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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儿童为题材的文物滥觞于唐代晚期，在宋代大量出现，元明时期繁荣，清至民国则品种更加丰富。这些题材以儿童为代表，被称为婴戏图。表现形式有儿童持莲、舞乐、嬉戏、游艺等。本文以镇江博物馆馆藏儿童题材的文物为例，探索此类文物中的儿童形象，以飨读者。
镇江丁卯桥银器窖藏中出土的唐鎏金婴戏图小银瓶，残高7厘米、口径3.8厘米、腹径6.6厘米。侈口、束颈、鼓腹、圜底。腹下有等距离三处焊痕，应有三足，出土时已无。颈部分别刻有联珠纹、折带纹及蔓草纹带。腹部以鱼子纹为地，以串枝花为隔，用华丽的卷叶纹构成三个莲瓣形开光，开光内以草叶纹点缀，底外刻十二重瓣花一朵。刻画三组婴戏图：第一幅（见图1-1）是二童对坐斗草，相互对看手中所执花草，以叶柄相勾，捏住相拽，断者为输。斗草又称斗百草，是古代民间盛行于端午节的一项活动，汉以前不见斗草之戏，南北朝时始有记载，如南朝人宗懔著《荆楚岁时记》中云：“五月五日，四民并踏百草，又有斗草之戏。”即以草作比赛对象，或对花草名，如用狗尾草对鸡冠花。斗草以品种的多寡计数，多则胜，兼具植物知识、文学知识之妙趣。南北朝时称“踏百草”，唐代称“斗草”或“斗百草”。白居易《观儿戏》诗云：“弄尘或斗草，尽日乐嬉嬉。”
第二幅（见图1-2）为三童表演胡旋舞，一童子于中间旋转起舞;左边一童子单膝跪地，双手执拍板;右边一童子坐于地，双手捧箫。胡旋舞是古康居国乐舞，其舞节拍鲜明奔腾欢快，多旋转蹬踏，故名胡旋，于北周时传入中原。唐代时舞胡旋成风，是当时最为流行、最为时髦的胡舞。白居易有诗曰：“左旋右旋不知疲，千匝万周无已时……。”将胡旋舞的快速跃然纸上，左旋右旋不知疲倦，千匝万周转个不停，突出了胡旋舞的特点。
第三幅（见图1-3）是三童子表演参军戏，一童子身着官服，双手执笏，立于中间的方毡上;右侧一童子斜戴幞头，衣窄袖，肩挎一袋，双目注视官人，右脚向外跨出，离去;左侧一童子衣窄袖，双手执杖，面向官人而立。参军，原本是官职的名称，参军戏名称来自一名犯官，皇帝赦免他的罪过，却每逢宴会便命俳优扮演他，令人嘲弄，因他原是个参军，故曰参军戏。那个扮演官员的被称为参军，扮演嘲弄角色的称为苍鹘。参军装出痴呆愚笨的样子，苍鹘则机智灵活。至晚唐，参军戏发展为多人演出。此器为晚唐作品，画面出现三人，恰似一人引戏退场、参军、苍鹘上场，当为早期的参军戏演变而来，戏剧情节也比较复杂，类似于后世的杂剧表演，对宋金杂剧的形成有着直接影响。
宋代儿童题材的文物成为比较常见的一类。镇江市五条街开发工地出土的宋龙泉窑青釉划花婴戏纹瓷碗，高7.8厘米，口径18.8厘米，底径5.8厘米（见图2）。敞口，深腹，圈足。在碗内壁刻画莲荷化生童子纹，婴儿戏于莲荷之间，憨态可掬，稚气传神。
镇江市五条街小学一处宋代遗址出土的多件儿童泥塑像，高约10厘米～19厘米。儿童塑像神态各异：有的作站状;有的坦然蹲坐，斜着脑袋神态激动，挥舞双手;有的作伏卧状，或仰或侧或趴;有的作书生打扮，头顶软巾包髻，身穿圆领窄袖长袍;有的作官人打扮，头戴高冠，外穿圆领窄袖长袍，双手前后摆动，左膝微曲前迈，一副昂首阔步向前进的样子。这些泥塑童戏神态逼真，透视比例准确，把儿童的天真、幼稚、可爱，表现得惟妙惟肖（见图3）。部分泥塑身后有“吴郡包成祖”“平江包成祖”“平江孙荣”等楷书阴文戳记。苏州在宋徽宗政和三年（1113年）升为平江府，吴郡乃是苏州旧称。吴郡、平江均为宋代苏州的别称，包成祖、孙荣应为捏塑工匠。
