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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改土归流是明代中期至清代前期在西南实行的要政之一，以雍正时期达到高潮。本文对丽江木氏土司改流的过程、特点和影响进行了评述。
关键词：木氏土司；改土归流；影响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1006-723X(2002)05-0114-05
木氏土司的“改流”
改土归流虽是历史的大势，但各个土司的改流，时间却有先后，其导火线，也因地而异。就丽江的木氏土司而言，其直接原因是：
地方官吏的权力斗争的牺牲品
清初，蒙古和硕特部首领固实汗迁往青海，与西藏黄教首领合作，进兵入藏杀死统治西藏的藏巴汗，在西藏建立了和硕特与黄教的联合统治，以达赖、班禅为最高教主，实权则掌在和硕特汗王的手中，如是者六十年。康熙五十五年(公元1716年)在新疆一带的准噶尔部首领策妄阿拉布坦派其部将策凌敦多布率精兵袭击拉萨，掳掠财物，给拉萨造成一场浩劫。康熙认为“西藏屏藩青海、滇、蜀”，倘为准部占领，“将边无宁日”(魏源《圣武记》卷五《国朝抚绥西藏记》)，遂调集重兵，进藏平乱。康熙五十七年命皇二子胤?统帅大军驻节西宁，分别以延信、噶尔弼为将军，从青海和四川两路进军西藏，以年羹尧为四川总督，协助办理军务。南路清军统领噶尔弼以岳钟琪为前驱，自巴塘、里塘进兵察木多（昌都），恐期久粮匮，轻装急进，直抵拉萨，获胜，时为康熙五十九年。在进军西藏时，统兵将领都统武格、将军噶尔弼等“以云南运粮艰难，欲自四川运粮济给。四川总督年羹尧奏言：滇蜀俱进兵，蜀粮不足兼供。乃命云贵总督蒋陈锡并巡抚甘国壁速运。五十九年，诏责其筹济不力，误军机，与国璧并夺职，令自备资斧运米入藏。明年（康熙六十年），卒于途。”（《清史稿》列传63，蒋陈锡传）曾在蒋陈锡幕府作幕僚的上海人倪蜕记云：康熙五十九年六月“塞外渣牙会兵，云南粮运迟延，蜀运亦未全到。四川重庆府同知迟维台借动云南随军饷银三万两，购备糌巴、羊只，分支滇、蜀兵食，而以滇食川粮报销。川督年羹尧因以云南误运奏闻”（《滇云历年传》卷11）。
云南兵，原仅“只预备，不出兵”，巡查金沙江主要口岸，“使知有备”。康熙五十九年（公元1720年）五月忽奉命同川兵一起进藏，“都统五哥、副都统吴纳哈领满兵二千名，鹤丽镇总兵赵坤、永北镇总兵马会伯领绿旗兵一千五百名，丽江么些兵五百名出金沙江，会川兵进藏”（《滇云历年传》卷11）。又曾随蒋陈锡进藏的青浦人杜昌丁有《藏行纪程》，逐日记述庚子（公元1720年）12月8日至次年10月1日的旅程，其中记6月23日过澜沧江的情形为：
桥阔六尺余，长五十余丈，以牛皮缝馄饨数十只，竹索数十条贯之，浮水面，施板于上，行则水势激荡，掀播不宁。……是日己刻，水高桥二尺余，波浪冲击，蒋公几至倾覆，赖刘牧扶掖得免，余虽不至倾跌，而水已过膝。过片刻，桥即冲断，堕水三人，一以足指挂索得生，余则无从捞救矣。生者为昆明募兵扬嘉祥，素驯谨，死者系丽江麽些造桥匠役也，不知姓名。人马行旅皆从竹索过，三日始毕。
这虽仅是片断，足见行军的艰险，进藏途中么些兵的辛劳与付出的代价。《木氏宦谱》（图谱）木兴条对此记载较详：
康熙五十九年，师出西藏，公克承忠义，报效心殷，详请挑选土兵二千随征进讨。奉两院宪牌，先备调一千，委公办理军务，亲领五百名帮安台站，搭造桥船，侦探响导，护理粮饷。再给应袭木崇随征游击职衔扎付一道，领土兵五百随师征进。另在钦差大人伍（格）标下听遣，以作先锋，搭桥开路，奋勇直前。公至腊普地方，摆台人巴松阻路，土兵杀之，搜获所耽搁公文。行至阿墩子地方，始知摆台巴松系川督年（羹尧）心腹人。惊惶之时，又接获云贵部院蒋（陈锡）密谕，抄发川督年捏词具奏一案，惊悸得疾，渐加沉重，拮据到家，病故。子木崇在边，餐雪宿露，亦染寒湿，遂成浮肿之症。及至回师，不可医治，父子相继为国身亡。
木兴为何“惊悸得疾”，原来这位年羹尧是雍正皇帝少年的朋友、心腹。霸道专横，得罪了他，怎生了得。木氏随军效力，艰辛备尝，结局如此，出人意外。还有巴塘、里塘及中甸的归属事，也与木兴的愿望相反，康熙五十九年二月，云贵总督蒋陈锡上疏：“中甸地方原系云南丽江土府所属。”议政大臣等议复：“‘应如所请，将附近中甸地方及巴塘、里塘仍归丽江土府管辖’（上）从之。”（《清实录·圣祖实录》卷287，页14）。然而，川督年羹尧听说此事，立即上疏：“四川见在用兵，一切运粮调遣之事，道经巴塘、里塘，关系紧要。”“请仍归四川管辖，有济军务。”又都统武格呈文称：“‘应暂归四川统辖，俟事平之日，再照原议改隶云南。’从之。”（《圣祖实录》卷287，页19～20）。当年十一月，年羹尧又奏称：“八月二十日木兴带领蛮兵，前至喇皮，因番目巴桑以已归四川为词，即被杀死。又示威番蛮，勒令归己。以致番蛮欲图报复，各思构兵，巴塘之运路遂阻。木兴狂悖生衅，杀良阻运，请革职，拿禁云南省城，俟西藏既平，严审究拟。”议政大臣等议复：“‘查平藏大兵尚未入口，应将年羹尧参木兴生衅阻运之处存案，俟藏兵旋日，差京城大臣一员前往审理’从之”（《圣祖实录卷290，页3》）。
木兴参与出兵的目的之一，是想在西藏平定后，请求朝廷将巴塘、里塘一带仍归丽江管辖，康熙五十九年二月蒋陈锡代奏时，朝廷亦表同意；然而本年四月年羹尧上书阴阻，并以军粮迟误为由，九月，将云贵总督蒋陈锡巡抚甘国壁革职，自备资斧运米进藏赎罪。十一月，木兴亦因年羹尧的“捏词具奏”惊悸而亡。不仅巴塘、里塘管辖权未得，木兴反成了官场权力斗争的附带牺牲品。次年六月，蒋陈锡死于运粮途中。甘国壁虽活着回来，西藏撤兵后，“命赴云南赔补运粮倒毙牛马并侵用铜锡等项银两八万。”弄得丢官赔钱。而年羹尧以“运粮守隘”功，升“二等阿达哈哈番世袭”。后又屡升至“一等阿思哈哈番世袭”。日益“骄纵”。雍正三年十二月，不可一世的年羹尧被众臣劾奏，三司九卿会审，列其“大逆之罪五，欺罔之罪九，僭越之罪十六，狂悖之罪十三，专擅之罪六，忌刻之罪六，残忍之罪四，贪黩之罪十八，侵蚀之罪十九，凡九十二款”，皇上令其“自裁”。其罪名中是否有加害蒋陈锡、木兴等人的条目，待考。
