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是地中海上的一颗明珠，是西方政治文化和哲学思想的发祥地，曾为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巨大贡献。但欧债危机带来的经济衰退使大众对这个国家浪漫的想象褪色不少，最近又要就是否继续进行财政紧缩和结构改革而艰难抉择。可以说，希腊已经走到了国家发展道路的十字路口。
　　希腊与欧盟和欧元区的前世今生
　　当前，希腊的经济困难和民生危机，简单从媒体的报道看，是欧债危机和此后希腊为换取欧元区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援助而进行的财政紧缩造成的。但这些观点都仅仅简单地将经济问题同当前的现象挂钩。想要了解希腊为何走到今天这步田地，还是要从二战以来希腊的国家发展和进入欧盟与欧元区的历程说起。
　　1832年，希腊才从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下独立出来，此时的希腊基本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希腊、巴尔干半岛和土耳其暂时成为大国势力的真空区。由于希腊扼守黑海通向地中海的要冲，且毗邻中东地区，在地缘政治上极为重要。美国不愿意让希腊加入苏联阵营，采取扶持当时希腊政府对抗共产党游击队、将希腊拉入北约、根据“马歇尔计划”向希腊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等措施拉住希腊。自此，希腊加入西方阵营，也为其后来加入欧盟和欧元区埋下了伏笔。
　　在“马歇尔计划”的援助下，通过发展化工业、德拉克马大幅贬值吸引投资、进行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等措施，希腊在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实现了所谓的“希腊经济奇迹”，但实际上其底子仍与工业基础薄弱的发展中国家无异。随着1974年以后军政府倒台，加之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的外溢效应，经济发展相对较慢。1981年，流亡政治家安德烈亚斯·乔治·帕潘德里欧回国，组建了泛希社运党并赢得当年的大选，标志着希腊的议会民主政治制度走上正轨。同年，欧共体（欧盟的前身）考虑冷战东西方斗争形势和希腊民主政治得以发展等因素，将其纳入联盟。
　　自20世纪80年代至金融危机前，虽然希腊经济从增长率上看在欧盟内名列前茅，但其生产性经济活动不足，拉动经济的主要动力为国有企业和公共部门开支。这种消费大于生产的经济模式和公共部门尾大不掉的状况必然使得其财政入不敷出。在2001年希腊加盟欧元区时，要依靠财务公司给账目“做美容”，才勉强达到欧元区“财政契约”规定的指标：政府赤字额比GDP总量不得超过3%，公共债务占GDP总额不能超过60%。
　　在后欧元区时代，由于欧元区借贷成本较低，且欧元属于硬通货，支付进口开支十分便利，因此“赤字财政”的经济泡沫也越做越大。随着2008年金融危机蔓延到欧洲，政府为救助商业银行，支出迅速膨胀，成为债务问题这个骆驼被压死的最后一根稻草。
　　纵观希腊二战以来的发展历程，可知其国家政治经济发达程度没有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却开始享受发达国家的高福利和高消费水平，以打肿脸充胖子的方式过日子，必然会遇到问题。
　　经济和政治的结构性缺陷将希腊推向转折路口
　　希腊虽然人均GDP达到2.5万美元，属于发达国家。但与新加坡、韩国等由工业化、刺激出口等方式实现走上富国道路的国家不同，希腊的经济结构并未实现现代化，因此亟需开天辟地的变革重整旧山河。
