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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或许听过《异类》这本书，作者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统计了美国高科技成功人士的年龄后，得出一个结论——生于1955年。已经仙去的乔布斯、传言要复出的比尔·盖茨、硅谷最有名的花花公子Oracle老板埃里克森，以及Sun公司的创始人麦克斯利特这四巨头都生于1955年。
他们出生的时候美国从二战走出，开始重新经济建设。他们14岁的时候，也就是1969年，硅谷崛起，他们的青年时期伴随着老一代硅谷传奇长大。整个70年代嬉皮士盛行，四巨头中的3个都没好好读完大学也与之颇有关联。他们的创业年份1976也很有趣，正好赶上整个80年代个人电脑业的风起云涌。90年代风起云涌的互联网和这几位本无大关联，但此时他们正值壮年，有足够的财力和旺盛的精力让自己与时俱进，于是也一一赶上。
2007年12月20日，雷军（右一）辞去金山CEO一职，与当时的金山董事长求伯君（左一）等合影
不断追逐资本热点的陈一舟（左）相对荣光一些，2011年，人人率先上市
网虫出身的1972年这一拨，很快就被互联网的大浪冲下海创办自己的公司，但很快他们在1999年开始商业化的这一浪里都呛过水。丁磊的网易公司虽然率先上市，但最惨的时候跌破一美元，想卖自己的公司都没人要。马化腾的腾讯情况比网易还要差，据说腾讯在1999年前后找过深圳本地几乎所有的投资机构要钱，但无一能看懂，今天这是深圳投资行当同业聚会时相互嘲笑对方的最大题材。陈天桥的盛大虽然拿到中华网的钱，但很快被中华网礼送出去。
幸运的是，他们都在2003年的这一浪里靠SP和网游这些用户驱动的业务赚得盆满钵满，并就此一马平川。
这很大程度在于，1964年生人创办的公司更多基于概念（好听点是愿景），而1972生人都是基于用户需求而创办自己的公司，这使得在新的消费周期崛起的时候，1972年生人能和1964年生人开始拉平从而并驾而行。
比起1964年的先发先至和1972年的顺势而为，1969年生人就无比悲催了。
1969在全球科技史上是个大年份。1969年，纳斯达克问世，作为硅谷标志性公司的Intel这一年在纳斯达克上市，并由此成为纳市30年里最标杆的高科技公司。这一年，五角大楼宣布从越南有计划地撤军，美国人还宣布了一项重要的金融政策，那就是废除美元与黄金的配比关系。也就是这一年，圣何塞某报纸的一个记者就当地的半导体集群的蓬勃写了篇报道，并给这块狭长的区域起了个名字“硅谷”，意思是这里聚集着一群从沙（硅是沙的主要成分）里淘金的大脑。硅谷的叫法一下子走红，写这篇报道的记者也开始为人所知，这个人叫托夫勒，就是写出《第三次浪潮》这一未来学经典著作的阿尔文·托夫勒。
1969年生的人先天是有使命感的，但这个年份真的很悲催，按照周期论的逻辑，大年之后这一年生的人总是岔波的，上一波不带你，新的一波又觉得绵长而乱了阵脚，往往需要调整两波甚至三波才能归位。
1964年生的这拨大佬，由于踩对了整个产业周期的创新周期，一直长袖善舞，求伯君、杨元庆、马云和张朝阳依旧是这个时代的大人物。1972年前后出生的大佬，因为踩对了整个产业周期的消费周期，一直有用户在拱卫着自己的长青基业，每一拨都能率先找到变现手段，都能立于不败之地。但1969年生的人，感觉样样别扭，万般不对。
先列下生于1969年的大佬：雷军、王峰、陈一舟、张小龙，他们身后还有一个周鸿祎。
