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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德芳杏林
父亲是个中医，尤其擅长肝病的诊治。父亲在乡镇医院工作，面对的病人都是农民。
从上小学后，我就知道父亲收治了许多省立医院和某解放军医院不治的肝炎病人，大医院都不治了，这些在绝望中等死的病人，父亲用中药加西药把他们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
父亲生相面黑，年轻时草鞋布衣。所以很多到医院患者都不把他认作是医生。母亲告诉我，她与父亲结婚度蜜月时，父亲曾被人当作小偷。衣帽压小人，言语压君子。父亲工作过好几个地方，每到一新环境，他都要面临没人找他看病的尴尬。为了打开局面，他自告奋勇帮人看病，当然看的是别的医生治不好的病。退休前调到最后一个卫生院时，父亲被冷落了很长时间，病人不会主动找他看病。
能看好的病，病人选择不要他看，他也不强求。如果在外面看不好，病人回头再来找，父亲待之如初来。针对病人，父亲从来不计较什么面子不面子问题。他确定自己看不好的病，立即叫病人另请高明。父亲说，如果一个医生好面子，本来就没把握看好的病，却死缠烂打不停试药，这样既伤钱更伤人。
我曾经问过父亲为什么钻研肝病。他说缘由很简单，见不得一个好好家庭的破碎。在上世纪经济困难时期，许多人得了浮肿病，其中大多数是吃不饱饭营养不良造成的，也有肝病引起的。他遇到一户人家，母亲饿死了，父亲得了肝炎去世，只剩下一个孤苦伶仃的女儿。看着那个女孩可怜的样子，他当时就暗下决心，一定要在肝病诊治上有起色，还病人以健康。
父亲心里始终装着病人。一次母亲生病住院，而且那次病得不轻，是因为心脏不好。他在医院陪护到中午时，就跟母亲打招呼说要回家一趟，说一个病人约好了今天来看病。母亲一提这事就生气，说跟他一辈子，生病时他还想着病人。
我父亲称不上大医，他只是千百万基层赤脚医生中的一员。给予父亲的评价，我有两句话——行医至诚，怀德如玉。
人格的导师
父亲从卫校毕业后，一直在基层卫生院工作，当一名赤脚医生。在三年困难时期，医院有块集体菜地，秋收的花生就堆放在父亲的房间里，他没有私自拿一粒花生回家。我当兵第一次请探亲假回家，车票给丢了。回到部队报销车旅费时，单位后勤人员让我补一下，我拍个电报回家让父亲帮我找几张票，结果父亲来信说，车票丢了就不要报了，再找车票顶上就成了弄虚作假。好在部队坚持实事求是，领导知道情况后，叫我写个情况汇报，结果把一半车旅费补了给我。
在我们子女眼里，父亲是个不同于常人的狠角色。如果我们犯了错误，重则挨巴掌，轻则被扭耳朵。如果我们与同伴同学发生矛盾，对方家长找上门来，父亲不分青红皂白，不管我们有理没理，脸色顿时一沉，紧接着巴掌就上了头。
与人为善，一直是父亲的本色。我们镇上有个“著名人士”叫范大头，在镇上以打零工、捡废品为生。范大头整天给人的印象是头发蓬松，鼻涕淋漓，衣服上有一层黑乎乎油腻，一般人见到都嫌弃，小孩子见到他常拿他打趣，说“大头大头，下雨不愁”。我小时候，也跟着小伙伴叫他范大头，父亲听到后立即给予制止，让我称他范师傅。每次范大头从我家门口经过，只要家里有能卖钱的废品，父亲就请他拿去，有散烟时就给他发上一两支。
不歧视任何人，这是父亲做人原则，也是他对待任何病人的行为准则。父亲没有因为怕传染而就不采取望闻问切。但他非常注意自身的卫生，看完病后，他要背着病人，把手认真洗一下。有时会有肝炎病人从远方而来，到了吃饭时候，父亲就留病人在家吃饭，要是乙肝病人，就与我们共饭共菜，他非常清楚乙肝的传染途径；要是甲肝病人在传染期，他就嘱咐母亲單独给人家准备一份饭菜，饭后则把碗筷打碎折断扔掉。一生与具有传染性质的肝炎病人打交道，不仅父亲没有被传染过，而我们这些家人也没有一人感染。
