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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不否认，我是有雄心壮志的，不甘庸碌，不喜拘泥。但这一切似乎正慢慢离我远去。尤其过了不惑之年，雄心渐渐成为过去时。
偶尔，我还会有凌云的自信。这种自信，不是短暂的心灵旅程，像是长途跋涉。我的记忆对此并不想掩饰，或者省略、跳过。
我看着自己被太阳投射到地上的影子，突然想到德国的一个民间故事，一个用自己影子向魔鬼换取财富，虽然有了巨额的金银财富，但遭到了世人的痛斥与诟病，他仍然很贫穷。我的影子始终尾随着我，我也没有出卖过它。不过，这几年，影子在慢慢矮下去，有时它拖着我走，它顶着我的脚步蹒跚而行，有时我拽着它，踉踉跄跄，无论是它，还是我，都觉得力不从心。这已经是一个事实。
每个夜晚，总有许多的念想聚集在脑海里，像网一样网住了自己的睡眠。道一声晚安容易，然而，当夜已央人未眠时，万籁俱寂是一种更深的折磨。我恨不得让夜晚喧腾起来，以一种近似疯狂的自虐，抵挡来自内心的虚无。二十几年过去了，人事式微，我仍旧在无尽的等待中消耗余生。我亏待了自己的沧桑。
我想起小时候的捉漏。雨从瓦缝里渗透进来，滴滴嗒嗒，淋湿一切可淋湿到的地方，或床顶，或橱柜上。我把脸盆放在滴水的地方。屋顶跟地面有很长的距离，我必须试放几次，才能接住水滴。如果雨水猛烈，漏水的地方一多，脸盆根本不够用，桶、碗，甚至茶杯都须要用上。那时真是考验眼力与心力，你除了依据水滴的方向，还得判断水滴的声音。此刻，挣脱虚妄，如同捉漏。
我默默背诵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在水泥建筑林立的城市一隅，我想像那座飘着柳絮的茅屋，希望有一天能覆盖瓦片，阻挡风和雨。但，我已经没有砌墙添砖的力量，连置身于热闹的勇气都没有。来自于骨骼的坚韧，一点点被日渐稀少的钙质所消蚀。而我却努力天天穿高跟鞋，哪怕脚底磨出了一个个老茧，硌得脚生疼生疼，脸上仍然跟众人一样挂着精致的笑容，谁也看到来自脚底的疼痛。
我每天修饰着文字，希冀用这种修饰的能力修改现实中的虚无。我再次像一头初出生的牛犊，一次次地搏击、跳跃、冲撞，用青春的名义抗衡来自现实的纵横。我有时清高，面对世俗的程序，我拒绝参与各种渗透着明明暗暗信息的应酬。我不屑于来自酒桌上的谄媚与奉承。我有时固执，是就是是，非就是非，对是是非非，非非是是的辩证感到鄙夷，厌恶狡猾的人际关系法则。我有时情绪化，高兴与低落，别人也清清楚楚，而自己却无法参透别人的表情，似乎明白成了我一个沟壑。
面对世俗的规则，我很清楚故乡给我的身份，逐年瘦弱、卑微，已经无法帮助我完成最初的夙愿。我当年那么嫌弃自己的故乡，努力用学业上的勤奋逃离故乡的泥土，一张录取通知书彻底把我置换成非农户口。我曾经像一个盗宝者一样找到了阿里巴巴的咒语。我以为自己从此可以长吟“我辈岂是蓬蒿人，仰天大笑出门去”。
其实，自己原本是一颗长在贫瘠土壤里的种子，不管移植到哪里，种子已经完成了基因的复制。而且还将继续复制，那些修改永远只是企图、徒劳。故鄉就在眼前，而我却在另一个精神世界里模拟着回去的情景，一次又一次地虚构。我像一位叛逃者一样，在获得某种高额利益后希冀用悲悯的情怀冲淡来自内心的愧疚。
生计只是换成了另一种奔波，我用重复的程式化，替换故乡人庄稼地里的流汗出力。他们无限殷勤的伺弄，换来果腹之需。我之欲求，还不如他们的果腹之欲。他们只要勤劳，就不会败业。而我的败业，似乎不可避免。
我靠一次次的否定，来实现对自己的肯定。我努力对自己实行救赎，让自己在幻想的时候接受幻灭。那些储存于年轻时候的豪情，在强大的现实面前替换成一个个碎片。只有这样，我才感觉到安全，身心淋漓酣畅。我突然心安理得地想起那些在土地上讨生活的家乡人，并与他们接近。
这次，我不想逃离。
2
八年前，我突然闲了起来。上班，无所事事。下班，也无所事事。饱食终日的无所事事啃噬着我的骨骼，却疼在灵魂里。
那时候，我还年轻，心有抱负，并不平庸，适应空闲成了一个问题。我苦恼极了。但没办法诊治，如同医生在病历上的病因待查，或病因不明，只能临床观察。观察期间，你还是一个病人，只不过，没办法对症下药。
办公室的门洞开着，开一整天，也不会有人进来，倒是一些喧闹的声音，夹杂着男女之间，男男之间，女女之间的寒暄、客套、招呼，其形其状，近似半失调的内分泌，有做作，有真诚，也有精致的巴结，肆无忌惮地在走廊里涌来涌去，自然也涌进我的办公室。我整天受其困扰，准确地说，是受其折磨。
干脆就关了门。
关了门，也没有人敲门。
后来，我出去开会不再锁门，也不关门，把门敞开着。办公室里最多的是书籍，如今已藏了五百册书，包括自己写的书。偶尔听到别人丢了什么，但从来没有听说过丢书。书在单位里成了最安全的东西。它们一直站在模样挺好的书柜里，如果可能，它们也许会一直站下去。而且这个可能慢慢成为一种必然。至今还没听到过有关解决书蒙尘的会议。
