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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认为《远游》非屈原之作的“最坚”证据之一，即“韩众”为“秦始皇时之方士”。然前贤时彦辨析“韩众”所指时，多未能注意到“三个前提”“汉人所说之韩众有二”等关键性因素，得出的结论往往存在不少漏洞。对影响该问题的诸多因素进行多维度的整体观照，所得出的结论只能是：《远游》中的“韩众”断非“秦始皇时之方士”，而必为先于屈原的得道者无疑。通过《远游》中的“韩众”这一被学者认为“具有很强实证性的材料”，无法动摇王逸提出的《远游》为屈作的结论。
关键词：《远游》;屈原;作者问题;韩众;整体观照
中图分类号：I222.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9）04-0142-07
后汉王逸《远游序》云：《远游》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履方直之行，不容于世。上为谗佞所谮毁，下为俗人所困极，章皇山泽，无所告诉……托配仙人，与俱游戏，周历天地，无所不到。然犹怀念楚国，思慕旧故，忠信之笃，仁义之厚也。是以君子珍重其志，而玮其辞焉。①
在笔者看来，“托配仙人”云云，可谓得其大者矣。而《远游》为屈原所作说，目力所及，清中叶以前向无异议;有异议盖始于清人胡浚源。胡氏在《楚辞新注求确·凡例》中云：
屈子一书，虽及周流四荒，乘云上天，皆设想寓言，并无一句说神仙事。虽《天问》博引荒唐，亦不少及之。“白霓婴茀”，后人虽援《列仙传》以注，于本文实不明确。何《远游》一篇，杂引王乔、赤松且及秦始皇时之方士韩众，则明系汉人所作。可知旧列为原作，非是。故摘出之。②
在王逊直《旧目录序》后，胡氏又有按云：
《史》明谓读《招魂》《哀郢》，又谓作《怀沙》之赋，《哀郢》《怀沙》俱在《九章》内，则《招魂》与《九章》皆原作可知。惟《远游》一篇《史》所不及载，《汉志》屈原赋二十五篇，计二十五篇之数，有《招魂》则无《远游》，有《远游》则无《招魂》，必去一篇，其数乃合。大抵《远游》之为辞人所拟良是。细玩其辞意，亦然。③
当下，《远游》的作者问题仍没有得以解决④，而笔者认为《远游》的重要性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正如常森先生所言：“其历史真相不仅关系到《远游》这一篇文章的归属，而且涉及对《远游》和屈原的确切认知，涉及对两者所关联文化与历史的还原。”⑤由此可见，弄清楚《远游》之作者及时代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
一、关于以“韩众为秦人”说作为否定《远游》为屈作的一大“坚证”
关于学术界怀疑与否定《远游》为屈原所作的
情况，汤炳正先生说：“《史记·秦始皇本纪》曰：‘今闻韩众去不报，徐巿等费以巨万计，终不得药……’因此，学术界之否定《远游》为屈赋者，往往以此为据，认为《远游》既言‘韩众’，则为秦以后之作品无疑。”⑥又，曲德来先生在辨姜亮夫先生断《远游》为屈原所作时说：
姜先生……并没有回答胡浚原早就涉及的问题，“韩众”为秦始皇时方士，为什么会出现在屈原的作品中？依我的意见，如果不能回答这个事实，一切的论证都是白费气力，没有意义也没有价值。⑦
两人都注意到“韩众”是否定《远游》为屈作的关键性证据，但汤先生说的是学术界的情况，而非其本人如是观。学术界怀疑与否定《远游》为屈原所作的立论基础是胡氏“及秦始皇时之方士韩众”说，这一说法实基于其思之欠密而来。因此，辨析《远游》的作者问题，最关键的一大问题就是考证“韩众”是秦始皇时人，还是前于屈原者？⑧而不应以胡氏之“是非”为“是非”。
前引胡氏“凡例”中所言之秦时“韩众”，见于《史记·秦始皇本纪》：
三十二年……因使韩终、侯公、石生求仙人不死之药……三十五年……乃亡去。始皇闻亡，乃大怒曰：“……今闻韩众去不报，徐巿等费以巨万计，终不得药，徒奸利相告日闻。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以重吾不德也。诸生在咸阳者，吾使人廉问，或为訞言以乱黔首。”于是使御史悉案问诸生，诸生传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阬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后。⑨
由此可见，胡氏所言《远游》“则明系汉人所作”云云，未免有牵强附会之嫌。而像胡氏这样仅据《秦始皇本纪》说而竟不加辨析，便轻率地断定《远游》中“羡韩众之得一”之“韩众”为秦时之“韩众”者不乏知名学者，如陆侃如、顾颉刚⑩等先生。假如胡氏思维再缜密些，恐怕就没有如是说了，因为此“得一”之“韩众”，不可能是导致“焚书坑儒”者之一的彼“韩众”。
總而言之，迄今为止，认为《远游》非屈原所作之理由“最坚”者有二：一是“韩众”为“秦始皇时之方士”;二是《远游》中有些术语、词汇与其所体现的神仙思想在屈原时代并未产生或尚未流行。此外，还有其他如“《远游》的中心思想是道家方士思想”与“《远游》模仿抄袭屈原的《离骚》等作品的地方太明显”B11等所谓的“证据”，其所能致者充其量为“或然”。而这些“或然”，在刘向、王逸均认为《远游》是屈原所作与代屈原设言的东方朔《七谏》等用《远游》文的前提下，都说明不了任何实质性问题，更无法否定《远游》为“屈原之所作”。《远游》中的“韩众”，只能是早于屈原者，而断非“秦始皇时之方士”，笔者拟在下文详细考辨。学者们着力考出而认定为非屈原时代所有的术语、词汇，也无一能落到实处，笔者已另文详辨之，兹不赘。至于说《远游》所体现的神仙思想屈原时代尚未产生或尚未流行，则实似是而非。总而言之，向来否定《远游》为屈原所作的理由B12，基本都不能够成立。