民族内部矛盾的大爆发
西藏平乱，木兴、木崇相继于康熙五十九年、六十一年亡故，木氏土司后继无人，族人将远在姚安为婿的木兴四弟木钟接回，暂管土府事务，等待当局委任袭职。木氏处于清廷当政者欲究其罪，原任土知府及承袭人相继凋零，元气大损的时刻，远房族人阿知立等，在中海集会，群起反对，向云南当局控告木氏土司，要求改土归流。
乾隆《丽江府志略·建置略》载：“雍正元年，夷民阿知立、阿仲苴、和日嘉、阿宝他等，赴省申诉，吁恳改流，总督高其倬、巡抚杨名时，题请改设流官知府，降土府为土通判。”同书《艺文略》载云贵总督高其倬《丽江府改设流官疏》内称：“前承袭丽江土知府木兴病故，以侄木崇为嗣，未及请袭，又复病故。今以木崇之叔木钟请袭。但丽江地方外控中甸，内邻鹤、剑，藏地往返之兵资、其牲口、粮食，实为要路。木兴在日领兵进藏，绕道杀死已经归顺之番目，题参其生衅之处，俟兵回日再审，经议政议奏在案。居宫贪虐，派累土人，至今控告已。木钟在地方亦不能管辖，木兴前罪未愆，木钟又不能胜任，不但法宪未允，且恐贻误地方。丽江府原设有土知府一员，流官通判一员，今照云南、姚安等府之例，将知府改为流官，将通判改为土官。”雍正元年六月二十九日获清廷批准。
光绪《丽江府志稿·人物志》载：“木知立，正源之曾祖，为土府远族。性豪迈，有机谋胆略。时土府暴敛肆螫，民不堪命，知立每患之。雍正元年，纠集土人于中海池之堤岸，使寅言于众曰：朝廷虽设流官通判，然而每苦为木土府所摄。吾侪生于圣明之世，而不得游于光天化日之下乎？予欲以百姓困苦之情状，上诉于省垣大吏。众人闻之，云集响应，欣然倾资以助。知立、阿仲苴、和日嘉、阿宝他等，赴省申诉。时高文良公其倬，悯其情词质实，为之具奏于朝，降袭土知府为通判，改设流官。”从一人振臂高呼，众人云集响应的情况看，丽江百姓对木氏不满久矣。积怨深，压抑久，中海集会，民族内部阶级矛盾的大爆发，成了清廷等待已久的导火索，于是，一告即准，一报即批。以此作为契机，迅速将木氏土司改土归流。
这是官修志书的记载，较为堂皇，而《木氏宦谱》的说法，却有所不同。
木钟从姚安被接回丽江任事，“仅有四十余日，族人阿知立等见兴、崇父子相继病亡，印篆封固，乘公尚未题袭，以旧事翻为新题，控告胞兄任内头人，列款名曰‘五虎十四彪’，当时维新（木兴字）公父子出师在外，头人任意指公派私，诚亦有之。乃未经拘提头人讯究，突于雍正元年总督部院高奏折云：木兴在日，居官贪虐，土人至今控告不已，木钟在地方声名不好，应宜改土归流。……然公（木钟）自姚安回丽，日夜奔忙军务，无有停息，管理府事，仅四十余日，何以遽见声名不好，屈于覆盆（泼脏水）可知矣。后方知总督云贵高素与川督年羹尧有旧，一得阿知立诉，暗欲代年报心腹巴松之仇。……公势孤难持，惟有吞声而已。是年初，丽江府杨?到丽视事，不惟不究五虎十四彪，反将伊等或用为六房，或用为乡约……”。
从当时的形势看，木氏父子率一千土兵进藏，费用巨大，后勤补给需要大批物资，百姓负担加重，木氏手下的官吏（“五虎十四彪”也包括在内），苛派催逼，甚至中饱私囊，激起民愤，奋起反抗。开支巨大，收不抵支，以致“兴、崇任内军需亏空万有余金”，这又成为清廷官吏收木氏十二里祖宅及田产以“抵债”的理由。其实进藏军需亏空，川滇陕各省皆有，连康熙也很明白，曾谕曰：“各省钱粮皆有亏空，陕西尤甚。盖自用兵以来，师所经行，资助马匹盘费，衣服食物，仓卒无可措办，势必挪用库帑，及撤兵时亦然。即如自藏回京将军以至士卒，途中所得，反多于正项。各官费用，动至万金。”指示地方不能“加征火耗”，“发帑银五十万送陕西资饷”（《清史稿》年羹尧传）。云南之追究巡抚甘国壁亏空八万两，木兴一万两的责任，恐另有原因。改土归流后，丽江知府对木氏土司手下的所谓“五虎十四彪”，并未追究，而是照旧使用，正说明了这一点。高其倬与年羹尧同为“汉军镶黄旗人”，二人是否“有旧（谊）”，或惩木氏代为年报仇，或以此向正在上升的年羹尧献殷情，不得而知。但木氏土司改土归流，是迟早要进行的。
改土归流过程中，清朝官吏没收木氏各地田庄、十二里之房屋，清查庄奴，令其交税为民；毁其档案卷宗、祖遗田契。木钟当此“危疑忧患，内外交攻”，回丽江不到两年即逝，时为雍正三年七月。其子木德年仅九岁，“遭家多故，茕茕孤苦，继袭通判新职，室如悬磐，贫乏难堪”。木氏土司在政治上失势，在经济上亦一落千丈。后经多方争取，才“准给还土官庄租米京石一百五十石。令赴府四季支领，始有以供朝夕继”，又恢“复桥头、刺宝等庄自行征收办纳钱粮，而不失末秩体统。”
木氏土司得势时，曾被人们恭维为“木天王”；而家庭破败、政治失势后的木氏土司，被人们称之为“木老爷”。渐渐有人编出各种故事加以嘲笑奚落，于世态炎凉中，可见木氏土司地位的下降。
木氏土司风雨飘摇的岁月中，木钟的夫人高氏寿，表现得颇为机敏。当清王朝的官吏乘机向高氏寿索取传世古玩珍宝时，她回答说：“我到丽江不久，仅有妆奁，并未见过木氏传留一物”；官吏们烧毁档册文书时，她将历代“敕书诰命及各宪功牌谕帖，紧藏不认”，于是才有传至今天的《皇明恩纶录》，《木氏宦谱》等历史文献。高氏寿为姚安土同知高?映女，自动受家庭教育，“颇识翰墨”。
