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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高等院校科技成果转化的发展，自上世纪80年代起，各高校通过设立在大学的科技成果转化中心，推动大学科研与市场和企业的结合，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这种方式无法根据市场需要来引导大学内的科研活动，随着社会上其他技术转移机构和技术中介组织的出现，其作用正逐渐下降。为克服传统科技成果转化中心被动推广和单纯出售科技成果的弊端，各高校逐渐开始探索大学科技园的建设，确立以市场为导向的科技成果转化理念，形成以市场方式运作的技术转让机制。但和国外发展了几十年的科技园相比，我国在这方面的发展仍然处于起步阶段，无论是大学科学研究与社会企业和市场结合的紧密程度，还是资金、技术、人力资源的有效开发和运用等方面，都存在较大的差距。“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借鉴国外产学官合作模式，对我国目前高校科技成果转化运作会有益处。
美国产学官合作模式
1.政策导向及科研经费的投入。早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就制定了“教育创新计划”。在1994年发布的《符合国家利益的科学》的政府文告中，美国又确立了“造就21世纪最优秀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和“提高全体美国人民的科学技术素养”的人才开发战略目标。从科技成果看，美国的高科技成果总量占世界的37%。美国的专利申請数量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科学研究与开发经费既是衡量一个国家对科技重视程度的尺度，也是世界各国、国际组织评价科技力量的核心指标。从1991年到2001年的10年间，总体来看，美国的科技研发经费从1991年的1 614．7亿美元激增到2001年的2 822.9亿美元，增幅高达74．8％，近十年来科研经费投入占GDP的百分比都保持在2-3%。
2.高校与企业的密切合作。从1973年开始，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实施“大学与企业合作研究计划”，最成功的表现就是高科技园区与高水平的大学及科研院所之间建立起了相互依存的关系。世界上最著名的高科技园区硅谷依托于名校斯坦福大学。在美国，企业尊重大学的学术目标，又利用大学的智力。如世界著名的IBM公司也要利用大学资源进行新产品的开发研究。斯坦福研究园区不仅进行基础研究，还进行应用研究和开发活动。基础研究不仅在大学实验室进行，也在工业界的研究室内进行。合作形式包括为大学提供研究资金、以应用为背景的基础研究以及企业界对研究进展进行跟踪。在大学实验室和研究所从事的应用研究常常由大学教师和工业研究人员共同完成，开发活动则集中在工业实验室。大学参加开发活动还以教师当企业顾问、企业吸收优秀学生等方式来实现。
3.高校与政府的互动合作。美国公立高校和科研院所中的成员是国家公务员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高层次人才基本上可以在政府部门、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企业间自由流动。美国各级政府每年都要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中聘用大批专门人才到政府机构中供职；政府高官需要充电时，往往回到大学进修或者到科研机构通过参加课题研究来提升自己；卸任的官员仍可回校执教。企业和学校之间的人才流动也大体如此。有了这扇“旋转门”，社会人士才便于介入教育,同时教育才能真切地了解社会，这样一个开放式的环境不仅为高层次人才提供了更前瞻性地发挥空间也更强有力地带动了科技成果的转换。