这些人的统一特征是大器晚成，他们事业高峰点都在过去三四年间出现并持续前进，这几位催生了社交时代的所有大产品；人人，YY，微博和微信（这其实也是除QQ之外的其他过亿的社交大产品）；在移动互联网的战场上也犬牙交错，雷军的小米虽然如日中天，但360定制机确实搅了一把浑水，在智能手表领域，王峰天使的土曼风生水起，也抢了不少注意力。而在王峰的主战场手机游戏上，小米游戏和360都是前四的渠道，而人人和微信，最大的变现手段靠的也是游戏。
这几位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雷军和陈一舟是同学，王峰与雷军在金山共事10年，亦师亦友，周鸿祎与腾讯势同水火，但与张小龙相识多年，来广州也会一起吃饭，雷军则是Foxmail当年的潜在买家之一，周鸿祎也曾多次邀请王峰与其联手做游戏运营。
他们其实都早早出道，雷军加入金山是1992年，王峰加入金山是1997年，周鸿祎来到中关村是1995年，张小龙1994年成为码农，1996年开始写日后风靡天下的Foxmail，陈一舟回国做Chinaren是1999年。也就是说，这一拨人其实入行最少的有14年，长的甚至超过20年。
1995年互联网在中国起浪的时候，这些大佬还处于其人生的第一个创新周期里，都尚未成名，不论个人财富还是社会势能的聚合上都略欠，更多是旁观者。等到1999年整个大浪突袭到顶峰的时候，他们或主动或被动地刚刚入局，多少有赶浪的窘迫，而且这种赶浪，既不如1964年生人那般从容，也不如1972年生人那般自然，很纷乱很无序。这种赶浪带来的仓促让他们在下一个周期到来时多少有些着急，最典型的莫过于雷军出售卓越和周鸿祎卖掉3721。做个假设，如果雷周10年前不着急出售自己的公司的话，以当时的基础，今日可构建的基业是另一个京东或百度。
周鸿祎在奇虎早期3个月换一个方向，更多是跟自己较劲图/本刊记者姜晓明
在2004到2008年这个新周期里，生于1969的这些大佬都彻底低落和几乎被动沦丧。这个周期，正是BAT们取得数十倍速成长的周期。现在如日中天的张小龙，在2005年4月把公司交割给腾讯后的两年内，几无建树，腾讯总裁办对此也意见不一，之前承诺的部分期权也被CTO张志东否决， 直到QQ信箱项目，张小龙和马化腾才重新进入蜜月期。雷军和周鸿祎在这个周期里一如既往的大杀四方，但更多是自己跟自己较劲，周鸿祎在奇虎早期3个月换一个方向，雷军换三地上市的段子都成为笑谈和革命家史的一部分。相对来说，不断追逐资本热点的陈一舟相对荣光一些，事实也是如此，在2008到2012的周期里，人人率先上市。
生于1969的这些大佬之所以在2004到2008的周期内无序以及无助，一方面是缺乏基业支撑（本可成为基业的已经卖掉），另一方面是用户群体悄然发生变化，在这个周期里，85后开始成为主流用户，但对于生于1969的大佬们来说，需要重新认识和把握。
幸运的是社会化媒体时代的到来让他们有了更多与各种族群交流互动的频度，同時也自然而然地接管过这个时代的话语权，毕竟他们正当年，同时由于身为60后，实为70前，又一起趟过80后和85后，社会化营销手段的极其丰富也帮助他们对于90后以及95后有更好的认知，居然在2008到2012的这个周期里调整对了步伐。
值得一说的是，生于1969的大佬们除进军社交领域外，还都是资本玩家。要么成为天使投资人，雷军、周鸿祎、王峰在天使投资领域的影响力和实际收益都应在前五之列；要么在二级市场上呼风唤雨，陈一舟堪称股神。
他们都在2008到2012年这个周期前完成了一次自我清零，雷军挥手暂别金山，周鸿祎从360安全卫士入手重新出发，王峰从运营转到做游戏研发，陈一舟弃猫扑成校内，张小龙与邮箱产品说再见。正是这种大舍，成就了最终的大得。雷军重新掌管金山，周鸿祎回到搜索的主战场，王峰跃居成中国手游乃至整个游戏业的旗手，陈一舟也由此成为这一波上市潮的最大资本获利者。