丽江的改土归流，从时机上来说，是较好的，因当时木氏土司由于进藏事务所牵，疲于奔命，连遭挫折，政治、经济，军事都蒙受重大创伤；继任者木钟又是刚从外地接回的一介书生，缺乏从政经验，无能力反抗，只能忍气吞声而就范。因而未造成重大的冲突和流血事件。不像滇东乌蒙、乌撒、芒部三土司的改土归流，总督鄂尔泰采取铁和血的手段镇压土司的反抗，双方拉锯战，百姓被杀者“凡三万余人”，“极千古未有之残酷”，“血肉淋漓，挂于树石间者，亘十里不止。”（倪蜕《滇云历年传》卷13）。从土司的安置上来看，木氏土司还算可以，就在本地居住，后来还发给维持生活的粮食、田庄，而不象木氏土司的亲家姚安土司高德厚“被参革袭，后奉旨安置江南省城”，从生活了千余年的祖居地连根拔除。丽江改土归流，也与学校的教育发展有关：康熙三十六年孔兴询任丽江通判，排除干扰，捐俸兴建儒学，“而世府木君，乃共乐盛事，捐资以助其美”（孔兴询《创建文庙碑记》）。康熙四十五年樊经任丽江通判，创建玉河书院，木兴助修。康熙四十九年通判余文耀重修，捐置学田十一?。此前木兴捐资设立义学八所，设在府东、白沙、束河、刺是、刺沙、白马、七河、九河等处（余文耀《玉河书院记》、《古今图书集成》）。从孔兴询建学至雍正元年改土归流，约25年的时间里，来丽江任通判的官员及土官木兴在文化教育上已做了一些工作，取得一定的成效。尽管首任流官知府杨?说木氏视“建学为最拂意事”，“一切聪颖子弟，俱抑之”等等，但在明代，丽江杨氏、和氏多有才学者，屡见记录；杨?未到任之前的近三十年中，丽江已有学校也是事实。杨?之说，似有片面。正是有二十余年的教育，“郡人士争自濯磨，群相淬励”，有一批人才成长。这还得力于清王朝的强盛，平定“三藩”之后，云南各地土司们再也不敢将流官拒之于门外，因而丽江通判也得以顺利进入并切实行使职权。据说，康熙中期，木兴对来丽江任职的流官态度是“见同知甚恭，称祖公，自呼曰治晚生。”（陈鼎《滇游记》）从极盛时，将流官拒之郡外，到对流官“称祖公”，折射出木氏地位的变化。当地人士在与流官的长期接触中，得到多方面的启发，才有后来到省控告土官之举。连乾隆初年丽江太守管学宣也说：“迄（圣）祖六十余年，深仁厚泽，沦肌洽髓者久矣。雍正元年，丽夷阿知立等乞请改流，……素所感动然也”（乾隆《丽江府志略序》）。
改土归流后，木氏土司衰而未绝。其承袭情况大致如下：
“雍正元年，为土人所控，降（木）钟为通判，改设流官知府。钟死，子德袭；德死，子秀袭；乾隆十五年，改为正六品土官；秀老，子睿由增生袭；睿死，子汉袭；咸丰六年回□犯顺，汉子?，从戎效力，八年汉死停袭；同治二年，?随剿办镇雄等处，嗣复同克迤西各城，厥有功绩，寻蒙保奏，由知府衔袭父职；?死子荫袭（光绪《丽江府志稿）卷5，官制题名）；民国八年荫死，子标袭；民国十八年标死，子琼袭（据木琼《亲供》）。
改上归流的影响
改土归流是丽江历史上的一个重大变革。它对丽江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
从政治上说，废除了土司的统治，消除了木氏闭门称雄的局面，将丽江直接由中央派来流官管理，外地官民可畅达丽江，有利于各民族各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也有利于中央集权的加强。所派流官，来自全国各地，文化程度较高，在任期内，或清查木氏田庄，改散庄奴；或兴办学校，捐置学田；或兴修水利，改良作物品种；或设纺织，令民学习；或组织商会，处理市场纠纷等等，给丽江的社会陆续增添了一些新的内容。有的官吏，还被当地士绅，建祠立碑纪念。对这些有所作为的地方官吏的功绩，史不绝书。
从经济上说，政治上的壁垒瓦解之后，由内地进入丽江的人民增加了，耕作技术得到不断改进；丽江与邻近州县的物资交流密切了，手工业产品，农产品及畜牧产品之间的互相交换明显增加；管学宣当政时“汉种麦”试种成功，“五村渠”等水利工程的兴建；庄粤台当政时机器纺织技术的传播；熊廷权当政时将丽江三月龙王赛神会变成商贸盛会；尤其是将土司对土地、百姓的专断权废除后，中小地主经济得到普遍发展；如此等等，促进了丽江农业、手工业、商业的发展。
从文化上说，改土归流后丽江“各乡村创立义学，广育人材，一时学校如林而家弦户诵”（光绪《丽江府志稿》学校志）。先后建立玉河书院、雪山书院，为书院拨“膏火费”，嘉庆年间的知府和费颜倡建基金，“助乡会试道路资”，使贫寒士子，亦能赴省参加科举考试。同治八年乡试，丽江有八名同榜考中，成绩斐然。自乾隆元年至清末有龚渤、王春藻、李樾、李?、杨福豫、杨邦卫、和庚吉等七人考中文进士，杨师慎考中武进士，有六十余位举人。文化水平较高的人当中有些人能诗擅文，如马子云、桑映斗、杨昌等留下了一批诗文集，为丽江文化增添了新的财富：
改土归流后，经过百余年的发展，丽江逐渐与内地同步，这是主流。但改土归流，也带来若干负面影响。首先是民族干部断层，领袖后继乏人，200年间没有能影响本民族的领袖人物，对民族长远的发展无人考虑；纳西族在滇西北、在云南的政治影响、文化上的辐射力大幅度下降；其次，土官成为摆设，无权过问要政，流官们热衷于推行汉文化，而不注意民族文化的保护承传，将一些好的传统习俗废除。如历任丽江知府，倡导变传统火葬为棺葬，道光年间的知府王厚庆还写诗：“火葬魂皆惊，刀巴咒如魔。此风犹未革，遑问政如何。”自认为是倡导新风的德政。他们对丽江妇女原来便于山区生产生活的短衣，褶裙，短发齐眉，戴“调羹帽”等服饰，也加以改变，成为繁复厚重，合乎“体制”不露线条美的装束。在婚姻上，改变纳西族民间自由恋爱、两性接触较自由，男可入赘等习俗，而变为“父母之命，媒约之言”，“礼聘”成婚，致使许多有情人不得成眷属，使“殉情”者大增。这些都值得后来治丽者深省。
木氏土司对后世的启示
作为一种政治制度，土司制已成为历史；作为民族官员，历任丽江知府的木氏也早已退出历史舞台。但它却留给后人许多值得思索的问题，给后人以许多无言的启示。
民族要发展，需要有本民族的领袖。这些领袖是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产生的，他们了解本民族最根本的利益，群众最迫切的愿望，并想出办法，采取措施争取实现。在战争年代，能团结群众凝聚民心，形成合力，或以战斗抵御强敌，或以灵活变通的方式保存本民族的实力，渡过重重难关。在和平年代，他们能深谋远虑，比一般群众看得远，想得深，提出民族发展的思路，采取各种措施发展生产，增强经济实力。有这样的领袖是民族成熟的表现，这样的领袖是民族强盛和发展的希望所在。民族的领袖，是民族中最有经验、最有影响、最有权威的人物，有时是个人，有时是家族，有时是群体。波澜壮阔的斗争，常会使这些领袖人物的才能超常地发挥出来。纳西族在长期迁徙过程中，与多民族相碰撞，最后才找到了一个安身立命之地：丽江；在众多的民族酋长中涌现出一个较为杰出和稳定的民族领袖：木氏及其先祖；在总结历代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形成了一条原则，紧密依靠中央王朝，正确处理与周边民族的关系，保持安定和平的环境，快速使自己的民族得到发展壮大。木氏及其先祖是在纳西族历史上得之不易的、并对纳西族的发展有过贡献的民族领袖，虽然各代人物才能高低不同，贡献大小各异，应区别情况，给予其一定的历史地位。