为了抵御这种噬人的氛围，我给自己制订了阅读计划，希望用考博的宏大目标清洗目前的失意。就像当年我勤奋学习的初衷并不是为了四个现代化，而是逃离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命运。我似乎还有挣扎的勇气。我现在珍惜每一次的挣扎。我用挣扎来抗衡重复的空闲，自信与惆怅像帷幔一样落英纷披。
我跟念硕士时的导师要来了一张读书单。我几乎整天足不出室，关在门里阅读，恨恨地阅读，做笔记，背词条。但我很快发现自己只是想要一个证明而已。恐惧的是我不知道向谁证明自己。没有人接手我的证明。我的努力已经在十多年前已经给了我一张回执单，从一个乡镇卫生院的医生成为一个公务员。这个转折像恩赐一样写在了我的简历里。我之后的种种奋斗一直超越不了这件事。
很长时间我生活在这种定型的状态中。我一直隐藏着“达者兼济天下，穷者独善自身”这条古训，像一个饥饿者时不时舔一下风干的腊肉，然后虚构自己的简历。但坐在一间被自己关上门的办公室里，我突然感到虚脱，像是被人揭穿了我的虚构。我既清醒自己不愿意被理想所抛弃，可又无力反抗现实的束缚。我像一个半麻醉的人一样，有意识，但没有知觉。我毕其一生的努力，仓促之间成了泡在水里的一部分，露出的是夜晚，一个被雾霾笼罩的夜晚。而我的白天却隐藏在水底下，那里水草纵横。 一段时间，我拒绝阅读任何书，并且试图忘却曾经有关读书人生的一些经典语录。我绝情地把书全部装入一只只废旧的箱子，并且贴上厚厚的封箱纸，从外面看，似乎里面装的是廉价的小商品，或是等待处理的废物。我像干一件大事般地做完这些事。我的书柜一下子空闲了。
我让自己的内心浸淫在无边无际的苦痛中，不想自拔。像一个自虐者一样反复咀嚼痛苦，把自己推向绝境。只有绝境才让我感到一丝异常的愉快。这份异常的愉快治疗着我荒芜的空洞。我停止所有的想像，对呈现在身上的缺点有近乎厚颜无耻的愉快。我与本我同在，那个超我，次第散去。冰山渐露海面。
这个过程很漫长。我并没有想解救自己。我幸灾乐祸，我再次回到了一个庸俗不堪的人。岁月静好，万物如斯。我的生活开始进入水滴石穿的轨迹。我已经不是半麻的人。
终于，我习惯了关门。
3
偶尔，我会在大院南门口碰到一些人。他们被挡在门口，嚷嚷着，群情激愤，意欲进入院内。旁边站着一拨人，身穿特警的制服，在入口处站成二排，面无表情。大家互相僵持着。他们中的人每次是不一样的，有时是挽着裤腿，头戴草帽，衣服上沾着泥的农民，有时是手拿塑料板凳，手拉横幅，要求维权的城里人，也有操着外地口音，背着编织袋的外来务工人员。毫无疑问，他们是信访人员。按照程序，他们得去信访局。但，他们就愿意被堵在门口，而不想去拐个弯即到的信访局。
他们来大院，无非是希望找领导替他们作主。他们的思维是民众的思维，任何问题，领导过问了，都不是问题。至于程序，或者是法律，在他们看来都不如找领导来得直接。如果他们没有出格的举动，他们会长时间地站在门外，上午如此，下午也是如此。几个信访办的人口干舌燥地劝说着，一边亲昵地拉，或推搡，希望把他们请回到镇信访办。他们不走，信访办的人自然也不能走，陪着他们一起晒太阳，或一起淋雨。唯一不同的是，信访办的人胳膊窝下夹一只公文包。僵持，既是他们解决问题的一个过程，也是他们诉求得到解决的一个伏笔。
上班来的人，开着车，有序地从他们身边经过，一辆接着一辆。很快，大院里停满了车辆。他们目光里交织着期待，也含着愤怒，一些不好听的话从他们嘴里出来，又很快消散在风里。
从车上下来的人，纷纷走向各自的楼层，打开属于自己的那间办公室。他们的诉求，没有影响到大院里的秩序，坐在办公室里的人依然按章办事。
看到他们，我有些不安。我不走南门，走北门。他们不知道大院还有一个北门，以为只有一个门。
我做过基层信访工作，深知个中的苦与累，以及彼此的无奈。那时推行信访包案制，一个干部包一个信访人员，负责其在重大会议期间不出城。这个包案制，从来没有在文件上看到过，但在基层执行了很多年。
我第一个包案的对象是一个姓赵的老信访人员。她是因为二十年前房子强拆而信访。当时她的房子在一所小学旁边，小学因扩建而需要她的房子拆迁。她刚开始也同意，但在赔偿款的问题上发生了矛盾。因调解不成，她的房子被强拆了。她由此走了漫长的信访道路。她深谙信访的规则，熟悉信访条例，在她家里的墙壁上贴满了关于老信访户成功解决的案例，以及法律条文修改的报道。她也从不与信访人员发生任何冲突，对市里领导的情况了如指掌，甚至隐私也打听得清清楚楚。
我喊她赵阿姨，她叫我小干，看上去俩人像是村里的熟人。她心里很清楚，她的要求与眼下的拆建赔偿款距离相差也很大，但她从不改口，而且一年比一年高，说是精神损失费与物价补助费。我的劝说她根本不听。我唯一能做的就是跟她套近乎，免得到时候找不到她。她曾给我说过，每次有重大会议，她就管不住自己的脚。上访，差不多成了她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她也直言不讳，说，你们也只有在重大会议期间才会想起我这个老信访户。我跟她开个玩笑，说，赵阿姨，你不会是我退休了，你还在信访吧？她也不生气，笑嘻嘻地说，不解决我的问题，我不放弃信访。
