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译：Rita
　　两个人的遭遇
　　
　　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在上海已经不复存在，对年轻人和有才干的人无疑是件好事，但蓝领阶级的工人一时恐怕难以适应这种变化。
　　1993年，当一个加拿大商人雇佣了一个名叫伊沙贝拉·周的人当他的秘书时，她只能讲蹩脚的英语，有一头披肩的长发，穿一套套装，这个商人回忆，看起来那似乎“是从她的外祖母处继承来的”。当这个商人在90年代末再见到她的时候，她一身剪裁讲究的运动装，修剪时髦的头发。英语流利，在HP公司担任高级行政助理，赚的工资比她在国营商店里工作的父母高出两倍。在咖啡吧里喝咖啡时，她沉思地说：“如果我不是在外资公司工作，我想自己不见得会有什么很大的变化。现在对我来说，接受新事物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以后也许会更加容易。”上商店买东西对她来说只是一种娱乐，她还打算与父母分开居住，自己买一套房子：“我的公司提供住房基金，银行也提供抵押贷款。而在三五年前，我根本就不敢想这样的事。”
　　随后我又遇见了阿华，当时她刚好被一家国营的纺织厂解雇，她在这家工厂工作了17个年头。她和丈夫、母亲以及一个13岁的女儿居住在一套30多平方米的公寓里，面积比足球场的球门还要小。阿华是千千万万遭遇过“文革”洗礼的中国人之一，长达10年的“文革”使她们无法受到应有的教育，一直到1979年她才庆幸自己获得了一份看起来不错、也挺稳定的工作。可是在1996年她被解雇了。作为补偿，她得到有限的补助费外加医疗保险费。她不知道今后该怎么办。“今天社会上所要求的那种生活水平，对我们来说是不可能达到的。”不错，工厂提供了再就业的训练，但她们很难介入进去。她说自己如果是25岁，就会去试试店员的工作，但现在不敢冒风险，万一去当了店员，就会失去下岗补助金，而谁知道店员的工作能否长久？
　　阿华和伊沙贝拉·周，正好典型地显示了中国社会中两副不同的面孔。老百姓当然喜欢过周的生活，在90年代，由于上海的复兴和众多的机会，带来了繁荣和更为舒适的生活。但对阿华来说，这个时代给她带来的是动荡和艰难。不过看来只要上海继续将国家计划经济转换到市场经济的轨道上，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就不会再出现。
　　
　　平均主义的消失
　　
　　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吃大锅饭”被民众作为一种信念来坚持。政府的职能之一就是向民众发放各种各样的票证，并决定哪些人可以进入学校就读。而分配职业无疑是官员们的一种特权。工作单位提供免费的医疗保健、分房、入学、旅行、搬家、调动等等，作为交换的条件，未经上级的允许，任何人不得自行调换或选择别的职业。
　　其实，在毛泽东时代也从来没有全部实行过平均主义。官员可以有专用的轿车，出入供应特需商品的商店，享受种种的特权，甚至家庭出身都可以决定一个人的命运。但这些都是在大多数民众不知情的情况下发生的。
　　平均主义和强调意识形态斗争的结果是平均工资的下降，住房条件的恶化，教育标准下滑。“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关闭了大学。70年代末期，衰落的经济使工业部门不能提供足够的职位给年轻人就业。1979年党的领导层认识到这种状况必须得到改变，邓小平进行了市场经济的改革，这意味着中国的平均主义走向了結尾。但同时而来的则是90年代中期收入差距拉大的问题，有两件事是清楚的。一件是在剧烈变动的90年代期间，上海人的收入上升了。1999年，上海居民的平均年收入为1400美元，与1991年相比，有了明显的增加。按西方的标准来看，这还是很低的，但已经可以使上海人得到新的物质享受：彩电、冰箱、空调和洗衣机等等。其次，有的居民的致富速度远远快于其他人。上海居民中最富的10％与最穷的10％之间的收入差别在90年代是4倍。也就是说，上海正式居民中最富的10％拿回家的是1801美元，而最穷的10％居民只有546美元的收入。