改土归流后，一切措施只从有利于封建王朝中央集权考虑，不给地方民族一定限度的自治权，丽江的土通判，形同摆设，民族代表人物不能参与地方要政，民族群众的要求得不到反映，民族文化、风俗习惯得不到尊重，因而产生了许多负面影响。
民族要进步，需要开放的意识，多方吸收别人的长处为我所用。创新精神，是社会前进的动力；用创新成果造福社会，民族才能生机勃勃地前进。同时广泛向先进民族学习，引进先进的文化技术、借鉴别人的优良管理方法，也许见效更快、效益更直接。历代木氏土司都曾亲自或派人到中原学习，或者带兵进藏，耳闻目染，扩大了见识。购进大量文献，从中学到不少治国用兵之法；通过实际战斗，了解对方布阵、兵器的优长。在藏区生活，了解到藏传佛教在藏区的影响。在内地，看到了城市、宫室的建设，商业的繁荣，因而引进医生、教师、铜银器制造、制革造靴、造纸印刷、建筑绘画等等的工匠，引进玉麦（苞谷）等优良品种。给引进的工匠们提供条件，让其在丽江安家落户，传播生产技术，直接促进了丽江生产的发展，物质的丰富。历史证明，有开放意识又善于学习的民族是优秀的民族。木氏土司的开放引进是在民族自主自治的情况下进行的，开明大度，多方吸收，民族发展强盛了，民族领袖的威信也随之得到提高。
民族要发展，必须重视文化建设。较之以前辈及本民族其它的大小酋长，明代木氏土司的家族是重视文化的，尤其重视对汉文化的学习。木氏自己建万卷楼，购置大量图书，使子孙们从中汲取许多有益的养分；延聘名师指点，请人陪读，以提高子女的学习水平。木氏历代土司在当政前虚心学习，勤奋读书；从政之暇亦孜孜不倦，写诗作文，数十年坚持不断。增长了聪明才智，提高了从政的能力；同时也创作了一大批有相当水平的诗文集，以自己的实绩，拓宽了纳西文化发展的新领域。在东巴文化、民间文化之外，开辟了一片新天地；他们自己也因这些作品而自立于民族文化之林。一个民族的优秀与否，不全看它人口的多少，地盘的大小，而主要是看它有无优秀的人才，如政治家、军事家、科学家、文学家等等；在文化上有无独特的创造，能为中华民族文化乃至世界文化增添了一些什么独特的东西，为国家为民族的发展起过什么作用。民族竞争，从根本上来说是人才的竞争。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木氏以自己的聪明才智，以自己的文化成果，为纳西族争来了一份荣誉。
木氏土司在文化上的成就，不是靠天才，而主要是勤奋学习的结果，是长辈们不断勉励督促的结果。一般的土司都有钱，但把钱用在哪里，却不相同，有的沉溺于声色犬马，有的深陷于花天酒地，有的甚至以“八百媳妇”为荣，有的虽然也买点书来摆设，却不去读；像木氏土司这样把钱花在建万卷楼，购万卷书，并教育督促子孙认认真真地读，勤勤恳恳地写，有的读书笔记就有二十余万字，这在土司子弟中实为罕见。木氏历代土司长辈对子孙勉励的话：“天雨流芳”（意为“读书去吧”），在纳西社会各阶层中传为美谈，形成一种好学上进的优良传统。
木氏土司重视自身的文化学习，但忽视广大的纳西族百姓文化素质的提高。据《明实录》载：“永乐十六年（公元1418年）二月戊戌，云南丽江军民府检校庞郁文言：本府宝山、巨津、通安、兰州四州归化日久，请建学校。从之。”但后来办了没有，维持了多久，成效如何？未见记录。康熙《鹤庆府志》卷5，有木增捐资重建文庙的记录，但未见其投资建丽江学校。明代云南曾有263人考中进士，但未见有丽江籍的考生。木氏土司及杨、和大把事们有很高的文化，但其它姓氏未见较有成就的文化人。首任丽江流官知府杨?分析其原因是木氏土司“虞民用智而难治，因如秦人之愚黔首”（《迁建丽江府学记》），即怕百姓的智慧提高了不好管理，因而像秦始皇那样采取愚民政策。这，也许是有一定道理的。而民族要进步，有赖于民族整体素质的提高、文化科技的发展，大批人才的涌现。木知立演说中讲的百姓“不得游于光天化下之下”，既有摆脱政治经济上对木土司的依附，也有包括了百姓们学习文化的迫切要求，反映了纳西族有识之士欲开启民智、变革现实的愿望。
民族要发展，要增强内聚力，尤其是增强整个中华民族的内聚力。就单个民族来说，没有内聚力，就如一盘散沙，一遇大风，很可能被刮得灰飞烟灭。就中华民族来说，没有内聚力，就没有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这内聚力最集中的体现就是爱国主义。爱国主义是一个历史范畴，各个时代有不同的具体内容和特点；它的表现也是多方面的。木氏土司生活的时代，忠君爱国是其中最重要的内容，在这一点上，木氏土司是能始终坚持的。在军事上，木氏土司服从中央王朝及云南总兵官的调遣，参与了许多维护边防和社会安定的战斗；在经济上，按时缴纳中央王朝核定的各种赋税；在政治上，通过朝贡等方式向中央述职，接受诰封，增强了中央王朝对本地的了解；宁肯坐牢杀头，也不参与吴三桂等的分裂叛乱活动；以捐钱捐物等方式支持中央的建设或抚恤前线伤亡将士；国家危难时，还提出十条建议，等等。这种与中央王朝休戚与共，主动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维护中华民族的团结和统一的行动，较之某些不识大局，不顾大体的土司及官吏，自是高出一筹。而木氏土司的这种精神，也是在中央王朝不断以“诚心报国”等鼓励中逐步强化，并经世代积累，形成木氏土司的又一优良的传统。这说明，少数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加以培育，发展，使之巩固和强化。在忠君爱国的实践中，木氏土司有奉献，有受益。其受益的主要方面为文明程度的提高，在滇西北威望的加强；有了强大的靠山，数百年中丽江没有受到大的兵祸之患，民族也不必要迁徙流转，而是可以安定发展。由于有了丽江的屏蔽，客观上，也使整个滇西得以和平安定。
