段落反复出现,这也是作者为了构建语言的“音乐”“舞蹈”而有意安排的。如“他比先前并没有什么大的改变,但是老了些”一句,出现了两次,意在暗示鲁镇是一个停止不变的死水般的鲁镇;又如“无论如何,我明天决计要走了”一语出现了两次,充分透露了“我”对现实与自我的双重“绝望”:既表明“我”与传统中国社会的不相容性,又含有对家乡现实所提出的生存困境的逃避性质;既表现“我”与鲁镇社会是对立的,又显示“我”与传统文化是无法割裂的。再如作者让祥林嫂用完全相同的话语和口吻反复讲述阿毛这一“她自己日夜不忘的故事”,其讲述分两段占有一定的篇幅,作者通过这一形式让读者掂一掂这样的儿子在这样的母亲心中的分量。在这之前,祥林嫂已故去两位至近之人——祥林和贺老六,但在文本中,我们竟然找不到祥林嫂哀悼他们、怀念他们的一个字眼,而正是这种反差赋予文本特殊的意义。再者,作者采用这种原版的讲述方式反复呈现那个“惊心动魄”的场面,在“看/被看”的二元对立图景中酣畅地展现出“看客”们对于不幸的兴趣和对痛苦的敏感,从而揭示存在于一般人所认为的麻木、迟钝背后的人性的残忍。在这一环节的语言运用上,如果不让祥林嫂直接详述而采用转述的方式或者只让祥林嫂讲述一次或者让祥林嫂讲述多次而用语不一致,那么,虽然情节没有什么变化,但却改变了文本的意义。
由此可见,小说的奥妙在于“怎样表现”,在于特定的形式里所凝聚的丰富意蕴。
郭金廷,教师,现居山东庆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