　　
　　富人的日子
　　
　　中国的一些新富通过拉关系、内部交易和贪污腐败，已经积累了他们的财富。在1999年底，我与一个男子共进午餐，他的祖父曾是解放军军人，他的父亲是资深的共产党官员。这是一个特权阶层的成员，他和妻子及儿子刚从欧洲度假归来。他有3所房子，2辆汽车，总是挺着他的腹部，显示出大款的富贵气派。当我问及他致富的秘密，他说：“这全靠朋友和亲戚。”由于朋友的帮忙，他能够进入广告行业和经营发行渠道的业务，他还利用亲戚的关系开设了一家印刷工厂。
　　也有积极的一面，很多人是通过自己的才能获得财富的。很多像伊沙贝拉·周的年轻人加入了外资公司。自从1992年跨国公司登陆上海后，需要很多能讲英语的毕业生。但往往是供不应求，于是那些公司争相聘用或设法留住人才。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物理系的刘一开始在当地的一家证券公司从事金融业务，每月挣240美元。5年以后，这个30岁左右的年轻人成为一家美国投资公司的首席上海代表，薪水增加了14倍。他穿着讲究，已经在高尚住宅区购买了一套现代化的公寓房子。
　　更为幸运的是那些曾在海外留学，返回中国之前又有过在海外工作资历的人。大多数归国者在跨国公司里找到了工作。与留在国内的同胞相比，他们的薪水高，地位也高。以杨为例，1984年她去美国读了商业并在美国电话电报公司找了份工作，这家公司把她派遣回北京，后来又去了通用电气公司，派驻上海。她不仅身处高位，而且当年在美国生活时获得了美国的护照，可以自由地进出中国，在中国和美国都有家。
　　如果有进取心，在中国公司里的年轻人同样可以致富，钱先生在平安保险公司当推销员，这只是一家国内的人身保险公司，但他每月可以拿到2000美元的佣金。90年代末，我见到他时，他已经在幽雅的地段买了两套房子，一套给父母住，一套两口子自己住。
　　私人企业家经常面对的困难要更多一些，比方说，私人企业在股票上市、进出口经营权和向银行贷款等方面还不能与国营的企业平起平坐，1997年之后中国才在政策上承认私营企业的合法性，但观念性的歧视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改变的。
　　陈先生出身于普通农民的家庭，没有什么特殊背景关系，也没有去海外镀过金。80年代他想参军，但由于父母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犯了“反革命”的罪行，被取消了参军的权利。他用积蓄的240美元作启动的本钱，从事收购家禽这种又累又肮脏的小生意。后来他投资开了一家服装店，赚了1000美元后又投资一家服装工厂。因为私营企业征税高，备受各种规章制度的管制，他设法将自己那家公司的身份从私营变成集体。但终究支撑不住，把生意停了下来，那几年他总共赚了2.5万美元。
　　直到股票交易所重新开放后，他又找到了一种新的感觉。1994年，他在贸易上赚了不少钱，并将1200万美元投资到制造保龄球设备的工厂中。1998年他就赚了1400万美元。在此同时，在1997年中共召开15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他感受到身为一个私营企业家在地位上得到了改善。1997年，上海市市长徐匡迪邀请他和其他企业家共商私营企业发展的大计。
　　中国的新富们是懂得享受他们的财富的。陈先生建造了一栋2000平方米带游泳池的别墅。而更多的有钱人倾向于在一个好地段上用2.5～8万美元购买一套公寓，乍看起来，好像是昔日的香港人迁居到了上海。另外上海的有钱人经常出外旅行，最常去的是香港，新加坡，菲律宾等。
　　但这并不意味着上海的有钱人都是那么潇洒地过日子。大多数有钱人宁可多节省点钱，因为政府将不再负担很多项目：大学教育，医疗保健，住房供应等等。这都需要钱。有进取心的年轻人也将钱投资于自身的知识提高上，报名参加夜校，学习电脑、金融、管理和英语。他们甚至将初初学会走路的孩子送入寄宿学校，星期六才接回来共叙天伦，这样可以使他们能全身心地投入搏杀，而孩子今后也能出人头地。
　　
　　穷人如何生活