后来，我跟另一个同事调换了一个信访户。这个信访户也是老信访户，我信访包案的时候，他们已经上访了八年。他们的女儿因青春期内分泌失调导致脑积水，在上海一家医院做脑部引流术后导致脑瘫，智力只有三岁，身体一直在长。官司打了，调解也调解过，与医院始终没有达成一致。我还没认识他们的时候，他们因不满社区干部对他们过度关注而引起争执，情况非常糟糕。我走进他们家的时候注意到了一个细节，墙壁上贴着一张基督教的日历，于是我跟他们谈《圣经》，由此彼此的距离小了许多。
也许我平时跟他们来往比较正常，每次他们在重要会议期间准备去上海信访前，总会打电话给我。我能做的，便是过几天去接他们回来。就在我调离原单位的时候，通过上海某法院具体负责调解的几个法官努力下，此事得到了调解。他们对调解的结果表示满意，还特意给我送了一面锦旗。我突然觉得很羞愧。那面锦旗也不知被我搁置到哪儿，至今想不起来。
我到了新单位后，曾在大院南门口看到过几张熟悉的脸孔。其中，有一个也是老信访户，经常手持白纸，上面寫着一个“冤”，跪在大门口。门卫的人估计也熟悉她，一看到她来了，不停地冲她挥手，示意她不要进来。她有时高喊几句，要求领导替她作主。她一喊，几个门卫坐不住了，奔出来阻止她，想收走她手里的白纸。她便往外挪几步，然后又跪下来。她不喊，门卫也拿她没办法。
她的问题我也比较清楚。她是农嫁非，承包地跟她父亲一块儿。村里实行土地征用，在没有经过她同意的情况下把她的地给征用了。她得知后已经过了好几年。有一次，我从外面办事回来，看到她又跪在门口。那天很炎热，又是午后，太阳毒辣辣地晒在她身上，她的脸上额上脖子里全淌着汗水，手上持着一张硬板纸，上面写着“求清官”。我不知道她已经跪了多长时间，但这样热的天气，就是十分钟也吃不消。我走过去，说，黄阿姨，别跪了，回去吧，太热了。她抬起头，一双浑浊又失去神采的眼睛盯着我，说，你认识我？我点点头。她说，他们抢我的地，我要讨个说法。我想拖她起来，她执意不肯起来，反而叮嘱我早点进去，外面热。 我下班的时候，特意去看了一下，没见到她。到现在，我也没再见过她。
但愿，她的问题已经解决了。
4
长时间坐在办公桌前，其实挺累的。我也没有别的解乏方法，就在窗前站一会儿。
据说，我这间办公室原来是市政府招待所，以前用来接待上级就餐，窗帘是厚厚的遮阳布，一拉上，室内漆黑如夜晚。不拉，里外透明。外面看我，清清楚楚。我看别人，也一览无余。这份透明突然之间变成了一个负担。
旁边是会议楼，一周总有几场大会议。与会者中有的是曾经的同事，有的是熟人。参加会议，难免要经过我的窗前。看到了，打个招呼似乎理所当然。时间一长，招呼也挺繁琐。与会者正急急赶去，恰好我抬起头来，对方以为我看到了，不打个招呼挺过意不去。有时，我正伏案读书，对方看到我了，因有以前的熟情在，不跟我招呼一声，好像不太合情。
我便买来纱窗，那种大花纹的，挂上去后外面看进来模糊多了。有了这道窗幔，我感到从所未有的自由，似乎一下子脱去了马羁。
我隔着窗纱，喜欢看院子里的树。它们昂首，我看它们也昂首。它们默默地在内心长着一圈圈的年轮。院子里的人事代谢，每年在进行。一拨拨的人出去，又一拨拨的人进来。只有树，一年年镌刻着岁月的荣与枯。心无旁鹜，记录着每个季节的更迭。从它们底下走过的人行色匆匆，神情严肃，手上拎一只模样差不多的公文包。他们似乎从来不看树。
树的品种以樟树为主，自建好这座院子时就种下的，少说也有二十几年了。树已经长得很高了。枝枝杈杈，茂密繁盛。这是这座县城里唯一没有修剪过的樟树，也是唯一没有挪过位置的树。所以，它们长得极好。
奇怪的是，我从来没有听到过鸟叫，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院子外来的人都须要站到门卫室的窗口前，老老实实填写访问单，找谁，做什么事都要写清楚，然后出示身份证，验证，扫描。缺一不可。出去时交还填有被访问者签字的回执单。鸟是有翅膀的，天空那么高远，它们又不属于闲杂人员，可它们为什么不愿意来呢？至今都没有人告诉我这个答案。
倒是看到过几只猫，很肥，看见人也不怎么害怕，拖着粗粗尾巴，在院子里遛上几圈。不叫，也不闹，安静地让人匪夷所思。我不知道这是野猫，还是走丢的猫。有人说，野猫的尾巴短，而且见人时慌里慌张，眼神有些猥琐。我分辨不出。它们气定神闲，慢条斯理地踱来踱去。它们一会儿钻到车底下，一会儿爬上树，看到我时歪着脑袋，一瞅，一瞅的。见我没反应，便前爪着地，脑袋俯下，抻长身子，拼命往后倾，像跟人做瑜伽似的，连续做三下，再歪着脑袋瞅我一眼，然后拖着粗粗的尾巴，颠儿颠儿走了。看来日子过得不错。
院子外的樟树就没有这样幸运了。每年都有人手持电锯这里锯一下，那里锯一下，树枝像褂子似的，一件件地掉下来。空气中弥漫着樟树的清香，一缕缕地飘进来。我无可救药似地猜想那是树在生气。我不知道锯树杈的理由是什么，有人说影响光照，有人说影响交通视线，总之当树影响了人的生活后，树就被取消了愉快生长的权利。这是人替树作的决策。
