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因为浩瀚的太平洋所分隔，绝大多数中国人与美国和美国人尚未有过直接的接触。然而今天，美国名人和流行文化在中国却无处不在。尽管政府限制其数量，但好莱坞电影在中国一直大行其道，北美的嘻哈音乐、摇滚音乐歌手也寻求在中国发展新的拥趸。席琳·迪翁甚至在央视春晚上用中文演唱了民歌“茉莉花”。除此之外，美国流行文化还通过体育运动得到传播。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因为浩瀚的太平洋所分隔，绝大多数中国人与美国和美国人尚未有过直接的接触。然而今天，美国名人和流行文化在中国却无处不在。尽管政府限制其数量，但好莱坞电影在中国一直大行其道，北美的嘻哈音乐、摇滚音乐歌手也寻求在中国发展新的拥趸。席琳·迪翁甚至在央视春晚上用中文演唱了民歌“茉莉花”。除此之外，美国流行文化还通过体育运动得到传播。
其他文献
《当代中国杂志》(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官网2018年4月发布了日本立命馆亚洲太平洋大学副校长吉松秀孝撰写的文章《中日竞争的新动态:持续的亚洲基础设施建设》(New Dynamics in Sino-Japanese Rivalry:Sustaining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in Asia)。该文认为亚洲持续增强的基础设施投资需求逐渐形成了中日两国竞争乃至对抗的新动态,并以印度尼西亚高铁项目为例展开分析。文章主要内容编译如下。
2018年5月12日,由山东省哲学学会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情报研究院《国外社会科学》主办、潍坊学院承办的“纪念‘真理标准大讨论’40周年暨深入研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术研讨会在潍坊学院举行。来自中共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山东大学、上海大学、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山东师范大学、青岛大学、青岛科技大学、山东科技大学、烟台大学、山东建筑大学、齐鲁师范学院、云南红河学院等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及教师代表近100人参加了研讨会。
美国克利夫兰州立大学政治学系客座教授罗米·哈因（Romi Jain）通过观察中国的绿色增长战略以及近年来中国围绕环境问题出现的大规模抗议活动，对环境污染之于执政党政治影响的程度和量级进行了评估。
宾夕法尼亚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的学者约翰·安田小次郎在2015年9月号的《中国季刊》（China Quarterly）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为何中国尚做不到食品安全：规模政治》（Why Food Safety Failsin China：The Politics of Scale）的论文。作者在文中评估了中国政府的四项规模管理举措：食品安全协调机构、
芬兰学者、赫尔辛基大学孔子学院外方院长安雅·拉赫蒂宁以切身经验与思考撰写文章，发表于《比较亚洲发展》（ Journal of Comparative Asian Development ）
2015年第2期，
中国崛起必然会引发世界地缘政治格局的深刻变化，中国自身以怎样的姿态和理念参与到新的世界秩序建构中，是国际学术界一直关心的问题。近年来，诸如“大同世界”与“天下”等代表传统中国世界秩序观念的术语被海内外学者频繁引用，中国大陆学者赵汀阳等人提出的“天下体系”“天下主义”也成为海外中国学界高度关注的话题。
本文主要阐明生活的意义与好生活的关系问题。作者认为,生活的意义问题完全是哲学问题,好生活是伦理构思的核心概念。作者主张,好生活的理论只有通过意义维度的整合,才能接近一种适当的复合性、完整性水平,并避免迄今为止好生活构思的一些弱点。作者为好生活的意义以及好生活理论的作用提出五个重要论据,并认为,只有比较伟大的事业涉及某种客观有价值的东西时才是有意义的,生活的意义就是使某一种生活成为有意义的生活的那种东西。意义经验是幸福的一个必要条件。道德是意义的最重要内容之一。
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US 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于2016年4月27日举行了“中国十三五规划”听证会。康奈尔大学托拉尼贸易政策高级教授埃斯华·普拉萨德（Eswar S．Prasad）发表了主题为“中国经济和金融市场：改革与风险”的证词。他曾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金融研究分部和中国分部部长，
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ICS）高级顾问克里斯托弗·约翰逊（Chistopher K．Johnson）在“费和中国研究讲座”上做了一场主题报告，题为“习近平‘一带一路’倡议：实际评估中国共产党的中国复兴蓝图” （President Xi Jingping＇s ＂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 Practical Assessment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Roadmap for China＇s Global Resurgence
中国的网络空间充斥着一对矛盾组合：一方是政府的严格管制，一方是网络激进主义。一方面，通过正式法规、监控技术、经济激励与惩罚措施，政府试图阻止并粉碎一切可能威胁社会与政治稳定的在线活动；另一方面，高调的网络激进主义案例不时涌现且呈增长趋势，对政府的政策、实践、权力腐败与滥用构成了挑战。由于直接在线讨论政治议题在中国的网络空间中仍受重重监管，因此，这样的讨论往往有意或无意地以文化形式体现，并在嬉笑怒骂的过程中传播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