回归用户、与资本共舞、归零心态，使得1969年生的这些大佬得以逆周期成长。
互联网的整个30年产业周期已经走过了至少5个创新周期，两个消费者周期，1964年生人匹马当先，然后1972年生人跟上，1969年生人在被甩出两个创新周期和一个消费者周期后，靠着踩对产业周期的下半场和社会化媒体革命带来的红利而得以后来跟进，这其中的故事，也算冥冥中自有天意。
他们出生的时候美国从二战走出，开始重新经济建设。他们14岁的时候，也就是1969年，硅谷崛起，他们的青年时期伴随着老一代硅谷传奇长大。整个70年代嬉皮士盛行，四巨头中的3个都没好好读完大学也与之颇有关联。他们的创业年份1976也很有趣，正好赶上整个80年代个人电脑业的风起云涌。90年代风起云涌的互联网和这几位本无大关联，但此时他们正值壮年，有足够的财力和旺盛的精力让自己与时俱进，于是也一一赶上。
网虫出身的1972年这一拨，很快就被互联网的大浪冲下海创办自己的公司，但很快他们在1999年开始商业化的这一浪里都呛过水。丁磊的网易公司虽然率先上市，但最惨的时候跌破一美元，想卖自己的公司都没人要。马化腾的腾讯情况比网易还要差，据说腾讯在1999年前后找过深圳本地几乎所有的投资机构要钱，但无一能看懂，今天这是深圳投资行当同业聚会时相互嘲笑对方的最大题材。陈天桥的盛大虽然拿到中华网的钱，但很快被中华网礼送出去。
幸运的是，他们都在2003年的这一浪里靠SP和网游这些用户驱动的业务赚得盆满钵满，并就此一马平川。
这很大程度在于，1964年生人创办的公司更多基于概念（好听点是愿景），而1972生人都是基于用户需求而创办自己的公司，这使得在新的消费周期崛起的时候，1972年生人能和1964年生人开始拉平从而并驾而行。
比起1964年的先发先至和1972年的顺势而为，1969年生人就无比悲催了。
1969在全球科技史上是个大年份。1969年，纳斯达克问世，作为硅谷标志性公司的Intel这一年在纳斯达克上市，并由此成为纳市30年里最标杆的高科技公司。这一年，五角大楼宣布从越南有计划地撤军，美国人还宣布了一项重要的金融政策，那就是废除美元与黄金的配比关系。也就是这一年，圣何塞某报纸的一个记者就当地的半导体集群的蓬勃写了篇报道，并给这块狭长的区域起了个名字“硅谷”，意思是这里聚集着一群从沙（硅是沙的主要成分）里淘金的大脑。硅谷的叫法一下子走红，写这篇报道的记者也开始为人所知，这个人叫托夫勒，就是写出《第三次浪潮》这一未来学经典著作的阿尔文·托夫勒。
1969年生的人先天是有使命感的，但这个年份真的很悲催，按照周期论的逻辑，大年之后这一年生的人总是岔波的，上一波不带你，新的一波又觉得绵长而乱了阵脚，往往需要调整两波甚至三波才能归位。
1964年生的这拨大佬，由于踩对了整个产业周期的创新周期，一直长袖善舞，求伯君、杨元庆、马云和张朝阳依旧是这个时代的大人物。1972年前后出生的大佬，因为踩对了整个产业周期的消费周期，一直有用户在拱卫着自己的长青基业，每一拨都能率先找到变现手段，都能立于不败之地。但1969年生的人，感觉样样别扭，万般不对。
生于1969
先列下生于1969年的大佬：雷军、王峰、陈一舟、张小龙，他们身后还有一个周鸿祎。
这些人的统一特征是大器晚成，他们事业高峰点都在过去三四年间出现并持续前进，这几位催生了社交时代的所有大产品；人人，YY，微博和微信（这其实也是除QQ之外的其他过亿的社交大产品）；在移动互联网的战场上也犬牙交错，雷军的小米虽然如日中天，但360定制机确实搅了一把浑水，在智能手表领域，王峰天使的土曼风生水起，也抢了不少注意力。而在王峰的主战场手机游戏上，小米游戏和360都是前四的渠道，而人人和微信，最大的变现手段靠的也是游戏。