虽说，锯一些枝杈不至于让树活不成，但没有了枝杈的树，树不像树，倒像一根根木桩，毫无生气地戳在路边，看上去整齐得让人有些同情，有些羞耻，似乎它们没穿衣服似的。好在，一年后那些锯过的地方又会长出新枝，很细嫩的那种，在风中轻轻摇晃。有时，看到麻雀站在上面，叽叽喳喳，似乎跟树聊着什么。可断枝的树发不出哗哗的声音，寡淡地晃几下，晃几下。鸟很快飞走了，它们需要寻觅筑巢的地方。
因亮灯工程的需要，有些树被缠上彩色的灯管，从粗杆开始，一直到枝枝杈杈，像五花大绑似的。城市一如既往地延续白天的喧嚣，还是那样的无边无际。人们的欲望没有因为夜晚的来临而消减，丰富的夜生活成了城市的一张名片。似乎唯有灯火辉煌，才能证明城市的繁荣与文明。总有人不想在城市的夜生活中缺席，总有人习惯于在热闹中寻求平衡。树成了人们实现欢乐的道具。
慢慢地，我发现被灯管缠绕的树不长高了，而是拼命朝外面展，旁枝逸出。
树拒绝成材。
5
我的办公室朝西。只有下午三点过后才有阳光照进来，从书架的一角，慢慢移到椅子上，再由椅子一点点挪到地上，但永远照不到办公桌，阳光只有一丈远，一丈高。一个半小时过后，这一丈远一丈高的阳光就抽身走了。那还必须是夏天。如果是冬天，整天都是阴冷的。
西南侧是一幢高楼，所有的决策来自这一层高楼。召开几级会议的决定也来自这座建筑。大楼共有十三层，但电梯上只有十二层，最上面的一层改成了各部门的储物间，去那儿得从十二楼走上去。十三这个数字省略了。人们只知道那是一座十二层高的大楼。
我离大楼约百步之遥，似乎跟决策很近。但决策的進行与出去跟我没有一点儿关系。我当然没有为此虚荣过。倒是不明底细的村里人，着实为我虚荣了些时候。回到村里，看见我热情地问长问短，打听书记、市长哪一个更大，问我他们平时说我们县里的方言，还是普通话。有的还压低嗓门向我探究市长们是不是也吃特供？
村里人谁也没见过书记市长的真身，只能从电视新闻里看到他们或西装革履地参加一个个会议，念着一个个报告，或身穿夹克行走在乡村田野间，目光远眺，指指又点点，后面跟着一簇簇人，脸上挂着笑，没有一个人是严肃而刻板的，跟平时判如俩人，但眼睛都聚在前面的几个人。自然，他们讲什么，说什么，我的乡亲是听不到的，即使听到了，乡亲们也不明白他们说的话跟自己伺弄庄稼有什么关系，还不是靠天吃饭，靠力气种地。
就像别人问我在哪儿上班。我报一个单位名，别人想上半天也想不出这个单位是做什么的。别人为此感到尴尬。我知道那份尴尬是替我生的。我自然也尴尬。不过，这份尴尬是为了配合别人的尴尬。如果我不这样做，别人的尴尬还会丰富地挂在脸上，似乎是为了完成某种礼仪。
为避免这种尴尬的重复出现，我是过了12点后才去食堂。那时比较空闲。找一个角落，慢慢完成中餐，吃得干干净净。虽然饭菜有些冷，但比较安静，没有人挨人的喧闹，也不用排队，直接盛了饭菜就吃，专心致志。这时候我会想起弘一法师，他吃完饭后总要拿水冲一下碗，之后饭粒与水一起咽下。他吃饭时没有声响，跟礼佛时一样虔诚、庄严。
如果与人拼桌，埋头吃饭，一声不吭，别人会不停地注视你，跟老中医望诊似的。于是，餐桌上不管有话没话，一顿饭下来还是要闲扯几句。这种闲扯已经成为坐机关的一种技能，在闲扯中拉近关系，也在闲扯中八卦人事问题，似乎个个是候补组织部长。别人聊的话题跟自己的生活已经很遥远，而且也没有了兴趣。可为了应付一顿饭过去，不得不强打精神参与其中，嗯嗯啊啊，努力用声音的丰富掩饰内心的厌倦。这饭吃得影响消化。
偶尔碰到熟人，对方关切地问一下怎么那么迟？很忙？这是大家都熟悉的礼节。我不可能不知道。我认真地答，让忙的先吃。像个捧哏。然后，彼此呵呵一笑。笑得有些自然。
餐桌上原来是安放一盒盒的纸巾，吃完饭抽一张擦擦嘴。过了一段时间盒装的纸巾不见了，变成了一卷卫生纸，挂在放餐具的窗口边。依然有人咕噜咕噜地拉，抽出长长的一段，然后擦嘴，随手扔进垃圾桶，大半拖在外面。纸上一点儿也不脏，很卫生。一餐中饭，垃圾桶很快变得满满的，像一篓刚摘的棉花。见了，内心有些疼惜。
食堂安排的是自助餐，每天约有十多种菜，有荤，有素。离几步之遥的地方是专门安放餐具的，旁边有一只大大的铝制脸盆，专门盛放用餐后的垃圾。食堂的墙壁上贴了数十张公益广告，是关于节约粮食的，画面是用卡通设计的，一只空盆子张着嘴巴，提醒人们吃光盆里的饭菜。后来，我又注意到一张关于餐后水果不能外带的公告，粗黑体，像拐杖似地站在墙上，我感觉那字似乎随时可以下来打人。
我几乎常是最晚的一个去吃的，那时铝制脸盆里堆得跟小山似的，那些饭菜一旦吃剩，只能闲置到盆里，然后有二个人扛着去倒掉。我有时无厘头地猜想就餐者的饭量，不知道他们平时吃几碗饭。农村人以考察饭量来评判一位新人会不会过日子。庄稼人靠力气过日子，能说会道，仅仅是副业，只有每餐三碗饭，有力气伺弄庄稼，这才是真理。
我每餐吃一碗。我亏对庄稼人的真理。
我不否认，我是有雄心壮志的，不甘庸碌，不喜拘泥。但这一切似乎正慢慢离我远去。尤其过了不惑之年，雄心渐渐成为过去时。
偶尔，我还会有凌云的自信。这种自信，不是短暂的心灵旅程，像是长途跋涉。我的记忆对此并不想掩饰，或者省略、跳过。