〔责任编辑： 彭书贵〕
关键词：木氏土司；改土归流；影响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1006-723X(2002)05-0114-05
木氏土司的“改流”
改土归流虽是历史的大势，但各个土司的改流，时间却有先后，其导火线，也因地而异。就丽江的木氏土司而言，其直接原因是：
地方官吏的权力斗争的牺牲品
清初，蒙古和硕特部首领固实汗迁往青海，与西藏黄教首领合作，进兵入藏杀死统治西藏的藏巴汗，在西藏建立了和硕特与黄教的联合统治，以达赖、班禅为最高教主，实权则掌在和硕特汗王的手中，如是者六十年。康熙五十五年(公元1716年)在新疆一带的准噶尔部首领策妄阿拉布坦派其部将策凌敦多布率精兵袭击拉萨，掳掠财物，给拉萨造成一场浩劫。康熙认为“西藏屏藩青海、滇、蜀”，倘为准部占领，“将边无宁日”(魏源《圣武记》卷五《国朝抚绥西藏记》)，遂调集重兵，进藏平乱。康熙五十七年命皇二子胤?统帅大军驻节西宁，分别以延信、噶尔弼为将军，从青海和四川两路进军西藏，以年羹尧为四川总督，协助办理军务。南路清军统领噶尔弼以岳钟琪为前驱，自巴塘、里塘进兵察木多（昌都），恐期久粮匮，轻装急进，直抵拉萨，获胜，时为康熙五十九年。在进军西藏时，统兵将领都统武格、将军噶尔弼等“以云南运粮艰难，欲自四川运粮济给。四川总督年羹尧奏言：滇蜀俱进兵，蜀粮不足兼供。乃命云贵总督蒋陈锡并巡抚甘国壁速运。五十九年，诏责其筹济不力，误军机，与国璧并夺职，令自备资斧运米入藏。明年（康熙六十年），卒于途。”（《清史稿》列传63，蒋陈锡传）曾在蒋陈锡幕府作幕僚的上海人倪蜕记云：康熙五十九年六月“塞外渣牙会兵，云南粮运迟延，蜀运亦未全到。四川重庆府同知迟维台借动云南随军饷银三万两，购备糌巴、羊只，分支滇、蜀兵食，而以滇食川粮报销。川督年羹尧因以云南误运奏闻”（《滇云历年传》卷11）。
云南兵，原仅“只预备，不出兵”，巡查金沙江主要口岸，“使知有备”。康熙五十九年（公元1720年）五月忽奉命同川兵一起进藏，“都统五哥、副都统吴纳哈领满兵二千名，鹤丽镇总兵赵坤、永北镇总兵马会伯领绿旗兵一千五百名，丽江么些兵五百名出金沙江，会川兵进藏”（《滇云历年传》卷11）。又曾随蒋陈锡进藏的青浦人杜昌丁有《藏行纪程》，逐日记述庚子（公元1720年）12月8日至次年10月1日的旅程，其中记6月23日过澜沧江的情形为：
桥阔六尺余，长五十余丈，以牛皮缝馄饨数十只，竹索数十条贯之，浮水面，施板于上，行则水势激荡，掀播不宁。……是日己刻，水高桥二尺余，波浪冲击，蒋公几至倾覆，赖刘牧扶掖得免，余虽不至倾跌，而水已过膝。过片刻，桥即冲断，堕水三人，一以足指挂索得生，余则无从捞救矣。生者为昆明募兵扬嘉祥，素驯谨，死者系丽江麽些造桥匠役也，不知姓名。人马行旅皆从竹索过，三日始毕。
这虽仅是片断，足见行军的艰险，进藏途中么些兵的辛劳与付出的代价。《木氏宦谱》（图谱）木兴条对此记载较详：
康熙五十九年，师出西藏，公克承忠义，报效心殷，详请挑选土兵二千随征进讨。奉两院宪牌，先备调一千，委公办理军务，亲领五百名帮安台站，搭造桥船，侦探响导，护理粮饷。再给应袭木崇随征游击职衔扎付一道，领土兵五百随师征进。另在钦差大人伍（格）标下听遣，以作先锋，搭桥开路，奋勇直前。公至腊普地方，摆台人巴松阻路，土兵杀之，搜获所耽搁公文。行至阿墩子地方，始知摆台巴松系川督年（羹尧）心腹人。惊惶之时，又接获云贵部院蒋（陈锡）密谕，抄发川督年捏词具奏一案，惊悸得疾，渐加沉重，拮据到家，病故。子木崇在边，餐雪宿露，亦染寒湿，遂成浮肿之症。及至回师，不可医治，父子相继为国身亡。
木兴为何“惊悸得疾”，原来这位年羹尧是雍正皇帝少年的朋友、心腹。霸道专横，得罪了他，怎生了得。木氏随军效力，艰辛备尝，结局如此，出人意外。还有巴塘、里塘及中甸的归属事，也与木兴的愿望相反，康熙五十九年二月，云贵总督蒋陈锡上疏：“中甸地方原系云南丽江土府所属。”议政大臣等议复：“‘应如所请，将附近中甸地方及巴塘、里塘仍归丽江土府管辖’（上）从之。”（《清实录·圣祖实录》卷287，页14）。然而，川督年羹尧听说此事，立即上疏：“四川见在用兵，一切运粮调遣之事，道经巴塘、里塘，关系紧要。”“请仍归四川管辖，有济军务。”又都统武格呈文称：“‘应暂归四川统辖，俟事平之日，再照原议改隶云南。’从之。”（《圣祖实录》卷287，页19～20）。当年十一月，年羹尧又奏称：“八月二十日木兴带领蛮兵，前至喇皮，因番目巴桑以已归四川为词，即被杀死。又示威番蛮，勒令归己。以致番蛮欲图报复，各思构兵，巴塘之运路遂阻。木兴狂悖生衅，杀良阻运，请革职，拿禁云南省城，俟西藏既平，严审究拟。”议政大臣等议复：“‘查平藏大兵尚未入口，应将年羹尧参木兴生衅阻运之处存案，俟藏兵旋日，差京城大臣一员前往审理’从之”（《圣祖实录卷290，页3》）。
木兴参与出兵的目的之一，是想在西藏平定后，请求朝廷将巴塘、里塘一带仍归丽江管辖，康熙五十九年二月蒋陈锡代奏时，朝廷亦表同意；然而本年四月年羹尧上书阴阻，并以军粮迟误为由，九月，将云贵总督蒋陈锡巡抚甘国壁革职，自备资斧运米进藏赎罪。十一月，木兴亦因年羹尧的“捏词具奏”惊悸而亡。不仅巴塘、里塘管辖权未得，木兴反成了官场权力斗争的附带牺牲品。次年六月，蒋陈锡死于运粮途中。甘国壁虽活着回来，西藏撤兵后，“命赴云南赔补运粮倒毙牛马并侵用铜锡等项银两八万。”弄得丢官赔钱。而年羹尧以“运粮守隘”功，升“二等阿达哈哈番世袭”。后又屡升至“一等阿思哈哈番世袭”。日益“骄纵”。雍正三年十二月，不可一世的年羹尧被众臣劾奏，三司九卿会审，列其“大逆之罪五，欺罔之罪九，僭越之罪十六，狂悖之罪十三，专擅之罪六，忌刻之罪六，残忍之罪四，贪黩之罪十八，侵蚀之罪十九，凡九十二款”，皇上令其“自裁”。其罪名中是否有加害蒋陈锡、木兴等人的条目，待考。
民族内部矛盾的大爆发