坚强的后盾
高中毕业我就报名参了军。
父亲在我人生面临选择的关头，给了我足够的理解和支持。当兵第三年，我又面临选择，报考军校。政治处主任出于好意，叫我报容易考的院校，但我内心向往更高的学府——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学院。风险是显而易见的——考不上，当年年底就得退伍回家。父亲给我来信了，信中说：“儿子，你坚持自己的梦想，即使不成功，毕竟你尝试过。哪怕退伍回家，我也搬出养老金供你读医学院。”有了精神上的支持，我不带一点精神负担进行复习，考试也是轻松上阵。结果，我没有辜负父亲对我的信任和期盼。
在部队基层中队不到一年时间，喜欢写点散文的我被调到支队政治处宣传股从事新闻宣传工作，为了提高自己的摄影水平，我写信给父亲说想买相机。父亲二话没说就寄了钱来。
追求无止境。看以前许多喜欢摄影的师兄毕业之前在校园内搞影展，我也想来个“东施效颦”，于是我向父亲汇报了自己的想法，寒暑假不回家，选择外出采风。即便我在说出想法时只字未提钱的事，一个星期后，我还是收到了父亲的来信和汇款单。他在信中说，外出肯定需要差旅费，男人外出身上没有足够的盘缠不行。
军校毕业，分到连云港边防支队从事新闻宣传工作，但两个月时间，我没能在报刊发表一篇新闻稿件，急得不知如何是好。国庆节回家，我向父亲道出困惑。为医的父亲说，医疗以还病人健康为原则，创作的原则就是体现生活，一个作家说他的作品再好，如果不能反映生活，就是自欺欺人。
新闻界有句俗语——脚底板下出新闻。当兵的时候写的稿件，上稿率相当高，提干后却倒退了。想及原因，是自己浮在机关，没有接地气。假期结束，回到部队后，我立即深入基层，跑遍支队所有基层单位。有了来自一线的鲜活素材，写的稿件就丰富起来了，不久，在部队的报刊上，就有我的名字出现了。
书信伴我守边防
自从步入军营，我养成写家信的习惯，定期向家人汇报我在部队的工作学习情况。从当兵到提干初期，我与父母的联络方式主要是书信，在新兵连甚至一天一封也有过。这样频繁写信，以致父母亲一直以为我在新兵连非常想家。其实我一点也不想家，首先是火热的军营生活让我无暇想家，还有最关键的是家书的字里行间透着浓浓的亲情，虽然我身处西南边陲，但始终感觉父母就在身边。身在异乡，我却一点也不知乡愁为何物。这可能就是书信的功劳——家书抵万金。
父亲在每封信中都叫我好好表现，争取早日入党。母亲识字不多，她告诉我，每次写信回来，都是父亲念给她听。回信时，她有什么话，就叫父亲替她写上。也许正是有了父母亲的支持和鼓励，我更加努力地工作，当兵第一年，我是同批战友中第一个受到中队党支部嘉奖的新兵，年底不仅获得支队通令表彰，同时还被选拔到支队政治处当新闻报道员。第二年七月份，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每当有重要收获，有自己觉得满意的作品发表，我都要寄给父亲看看。
提干以后，信件少了，取而代之的是电话。有了孩子后，家信更多是用来寄儿子的照片。后来，儿子对网上视频挺感兴趣，每次与爷爷奶奶视频通话，他非常热情，祖孙三人聊得开心极了。但为了能网上视频，父母坚持走上很长一段路到哥哥或姐姐家才行。到他们想得受不了时，宁愿走得腰酸腿疼，累得气喘吁吁，也要与孙子视频一次。
每次我打电话回家，惯例是母亲接过父亲接，或者是父亲先讲母亲接着讲。只有一人在家时，问父亲哪里去了，母亲说他去散步了；问母亲哪里去了，父亲要么说去串门子了，要么说她 “斗地主” 去了。其实心脏不好的母亲经常生病住院，父亲为了不让我担心，就以这种“谎言”来对付我。如今，这样的“谎言”我想听也听不到了。