我看着自己被太阳投射到地上的影子，突然想到德国的一个民间故事，一个用自己影子向魔鬼换取财富，虽然有了巨额的金银财富，但遭到了世人的痛斥与诟病，他仍然很贫穷。我的影子始终尾随着我，我也没有出卖过它。不过，这几年，影子在慢慢矮下去，有时它拖着我走，它顶着我的脚步蹒跚而行，有时我拽着它，踉踉跄跄，无论是它，还是我，都觉得力不从心。这已经是一个事实。
每个夜晚，总有许多的念想聚集在脑海里，像网一样网住了自己的睡眠。道一声晚安容易，然而，当夜已央人未眠时，万籁俱寂是一种更深的折磨。我恨不得让夜晚喧腾起来，以一种近似疯狂的自虐，抵挡来自内心的虚无。二十几年过去了，人事式微，我仍旧在无尽的等待中消耗余生。我亏待了自己的沧桑。
我想起小时候的捉漏。雨从瓦缝里渗透进来，滴滴嗒嗒，淋湿一切可淋湿到的地方，或床顶，或橱柜上。我把脸盆放在滴水的地方。屋顶跟地面有很长的距离，我必须试放几次，才能接住水滴。如果雨水猛烈，漏水的地方一多，脸盆根本不够用，桶、碗，甚至茶杯都须要用上。那时真是考验眼力与心力，你除了依据水滴的方向，还得判断水滴的声音。此刻，挣脱虚妄，如同捉漏。
我默默背诵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在水泥建筑林立的城市一隅，我想像那座飘着柳絮的茅屋，希望有一天能覆盖瓦片，阻挡风和雨。但，我已经没有砌墙添砖的力量，连置身于热闹的勇气都没有。来自于骨骼的坚韧，一点点被日渐稀少的钙质所消蚀。而我却努力天天穿高跟鞋，哪怕脚底磨出了一个个老茧，硌得脚生疼生疼，脸上仍然跟众人一样挂着精致的笑容，谁也看到来自脚底的疼痛。
我每天修饰着文字，希冀用这种修饰的能力修改现实中的虚无。我再次像一头初出生的牛犊，一次次地搏击、跳跃、冲撞，用青春的名义抗衡来自现实的纵横。我有时清高，面对世俗的程序，我拒绝参与各种渗透着明明暗暗信息的应酬。我不屑于来自酒桌上的谄媚与奉承。我有时固执，是就是是，非就是非，对是是非非，非非是是的辩证感到鄙夷，厌恶狡猾的人际关系法则。我有时情绪化，高兴与低落，别人也清清楚楚，而自己却无法参透别人的表情，似乎明白成了我一个沟壑。
面对世俗的规则，我很清楚故乡给我的身份，逐年瘦弱、卑微，已经无法帮助我完成最初的夙愿。我当年那么嫌弃自己的故乡，努力用学业上的勤奋逃离故乡的泥土，一张录取通知书彻底把我置换成非农户口。我曾经像一个盗宝者一样找到了阿里巴巴的咒语。我以为自己从此可以长吟“我辈岂是蓬蒿人，仰天大笑出门去”。
其实，自己原本是一颗长在贫瘠土壤里的种子，不管移植到哪里，种子已经完成了基因的复制。而且还将继续复制，那些修改永远只是企图、徒劳。故鄉就在眼前，而我却在另一个精神世界里模拟着回去的情景，一次又一次地虚构。我像一位叛逃者一样，在获得某种高额利益后希冀用悲悯的情怀冲淡来自内心的愧疚。
生计只是换成了另一种奔波，我用重复的程式化，替换故乡人庄稼地里的流汗出力。他们无限殷勤的伺弄，换来果腹之需。我之欲求，还不如他们的果腹之欲。他们只要勤劳，就不会败业。而我的败业，似乎不可避免。
我靠一次次的否定，来实现对自己的肯定。我努力对自己实行救赎，让自己在幻想的时候接受幻灭。那些储存于年轻时候的豪情，在强大的现实面前替换成一个个碎片。只有这样，我才感觉到安全，身心淋漓酣畅。我突然心安理得地想起那些在土地上讨生活的家乡人，并与他们接近。
这次，我不想逃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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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前，我突然闲了起来。上班，无所事事。下班，也无所事事。饱食终日的无所事事啃噬着我的骨骼，却疼在灵魂里。
那时候，我还年轻，心有抱负，并不平庸，适应空闲成了一个问题。我苦恼极了。但没办法诊治，如同医生在病历上的病因待查，或病因不明，只能临床观察。观察期间，你还是一个病人，只不过，没办法对症下药。
办公室的门洞开着，开一整天，也不会有人进来，倒是一些喧闹的声音，夹杂着男女之间，男男之间，女女之间的寒暄、客套、招呼，其形其状，近似半失调的内分泌，有做作，有真诚，也有精致的巴结，肆无忌惮地在走廊里涌来涌去，自然也涌进我的办公室。我整天受其困扰，准确地说，是受其折磨。
干脆就关了门。
关了门，也没有人敲门。
后来，我出去开会不再锁门，也不关门，把门敞开着。办公室里最多的是书籍，如今已藏了五百册书，包括自己写的书。偶尔听到别人丢了什么，但从来没有听说过丢书。书在单位里成了最安全的东西。它们一直站在模样挺好的书柜里，如果可能，它们也许会一直站下去。而且这个可能慢慢成为一种必然。至今还没听到过有关解决书蒙尘的会议。
为了抵御这种噬人的氛围，我给自己制订了阅读计划，希望用考博的宏大目标清洗目前的失意。就像当年我勤奋学习的初衷并不是为了四个现代化，而是逃离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命运。我似乎还有挣扎的勇气。我现在珍惜每一次的挣扎。我用挣扎来抗衡重复的空闲，自信与惆怅像帷幔一样落英纷披。