这几位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雷军和陈一舟是同学，王峰与雷军在金山共事10年，亦师亦友，周鸿祎与腾讯势同水火，但与张小龙相识多年，来广州也会一起吃饭，雷军则是Foxmail当年的潜在买家之一，周鸿祎也曾多次邀请王峰与其联手做游戏运营。
他们其实都早早出道，雷军加入金山是1992年，王峰加入金山是1997年，周鸿祎来到中关村是1995年，张小龙1994年成为码农，1996年开始写日后风靡天下的Foxmail，陈一舟回国做Chinaren是1999年。也就是说，这一拨人其实入行最少的有14年，长的甚至超过20年。
1995年互联网在中国起浪的时候，这些大佬还处于其人生的第一个创新周期里，都尚未成名，不论个人财富还是社会势能的聚合上都略欠，更多是旁观者。等到1999年整个大浪突袭到顶峰的时候，他们或主动或被动地刚刚入局，多少有赶浪的窘迫，而且这种赶浪，既不如1964年生人那般从容，也不如1972年生人那般自然，很纷乱很无序。这种赶浪带来的仓促让他们在下一个周期到来时多少有些着急，最典型的莫过于雷军出售卓越和周鸿祎卖掉3721。做个假设，如果雷周10年前不着急出售自己的公司的话，以当时的基础，今日可构建的基业是另一个京东或百度。
在2004到2008年这个新周期里，生于1969的这些大佬都彻底低落和几乎被动沦丧。这个周期，正是BAT们取得数十倍速成长的周期。现在如日中天的张小龙，在2005年4月把公司交割给腾讯后的两年内，几无建树，腾讯总裁办对此也意见不一，之前承诺的部分期权也被CTO张志东否决， 直到QQ信箱项目，张小龙和马化腾才重新进入蜜月期。雷军和周鸿祎在这个周期里一如既往的大杀四方，但更多是自己跟自己较劲，周鸿祎在奇虎早期3个月换一个方向，雷军换三地上市的段子都成为笑谈和革命家史的一部分。相对来说，不断追逐资本热点的陈一舟相对荣光一些，事实也是如此，在2008到2012的周期里，人人率先上市。
生于1969的这些大佬之所以在2004到2008的周期内无序以及无助，一方面是缺乏基业支撑（本可成为基业的已经卖掉），另一方面是用户群体悄然发生变化，在这个周期里，85后开始成为主流用户，但对于生于1969的大佬们来说，需要重新认识和把握。
幸运的是社会化媒体时代的到来让他们有了更多与各种族群交流互动的频度，同時也自然而然地接管过这个时代的话语权，毕竟他们正当年，同时由于身为60后，实为70前，又一起趟过80后和85后，社会化营销手段的极其丰富也帮助他们对于90后以及95后有更好的认知，居然在2008到2012的这个周期里调整对了步伐。
值得一说的是，生于1969的大佬们除进军社交领域外，还都是资本玩家。要么成为天使投资人，雷军、周鸿祎、王峰在天使投资领域的影响力和实际收益都应在前五之列；要么在二级市场上呼风唤雨，陈一舟堪称股神。
他们都在2008到2012年这个周期前完成了一次自我清零，雷军挥手暂别金山，周鸿祎从360安全卫士入手重新出发，王峰从运营转到做游戏研发，陈一舟弃猫扑成校内，张小龙与邮箱产品说再见。正是这种大舍，成就了最终的大得。雷军重新掌管金山，周鸿祎回到搜索的主战场，王峰跃居成中国手游乃至整个游戏业的旗手，陈一舟也由此成为这一波上市潮的最大资本获利者。
回归用户、与资本共舞、归零心态，使得1969年生的这些大佬得以逆周期成长。
互联网的整个30年产业周期已经走过了至少5个创新周期，两个消费者周期，1964年生人匹马当先，然后1972年生人跟上，1969年生人在被甩出两个创新周期和一个消费者周期后，靠着踩对产业周期的下半场和社会化媒体革命带来的红利而得以后来跟进，这其中的故事，也算冥冥中自有天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