二、关于牟怀川等先生的“韩众为秦人”说
据笔者目力所及，在辨析《远游》之“韩众”到底是谁这一问题上用力最勤者，当推牟怀川先生。而牟先生之说提出后，同样持“韩众”为秦始皇时人说而定断《远游》必非屈原所作者，主要有常森与张树国二先生。下面，别而辨之。
1.关于牟怀川先生之“韩众为秦人”说
牟先生在《韩众考疑》一文中云： 《史记·秦始皇本纪》也有关于韩众的记载，文中韩众……是秦始皇时的方士。……如仍坚守《远游》为屈原作之王逸旧说，逻辑的推论就是，屈原《远游》所言韩众应是另一人，秦韩众与之同姓名而已。但是下面我们把《远游》与《史记》之韩众的关系搞清后，发现并非如此。
班固《汉书·郊祀志下》载谷永谏汉成帝书，其中说道：“秦始皇初并天下，甘心于神仙之道，遣徐福、韩终之属多赍童男童女入海求神采药，因逃不还，天下怨恨。”可见，《汉书》承《史记》，认为韩众是像徐福一样的曾为秦始皇入海求药的方士。这个白纸黑字记在马史班书的史实，应该是家喻户晓的，当时任何文人更绝对不会不知道。B13
这里的“《汉书》承《史记》”云云，实似是而非。据《秦始皇本纪》之“于是使御史悉案问诸生，诸生传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阬之咸阳”说与“谷永谏汉成帝书”之“因逃不还，天下怨恨”说可知，在汉代“家喻户晓”的秦时“韩众”，乃其时“天下怨恨”之人，按照常理，这种人不会成为让人羡慕的对象。《远游》若“乃汉人之作”，无法解释其何以有“羡韩众之得一”之说。牟先生将“天下怨恨”者与“得一”者二而一之时，不知何故，却忽略了这一自相矛盾之处。况且，按照牟先生的说法，“韩众”为秦始皇时的方士既然“家喻户晓”，刘向（与谷永同时）、王逸两位饱学之士竟然均不知之？这无论如何都是说不过去的。不管是有意回避还是因一时思虑不周所致，对牟先生之说而言，这两者都是无法堵的大“漏洞”。反之，刘向、王逸既然均将《远游》归于屈原之作，说明他们均清楚此“韩众”是早于屈原者。
牟先生在此文中又云：
《艺文类聚》载后汉班彪《览海赋》也提到韩众，并且含蓄了更多内容。赋曰：“……命韩终与岐伯，讲神篇而校灵章”……从此赋本身看，班彪对楚辞不但非常娴熟，而且有独特的见解。其实，他研究楚辞的兴趣和造诣，他的赋作，他对班固的影响，皆值得特别研究。在这里，班氏父子各自以史家而兼赋家的身份，以史为证、以赋为证、诗赋互证，合作默契，在其史、赋中，为鉴定韩众的秦人历史身份作了权威发言。这篇《览海赋》与《楚辞》比，可谓形神兼似。如果把每个六字句之第四字的虚词换成“兮”字，正是一种楚辞的句式;如果在单数句后加“兮”字，句式又酷似《远游》。细读本篇，不仅句、意多取《楚辞》，其悲世、避世、幻想用世的感情链接也既和《离骚》的理想破灭、进入幻想、临睨旧乡的情懷相通，又和《远游》的悲世、远游、归于大道的志趣相似。可见，从运思谋篇到炼句、用事、驱驭神话，本篇皆深得《离骚》乃至《远游》神理。即使退一步说，任何读者至少总得承认，班彪在写此赋时，心中有《楚辞》之《离骚》尤其有《远游》的模板在;有《远游》的韩众在。所以《览海赋》所说的韩众，就好比《远游》中两次提韩众一样，与《远游》中的韩众必指同一人。B14
笔者认为，“《览海赋》所说的韩众，就好比《远游》中两次提韩众一样，与《远游》中的韩众必指同一人”的结论甚是。然而，“为鉴定韩众的秦人历史身份作了权威发言”云云，则恐乖乎事实。将《览海赋》之“命韩终与岐伯，讲神篇而校灵章”与谷永谏汉成帝书中的“秦始皇……遣徐福、韩终之属多赍童男童女入海求神采药，因逃不还，天下怨恨”稍加比较，除因一时疏忽而看走眼者，绝大多数人都不会认为“与岐伯讲神篇而校灵章”中的“韩终”与招致“天下怨恨”的“韩终”是同一人。如果说，牟先生认为晚于谷永（？—前7）若干年的班彪（3—54）改变了看法，认为二者是同一人，则显然与“班氏父子各自以史家而兼赋家的身份”大不相称。牟先生接着所说“班彪《览海赋》的这个韩众，必等同于其子班固《汉书》所记韩众，也不容怀疑就是《史记·秦始皇本纪》的韩众。班氏父子写史而继《史记》，又为赋而承《远游》，因而确切地扫除了疑问，很有说服力地告诉我们，《远游》中的韩众原来就是《秦始皇本纪》所记载的那位方士”B15，这一结论难免有牵强附会之嫌。首先，如上所述，《览海赋》中的“韩终”与谷永谏书中的“韩终”并非同一人，而这一点一看便明;其次，谷永谏书中的“韩终”与《秦始皇本纪》之“韩终”虽确为同一人，但这与“班氏父子写史”是否“继《史记》”毫不相干。因此，“确切地扫除了疑问，很有说服力地告诉”云云，恐近乎想当然矣。据牟先生所说之理由，只能证明《览海赋》“讲神篇而校灵章”中的“韩众”与《秦始皇本纪》所载惹秦始皇“大怒”而成为坑儒原因之一的“韩终”、《汉书·郊祀志下》载谷永谏汉成帝书中所说的招致“天下怨恨”的秦始皇时的“韩终”，断非同一人，谷永与司马迁所说的“韩众（终）”乃同一人。由于“前提”完全错了，后面建立在其基础上的一系列有关《远游》“韩众”身份的证明也就没有再辨析的必要与意义。
2.关于常森先生的“韩众”为秦人说
常先生在其用力甚勤而颇见功力之文中，亦辨此“韩众”为秦人。其云：