我跟念硕士时的导师要来了一张读书单。我几乎整天足不出室，关在门里阅读，恨恨地阅读，做笔记，背词条。但我很快发现自己只是想要一个证明而已。恐惧的是我不知道向谁证明自己。没有人接手我的证明。我的努力已经在十多年前已经给了我一张回执单，从一个乡镇卫生院的医生成为一个公务员。这个转折像恩赐一样写在了我的简历里。我之后的种种奋斗一直超越不了这件事。
很长时间我生活在这种定型的状态中。我一直隐藏着“达者兼济天下，穷者独善自身”这条古训，像一个饥饿者时不时舔一下风干的腊肉，然后虚构自己的简历。但坐在一间被自己关上门的办公室里，我突然感到虚脱，像是被人揭穿了我的虚构。我既清醒自己不愿意被理想所抛弃，可又无力反抗现实的束缚。我像一个半麻醉的人一样，有意识，但没有知觉。我毕其一生的努力，仓促之间成了泡在水里的一部分，露出的是夜晚，一个被雾霾笼罩的夜晚。而我的白天却隐藏在水底下，那里水草纵横。 一段时间，我拒绝阅读任何书，并且试图忘却曾经有关读书人生的一些经典语录。我绝情地把书全部装入一只只废旧的箱子，并且贴上厚厚的封箱纸，从外面看，似乎里面装的是廉价的小商品，或是等待处理的废物。我像干一件大事般地做完这些事。我的书柜一下子空闲了。
我让自己的内心浸淫在无边无际的苦痛中，不想自拔。像一个自虐者一样反复咀嚼痛苦，把自己推向绝境。只有绝境才让我感到一丝异常的愉快。这份异常的愉快治疗着我荒芜的空洞。我停止所有的想像，对呈现在身上的缺点有近乎厚颜无耻的愉快。我与本我同在，那个超我，次第散去。冰山渐露海面。
这个过程很漫长。我并没有想解救自己。我幸灾乐祸，我再次回到了一个庸俗不堪的人。岁月静好，万物如斯。我的生活开始进入水滴石穿的轨迹。我已经不是半麻的人。
终于，我习惯了关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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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尔，我会在大院南门口碰到一些人。他们被挡在门口，嚷嚷着，群情激愤，意欲进入院内。旁边站着一拨人，身穿特警的制服，在入口处站成二排，面无表情。大家互相僵持着。他们中的人每次是不一样的，有时是挽着裤腿，头戴草帽，衣服上沾着泥的农民，有时是手拿塑料板凳，手拉横幅，要求维权的城里人，也有操着外地口音，背着编织袋的外来务工人员。毫无疑问，他们是信访人员。按照程序，他们得去信访局。但，他们就愿意被堵在门口，而不想去拐个弯即到的信访局。
他们来大院，无非是希望找领导替他们作主。他们的思维是民众的思维，任何问题，领导过问了，都不是问题。至于程序，或者是法律，在他们看来都不如找领导来得直接。如果他们没有出格的举动，他们会长时间地站在门外，上午如此，下午也是如此。几个信访办的人口干舌燥地劝说着，一边亲昵地拉，或推搡，希望把他们请回到镇信访办。他们不走，信访办的人自然也不能走，陪着他们一起晒太阳，或一起淋雨。唯一不同的是，信访办的人胳膊窝下夹一只公文包。僵持，既是他们解决问题的一个过程，也是他们诉求得到解决的一个伏笔。
上班来的人，开着车，有序地从他们身边经过，一辆接着一辆。很快，大院里停满了车辆。他们目光里交织着期待，也含着愤怒，一些不好听的话从他们嘴里出来，又很快消散在风里。
从车上下来的人，纷纷走向各自的楼层，打开属于自己的那间办公室。他们的诉求，没有影响到大院里的秩序，坐在办公室里的人依然按章办事。
看到他们，我有些不安。我不走南门，走北门。他们不知道大院还有一个北门，以为只有一个门。
我做过基层信访工作，深知个中的苦与累，以及彼此的无奈。那时推行信访包案制，一个干部包一个信访人员，负责其在重大会议期间不出城。这个包案制，从来没有在文件上看到过，但在基层执行了很多年。
我第一个包案的对象是一个姓赵的老信访人员。她是因为二十年前房子强拆而信访。当时她的房子在一所小学旁边，小学因扩建而需要她的房子拆迁。她刚开始也同意，但在赔偿款的问题上发生了矛盾。因调解不成，她的房子被强拆了。她由此走了漫长的信访道路。她深谙信访的规则，熟悉信访条例，在她家里的墙壁上贴满了关于老信访户成功解决的案例，以及法律条文修改的报道。她也从不与信访人员发生任何冲突，对市里领导的情况了如指掌，甚至隐私也打听得清清楚楚。
我喊她赵阿姨，她叫我小干，看上去俩人像是村里的熟人。她心里很清楚，她的要求与眼下的拆建赔偿款距离相差也很大，但她从不改口，而且一年比一年高，说是精神损失费与物价补助费。我的劝说她根本不听。我唯一能做的就是跟她套近乎，免得到时候找不到她。她曾给我说过，每次有重大会议，她就管不住自己的脚。上访，差不多成了她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她也直言不讳，说，你们也只有在重大会议期间才会想起我这个老信访户。我跟她开个玩笑，说，赵阿姨，你不会是我退休了，你还在信访吧？她也不生气，笑嘻嘻地说，不解决我的问题，我不放弃信访。