4.高校内部的科研管理。美国研究型大学注重技术转让队伍建设,每所大学都有一批专业人员从事成果转让和专利申请工作，即使技术转让不能给学校带来直接经济效益，学校也鼓励教师进行成果转化。美国大学强调成果转化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赚钱而是对社会的贡献，更主要的是通过技术转化使工业界更多地了解大学的科研情况,从而对大学的基础研究进行大量的投入。为促进成果转化,美国研究型大学均规定了技术发明人的收入比例，较好地处理了技术发明人与学校的关系，科技人员积极性得到了发挥。美国大学还鼓励师生以技术专利入股创办高技术公司，用技术转让或公司股份中所得收入来支持青年教师从事科技创新活动，重点资助交叉学科研究。对于长期从事技术转让的教师允许其停薪留职，允许研究生保留学籍到公司工作1~2年，积累经验后返回学校继续攻读学位课程。
德国产学官合作模式
1.政策导向及科研经费的投入。为了加强产学研合作，加速知识转移，德国政府特别设立“研究奖金”，该奖金的宗旨是最大限度动员高等院校和其他研究机构共同推动德国中小企业的创新活动，以便把研究成果迅速转换为市场产品，以此来激励德国经济界进一步加大对研究和发展的投入。为了显著增强高等院校与经济界之间的知识转移活动，德国研究联合会通过了“独立职位”资助方案，同时还修订了Emmy Noether(德国科学家，1882-1935)计划，旨在进一步促进大学研究与工业的紧密结合。促进国际科研合作是德国科研政策的另一个重要方面。除了在OECD这样的国际组织中的合作、促进(如通过亚历山大·冯·洪堡基金会或德国学术交流中心进行的德国和外国科学家交流及直接合作)外，还有其他多种多样的国际合作形式。
2.堪称典范的校企合作。德国的校企合作强调目标的一致性，过程的持续性和效率的最优化，其模式主要起源于职业技术教育的“双元制教育”，即以理论知识为基础，应用为目的，教学活动在企业与高校之间交替进行，双方共同培养应用性人才。根据学校的学科特色、企业的合作需求形成产学研合作计划。瞄准市场，进行市场化、产业化、商品化的研究开发项目的合作。企业根据市场需求向自己选择的合作高校提出“一揽子”合作项目，由学校进行研究开发，并随同企业人员一道完成整个项目的试制，最后双方共同将产品推向市场。整个合作资金由企业全部提供，学校在企业的协管下全权使用。通过如此运作，一方面，学校获得了资源，释放了知识的生产力价值，更好地熟悉了市场，并据此进行学科与专业的调整和设置；另一方面，企业因此拥有了市场和利润。此外，全国许多企业与高校都设有产学研方面的“顾问合作制”学校要求教师无论企业大小，尽可能担任各行各业的顾问，企业一般都把企业的顾问权授予大学的教授，企业特别尊重教授的建议，并随时将企业的信息向顾问们传输与开放。
3.政府职能明确。德国科研体制和成果运行机制的特点是：政府职能明确。在保护自由竞争的原则下，充分发挥企业和科研机构的积极性，实现市场机制的科研成果转化良性运转。德国虽然是市场经济和自由竞争的科研体制，但并不是把所有研究都推向市场。国家出资建立大型科研基础设施，建立图书、信息服务设施，支持和保障还没有进入市场竞争的基础和应用基础研究。政府掌管的研究开发经费是公共事业经费，其使用原则一是公开性，二是保护竞争，三是科研单位自主支配。国家资金原则上只能用于基础研究和进入市场竞争以前的应用基础研究。
4.高教改革提升科研管理。德国高等教育历来就有政府主导的传统与特色，为了吸引更多的社会资源投入，各高校纷纷采取“基金会大学”的改制，变革现有办学模式和管理体制，进一步扩大高校的办学自主权，使高校更多关注社会和企业尤其是相关企业的需求，通过教学和科研等环节主动为合作企业提供各种服务，为高校科研成果的转化提供平台优势。此外，各州和联邦政府都指定由促进技术转让的法律，充分保障师生的知识产权和成果。
对我国高校科研成果转化的启示
1.需要明晰科研机构和政府之间的相互关系。政府和高校科研机构属于不同的社会组织，承担着不同的社会功能，应采取不同的组织模式，而不是拘泥于行政隶属关系。科研机构和政府之间可以通过各种合同而建立一种主体平等的现代契约关系，政府的责任绝不能仅限于科研投入，应该于投入的同时，要介入科研管理，通过对其运行的引导、控制、约束来确保政府公益目标的实现，但介入的方式和途径一定要有明确的制度安排，在保证科研机构充分自主权的基础上，政府应逐渐从科研活动的领导者、出资者和主要执行者转变成科技成果催化者和规则运行督导者。同理，要正确处理高校科研机构内部“学术”和“行政”的关系。