《远游》不仅晚于宋玉的《九辩》，而且必在秦朝以后。其文本中出现了一个具有很强实证性的材料——韩众：……在《远游》中，“韩众”是与赤松、傅说比肩的得道仙人，而稽考史书，他原本止是始皇时一名术士。《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始皇三十二年，“使韩终、侯公、石生求仙人不死之药”;三十五年，“闻韩众去不报，徐巿等费以巨万计，终不得药，徒奸利相告日闻”，遂兴坑儒之惨剧，“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阬之咸阳”。仙人韩众显然是基于“相信的活动”，由术士韩众敷衍附会而成的。……游国恩认为：“韩众是古仙人，即韩终，见《列仙传》，并不是秦始皇时的那位方士。”其说殆误。洪补引《列仙传》曰：“齐人韩终，为王采药，王不肯服，终自服之，遂得仙也。”尽管其文字简单，可韩众本事（为王采药）却清晰可见（其中“王不肯服”以下，则明显是据韩众升仙的传说增益的。）《抱朴子·仙药》云：“韩众服菖蒲十三年，身生毛，日视书万言，皆诵之，冬袒不寒。”韩众之由术士升格为仙，必在始皇三十五年坑儒以后。陆侃如说：“韩众（即韩终）本为秦始皇时的方士，于三十二年同侯公石生一起‘求长生不死之药’的。他的时代，便是此篇非屈原所作的铁证。”有此证，《远游》非屈原作确已毫无疑义了。B16 笔者认为，既然《远游》中的“‘韩众’是与赤松、傅说比肩的得道仙人”，其怎么会成为常先生所说的导致“坑儒之惨剧”之一者？这无论如何不是简单的“仙人韩众显然是基于‘相信的活动’，由术士韩众敷衍附会而成”這样一句近乎凭想象而来的话所能解释通的。“韩众之由术士升格为仙，必在始皇三十五年坑儒以后”的说法未免武断。首先，这一“术士韩众”能否“升格为仙”还是一个问题？至少，到刘向编成《楚辞》时，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据《汉书·郊祀志》所载，成帝末年，其还被称为“天下怨恨”者。再退一步说，“升格为仙”云云即使可信，那也是刘向写《九叹》若干年以后之事，然这样一来，此“韩众”与彼“得一”之“韩众”，可谓“风马牛不相及”。于此，最为关键的是时间，而这被常先生忽略了。此外，常先生尚未能证明《抱朴子·仙药》中的“韩众”必为秦时“韩众”，而非古仙人“韩众”。至于陆侃如先生之“铁证”说，盖因其当时所见未广而复思欠周之所致也B17。换言之，即使退两步、三步其仍无法“铁”得起来。因此，“《远游》非屈原作确已毫无疑义了”这一结论自然就成了无源之水。
3.关于张树国先生的“韩众为秦人”说
张先生在其多新意而启人思之文中同样辨此“韩众”为秦人。他在《论〈楚辞·远游〉文本的组成》一文中，在引洪兴祖《补注》引《列仙传》之“齐人韩终为王采药，王不肯服，（韩）终自服之，遂得仙也”之语后，便据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列仙传》与王叔岷《列仙传校笺》中均“未见‘韩众’或‘韩终’”而断言“洪《补》误引”，并进而云：
即使“韩众”真是“仙人”，东汉王逸不会不清楚，而不会注“喻古先圣”。“韩终”早见于武帝时代东方朔《七谏·自悲》：“闻南藩乐而欲往兮，至会稽而且止。见韩众而宿之兮，问天道之所在。”王逸注：“韩众，仙人也。天道，长生之道也。众，一作终。”王逸两注不一致，表明根据不足。
“韩众”或“韩终”实际上是真实历史人物，均见之于《史记·秦始皇本纪》：“（始皇三十二年）因使韩终、侯公、石生求仙人不死之药。”……东方朔《七谏》所引“韩终（众）”当出于此条记载。张衡《思玄赋》：“咨妒嫮之难并兮，想依韩以流亡。恐渐冉而无成兮，留则蔽而不章。”所咏“依韩流亡”事明显出自《史记·秦始皇本纪》。章怀太子李贤注：“‘韩’谓齐仙人韩终也。为王采药，王不肯服，（韩）终自服之，遂得仙。《楚辞》曰：羡韩众之得一。‘流亡’谓流遁亡去也。”李贤未注明出自何书，注解不是很贴切。此注可能出自晋代葛洪《神仙传》卷八《刘根》，刘根自述早年曾往华阴山见神人，神人告曰：“汝闻昔有韩众否乎？”云云。李贤注可能误记。“韩众”或“韩终”这个历史人物的时代在屈原之后，可见《远游》作者不可能是屈原。B18
笔者以为，仅由清代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列仙传》与近人王叔岷《列仙传校笺》均“未见‘韩众’或‘韩终’”，难以得出“洪《补》误引”的结论;“李贤注可能误记”云云，亦无根据B19，具体论述详见下文。另外，即使张先生能证明刘根所“闻昔有”者为秦时“韩众”，亦无法说明什么实质性问题，况且尚未能证明。而王逸注《远游》“羡韩众之得一”时所言的“喻古先圣，获道纯也”与其注《七谏》“见韩众而宿之兮，问天道之所在”时所说的“韩众，仙人也。天道，长生之道也”，二者虽然看起来似乎“不一致”，但实际上并不矛盾。因为二者的侧重点不同：前者着眼于“得一”，以韩众“喻古先圣”而“获道纯”释“得一”;后者重在说明“韩众”是什么人、“天道”为何。因此，两注的这种“不一致”，与“根据不足”并不是一回事儿。王逸《楚辞章句》中这类“两注不一致”的情况时而有之，如其注《离骚》“浇身被服强圉兮”时所言的“浇，寒浞子也。强圉，多力也”B20与注《天问》“惟浇在户”时所说的“浇，古多力者也”B21;注《离骚》“挚咎繇而能调”时所言的“咎繇，禹臣也”B22与注《九章·惜诵》“命咎繇使听直”时所说的“咎繇，圣人也”B23等。张先生以此类“两注不一致”作为证据，并不能说明什么实质性的问题。至于“《七谏》所引‘韩终（众）’”，更是断不可能“出于此条记载”。可见，张先生“《远游》作者不可能是屈原”云云，所据均虚而非实。