西藏平乱，木兴、木崇相继于康熙五十九年、六十一年亡故，木氏土司后继无人，族人将远在姚安为婿的木兴四弟木钟接回，暂管土府事务，等待当局委任袭职。木氏处于清廷当政者欲究其罪，原任土知府及承袭人相继凋零，元气大损的时刻，远房族人阿知立等，在中海集会，群起反对，向云南当局控告木氏土司，要求改土归流。
乾隆《丽江府志略·建置略》载：“雍正元年，夷民阿知立、阿仲苴、和日嘉、阿宝他等，赴省申诉，吁恳改流，总督高其倬、巡抚杨名时，题请改设流官知府，降土府为土通判。”同书《艺文略》载云贵总督高其倬《丽江府改设流官疏》内称：“前承袭丽江土知府木兴病故，以侄木崇为嗣，未及请袭，又复病故。今以木崇之叔木钟请袭。但丽江地方外控中甸，内邻鹤、剑，藏地往返之兵资、其牲口、粮食，实为要路。木兴在日领兵进藏，绕道杀死已经归顺之番目，题参其生衅之处，俟兵回日再审，经议政议奏在案。居宫贪虐，派累土人，至今控告已。木钟在地方亦不能管辖，木兴前罪未愆，木钟又不能胜任，不但法宪未允，且恐贻误地方。丽江府原设有土知府一员，流官通判一员，今照云南、姚安等府之例，将知府改为流官，将通判改为土官。”雍正元年六月二十九日获清廷批准。
光绪《丽江府志稿·人物志》载：“木知立，正源之曾祖，为土府远族。性豪迈，有机谋胆略。时土府暴敛肆螫，民不堪命，知立每患之。雍正元年，纠集土人于中海池之堤岸，使寅言于众曰：朝廷虽设流官通判，然而每苦为木土府所摄。吾侪生于圣明之世，而不得游于光天化日之下乎？予欲以百姓困苦之情状，上诉于省垣大吏。众人闻之，云集响应，欣然倾资以助。知立、阿仲苴、和日嘉、阿宝他等，赴省申诉。时高文良公其倬，悯其情词质实，为之具奏于朝，降袭土知府为通判，改设流官。”从一人振臂高呼，众人云集响应的情况看，丽江百姓对木氏不满久矣。积怨深，压抑久，中海集会，民族内部阶级矛盾的大爆发，成了清廷等待已久的导火索，于是，一告即准，一报即批。以此作为契机，迅速将木氏土司改土归流。
这是官修志书的记载，较为堂皇，而《木氏宦谱》的说法，却有所不同。
木钟从姚安被接回丽江任事，“仅有四十余日，族人阿知立等见兴、崇父子相继病亡，印篆封固，乘公尚未题袭，以旧事翻为新题，控告胞兄任内头人，列款名曰‘五虎十四彪’，当时维新（木兴字）公父子出师在外，头人任意指公派私，诚亦有之。乃未经拘提头人讯究，突于雍正元年总督部院高奏折云：木兴在日，居官贪虐，土人至今控告不已，木钟在地方声名不好，应宜改土归流。……然公（木钟）自姚安回丽，日夜奔忙军务，无有停息，管理府事，仅四十余日，何以遽见声名不好，屈于覆盆（泼脏水）可知矣。后方知总督云贵高素与川督年羹尧有旧，一得阿知立诉，暗欲代年报心腹巴松之仇。……公势孤难持，惟有吞声而已。是年初，丽江府杨?到丽视事，不惟不究五虎十四彪，反将伊等或用为六房，或用为乡约……”。
从当时的形势看，木氏父子率一千土兵进藏，费用巨大，后勤补给需要大批物资，百姓负担加重，木氏手下的官吏（“五虎十四彪”也包括在内），苛派催逼，甚至中饱私囊，激起民愤，奋起反抗。开支巨大，收不抵支，以致“兴、崇任内军需亏空万有余金”，这又成为清廷官吏收木氏十二里祖宅及田产以“抵债”的理由。其实进藏军需亏空，川滇陕各省皆有，连康熙也很明白，曾谕曰：“各省钱粮皆有亏空，陕西尤甚。盖自用兵以来，师所经行，资助马匹盘费，衣服食物，仓卒无可措办，势必挪用库帑，及撤兵时亦然。即如自藏回京将军以至士卒，途中所得，反多于正项。各官费用，动至万金。”指示地方不能“加征火耗”，“发帑银五十万送陕西资饷”（《清史稿》年羹尧传）。云南之追究巡抚甘国壁亏空八万两，木兴一万两的责任，恐另有原因。改土归流后，丽江知府对木氏土司手下的所谓“五虎十四彪”，并未追究，而是照旧使用，正说明了这一点。高其倬与年羹尧同为“汉军镶黄旗人”，二人是否“有旧（谊）”，或惩木氏代为年报仇，或以此向正在上升的年羹尧献殷情，不得而知。但木氏土司改土归流，是迟早要进行的。
改土归流过程中，清朝官吏没收木氏各地田庄、十二里之房屋，清查庄奴，令其交税为民；毁其档案卷宗、祖遗田契。木钟当此“危疑忧患，内外交攻”，回丽江不到两年即逝，时为雍正三年七月。其子木德年仅九岁，“遭家多故，茕茕孤苦，继袭通判新职，室如悬磐，贫乏难堪”。木氏土司在政治上失势，在经济上亦一落千丈。后经多方争取，才“准给还土官庄租米京石一百五十石。令赴府四季支领，始有以供朝夕继”，又恢“复桥头、刺宝等庄自行征收办纳钱粮，而不失末秩体统。”
木氏土司得势时，曾被人们恭维为“木天王”；而家庭破败、政治失势后的木氏土司，被人们称之为“木老爷”。渐渐有人编出各种故事加以嘲笑奚落，于世态炎凉中，可见木氏土司地位的下降。
木氏土司风雨飘摇的岁月中，木钟的夫人高氏寿，表现得颇为机敏。当清王朝的官吏乘机向高氏寿索取传世古玩珍宝时，她回答说：“我到丽江不久，仅有妆奁，并未见过木氏传留一物”；官吏们烧毁档册文书时，她将历代“敕书诰命及各宪功牌谕帖，紧藏不认”，于是才有传至今天的《皇明恩纶录》，《木氏宦谱》等历史文献。高氏寿为姚安土同知高?映女，自动受家庭教育，“颇识翰墨”。
丽江的改土归流，从时机上来说，是较好的，因当时木氏土司由于进藏事务所牵，疲于奔命，连遭挫折，政治、经济，军事都蒙受重大创伤；继任者木钟又是刚从外地接回的一介书生，缺乏从政经验，无能力反抗，只能忍气吞声而就范。因而未造成重大的冲突和流血事件。不像滇东乌蒙、乌撒、芒部三土司的改土归流，总督鄂尔泰采取铁和血的手段镇压土司的反抗，双方拉锯战，百姓被杀者“凡三万余人”，“极千古未有之残酷”，“血肉淋漓，挂于树石间者，亘十里不止。”（倪蜕《滇云历年传》卷13）。从土司的安置上来看，木氏土司还算可以，就在本地居住，后来还发给维持生活的粮食、田庄，而不象木氏土司的亲家姚安土司高德厚“被参革袭，后奉旨安置江南省城”，从生活了千余年的祖居地连根拔除。丽江改土归流，也与学校的教育发展有关：康熙三十六年孔兴询任丽江通判，排除干扰，捐俸兴建儒学，“而世府木君，乃共乐盛事，捐资以助其美”（孔兴询《创建文庙碑记》）。康熙四十五年樊经任丽江通判，创建玉河书院，木兴助修。康熙四十九年通判余文耀重修，捐置学田十一?。此前木兴捐资设立义学八所，设在府东、白沙、束河、刺是、刺沙、白马、七河、九河等处（余文耀《玉河书院记》、《古今图书集成》）。