后来，我跟另一个同事调换了一个信访户。这个信访户也是老信访户，我信访包案的时候，他们已经上访了八年。他们的女儿因青春期内分泌失调导致脑积水，在上海一家医院做脑部引流术后导致脑瘫，智力只有三岁，身体一直在长。官司打了，调解也调解过，与医院始终没有达成一致。我还没认识他们的时候，他们因不满社区干部对他们过度关注而引起争执，情况非常糟糕。我走进他们家的时候注意到了一个细节，墙壁上贴着一张基督教的日历，于是我跟他们谈《圣经》，由此彼此的距离小了许多。
也许我平时跟他们来往比较正常，每次他们在重要会议期间准备去上海信访前，总会打电话给我。我能做的，便是过几天去接他们回来。就在我调离原单位的时候，通过上海某法院具体负责调解的几个法官努力下，此事得到了调解。他们对调解的结果表示满意，还特意给我送了一面锦旗。我突然觉得很羞愧。那面锦旗也不知被我搁置到哪儿，至今想不起来。
我到了新单位后，曾在大院南门口看到过几张熟悉的脸孔。其中，有一个也是老信访户，经常手持白纸，上面寫着一个“冤”，跪在大门口。门卫的人估计也熟悉她，一看到她来了，不停地冲她挥手，示意她不要进来。她有时高喊几句，要求领导替她作主。她一喊，几个门卫坐不住了，奔出来阻止她，想收走她手里的白纸。她便往外挪几步，然后又跪下来。她不喊，门卫也拿她没办法。
她的问题我也比较清楚。她是农嫁非，承包地跟她父亲一块儿。村里实行土地征用，在没有经过她同意的情况下把她的地给征用了。她得知后已经过了好几年。有一次，我从外面办事回来，看到她又跪在门口。那天很炎热，又是午后，太阳毒辣辣地晒在她身上，她的脸上额上脖子里全淌着汗水，手上持着一张硬板纸，上面写着“求清官”。我不知道她已经跪了多长时间，但这样热的天气，就是十分钟也吃不消。我走过去，说，黄阿姨，别跪了，回去吧，太热了。她抬起头，一双浑浊又失去神采的眼睛盯着我，说，你认识我？我点点头。她说，他们抢我的地，我要讨个说法。我想拖她起来，她执意不肯起来，反而叮嘱我早点进去，外面热。 我下班的时候，特意去看了一下，没见到她。到现在，我也没再见过她。
但愿，她的问题已经解决了。
4
长时间坐在办公桌前，其实挺累的。我也没有别的解乏方法，就在窗前站一会儿。
据说，我这间办公室原来是市政府招待所，以前用来接待上级就餐，窗帘是厚厚的遮阳布，一拉上，室内漆黑如夜晚。不拉，里外透明。外面看我，清清楚楚。我看别人，也一览无余。这份透明突然之间变成了一个负担。
旁边是会议楼，一周总有几场大会议。与会者中有的是曾经的同事，有的是熟人。参加会议，难免要经过我的窗前。看到了，打个招呼似乎理所当然。时间一长，招呼也挺繁琐。与会者正急急赶去，恰好我抬起头来，对方以为我看到了，不打个招呼挺过意不去。有时，我正伏案读书，对方看到我了，因有以前的熟情在，不跟我招呼一声，好像不太合情。
我便买来纱窗，那种大花纹的，挂上去后外面看进来模糊多了。有了这道窗幔，我感到从所未有的自由，似乎一下子脱去了马羁。
我隔着窗纱，喜欢看院子里的树。它们昂首，我看它们也昂首。它们默默地在内心长着一圈圈的年轮。院子里的人事代谢，每年在进行。一拨拨的人出去，又一拨拨的人进来。只有树，一年年镌刻着岁月的荣与枯。心无旁鹜，记录着每个季节的更迭。从它们底下走过的人行色匆匆，神情严肃，手上拎一只模样差不多的公文包。他们似乎从来不看树。
树的品种以樟树为主，自建好这座院子时就种下的，少说也有二十几年了。树已经长得很高了。枝枝杈杈，茂密繁盛。这是这座县城里唯一没有修剪过的樟树，也是唯一没有挪过位置的树。所以，它们长得极好。
奇怪的是，我从来没有听到过鸟叫，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院子外来的人都须要站到门卫室的窗口前，老老实实填写访问单，找谁，做什么事都要写清楚，然后出示身份证，验证，扫描。缺一不可。出去时交还填有被访问者签字的回执单。鸟是有翅膀的，天空那么高远，它们又不属于闲杂人员，可它们为什么不愿意来呢？至今都没有人告诉我这个答案。
倒是看到过几只猫，很肥，看见人也不怎么害怕，拖着粗粗尾巴，在院子里遛上几圈。不叫，也不闹，安静地让人匪夷所思。我不知道这是野猫，还是走丢的猫。有人说，野猫的尾巴短，而且见人时慌里慌张，眼神有些猥琐。我分辨不出。它们气定神闲，慢条斯理地踱来踱去。它们一会儿钻到车底下，一会儿爬上树，看到我时歪着脑袋，一瞅，一瞅的。见我没反应，便前爪着地，脑袋俯下，抻长身子，拼命往后倾，像跟人做瑜伽似的，连续做三下，再歪着脑袋瞅我一眼，然后拖着粗粗的尾巴，颠儿颠儿走了。看来日子过得不错。
院子外的樟树就没有这样幸运了。每年都有人手持电锯这里锯一下，那里锯一下，树枝像褂子似的，一件件地掉下来。空气中弥漫着樟树的清香，一缕缕地飘进来。我无可救药似地猜想那是树在生气。我不知道锯树杈的理由是什么，有人说影响光照，有人说影响交通视线，总之当树影响了人的生活后，树就被取消了愉快生长的权利。这是人替树作的决策。