总之，上述常、张两家之说同样是难以成立的。当然，据“韩众为秦人”之理由以否定《远游》为屈原所作者尚多，然均没有超出上述三家之说者，故兹不一一辨之。
三、《远游》之“韩众”必先于屈原而非秦人辨
在前文中，笔者虽已对上述三家“韩众为秦人”说进行了辨析，论证了其提出的各种理由均不能成立，但这更多是在“单一的事实层面”上展开，尚没有深入地辩证此“韩众”何以必先于屈原。下面，笔者将对此“韩众”是谁（生活在屈原之前还是之后）这一关键问题作多维度考察，以便更切实地证明《远游》之韩众何以必先于屈原无疑而断非秦人。
从研究方法层面上说，辨析“韩众”是《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载的始皇时人还是早于屈原者，需细究影响这一问题的因素有哪些，然后将该问题置于多种因素构成的网络中进行多维度的考察，而不至于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在笔者看来，这些因素包括“三个前提”“汉人所说之韩众有二”及“李、洪互证”，尤其是前二者。
1.三个前提
（1）《楚辞》中非屈作者均代屈设言。B24故此，“见韩众”一事，乃东方朔代屈原言。即其认为《远游》为屈原作而先秦另有一韩众。
（2）刘向、王逸均认为《远游》是屈原所作。因之，“韩众”果真是《秦始皇本纪》所说者，刘向如何被骗过，王逸又怎会以“喻古先圣”说之？
（3）“同术慕用”现象。“‘古者王伯显人之号，或仍世循用……是故商帝称汤，其后亳王亦曰汤也;嬴氏祖曰秦仲，则二世亦号秦中……’因为时代虽不同，‘而同术者复茵席重荐之，固知其乐相慕用，故采以自号矣。”B25故此，怎能轻易地以此韩众为彼韩众？B26
2.“汉人所说之韩众有二”
汉人所说的韩众有两种情况：（1）正面的，如《七谏》之被“问天道之所在”者与班彪赋之“讲神篇而校灵章”者;（2）负面的，如《秦始皇本纪》所说导致460余人“阬之咸阳”者与谷永谏成帝时所说的“天下怨恨”者。这两个“韩众”各有所指，不能混为一谈。 3.“李、洪互证”
此互证，可证先秦齐有仙人韩众。洪氏《补注》引刘向《列仙传》云：“齐人韩终为王采药，王不肯服，终自服之，遂得仙也。”B27又，李贤注张衡《思玄赋》“想依韩以流亡”时云：“‘韩’谓齐仙人韩终也。为王采药，王不肯服，终自服之，遂得仙。”B28笔者认为，今《列仙传》虽无“韩终”条，然因李贤所引已如此，故两者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互证“齐人韩终”说是。B29
根据以上几个方面的情况细加考察，学者们若还认为《远游》的“韩众”是陆侃如先生所说的“韩众（即韩终）本为秦始皇时方士……他的时代，便是此篇非屈原所作的铁证”，那就实在是难以思议了。B30
首先，洪兴祖引《列仙传》“齐人韩终”云云虽今传本无之，然唐人李贤引亦作“齐仙人韩终”（李贤注“直接释义”而引书不出篇名，乃至书名也不出现者时而有之），即两者具有共同的核心词“齐人韩终”（“齐仙人韩终”）与完全一样的“遂得仙”故事，故可以互证《列仙传》有此。反之，我们如何能证明“天下怨恨”之秦始皇时方士韩终，刘向、王逸竟均不知？而这是认真严肃的科学研究所不能绕开的。
其次，从“同术慕用”现象的角度考察，正因为之前有“齐人韩终为王采药，王不肯服，终自服之，遂得仙也”的故事，后来才有秦始皇时方士假古“仙人韩终”之名以为其名而被始皇派去“求仙人不死之药”的故事。道理其实很简单，至前汉成帝末，与刘向同时的谷永在谏书中说秦始皇时之方士韩终为“天下怨恨”;而在此之稍前，刘向已认为是屈原作品之《远游》的“韩众”则已“得一”。
再次，由于《七谏》乃代屈原言，故齐人东方朔之“见韩众”即其认为楚人屈原想象自己“见韩众”，而这充分地说明屈原之前有“得一”的韩众。这同样是认真严肃的科学研究所不能绕开的。何况，据桓谭《新论》，“太史公造书，书成，示东方朔……”B31
最后，将“见韩众而宿之兮，问天道之所在”“命韩终与岐伯，讲神篇而校灵章”“咨妒嫮之难并兮，想依韩以流亡”中的“韩终”（韩众）与造成“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阬之咸阳”原因之一而致使“天下怨恨”的“韩终”稍加比观，便一清二楚：二者绝非同一人。否则，无法解释东方朔在《七谏》中所“扮演”的屈原怎么会有“见韩众而宿之兮，问天道之所在”之说，也无法理解张衡《思玄赋》中会“想依”这么一个“天下怨恨”者“以流亡”。再将《远游》中的“韩众”分别与上面的两个“韩终”（韩众）比较，没有偏见者谁还会说《远游》中的“韩众”是《秦始皇本纪》所说的“韩终”（韩众）？B32因此，笔者前面说即使退三步，陆侃如先生之“铁证”云云仍难成立。然而竟有多位学风甚为扎实的学者也以此“铁证”为“铁证”，这实在不可思议。张叶芦先生云：“方士韩终投始皇之好，设诈以骗始皇，不久骗局便被戳穿，始皇大怒，遂下令‘焚书坑儒’。其事清清楚楚记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必为秦汉时人所熟知。韩终等设诈被戳穿，乃是‘焚书坑儒’原因之一，‘儒’不仅指儒生，也包括方士。《远游》如果是作于秦始皇之后，作者总不至于用人们所熟知而伪迹昭彰的方士作为歆羡颂扬（而且是领扬其飞仙）对象而入文，此不待卜而凭常识即可决也。”B33这无疑是恰当的。