从孔兴询建学至雍正元年改土归流，约25年的时间里，来丽江任通判的官员及土官木兴在文化教育上已做了一些工作，取得一定的成效。尽管首任流官知府杨?说木氏视“建学为最拂意事”，“一切聪颖子弟，俱抑之”等等，但在明代，丽江杨氏、和氏多有才学者，屡见记录；杨?未到任之前的近三十年中，丽江已有学校也是事实。杨?之说，似有片面。正是有二十余年的教育，“郡人士争自濯磨，群相淬励”，有一批人才成长。这还得力于清王朝的强盛，平定“三藩”之后，云南各地土司们再也不敢将流官拒之于门外，因而丽江通判也得以顺利进入并切实行使职权。据说，康熙中期，木兴对来丽江任职的流官态度是“见同知甚恭，称祖公，自呼曰治晚生。”（陈鼎《滇游记》）从极盛时，将流官拒之郡外，到对流官“称祖公”，折射出木氏地位的变化。当地人士在与流官的长期接触中，得到多方面的启发，才有后来到省控告土官之举。连乾隆初年丽江太守管学宣也说：“迄（圣）祖六十余年，深仁厚泽，沦肌洽髓者久矣。雍正元年，丽夷阿知立等乞请改流，……素所感动然也”（乾隆《丽江府志略序》）。
改土归流后，木氏土司衰而未绝。其承袭情况大致如下：
“雍正元年，为土人所控，降（木）钟为通判，改设流官知府。钟死，子德袭；德死，子秀袭；乾隆十五年，改为正六品土官；秀老，子睿由增生袭；睿死，子汉袭；咸丰六年回□犯顺，汉子?，从戎效力，八年汉死停袭；同治二年，?随剿办镇雄等处，嗣复同克迤西各城，厥有功绩，寻蒙保奏，由知府衔袭父职；?死子荫袭（光绪《丽江府志稿）卷5，官制题名）；民国八年荫死，子标袭；民国十八年标死，子琼袭（据木琼《亲供》）。
改上归流的影响
改土归流是丽江历史上的一个重大变革。它对丽江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
从政治上说，废除了土司的统治，消除了木氏闭门称雄的局面，将丽江直接由中央派来流官管理，外地官民可畅达丽江，有利于各民族各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也有利于中央集权的加强。所派流官，来自全国各地，文化程度较高，在任期内，或清查木氏田庄，改散庄奴；或兴办学校，捐置学田；或兴修水利，改良作物品种；或设纺织，令民学习；或组织商会，处理市场纠纷等等，给丽江的社会陆续增添了一些新的内容。有的官吏，还被当地士绅，建祠立碑纪念。对这些有所作为的地方官吏的功绩，史不绝书。
从经济上说，政治上的壁垒瓦解之后，由内地进入丽江的人民增加了，耕作技术得到不断改进；丽江与邻近州县的物资交流密切了，手工业产品，农产品及畜牧产品之间的互相交换明显增加；管学宣当政时“汉种麦”试种成功，“五村渠”等水利工程的兴建；庄粤台当政时机器纺织技术的传播；熊廷权当政时将丽江三月龙王赛神会变成商贸盛会；尤其是将土司对土地、百姓的专断权废除后，中小地主经济得到普遍发展；如此等等，促进了丽江农业、手工业、商业的发展。
从文化上说，改土归流后丽江“各乡村创立义学，广育人材，一时学校如林而家弦户诵”（光绪《丽江府志稿》学校志）。先后建立玉河书院、雪山书院，为书院拨“膏火费”，嘉庆年间的知府和费颜倡建基金，“助乡会试道路资”，使贫寒士子，亦能赴省参加科举考试。同治八年乡试，丽江有八名同榜考中，成绩斐然。自乾隆元年至清末有龚渤、王春藻、李樾、李?、杨福豫、杨邦卫、和庚吉等七人考中文进士，杨师慎考中武进士，有六十余位举人。文化水平较高的人当中有些人能诗擅文，如马子云、桑映斗、杨昌等留下了一批诗文集，为丽江文化增添了新的财富：
改土归流后，经过百余年的发展，丽江逐渐与内地同步，这是主流。但改土归流，也带来若干负面影响。首先是民族干部断层，领袖后继乏人，200年间没有能影响本民族的领袖人物，对民族长远的发展无人考虑；纳西族在滇西北、在云南的政治影响、文化上的辐射力大幅度下降；其次，土官成为摆设，无权过问要政，流官们热衷于推行汉文化，而不注意民族文化的保护承传，将一些好的传统习俗废除。如历任丽江知府，倡导变传统火葬为棺葬，道光年间的知府王厚庆还写诗：“火葬魂皆惊，刀巴咒如魔。此风犹未革，遑问政如何。”自认为是倡导新风的德政。他们对丽江妇女原来便于山区生产生活的短衣，褶裙，短发齐眉，戴“调羹帽”等服饰，也加以改变，成为繁复厚重，合乎“体制”不露线条美的装束。在婚姻上，改变纳西族民间自由恋爱、两性接触较自由，男可入赘等习俗，而变为“父母之命，媒约之言”，“礼聘”成婚，致使许多有情人不得成眷属，使“殉情”者大增。这些都值得后来治丽者深省。
木氏土司对后世的启示
作为一种政治制度，土司制已成为历史；作为民族官员，历任丽江知府的木氏也早已退出历史舞台。但它却留给后人许多值得思索的问题，给后人以许多无言的启示。
民族要发展，需要有本民族的领袖。这些领袖是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产生的，他们了解本民族最根本的利益，群众最迫切的愿望，并想出办法，采取措施争取实现。在战争年代，能团结群众凝聚民心，形成合力，或以战斗抵御强敌，或以灵活变通的方式保存本民族的实力，渡过重重难关。在和平年代，他们能深谋远虑，比一般群众看得远，想得深，提出民族发展的思路，采取各种措施发展生产，增强经济实力。有这样的领袖是民族成熟的表现，这样的领袖是民族强盛和发展的希望所在。民族的领袖，是民族中最有经验、最有影响、最有权威的人物，有时是个人，有时是家族，有时是群体。波澜壮阔的斗争，常会使这些领袖人物的才能超常地发挥出来。纳西族在长期迁徙过程中，与多民族相碰撞，最后才找到了一个安身立命之地：丽江；在众多的民族酋长中涌现出一个较为杰出和稳定的民族领袖：木氏及其先祖；在总结历代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形成了一条原则，紧密依靠中央王朝，正确处理与周边民族的关系，保持安定和平的环境，快速使自己的民族得到发展壮大。木氏及其先祖是在纳西族历史上得之不易的、并对纳西族的发展有过贡献的民族领袖，虽然各代人物才能高低不同，贡献大小各异，应区别情况，给予其一定的历史地位。