　　首先，希腊经济的产业结构问题严重。2014年希腊第一、二、三大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分别为3.5%、15.9%和80.6%，虽然看上去服务业比重极高，是发达国家的典型结构，然而其中水分较大，质量不高。从商品进出口就可以看出一些端倪：希腊的出口产品主要为食品和酒类、制造业产品、石油产品、化工产品和纺织品;进口产品则是机械、交通装备、燃料和化工品，说明希腊重工业基础薄弱，除了化工产品以外只能出口轻工业产品，也就能解释为何2014年希腊贸易逆差高达370亿欧元。而希腊少得可怜的出口产品中，劳动密集型产品受到新兴市场低成本劳动力的冲击;食品受到俄罗斯对欧盟反制裁的打击;石化行业则受到欧元贬值造成原料进口成本上升和全球竞争加剧的夹击，将进一步受到挤压。而在服务行业中，占大头的是旅游业和其相关产业，信息、金融、软件等高端服务业的比重甚至不及一些发展中国家，说明其服务业发展也停留在初级阶段。
　　其次，希腊财政预算和公共部门问题严重。从2014年希腊财政开支分配情况看，经济活动的开支比例高达25.5%，远高于欧盟平均8.8%的水平，军费和社会服务开支比例也高于欧盟的平均水平，而教育、科研、医疗、扶助老人儿童、基础设施投资的开支则远低于欧盟平均水平。说明了希腊的财政一方面供养着一群经济效率极低的公共部门人员，另一方面补贴性质的福利开支比例过大，而这两者都会严重占用财政资源，挤压经济效率和民生投入。此外，希腊国营经济部门占GDP的40%，这些部门的员工人浮于事，且享受了国家最优厚的福利，严重削弱经济效率。
　　第三，在政治和体制机制上，希腊也有着诸多很不成熟的地方。从政治上看，希腊实行现代议会民主制度是在1975年，与西方主要国家相比晚了几十年乃至上百年，无论是政治精英还是民众，运行这种体制的经验不足，对于这种政治文化下的责任和义务的理解也很不到位。政客为了上台，不顾国家实际发展的需要，在竞选宣传上争相承诺更多福利和好处;选民也不去考虑政党和政客能否做到承诺，在自身状况大不如前的时候，抓住承诺最丰厚的政党当作救命稻草。体制机制上看，希腊税收、司法、行政方面制度不成熟，执行效率低：一方面，制度上有极多的漏洞，致使税收难以有效收取，企业和私人偷税逃税现象严重;另一方面，公务部门官僚主义严重，服务意识差，腐败严重，政府透明度比欧盟绝大多数国家差得多，反映到现实中就是民事司法等公共服务部门行事拖沓，严重阻碍了创业与投资的意愿。此外，希腊寡头政治和公共部门已经形成了庞大的利益集团，在改革中他们几乎是“摸不得的老虎屁股”，成为希腊谋求发展的“毒瘤”。
　　未来希腊的道路充满荆棘
　　从7月13日欧元区首脑峰会上希腊和欧元区达成的意向性协议内容看，债权人开出的“药方”还是很有针对性的：如进行增值税体系的改革，增加税收收入;提高退休年龄并取消过多的补贴，改善养老金体系，以应对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剧和养老金替代比率过高造成的财政压力;提出新版民事诉讼法，提高司法效率;在欧盟的监管下开展国有资产私有化并以相关收入成立基金，预计总规模500亿欧元，用于偿还外债、补充商业银行资本和公共投资，政府还可通过剥离国有企业甩掉财政包袱，轻车上路。从当前的进展看，希腊的改革和救助计划进展顺利。7月15日，希腊议会已通過增值税、养老金的改革，向欧元区展现了改革意愿。后者也对希腊开展了紧急援助，助其渡过难关。德国、法国等国议会也授权同意7月13日欧元区峰会达成的救助协议。
　　但是，新的救助协议到来并不意味着希腊今后的道路会一帆风顺。经济上，紧缩和改革政策意味着希腊要改变目前的国民经济结构，另外建构经济造血能力。短期，紧缩财政将会影响很大一群人的生活，失业率和经济增长率可能趋于恶化，使得债务比率不降反升，公共债务的可持续性受到质疑。目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15年希腊的经济增长率为0，政府债务比可能从177%上升至200%。政治上，各方压力可能危及齐普拉斯政权的稳定性。由于短期内经济状况无法迅速好转，且触及部分人利益，民众对现政府的不满可能上升。此外，在7月15日的议会表决中，有38位激进左翼联盟议员表示反对，这表明现政府控制的席位已不占多数，激进左翼联盟也因道路之争分为两派，政府改组乃至提前大选都已成可能。政权若变动频繁也对希腊未来发展之路不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