概言之，此“韩众”断非彼“韩众”本不难辨，但不可思议的是，何以那么多学者——其中尚不乏学养深厚者，竟如此轻易地二而一之，乃至进而以此作为《远游》的“时代”后于屈原之“铁证”？这当引起我们深刻反思。
四、结语
综上所述，目前认为《远游》非屈原所作“最坚”的一大证据，即所谓“韩众”为“秦始皇时之方士”的种种理由均不能成立;《远游》之“韩众”为先于屈原之“得道”者，则毫无疑问。因此，《远游》之“韩众”这一被学者认为“具有很强实证性的材料”，完全无法动摇王逸之“《远游》者，屈原之所作也”说。
从研究方法的层面说，自清人胡浚源认为《远游》“羡韩众之得一”的“韩众”为“秦始皇时之方士”以来持此说者，未免武断或有想当然之嫌，他们均未能将问题置于“网络”中细加辨析，且有意无意地回避或忽略了多个关键性的问题，故漏洞每多。诚如严耕望先生所言：“有些问题，史料很丰富，若只留意有利于自己意见的史料，那么几乎任何问题都可以照自己意见的方向去证明，这可说是抽样作证。”B34客观地说，以《远游》“韩众”为秦时“韩众”者，其有意无意采取“抽样作证”法的不在少数。
注释
①B20B21B22B23B27〔宋〕洪兴祖：《楚辞补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163、22、102、37、122、164—165页。
②〔清〕嘉庆二十五年，长沙务本堂刊本。又，胡氏此说，不词。《远游》即在“屈子一书”内。
③〔清〕嘉庆二十五年，长沙务本堂刊本。
④如2014年，常森先生有《〈远游〉非屈原作以及〈远游〉创作史实新论》（《国学研究》第34辑）;2016年，张树国先生有《论〈楚辞·远游〉文本的组成》（《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等等。二先生并辨《遠游》之“韩众”为秦始皇时的方士，进而断《远游》作于屈原之后。
⑤常森：《〈远游〉非屈原作以及〈远游〉创作史实新论》，《国学研究》第34辑（2014），第112页。
⑥汤炳正：《楚辞类稿》，巴蜀书社，1988年，第394页。
⑦曲德来：《屈原及其作品新探》，辽宁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198—199页。
⑧曲德来之“根据屈原作品一贯的思想，根据屈原在作品中运用神话而非运用仙话的实际，根据《远游》出现的‘赤松王乔韩众’等仙人情况，根据汉代辞赋盛行模仿的风气，我认为定《远游》非屈原所作是有根据的，姜先生以及持相同意见的论者的论说，不能成立。《远游》当是汉人的作品”（曲德来：《屈原及其作品新探》，辽宁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199页）。在笔者看来，这些理由无一坚者，《远游》绝非汉人作品。 ⑨〔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82年，第252—258頁。
⑩陆说之欠周，参后;顾说之问题，参见力之：《从始点或岔口处辨路向 就原典本身察是非》，《学术交流》2014年第8期。
B11今按：这一问题，本非问题。参看陈子展《〈远游〉解题·八》与《〈九章〉解题·〈思美人〉解·四》（陈子展：《楚辞直解》，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年）、苏雪林《〈远游〉与其他屈赋雷同问题》（苏雪林：《楚骚新诂》，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常森《〈远游〉非屈原作以及〈远游〉创作史实新论》（《国学研究》第34辑，第130—132页）、郑良树《宋玉作〈九辩〉的论证》（郑良树：《辞赋论集》，台湾学生书局，1998年，第70—76页）。
B12常森先生《〈远游〉非屈原作以及〈远游〉创作史实新论》的“以《离骚》《天问》《九章》《招魂》《九歌》等确定属于屈原的作品为主体，建构一个‘核心比照系统’，把握该系统之本质，再拿《远游》来做比对，观察其间的相异性或同一性，以作断案之最终依据”（《国学研究》第34辑，第112页）所得，实际上同样仍断不了此“案”。即据《离骚》之内在矛盾，便可说明这一点。何况，其“《远游》非屈原作确已毫无疑义”之“此证”，乃陆侃如先生莫名其妙之所谓“铁证”。
B13B14B15牟怀川：《韩众考疑》，《江汉论坛》2005年第8期。
B16常森：《〈远游〉非屈原作以及〈远游〉创作史实新论》，《国学研究》第34辑（2014），第139页。
B17按：此语是陆先生20岁时在《屈原评传》中说的（《陆侃如古典文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290—291页）。六年多后的1930年1月，其在《屈原与宋玉》一文中仍说：“《远游》所举人名如韩终等，为屈原时所无。故为汉人所伪托无疑。”（《陆侃如古典文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443页）又，此前，以此所谓“铁证”为“铁证”者亦时而有之。如李长之先生之《屈原作品之真伪及其时代的一个窥测》（《文学评论》创刊号〔1934〕，第109页）。
B18张树国：《论〈楚辞·远游〉文本的组成》，《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