2.需要正确处理高校科研机构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关键是在鼓励和提倡科研机构积极参与市场竞争、主动引进市场机制的同时，应对其活动给以必要约束；尤其是将市场机制作为配置资源的基本依据时，既应强调其不可取代的激励优势，又应重视其固有缺陷的负面效用。此外，高校的科研机构毕竟不同于一般的民间企业，它承载着独特的社会功能和社会责任，不能以追求经济效益作为其活动的唯一目标。对于资金的使用可以采取“竞争性资金”和“非競争性资金”捆绑分配方式，在保障前瞻性、战略性或公益性研究需要的同时，激发高校科研机构向市场开拓资源的能力与活力，促进科研成果转化。
3.我国高校需要保持低重心，由小及大，着眼于产学研的长期合作。作为地方院校，因各方面的原因，不能急于求成，求全求大，应采取务实的态度，逐步推进。主要思路是：低重心，进行区域性、与中小企业的产学研合作。这种合作，互补性强，合作点多。双方合作，不能只顾眼前，而需着眼于长期的共同协调与发展；不能只考虑经济利益，更多地应考虑整体利益。
4.高校应制定相关政策，调动教职工开展产学研合作的积极性。可以借鉴德国的“顾问合作制”，对于高校教师特别是工科类教师，应建立和完善下厂参加工程实践和厂校人员双向交换制度，定期组织师生到现场调研，征求企业对高校教学、科研工作的建议，根据企业需要进行技术培训和合作研究开发。同时鼓励有科技成果具有开拓创业精神的教师到校外或在校内兴办高新技术产业，促进高校科技成果的商品化和产业化。
5.高校需要完善对知识产权的管理，以激励高层次人才积极参与技术创新活动。可以尝试取消高校教师发明成果优先拥有权，使高校拥有使用教师和科研人员发明、以学校名义为发明申请专利、自负盈亏地进行成果转化的权利，发挥高校在成果转化方面的积极性。另外政府可以为高校延长专利保护期提供补贴，支持专业化的专利、评估代理机构建设，在发明、专利、评估方面为高校提供支持，并鼓励高校开展专利、评估信息交流与培训，帮助研究人员树立专利、评估意识，协助研究人员围绕自己的发明与高校、专利代理、评估代理开展合作。
6.政府需要积极创造条件促进企业积极参与产学合作。目前阻碍企业参与高校合作的因素除了对产学合作的认识不够，对技术开发、人才培养重视不够外，政府对企业的技术考核和技术支持也不够。各级政府可以利用制度化加强对企业技术考核，完善经营承包责任制。在企业考核指标和厂长任期目标中明确规定技术开发资金占产品销售额的比例，科技新产品产值占总产值的比例以及职工培训费用占职工工资总额的比例。政府部门还应通过增加科技拨款或减免税收，建立合作教育基金、高新技术风险基金等形式体现对产学研合作政策的支持。通过这些法规和经济手段，既能对企业加以管理，又为企业创造了开展与高校合作的外部环境，推动企业积极寻求与高校在人才和技术等方面的交流，促进产学研合作发展。
(作者单位：广东培正学院)
美国产学官合作模式
1.政策导向及科研经费的投入。早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就制定了“教育创新计划”。在1994年发布的《符合国家利益的科学》的政府文告中，美国又确立了“造就21世纪最优秀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和“提高全体美国人民的科学技术素养”的人才开发战略目标。从科技成果看，美国的高科技成果总量占世界的37%。美国的专利申請数量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科学研究与开发经费既是衡量一个国家对科技重视程度的尺度，也是世界各国、国际组织评价科技力量的核心指标。从1991年到2001年的10年间，总体来看，美国的科技研发经费从1991年的1 614．7亿美元激增到2001年的2 822.9亿美元，增幅高达74．8％，近十年来科研经费投入占GDP的百分比都保持在2-3%。
2.高校与企业的密切合作。从1973年开始，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实施“大学与企业合作研究计划”，最成功的表现就是高科技园区与高水平的大学及科研院所之间建立起了相互依存的关系。世界上最著名的高科技园区硅谷依托于名校斯坦福大学。在美国，企业尊重大学的学术目标，又利用大学的智力。如世界著名的IBM公司也要利用大学资源进行新产品的开发研究。斯坦福研究园区不仅进行基础研究，还进行应用研究和开发活动。基础研究不仅在大学实验室进行，也在工业界的研究室内进行。合作形式包括为大学提供研究资金、以应用为背景的基础研究以及企业界对研究进展进行跟踪。在大学实验室和研究所从事的应用研究常常由大学教师和工业研究人员共同完成，开发活动则集中在工业实验室。大学参加开发活动还以教师当企业顾问、企业吸收优秀学生等方式来实现。