镇江丹徒蒋乔宋墓出土的宋金莲花化生耳环，高2.6厘米，宽2厘米。耳环中的化生是一个站在莲花座上的童子，一手擎花枝，一手持花。一根细金条将童子、莲花相连，上与背相连，伸出用作耳环钩，下与托座相连（见图4）。所谓“化生”即莲花上的童子，一般为童子持花或攀枝，是宋元金银耳环中常见的形象。莲荷化生童子、泥塑儿童形象，应为摩睺罗，又称磨喝乐。宋代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载，北宋东京每逢七夕，街头“皆卖摩睺罗，乃小塑土偶耳”。小塑土偶即泥塑童像，由于各地方言不同，称谓上有差别，有“土稚”“黄胖”“磨喝乐”等，都是指泥塑童像。从以上记载中，可以了解到宋代在“七夕”时供奉摩睺罗，为七夕节物之一，是宋代“化生童子”和七夕节日的乞巧风俗结合。
元明时期儿童题材大量涌现，如明代出现的莲花童子图案游戏于莲荷之间，或由手持莲枝直立于莲花之上发展为手持莲枝穿梭于莲花之间。镇江市区零星出土的明万历青花莲生贵子纹罐，高12厘米（见图5）。画面憨态可掬的三童子身穿小肚兜，面部神情略有不同，手持莲枝穿梭于莲花之间，形成相连状态，喻为连生贵子。市黄山园艺场出土的清康熙青花童子像（见图6），作坐状，面带微笑，双肘弯曲，右手食指指向前方，左手握拳，肚腹微凸，以青花釉色作肚兜，肚兜中部系一蝴蝶结，双脚着地。胎白色，全器施釉，青花色彩浓艳。此类童子形象当为宋童子形象的沿续。
清代至民国，不仅大量出现釉下青花婴戏图，而且出现了粉彩、珐琅彩婴戏图。与明代婴戏图的变形夸张不同，清代、民国瓷器上的婴戏图以写实画法为主，用笔工整，形态比例准确，形象描绘相当精细。如民国仿乾隆款珐琅彩斗蟋蟀纹盘，高3.9厘米、底径9.2厘米、口径15.6厘米（见图7）。敞口，浅腹，圈足，圈足内模印蓝色方框“乾隆年制”二行楷书款。盘内上方题“同称虎将，一决雌雄;漫言儿戏，点奏肤功”。画面绘儿童斗蟋蟀，以芭蕉、花草为背景。儿童脸庞圆润，体形丰腴，姿态各异，专注于斗蟋蟀上，通过孩童和蟋蟀的视线串联，形成画面的主要线索，充满了戏剧感。蟋蟀引起古人的注意和观察是很早的，早在两千五百年前的《诗经》中就有《蟋蟀》之篇。汉唐人称蟋蟀为蛩，唐路德《孩儿诗》五十韵“听蛩伏砌边”即描写捉蟋蟀的动作。每年秋天蟋蟀繁衍的时候，人们常以斗蟋蟀来取乐，老少皆宜。
镇江丁卯桥银器窖藏中出土的唐鎏金婴戏图小银瓶，残高7厘米、口径3.8厘米、腹径6.6厘米。侈口、束颈、鼓腹、圜底。腹下有等距离三处焊痕，应有三足，出土时已无。颈部分别刻有联珠纹、折带纹及蔓草纹带。腹部以鱼子纹为地，以串枝花为隔，用华丽的卷叶纹构成三个莲瓣形开光，开光内以草叶纹点缀，底外刻十二重瓣花一朵。刻画三组婴戏图：第一幅（见图1-1）是二童对坐斗草，相互对看手中所执花草，以叶柄相勾，捏住相拽，断者为输。斗草又称斗百草，是古代民间盛行于端午节的一项活动，汉以前不见斗草之戏，南北朝时始有记载，如南朝人宗懔著《荆楚岁时记》中云：“五月五日，四民并踏百草，又有斗草之戏。”即以草作比赛对象，或对花草名，如用狗尾草对鸡冠花。斗草以品种的多寡计数，多则胜，兼具植物知识、文学知识之妙趣。南北朝时称“踏百草”，唐代称“斗草”或“斗百草”。白居易《观儿戏》诗云：“弄尘或斗草，尽日乐嬉嬉。”
第二幅（见图1-2）为三童表演胡旋舞，一童子于中间旋转起舞;左边一童子单膝跪地，双手执拍板;右边一童子坐于地，双手捧箫。胡旋舞是古康居国乐舞，其舞节拍鲜明奔腾欢快，多旋转蹬踏，故名胡旋，于北周时传入中原。唐代时舞胡旋成风，是当时最为流行、最为时髦的胡舞。白居易有诗曰：“左旋右旋不知疲，千匝万周无已时……。”将胡旋舞的快速跃然纸上，左旋右旋不知疲倦，千匝万周转个不停，突出了胡旋舞的特点。