B19在这一问题上，张家英先生指出：“韩众之名，首见于《史记·秦始皇本纪》……《列仙传》的记载，当系由方士韩终（众）的传说敷衍而成。果尔，则韩众为秦始皇时代人，屈原自然无从得见。……王子乔之名，首见于《古诗十九首》：‘仙人王子乔，难可与等期。’《古诗十九首》产生于汉末，屈原是否听说过王子乔的传说呢？能作假想的推测吗？”（张家英：《〈楚辞·远游〉不作于屈原说》，《学术交流》1991年第1期）首先，甚为随意地使用“果尔”（参后）;其次，刘向《列仙传·王子乔》云：“王子乔者，周灵王太子晋也。……”（洪兴祖《补注》亦引）而此竟断：“王子乔之名，首见于《古诗十九首》。”
B24参看力之：《从〈楚辞〉成书之体例看其各非屈原作品之旨》，《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2期;方铭：《战国文学史论》，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416页;常森：《〈远游〉非屈原作以及〈远游〉创作史实新论》，《国学研究》第34辑。
B25汤炳正先生接着说：“可知，凡遇古人异代同名者而误合为一人，是错误的。因此，秦有韩众，与《远游》所谓古代韩众，既不应混为一谈，也不应以为误文。据‘韩众’而将《远游》写作时代移于秦汉以后，实为不确之论。”（汤炳正：《楚辞类稿》，巴蜀书社，1988年，第394—395页）又，参苏雪林《古人以神名为名的习惯》。苏先生云：“韩众名见《列仙传》，当是古代传说中与赤松、王乔一样的神仙。秦始皇方士韩终当是有慕于这位仙人，因以其名为名。陆侃如等因此便怀疑屈原《远游》的写作年代，那就大大冤屈了《远游》这篇绝世奇文。假如陆氏懂得古人有以神名为名的习惯，想必就不会这样拘泥了”（苏雪林：《屈赋论丛》，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411页）。显而易见，汤、苏二先生之说，均为中的之论。
B26吴冠文先生在其《论宓妃形象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演变》一文中不同意汤炳正先生“始皇时有韩众，乃古时同术慕用之例”说，而云：“无论是汤炳正，还是袭用他这一观点的汤漳平，都未能指出秦始皇之前（包括秦始皇时代）有哪些‘韩众’，仅举伯乐、扁鹊这两个与韩众并非相同性质的‘同术慕用’例子作为证据，显然不足以否定《远游》中韩众系《史记·秦始皇本纪》提到的方士韩众。”既然如吴先生所说的“《远游》当在东方朔之前已经以屈原的名义流传于世”，那么吴先生凭何以断定屈原之前无“仙人”韩众？吴先生又说：“我们却可以证明《远游》中的韩众即是始皇时代逃亡而去的韩众。《远游》提到韩众的一段文字为：‘奇傅说之托辰星兮，羡韩众之流得一。形穆穆以浸远兮，离人群而遁逸。’……这里的关键问题是《远游》作者羡慕韩众‘流得一’究竟指的是什么。‘流’，有流亡的意思。……‘羡韩众之流得一’即是说慕韩众流遁逃亡后得道（成仙）。”吴先生自注：“‘羡韩众之流得一’系据影印韩国奎章阁藏《六臣注文选》李善注改定，现存其他各李善或六臣注《文选》的李善注此处均与奎章阁藏本一致。……李善注《文选》尤袤刻本刊于南宋淳熙年间，比现存各本《楚辞》版本均早。……既然这样，我们没有理由相信版本较晚的《楚辞》与《后汉书》所引的‘羡韩众之得一’，从而去否定现存《文选》各个版本均一致的李善注此条文字。”（吴文原刊《复旦学报》2011年第1期。本文所引出自梅新林等编《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读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372—373页）问题是，胡氏《文选考异》卷三早已指出：“‘流’字不当有，各本皆衍。”而“‘流’字不当有”之得，实在是至为浅显而无再辨之必要。故此，一言以概之，即使仅比观谷永“韩终……因逃不还，天下怨恨”说，便一清二楚——此“可以证明”云云，根本动摇不了汤先生之说。
B28〔清〕王先谦：《后汉书集解》，中华书局，1984年，第670页。
B29退一步说，此说不能成立，仍不影响笔者此“韩众”非彼“韩众”说。
B30事实上，此前如是说者不少，如前面提到的曲德来先生便说：“这个韩众，又作韩终，见于《史记·秦始皇本纪》，则他是秦时方士，为始皇采不死药，后被附会为仙人，无疑。”（曲德来：《屈原及其作品新探》，辽宁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195页）
B31〔汉〕司马迁：《史记》卷十二《孝武本纪》“索隐”引，中华书局，1982年，第461页。
B32金荣权先生认为，“《远游》中出现的一些人物”“非屈原时代所有”，其云：“清人胡濬源《楚辞新注求确·凡例》中说‘屈子一书，虽及周流四荒，乘云上天，皆设想寓言，并无一句说神仙事……《远游》一篇，杂引王乔、赤松且及秦始皇之方士韩众，则明系汉人所作。’胡氏以为，《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提到的韩终，就是《远游》中的韩众。秦始皇三十二年，‘使韩终、侯生、石生求仙人不死之药’，后亡去。陆侃如也认为，‘这篇所举人名大都为屈原时所无，例如韩众（即韩终），本是秦始皇时方士，于三十二年同侯生、石生一起“求仙人不死之药”的。他的时代，便是此篇非屈原所作的铁证。’”（金荣权：《〈楚辞·远游〉作者考论》，《中州学刊》2005年第6期）。