虽说，锯一些枝杈不至于让树活不成，但没有了枝杈的树，树不像树，倒像一根根木桩，毫无生气地戳在路边，看上去整齐得让人有些同情，有些羞耻，似乎它们没穿衣服似的。好在，一年后那些锯过的地方又会长出新枝，很细嫩的那种，在风中轻轻摇晃。有时，看到麻雀站在上面，叽叽喳喳，似乎跟树聊着什么。可断枝的树发不出哗哗的声音，寡淡地晃几下，晃几下。鸟很快飞走了，它们需要寻觅筑巢的地方。
因亮灯工程的需要，有些树被缠上彩色的灯管，从粗杆开始，一直到枝枝杈杈，像五花大绑似的。城市一如既往地延续白天的喧嚣，还是那样的无边无际。人们的欲望没有因为夜晚的来临而消减，丰富的夜生活成了城市的一张名片。似乎唯有灯火辉煌，才能证明城市的繁荣与文明。总有人不想在城市的夜生活中缺席，总有人习惯于在热闹中寻求平衡。树成了人们实现欢乐的道具。
慢慢地，我发现被灯管缠绕的树不长高了，而是拼命朝外面展，旁枝逸出。
树拒绝成材。
5
我的办公室朝西。只有下午三点过后才有阳光照进来，从书架的一角，慢慢移到椅子上，再由椅子一点点挪到地上，但永远照不到办公桌，阳光只有一丈远，一丈高。一个半小时过后，这一丈远一丈高的阳光就抽身走了。那还必须是夏天。如果是冬天，整天都是阴冷的。
西南侧是一幢高楼，所有的决策来自这一层高楼。召开几级会议的决定也来自这座建筑。大楼共有十三层，但电梯上只有十二层，最上面的一层改成了各部门的储物间，去那儿得从十二楼走上去。十三这个数字省略了。人们只知道那是一座十二层高的大楼。
我离大楼约百步之遥，似乎跟决策很近。但决策的進行与出去跟我没有一点儿关系。我当然没有为此虚荣过。倒是不明底细的村里人，着实为我虚荣了些时候。回到村里，看见我热情地问长问短，打听书记、市长哪一个更大，问我他们平时说我们县里的方言，还是普通话。有的还压低嗓门向我探究市长们是不是也吃特供？
村里人谁也没见过书记市长的真身，只能从电视新闻里看到他们或西装革履地参加一个个会议，念着一个个报告，或身穿夹克行走在乡村田野间，目光远眺，指指又点点，后面跟着一簇簇人，脸上挂着笑，没有一个人是严肃而刻板的，跟平时判如俩人，但眼睛都聚在前面的几个人。自然，他们讲什么，说什么，我的乡亲是听不到的，即使听到了，乡亲们也不明白他们说的话跟自己伺弄庄稼有什么关系，还不是靠天吃饭，靠力气种地。
就像别人问我在哪儿上班。我报一个单位名，别人想上半天也想不出这个单位是做什么的。别人为此感到尴尬。我知道那份尴尬是替我生的。我自然也尴尬。不过，这份尴尬是为了配合别人的尴尬。如果我不这样做，别人的尴尬还会丰富地挂在脸上，似乎是为了完成某种礼仪。
为避免这种尴尬的重复出现，我是过了12点后才去食堂。那时比较空闲。找一个角落，慢慢完成中餐，吃得干干净净。虽然饭菜有些冷，但比较安静，没有人挨人的喧闹，也不用排队，直接盛了饭菜就吃，专心致志。这时候我会想起弘一法师，他吃完饭后总要拿水冲一下碗，之后饭粒与水一起咽下。他吃饭时没有声响，跟礼佛时一样虔诚、庄严。
如果与人拼桌，埋头吃饭，一声不吭，别人会不停地注视你，跟老中医望诊似的。于是，餐桌上不管有话没话，一顿饭下来还是要闲扯几句。这种闲扯已经成为坐机关的一种技能，在闲扯中拉近关系，也在闲扯中八卦人事问题，似乎个个是候补组织部长。别人聊的话题跟自己的生活已经很遥远，而且也没有了兴趣。可为了应付一顿饭过去，不得不强打精神参与其中，嗯嗯啊啊，努力用声音的丰富掩饰内心的厌倦。这饭吃得影响消化。
偶尔碰到熟人，对方关切地问一下怎么那么迟？很忙？这是大家都熟悉的礼节。我不可能不知道。我认真地答，让忙的先吃。像个捧哏。然后，彼此呵呵一笑。笑得有些自然。
餐桌上原来是安放一盒盒的纸巾，吃完饭抽一张擦擦嘴。过了一段时间盒装的纸巾不见了，变成了一卷卫生纸，挂在放餐具的窗口边。依然有人咕噜咕噜地拉，抽出长长的一段，然后擦嘴，随手扔进垃圾桶，大半拖在外面。纸上一点儿也不脏，很卫生。一餐中饭，垃圾桶很快变得满满的，像一篓刚摘的棉花。见了，内心有些疼惜。
食堂安排的是自助餐，每天约有十多种菜，有荤，有素。离几步之遥的地方是专门安放餐具的，旁边有一只大大的铝制脸盆，专门盛放用餐后的垃圾。食堂的墙壁上贴了数十张公益广告，是关于节约粮食的，画面是用卡通设计的，一只空盆子张着嘴巴，提醒人们吃光盆里的饭菜。后来，我又注意到一张关于餐后水果不能外带的公告，粗黑体，像拐杖似地站在墙上，我感觉那字似乎随时可以下来打人。
我几乎常是最晚的一个去吃的，那时铝制脸盆里堆得跟小山似的，那些饭菜一旦吃剩，只能闲置到盆里，然后有二个人扛着去倒掉。我有时无厘头地猜想就餐者的饭量，不知道他们平时吃几碗饭。农村人以考察饭量来评判一位新人会不会过日子。庄稼人靠力气过日子，能说会道，仅仅是副业，只有每餐三碗饭，有力气伺弄庄稼，这才是真理。
我每餐吃一碗。我亏对庄稼人的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