　　
　　解先生过去在一家纺织厂的仓库工作。他的故事没有什么新鲜的东西：1975年参加工作，庆幸自己进入了“一切得到照顾”的环境中，但1993年被解雇了。现在替一家山东人开设的饼干厂销售饼干，但是并不顺利。“质量不佳，这家工厂没有竞争力，”解先生叹气说，“在上海，饼干的竞争太激烈了。”问题是类似解先生这一类的上海居民并不在少数，低技术、劳动力密集的国营工厂被淘汰，政府强调发展的高科技产业如汽车和制药行业需要教育程度较高的人员，而不是学历低又人过中年的人。结果，学历偏低，年龄偏大的员工就成为解雇的第一目标。虽然政府提供了再就业的房屋和培训，大多数人通过亲友来寻找新的工作，一般只能在私人的小店、小工厂里工作。那个在纺织厂下岗的阿华，最终是在哥哥的餐馆里打工。
　　上海正在设立统一的保险网络，给市民提供一个缓冲器，对失业的、退休的或其他不幸的人士提供由政府和雇主参与的保险体制。在传统的中国家庭里，人老了就依靠儿女的照顾。但根据中国现在的人口政策，一个家庭只能生育一个孩子，他们要照顾很多老人。此外，那些成年的儿女，忙于生计更甚于过去的年代，又搬迁到了自己的住房里生活。因此老龄化问题是一个挑战。
　　另一个挑战是保证穷人的医疗保健。经济困难的工厂往往对职工或退休人员的医药费一拖几年才给予报销，也有的永远得不到报销。在90年代医药的费用以每年20％～30％的速度增长，“真气人！”一个退休的制袜工人说，由于负担不起胆囊的手术费，他的岳母已经痛病在床几个月。
　　穷人也无钱参与上海的住房改革，这个改革鼓励居民购买国家分配的房子或者私人发展商盖的新房子。但是政府的补贴是根据诸如职务的高低、工龄的长短而定。因此，一个工龄10年的体力工人和一个工龄20年的高级职员相比，所得的补贴或折扣相差极大。这样就使职务低的年轻职工也难以承受这笔大额的开支。但是也有好消息，90年代很多穷工人的居住条件得到了改善，政府盖了一批相当现代化的公寓让人均不足4平方米的居民搬进去住。
　　生活在上海的穷人显然是艰辛的。强女士，一个苗条而又饶舌的中年妇女，1996年下岗，随后她找到了一份售货员的工作，但是不久又被解雇了。她的丈夫在1997年失业，后来去缅甸贩运木材。这家公司每个月给他120美元，还算不错的工资。他们的儿子在上海师范大学，需要花费掉几乎是他们年收入的一半。强女士别无他法，只有拼命地节约开支，一分钱也不能马虎。她不看电视，是为了节省电费。为了节省水费，她每星期只洗一次澡。她从来没有去外面花钱吃过饭，即使一碗面条也舍不得。“在外面吃一碗面条要3块钱，而我在市场里买一斤面条才一块钱，我可以吃好几天哩。”
　　尽管如此，上海穷人的日子还是要比在中国其他老工业中心的同胞们好一些。中央政府为了把上海建设成中国的商业和金融枢纽，给予各种优惠和持续不断的资金支持。这个城市也甚多外国的投资者和商人。由于职位上的需求和生意上的来往，不只是有利于上海的富人，对穷人同样是有好处的。例如上面提到的那个销售饼干的解先生，每月低于60美元的工作，他随时可以找到，但对于上海的当地居民来说，他们不想干这一类的工作，这就把机会留给了外来的临时工。
　　上海300多万外来的临时工（他们不被计算在上海的1400万人口之中）可能是最容易被一眼看出的穷人。他们聚集在车站码头，出没在建筑工地，有时候留宿街头。他们不能享受当地居民的任何福利。他们来自穷困的省份，很多是来自农村，来城市赚些钱寄回去养家活口，或者积蓄起来当作原始的资本，准备将来做点生意。上海容许流民们干的工作，大多是当地居民不太愿意干的粗重活。男性多半在建筑工地干活，女人有很多做家庭女佣，或者在边缘地段的发廊里工作。外来工的子女大部分是进不了学校的，他们付不起这笔钱。
　　赵先生来自穷困的安徽，在上海干了7年钢筋混凝土的工作。“我没有办理过任何保险，”他说，“如果我真的病了，我只能回安徽。我们没有那么多钱去医院看病，如果真的得了大病，只能向亲友借贷再说。我也说不清什么是公平，什么是不公平。如果你是一个农民，就难得有什么事情会是公平的。”但不管怎么说，在上海当临时工还是比在农村要好一些，至少多了一点机会和希望。□
　　(编辑：郑作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