父亲的爱反映在精神和行动上，也折射在他的子孙身上。父爱如山，父爱不灭。
父亲是个中医，尤其擅长肝病的诊治。父亲在乡镇医院工作，面对的病人都是农民。
从上小学后，我就知道父亲收治了许多省立医院和某解放军医院不治的肝炎病人，大医院都不治了，这些在绝望中等死的病人，父亲用中药加西药把他们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
父亲生相面黑，年轻时草鞋布衣。所以很多到医院患者都不把他认作是医生。母亲告诉我，她与父亲结婚度蜜月时，父亲曾被人当作小偷。衣帽压小人，言语压君子。父亲工作过好几个地方，每到一新环境，他都要面临没人找他看病的尴尬。为了打开局面，他自告奋勇帮人看病，当然看的是别的医生治不好的病。退休前调到最后一个卫生院时，父亲被冷落了很长时间，病人不会主动找他看病。
能看好的病，病人选择不要他看，他也不强求。如果在外面看不好，病人回头再来找，父亲待之如初来。针对病人，父亲从来不计较什么面子不面子问题。他确定自己看不好的病，立即叫病人另请高明。父亲说，如果一个医生好面子，本来就没把握看好的病，却死缠烂打不停试药，这样既伤钱更伤人。
我曾经问过父亲为什么钻研肝病。他说缘由很简单，见不得一个好好家庭的破碎。在上世纪经济困难时期，许多人得了浮肿病，其中大多数是吃不饱饭营养不良造成的，也有肝病引起的。他遇到一户人家，母亲饿死了，父亲得了肝炎去世，只剩下一个孤苦伶仃的女儿。看着那个女孩可怜的样子，他当时就暗下决心，一定要在肝病诊治上有起色，还病人以健康。
父亲心里始终装着病人。一次母亲生病住院，而且那次病得不轻，是因为心脏不好。他在医院陪护到中午时，就跟母亲打招呼说要回家一趟，说一个病人约好了今天来看病。母亲一提这事就生气，说跟他一辈子，生病时他还想着病人。
我父亲称不上大医，他只是千百万基层赤脚医生中的一员。给予父亲的评价，我有两句话——行医至诚，怀德如玉。
人格的导师
父亲从卫校毕业后，一直在基层卫生院工作，当一名赤脚医生。在三年困难时期，医院有块集体菜地，秋收的花生就堆放在父亲的房间里，他没有私自拿一粒花生回家。我当兵第一次请探亲假回家，车票给丢了。回到部队报销车旅费时，单位后勤人员让我补一下，我拍个电报回家让父亲帮我找几张票，结果父亲来信说，车票丢了就不要报了，再找车票顶上就成了弄虚作假。好在部队坚持实事求是，领导知道情况后，叫我写个情况汇报，结果把一半车旅费补了给我。
在我们子女眼里，父亲是个不同于常人的狠角色。如果我们犯了错误，重则挨巴掌，轻则被扭耳朵。如果我们与同伴同学发生矛盾，对方家长找上门来，父亲不分青红皂白，不管我们有理没理，脸色顿时一沉，紧接着巴掌就上了头。
与人为善，一直是父亲的本色。我们镇上有个“著名人士”叫范大头，在镇上以打零工、捡废品为生。范大头整天给人的印象是头发蓬松，鼻涕淋漓，衣服上有一层黑乎乎油腻，一般人见到都嫌弃，小孩子见到他常拿他打趣，说“大头大头，下雨不愁”。我小时候，也跟着小伙伴叫他范大头，父亲听到后立即给予制止，让我称他范师傅。每次范大头从我家门口经过，只要家里有能卖钱的废品，父亲就请他拿去，有散烟时就给他发上一两支。
不歧视任何人，这是父亲做人原则，也是他对待任何病人的行为准则。父亲没有因为怕传染而就不采取望闻问切。但他非常注意自身的卫生，看完病后，他要背着病人，把手认真洗一下。有时会有肝炎病人从远方而来，到了吃饭时候，父亲就留病人在家吃饭，要是乙肝病人，就与我们共饭共菜，他非常清楚乙肝的传染途径；要是甲肝病人在传染期，他就嘱咐母亲單独给人家准备一份饭菜，饭后则把碗筷打碎折断扔掉。一生与具有传染性质的肝炎病人打交道，不仅父亲没有被传染过，而我们这些家人也没有一人感染。
坚强的后盾
高中毕业我就报名参了军。