第三幅（见图1-3）是三童子表演参军戏，一童子身着官服，双手执笏，立于中间的方毡上;右侧一童子斜戴幞头，衣窄袖，肩挎一袋，双目注视官人，右脚向外跨出，离去;左侧一童子衣窄袖，双手执杖，面向官人而立。参军，原本是官职的名称，参军戏名称来自一名犯官，皇帝赦免他的罪过，却每逢宴会便命俳优扮演他，令人嘲弄，因他原是个参军，故曰参军戏。那个扮演官员的被称为参军，扮演嘲弄角色的称为苍鹘。参军装出痴呆愚笨的样子，苍鹘则机智灵活。至晚唐，参军戏发展为多人演出。此器为晚唐作品，画面出现三人，恰似一人引戏退场、参军、苍鹘上场，当为早期的参军戏演变而来，戏剧情节也比较复杂，类似于后世的杂剧表演，对宋金杂剧的形成有着直接影响。
宋代儿童题材的文物成为比较常见的一类。镇江市五条街开发工地出土的宋龙泉窑青釉划花婴戏纹瓷碗，高7.8厘米，口径18.8厘米，底径5.8厘米（见图2）。敞口，深腹，圈足。在碗内壁刻画莲荷化生童子纹，婴儿戏于莲荷之间，憨态可掬，稚气传神。
镇江市五条街小学一处宋代遗址出土的多件儿童泥塑像，高约10厘米～19厘米。儿童塑像神态各异：有的作站状;有的坦然蹲坐，斜着脑袋神态激动，挥舞双手;有的作伏卧状，或仰或侧或趴;有的作书生打扮，头顶软巾包髻，身穿圆领窄袖长袍;有的作官人打扮，头戴高冠，外穿圆领窄袖长袍，双手前后摆动，左膝微曲前迈，一副昂首阔步向前进的样子。这些泥塑童戏神态逼真，透视比例准确，把儿童的天真、幼稚、可爱，表现得惟妙惟肖（见图3）。部分泥塑身后有“吴郡包成祖”“平江包成祖”“平江孙荣”等楷书阴文戳记。苏州在宋徽宗政和三年（1113年）升为平江府，吴郡乃是苏州旧称。吴郡、平江均为宋代苏州的别称，包成祖、孙荣应为捏塑工匠。
镇江丹徒蒋乔宋墓出土的宋金莲花化生耳环，高2.6厘米，宽2厘米。耳环中的化生是一个站在莲花座上的童子，一手擎花枝，一手持花。一根细金条将童子、莲花相连，上与背相连，伸出用作耳环钩，下与托座相连（见图4）。所谓“化生”即莲花上的童子，一般为童子持花或攀枝，是宋元金银耳环中常见的形象。莲荷化生童子、泥塑儿童形象，应为摩睺罗，又称磨喝乐。宋代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载，北宋东京每逢七夕，街头“皆卖摩睺罗，乃小塑土偶耳”。小塑土偶即泥塑童像，由于各地方言不同，称谓上有差别，有“土稚”“黄胖”“磨喝乐”等，都是指泥塑童像。从以上记载中，可以了解到宋代在“七夕”时供奉摩睺罗，为七夕节物之一，是宋代“化生童子”和七夕节日的乞巧风俗结合。
元明时期儿童题材大量涌现，如明代出现的莲花童子图案游戏于莲荷之间，或由手持莲枝直立于莲花之上发展为手持莲枝穿梭于莲花之间。镇江市区零星出土的明万历青花莲生贵子纹罐，高12厘米（见图5）。画面憨态可掬的三童子身穿小肚兜，面部神情略有不同，手持莲枝穿梭于莲花之间，形成相连状态，喻为连生贵子。市黄山园艺场出土的清康熙青花童子像（见图6），作坐状，面带微笑，双肘弯曲，右手食指指向前方，左手握拳，肚腹微凸，以青花釉色作肚兜，肚兜中部系一蝴蝶结，双脚着地。胎白色，全器施釉，青花色彩浓艳。此类童子形象当为宋童子形象的沿续。
清代至民国，不仅大量出现釉下青花婴戏图，而且出现了粉彩、珐琅彩婴戏图。与明代婴戏图的变形夸张不同，清代、民国瓷器上的婴戏图以写实画法为主，用笔工整，形态比例准确，形象描绘相当精细。如民国仿乾隆款珐琅彩斗蟋蟀纹盘，高3.9厘米、底径9.2厘米、口径15.6厘米（见图7）。敞口，浅腹，圈足，圈足内模印蓝色方框“乾隆年制”二行楷书款。盘内上方题“同称虎将，一决雌雄;漫言儿戏，点奏肤功”。画面绘儿童斗蟋蟀，以芭蕉、花草为背景。儿童脸庞圆润，体形丰腴，姿态各异，专注于斗蟋蟀上，通过孩童和蟋蟀的视线串联，形成画面的主要线索，充满了戏剧感。蟋蟀引起古人的注意和观察是很早的，早在两千五百年前的《诗经》中就有《蟋蟀》之篇。汉唐人称蟋蟀为蛩，唐路德《孩儿诗》五十韵“听蛩伏砌边”即描写捉蟋蟀的动作。每年秋天蟋蟀繁衍的时候，人们常以斗蟋蟀来取乐，老少皆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