3.高校与政府的互动合作。美国公立高校和科研院所中的成员是国家公务员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高层次人才基本上可以在政府部门、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企业间自由流动。美国各级政府每年都要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中聘用大批专门人才到政府机构中供职；政府高官需要充电时，往往回到大学进修或者到科研机构通过参加课题研究来提升自己；卸任的官员仍可回校执教。企业和学校之间的人才流动也大体如此。有了这扇“旋转门”，社会人士才便于介入教育,同时教育才能真切地了解社会，这样一个开放式的环境不仅为高层次人才提供了更前瞻性地发挥空间也更强有力地带动了科技成果的转换。
4.高校内部的科研管理。美国研究型大学注重技术转让队伍建设,每所大学都有一批专业人员从事成果转让和专利申请工作，即使技术转让不能给学校带来直接经济效益，学校也鼓励教师进行成果转化。美国大学强调成果转化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赚钱而是对社会的贡献，更主要的是通过技术转化使工业界更多地了解大学的科研情况,从而对大学的基础研究进行大量的投入。为促进成果转化,美国研究型大学均规定了技术发明人的收入比例，较好地处理了技术发明人与学校的关系，科技人员积极性得到了发挥。美国大学还鼓励师生以技术专利入股创办高技术公司，用技术转让或公司股份中所得收入来支持青年教师从事科技创新活动，重点资助交叉学科研究。对于长期从事技术转让的教师允许其停薪留职，允许研究生保留学籍到公司工作1~2年，积累经验后返回学校继续攻读学位课程。
德国产学官合作模式
1.政策导向及科研经费的投入。为了加强产学研合作，加速知识转移，德国政府特别设立“研究奖金”，该奖金的宗旨是最大限度动员高等院校和其他研究机构共同推动德国中小企业的创新活动，以便把研究成果迅速转换为市场产品，以此来激励德国经济界进一步加大对研究和发展的投入。为了显著增强高等院校与经济界之间的知识转移活动，德国研究联合会通过了“独立职位”资助方案，同时还修订了Emmy Noether(德国科学家，1882-1935)计划，旨在进一步促进大学研究与工业的紧密结合。促进国际科研合作是德国科研政策的另一个重要方面。除了在OECD这样的国际组织中的合作、促进(如通过亚历山大·冯·洪堡基金会或德国学术交流中心进行的德国和外国科学家交流及直接合作)外，还有其他多种多样的国际合作形式。
2.堪称典范的校企合作。德国的校企合作强调目标的一致性，过程的持续性和效率的最优化，其模式主要起源于职业技术教育的“双元制教育”，即以理论知识为基础，应用为目的，教学活动在企业与高校之间交替进行，双方共同培养应用性人才。根据学校的学科特色、企业的合作需求形成产学研合作计划。瞄准市场，进行市场化、产业化、商品化的研究开发项目的合作。企业根据市场需求向自己选择的合作高校提出“一揽子”合作项目，由学校进行研究开发，并随同企业人员一道完成整个项目的试制，最后双方共同将产品推向市场。整个合作资金由企业全部提供，学校在企业的协管下全权使用。通过如此运作，一方面，学校获得了资源，释放了知识的生产力价值，更好地熟悉了市场，并据此进行学科与专业的调整和设置；另一方面，企业因此拥有了市场和利润。此外，全国许多企业与高校都设有产学研方面的“顾问合作制”学校要求教师无论企业大小，尽可能担任各行各业的顾问，企业一般都把企业的顾问权授予大学的教授，企业特别尊重教授的建议，并随时将企业的信息向顾问们传输与开放。
3.政府职能明确。德国科研体制和成果运行机制的特点是：政府职能明确。在保护自由竞争的原则下，充分发挥企业和科研机构的积极性，实现市场机制的科研成果转化良性运转。德国虽然是市场经济和自由竞争的科研体制，但并不是把所有研究都推向市场。国家出资建立大型科研基础设施，建立图书、信息服务设施，支持和保障还没有进入市场竞争的基础和应用基础研究。政府掌管的研究开发经费是公共事业经费，其使用原则一是公开性，二是保护竞争，三是科研单位自主支配。国家资金原则上只能用于基础研究和进入市场竞争以前的应用基础研究。