父亲在我人生面临选择的关头，给了我足够的理解和支持。当兵第三年，我又面临选择，报考军校。政治处主任出于好意，叫我报容易考的院校，但我内心向往更高的学府——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学院。风险是显而易见的——考不上，当年年底就得退伍回家。父亲给我来信了，信中说：“儿子，你坚持自己的梦想，即使不成功，毕竟你尝试过。哪怕退伍回家，我也搬出养老金供你读医学院。”有了精神上的支持，我不带一点精神负担进行复习，考试也是轻松上阵。结果，我没有辜负父亲对我的信任和期盼。
在部队基层中队不到一年时间，喜欢写点散文的我被调到支队政治处宣传股从事新闻宣传工作，为了提高自己的摄影水平，我写信给父亲说想买相机。父亲二话没说就寄了钱来。
追求无止境。看以前许多喜欢摄影的师兄毕业之前在校园内搞影展，我也想来个“东施效颦”，于是我向父亲汇报了自己的想法，寒暑假不回家，选择外出采风。即便我在说出想法时只字未提钱的事，一个星期后，我还是收到了父亲的来信和汇款单。他在信中说，外出肯定需要差旅费，男人外出身上没有足够的盘缠不行。
军校毕业，分到连云港边防支队从事新闻宣传工作，但两个月时间，我没能在报刊发表一篇新闻稿件，急得不知如何是好。国庆节回家，我向父亲道出困惑。为医的父亲说，医疗以还病人健康为原则，创作的原则就是体现生活，一个作家说他的作品再好，如果不能反映生活，就是自欺欺人。
新闻界有句俗语——脚底板下出新闻。当兵的时候写的稿件，上稿率相当高，提干后却倒退了。想及原因，是自己浮在机关，没有接地气。假期结束，回到部队后，我立即深入基层，跑遍支队所有基层单位。有了来自一线的鲜活素材，写的稿件就丰富起来了，不久，在部队的报刊上，就有我的名字出现了。
书信伴我守边防
自从步入军营，我养成写家信的习惯，定期向家人汇报我在部队的工作学习情况。从当兵到提干初期，我与父母的联络方式主要是书信，在新兵连甚至一天一封也有过。这样频繁写信，以致父母亲一直以为我在新兵连非常想家。其实我一点也不想家，首先是火热的军营生活让我无暇想家，还有最关键的是家书的字里行间透着浓浓的亲情，虽然我身处西南边陲，但始终感觉父母就在身边。身在异乡，我却一点也不知乡愁为何物。这可能就是书信的功劳——家书抵万金。
父亲在每封信中都叫我好好表现，争取早日入党。母亲识字不多，她告诉我，每次写信回来，都是父亲念给她听。回信时，她有什么话，就叫父亲替她写上。也许正是有了父母亲的支持和鼓励，我更加努力地工作，当兵第一年，我是同批战友中第一个受到中队党支部嘉奖的新兵，年底不仅获得支队通令表彰，同时还被选拔到支队政治处当新闻报道员。第二年七月份，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每当有重要收获，有自己觉得满意的作品发表，我都要寄给父亲看看。
提干以后，信件少了，取而代之的是电话。有了孩子后，家信更多是用来寄儿子的照片。后来，儿子对网上视频挺感兴趣，每次与爷爷奶奶视频通话，他非常热情，祖孙三人聊得开心极了。但为了能网上视频，父母坚持走上很长一段路到哥哥或姐姐家才行。到他们想得受不了时，宁愿走得腰酸腿疼，累得气喘吁吁，也要与孙子视频一次。
每次我打电话回家，惯例是母亲接过父亲接，或者是父亲先讲母亲接着讲。只有一人在家时，问父亲哪里去了，母亲说他去散步了；问母亲哪里去了，父亲要么说去串门子了，要么说她 “斗地主” 去了。其实心脏不好的母亲经常生病住院，父亲为了不让我担心，就以这种“谎言”来对付我。如今，这样的“谎言”我想听也听不到了。
父亲的爱反映在精神和行动上，也折射在他的子孙身上。父爱如山，父爱不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