B33张叶芦：《〈远游〉为屈原作补辩》，《贵州教育学院学报》（社科版）1990年第2期。
B34严耕望：《治史三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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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远游》;屈原;作者问题;韩众;整体观照
中图分类号：I222.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9）04-0142-07
后汉王逸《远游序》云：《远游》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履方直之行，不容于世。上为谗佞所谮毁，下为俗人所困极，章皇山泽，无所告诉……托配仙人，与俱游戏，周历天地，无所不到。然犹怀念楚国，思慕旧故，忠信之笃，仁义之厚也。是以君子珍重其志，而玮其辞焉。①
在笔者看来，“托配仙人”云云，可谓得其大者矣。而《远游》为屈原所作说，目力所及，清中叶以前向无异议;有异议盖始于清人胡浚源。胡氏在《楚辞新注求确·凡例》中云：
屈子一书，虽及周流四荒，乘云上天，皆设想寓言，并无一句说神仙事。虽《天问》博引荒唐，亦不少及之。“白霓婴茀”，后人虽援《列仙传》以注，于本文实不明确。何《远游》一篇，杂引王乔、赤松且及秦始皇时之方士韩众，则明系汉人所作。可知旧列为原作，非是。故摘出之。②
在王逊直《旧目录序》后，胡氏又有按云：
《史》明谓读《招魂》《哀郢》，又谓作《怀沙》之赋，《哀郢》《怀沙》俱在《九章》内，则《招魂》与《九章》皆原作可知。惟《远游》一篇《史》所不及载，《汉志》屈原赋二十五篇，计二十五篇之数，有《招魂》则无《远游》，有《远游》则无《招魂》，必去一篇，其数乃合。大抵《远游》之为辞人所拟良是。细玩其辞意，亦然。③
当下，《远游》的作者问题仍没有得以解决④，而笔者认为《远游》的重要性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正如常森先生所言：“其历史真相不仅关系到《远游》这一篇文章的归属，而且涉及对《远游》和屈原的确切认知，涉及对两者所关联文化与历史的还原。”⑤由此可见，弄清楚《远游》之作者及时代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
一、关于以“韩众为秦人”说作为否定《远游》为屈作的一大“坚证”
关于学术界怀疑与否定《远游》为屈原所作的
情况，汤炳正先生说：“《史记·秦始皇本纪》曰：‘今闻韩众去不报，徐巿等费以巨万计，终不得药……’因此，学术界之否定《远游》为屈赋者，往往以此为据，认为《远游》既言‘韩众’，则为秦以后之作品无疑。”⑥又，曲德来先生在辨姜亮夫先生断《远游》为屈原所作时说：
姜先生……并没有回答胡浚原早就涉及的问题，“韩众”为秦始皇时方士，为什么会出现在屈原的作品中？依我的意见，如果不能回答这个事实，一切的论证都是白费气力，没有意义也没有价值。⑦
两人都注意到“韩众”是否定《远游》为屈作的关键性证据，但汤先生说的是学术界的情况，而非其本人如是观。学术界怀疑与否定《远游》为屈原所作的立论基础是胡氏“及秦始皇时之方士韩众”说，这一说法实基于其思之欠密而来。因此，辨析《远游》的作者问题，最关键的一大问题就是考证“韩众”是秦始皇时人，还是前于屈原者？⑧而不应以胡氏之“是非”为“是非”。
前引胡氏“凡例”中所言之秦时“韩众”，见于《史记·秦始皇本纪》：
三十二年……因使韩终、侯公、石生求仙人不死之药……三十五年……乃亡去。始皇闻亡，乃大怒曰：“……今闻韩众去不报，徐巿等费以巨万计，终不得药，徒奸利相告日闻。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以重吾不德也。诸生在咸阳者，吾使人廉问，或为訞言以乱黔首。”于是使御史悉案问诸生，诸生传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阬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后。⑨
由此可见，胡氏所言《远游》“则明系汉人所作”云云，未免有牵强附会之嫌。而像胡氏这样仅据《秦始皇本纪》说而竟不加辨析，便轻率地断定《远游》中“羡韩众之得一”之“韩众”为秦时之“韩众”者不乏知名学者，如陆侃如、顾颉刚⑩等先生。假如胡氏思维再缜密些，恐怕就没有如是说了，因为此“得一”之“韩众”，不可能是导致“焚书坑儒”者之一的彼“韩众”。
總而言之，迄今为止，认为《远游》非屈原所作之理由“最坚”者有二：一是“韩众”为“秦始皇时之方士”;二是《远游》中有些术语、词汇与其所体现的神仙思想在屈原时代并未产生或尚未流行。此外，还有其他如“《远游》的中心思想是道家方士思想”与“《远游》模仿抄袭屈原的《离骚》等作品的地方太明显”B11等所谓的“证据”，其所能致者充其量为“或然”。而这些“或然”，在刘向、王逸均认为《远游》是屈原所作与代屈原设言的东方朔《七谏》等用《远游》文的前提下，都说明不了任何实质性问题，更无法否定《远游》为“屈原之所作”。《远游》中的“韩众”，只能是早于屈原者，而断非“秦始皇时之方士”，笔者拟在下文详细考辨。学者们着力考出而认定为非屈原时代所有的术语、词汇，也无一能落到实处，笔者已另文详辨之，兹不赘。至于说《远游》所体现的神仙思想屈原时代尚未产生或尚未流行，则实似是而非。总而言之，向来否定《远游》为屈原所作的理由B12，基本都不能够成立。