改土归流后，一切措施只从有利于封建王朝中央集权考虑，不给地方民族一定限度的自治权，丽江的土通判，形同摆设，民族代表人物不能参与地方要政，民族群众的要求得不到反映，民族文化、风俗习惯得不到尊重，因而产生了许多负面影响。
民族要进步，需要开放的意识，多方吸收别人的长处为我所用。创新精神，是社会前进的动力；用创新成果造福社会，民族才能生机勃勃地前进。同时广泛向先进民族学习，引进先进的文化技术、借鉴别人的优良管理方法，也许见效更快、效益更直接。历代木氏土司都曾亲自或派人到中原学习，或者带兵进藏，耳闻目染，扩大了见识。购进大量文献，从中学到不少治国用兵之法；通过实际战斗，了解对方布阵、兵器的优长。在藏区生活，了解到藏传佛教在藏区的影响。在内地，看到了城市、宫室的建设，商业的繁荣，因而引进医生、教师、铜银器制造、制革造靴、造纸印刷、建筑绘画等等的工匠，引进玉麦（苞谷）等优良品种。给引进的工匠们提供条件，让其在丽江安家落户，传播生产技术，直接促进了丽江生产的发展，物质的丰富。历史证明，有开放意识又善于学习的民族是优秀的民族。木氏土司的开放引进是在民族自主自治的情况下进行的，开明大度，多方吸收，民族发展强盛了，民族领袖的威信也随之得到提高。
民族要发展，必须重视文化建设。较之以前辈及本民族其它的大小酋长，明代木氏土司的家族是重视文化的，尤其重视对汉文化的学习。木氏自己建万卷楼，购置大量图书，使子孙们从中汲取许多有益的养分；延聘名师指点，请人陪读，以提高子女的学习水平。木氏历代土司在当政前虚心学习，勤奋读书；从政之暇亦孜孜不倦，写诗作文，数十年坚持不断。增长了聪明才智，提高了从政的能力；同时也创作了一大批有相当水平的诗文集，以自己的实绩，拓宽了纳西文化发展的新领域。在东巴文化、民间文化之外，开辟了一片新天地；他们自己也因这些作品而自立于民族文化之林。一个民族的优秀与否，不全看它人口的多少，地盘的大小，而主要是看它有无优秀的人才，如政治家、军事家、科学家、文学家等等；在文化上有无独特的创造，能为中华民族文化乃至世界文化增添了一些什么独特的东西，为国家为民族的发展起过什么作用。民族竞争，从根本上来说是人才的竞争。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木氏以自己的聪明才智，以自己的文化成果，为纳西族争来了一份荣誉。
木氏土司在文化上的成就，不是靠天才，而主要是勤奋学习的结果，是长辈们不断勉励督促的结果。一般的土司都有钱，但把钱用在哪里，却不相同，有的沉溺于声色犬马，有的深陷于花天酒地，有的甚至以“八百媳妇”为荣，有的虽然也买点书来摆设，却不去读；像木氏土司这样把钱花在建万卷楼，购万卷书，并教育督促子孙认认真真地读，勤勤恳恳地写，有的读书笔记就有二十余万字，这在土司子弟中实为罕见。木氏历代土司长辈对子孙勉励的话：“天雨流芳”（意为“读书去吧”），在纳西社会各阶层中传为美谈，形成一种好学上进的优良传统。
木氏土司重视自身的文化学习，但忽视广大的纳西族百姓文化素质的提高。据《明实录》载：“永乐十六年（公元1418年）二月戊戌，云南丽江军民府检校庞郁文言：本府宝山、巨津、通安、兰州四州归化日久，请建学校。从之。”但后来办了没有，维持了多久，成效如何？未见记录。康熙《鹤庆府志》卷5，有木增捐资重建文庙的记录，但未见其投资建丽江学校。明代云南曾有263人考中进士，但未见有丽江籍的考生。木氏土司及杨、和大把事们有很高的文化，但其它姓氏未见较有成就的文化人。首任丽江流官知府杨?分析其原因是木氏土司“虞民用智而难治，因如秦人之愚黔首”（《迁建丽江府学记》），即怕百姓的智慧提高了不好管理，因而像秦始皇那样采取愚民政策。这，也许是有一定道理的。而民族要进步，有赖于民族整体素质的提高、文化科技的发展，大批人才的涌现。木知立演说中讲的百姓“不得游于光天化下之下”，既有摆脱政治经济上对木土司的依附，也有包括了百姓们学习文化的迫切要求，反映了纳西族有识之士欲开启民智、变革现实的愿望。
民族要发展，要增强内聚力，尤其是增强整个中华民族的内聚力。就单个民族来说，没有内聚力，就如一盘散沙，一遇大风，很可能被刮得灰飞烟灭。就中华民族来说，没有内聚力，就没有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这内聚力最集中的体现就是爱国主义。爱国主义是一个历史范畴，各个时代有不同的具体内容和特点；它的表现也是多方面的。木氏土司生活的时代，忠君爱国是其中最重要的内容，在这一点上，木氏土司是能始终坚持的。在军事上，木氏土司服从中央王朝及云南总兵官的调遣，参与了许多维护边防和社会安定的战斗；在经济上，按时缴纳中央王朝核定的各种赋税；在政治上，通过朝贡等方式向中央述职，接受诰封，增强了中央王朝对本地的了解；宁肯坐牢杀头，也不参与吴三桂等的分裂叛乱活动；以捐钱捐物等方式支持中央的建设或抚恤前线伤亡将士；国家危难时，还提出十条建议，等等。这种与中央王朝休戚与共，主动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维护中华民族的团结和统一的行动，较之某些不识大局，不顾大体的土司及官吏，自是高出一筹。而木氏土司的这种精神，也是在中央王朝不断以“诚心报国”等鼓励中逐步强化，并经世代积累，形成木氏土司的又一优良的传统。这说明，少数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加以培育，发展，使之巩固和强化。在忠君爱国的实践中，木氏土司有奉献，有受益。其受益的主要方面为文明程度的提高，在滇西北威望的加强；有了强大的靠山，数百年中丽江没有受到大的兵祸之患，民族也不必要迁徙流转，而是可以安定发展。由于有了丽江的屏蔽，客观上，也使整个滇西得以和平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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