4.高教改革提升科研管理。德国高等教育历来就有政府主导的传统与特色，为了吸引更多的社会资源投入，各高校纷纷采取“基金会大学”的改制，变革现有办学模式和管理体制，进一步扩大高校的办学自主权，使高校更多关注社会和企业尤其是相关企业的需求，通过教学和科研等环节主动为合作企业提供各种服务，为高校科研成果的转化提供平台优势。此外，各州和联邦政府都指定由促进技术转让的法律，充分保障师生的知识产权和成果。
对我国高校科研成果转化的启示
1.需要明晰科研机构和政府之间的相互关系。政府和高校科研机构属于不同的社会组织，承担着不同的社会功能，应采取不同的组织模式，而不是拘泥于行政隶属关系。科研机构和政府之间可以通过各种合同而建立一种主体平等的现代契约关系，政府的责任绝不能仅限于科研投入，应该于投入的同时，要介入科研管理，通过对其运行的引导、控制、约束来确保政府公益目标的实现，但介入的方式和途径一定要有明确的制度安排，在保证科研机构充分自主权的基础上，政府应逐渐从科研活动的领导者、出资者和主要执行者转变成科技成果催化者和规则运行督导者。同理，要正确处理高校科研机构内部“学术”和“行政”的关系。
2.需要正确处理高校科研机构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关键是在鼓励和提倡科研机构积极参与市场竞争、主动引进市场机制的同时，应对其活动给以必要约束；尤其是将市场机制作为配置资源的基本依据时，既应强调其不可取代的激励优势，又应重视其固有缺陷的负面效用。此外，高校的科研机构毕竟不同于一般的民间企业，它承载着独特的社会功能和社会责任，不能以追求经济效益作为其活动的唯一目标。对于资金的使用可以采取“竞争性资金”和“非競争性资金”捆绑分配方式，在保障前瞻性、战略性或公益性研究需要的同时，激发高校科研机构向市场开拓资源的能力与活力，促进科研成果转化。
3.我国高校需要保持低重心，由小及大，着眼于产学研的长期合作。作为地方院校，因各方面的原因，不能急于求成，求全求大，应采取务实的态度，逐步推进。主要思路是：低重心，进行区域性、与中小企业的产学研合作。这种合作，互补性强，合作点多。双方合作，不能只顾眼前，而需着眼于长期的共同协调与发展；不能只考虑经济利益，更多地应考虑整体利益。
4.高校应制定相关政策，调动教职工开展产学研合作的积极性。可以借鉴德国的“顾问合作制”，对于高校教师特别是工科类教师，应建立和完善下厂参加工程实践和厂校人员双向交换制度，定期组织师生到现场调研，征求企业对高校教学、科研工作的建议，根据企业需要进行技术培训和合作研究开发。同时鼓励有科技成果具有开拓创业精神的教师到校外或在校内兴办高新技术产业，促进高校科技成果的商品化和产业化。
5.高校需要完善对知识产权的管理，以激励高层次人才积极参与技术创新活动。可以尝试取消高校教师发明成果优先拥有权，使高校拥有使用教师和科研人员发明、以学校名义为发明申请专利、自负盈亏地进行成果转化的权利，发挥高校在成果转化方面的积极性。另外政府可以为高校延长专利保护期提供补贴，支持专业化的专利、评估代理机构建设，在发明、专利、评估方面为高校提供支持，并鼓励高校开展专利、评估信息交流与培训，帮助研究人员树立专利、评估意识，协助研究人员围绕自己的发明与高校、专利代理、评估代理开展合作。
6.政府需要积极创造条件促进企业积极参与产学合作。目前阻碍企业参与高校合作的因素除了对产学合作的认识不够，对技术开发、人才培养重视不够外，政府对企业的技术考核和技术支持也不够。各级政府可以利用制度化加强对企业技术考核，完善经营承包责任制。在企业考核指标和厂长任期目标中明确规定技术开发资金占产品销售额的比例，科技新产品产值占总产值的比例以及职工培训费用占职工工资总额的比例。政府部门还应通过增加科技拨款或减免税收，建立合作教育基金、高新技术风险基金等形式体现对产学研合作政策的支持。通过这些法规和经济手段，既能对企业加以管理，又为企业创造了开展与高校合作的外部环境，推动企业积极寻求与高校在人才和技术等方面的交流，促进产学研合作发展。
(作者单位：广东培正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