二、关于牟怀川等先生的“韩众为秦人”说
据笔者目力所及，在辨析《远游》之“韩众”到底是谁这一问题上用力最勤者，当推牟怀川先生。而牟先生之说提出后，同样持“韩众”为秦始皇时人说而定断《远游》必非屈原所作者，主要有常森与张树国二先生。下面，别而辨之。
1.关于牟怀川先生之“韩众为秦人”说
牟先生在《韩众考疑》一文中云： 《史记·秦始皇本纪》也有关于韩众的记载，文中韩众……是秦始皇时的方士。……如仍坚守《远游》为屈原作之王逸旧说，逻辑的推论就是，屈原《远游》所言韩众应是另一人，秦韩众与之同姓名而已。但是下面我们把《远游》与《史记》之韩众的关系搞清后，发现并非如此。
班固《汉书·郊祀志下》载谷永谏汉成帝书，其中说道：“秦始皇初并天下，甘心于神仙之道，遣徐福、韩终之属多赍童男童女入海求神采药，因逃不还，天下怨恨。”可见，《汉书》承《史记》，认为韩众是像徐福一样的曾为秦始皇入海求药的方士。这个白纸黑字记在马史班书的史实，应该是家喻户晓的，当时任何文人更绝对不会不知道。B13
这里的“《汉书》承《史记》”云云，实似是而非。据《秦始皇本纪》之“于是使御史悉案问诸生，诸生传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阬之咸阳”说与“谷永谏汉成帝书”之“因逃不还，天下怨恨”说可知，在汉代“家喻户晓”的秦时“韩众”，乃其时“天下怨恨”之人，按照常理，这种人不会成为让人羡慕的对象。《远游》若“乃汉人之作”，无法解释其何以有“羡韩众之得一”之说。牟先生将“天下怨恨”者与“得一”者二而一之时，不知何故，却忽略了这一自相矛盾之处。况且，按照牟先生的说法，“韩众”为秦始皇时的方士既然“家喻户晓”，刘向（与谷永同时）、王逸两位饱学之士竟然均不知之？这无论如何都是说不过去的。不管是有意回避还是因一时思虑不周所致，对牟先生之说而言，这两者都是无法堵的大“漏洞”。反之，刘向、王逸既然均将《远游》归于屈原之作，说明他们均清楚此“韩众”是早于屈原者。
牟先生在此文中又云：
《艺文类聚》载后汉班彪《览海赋》也提到韩众，并且含蓄了更多内容。赋曰：“……命韩终与岐伯，讲神篇而校灵章”……从此赋本身看，班彪对楚辞不但非常娴熟，而且有独特的见解。其实，他研究楚辞的兴趣和造诣，他的赋作，他对班固的影响，皆值得特别研究。在这里，班氏父子各自以史家而兼赋家的身份，以史为证、以赋为证、诗赋互证，合作默契，在其史、赋中，为鉴定韩众的秦人历史身份作了权威发言。这篇《览海赋》与《楚辞》比，可谓形神兼似。如果把每个六字句之第四字的虚词换成“兮”字，正是一种楚辞的句式;如果在单数句后加“兮”字，句式又酷似《远游》。细读本篇，不仅句、意多取《楚辞》，其悲世、避世、幻想用世的感情链接也既和《离骚》的理想破灭、进入幻想、临睨旧乡的情懷相通，又和《远游》的悲世、远游、归于大道的志趣相似。可见，从运思谋篇到炼句、用事、驱驭神话，本篇皆深得《离骚》乃至《远游》神理。即使退一步说，任何读者至少总得承认，班彪在写此赋时，心中有《楚辞》之《离骚》尤其有《远游》的模板在;有《远游》的韩众在。所以《览海赋》所说的韩众，就好比《远游》中两次提韩众一样，与《远游》中的韩众必指同一人。B14
笔者认为，“《览海赋》所说的韩众，就好比《远游》中两次提韩众一样，与《远游》中的韩众必指同一人”的结论甚是。然而，“为鉴定韩众的秦人历史身份作了权威发言”云云，则恐乖乎事实。将《览海赋》之“命韩终与岐伯，讲神篇而校灵章”与谷永谏汉成帝书中的“秦始皇……遣徐福、韩终之属多赍童男童女入海求神采药，因逃不还，天下怨恨”稍加比较，除因一时疏忽而看走眼者，绝大多数人都不会认为“与岐伯讲神篇而校灵章”中的“韩终”与招致“天下怨恨”的“韩终”是同一人。如果说，牟先生认为晚于谷永（？—前7）若干年的班彪（3—54）改变了看法，认为二者是同一人，则显然与“班氏父子各自以史家而兼赋家的身份”大不相称。牟先生接着所说“班彪《览海赋》的这个韩众，必等同于其子班固《汉书》所记韩众，也不容怀疑就是《史记·秦始皇本纪》的韩众。班氏父子写史而继《史记》，又为赋而承《远游》，因而确切地扫除了疑问，很有说服力地告诉我们，《远游》中的韩众原来就是《秦始皇本纪》所记载的那位方士”B15，这一结论难免有牵强附会之嫌。首先，如上所述，《览海赋》中的“韩终”与谷永谏书中的“韩终”并非同一人，而这一点一看便明;其次，谷永谏书中的“韩终”与《秦始皇本纪》之“韩终”虽确为同一人，但这与“班氏父子写史”是否“继《史记》”毫不相干。因此，“确切地扫除了疑问，很有说服力地告诉”云云，恐近乎想当然矣。据牟先生所说之理由，只能证明《览海赋》“讲神篇而校灵章”中的“韩众”与《秦始皇本纪》所载惹秦始皇“大怒”而成为坑儒原因之一的“韩终”、《汉书·郊祀志下》载谷永谏汉成帝书中所说的招致“天下怨恨”的秦始皇时的“韩终”，断非同一人，谷永与司马迁所说的“韩众（终）”乃同一人。由于“前提”完全错了，后面建立在其基础上的一系列有关《远游》“韩众”身份的证明也就没有再辨析的必要与意义。
2.关于常森先生的“韩众”为秦人说
常先生在其用力甚勤而颇见功力之文中，亦辨此“韩众”为秦人。其云：
《远游》不仅晚于宋玉的《九辩》，而且必在秦朝以后。其文本中出现了一个具有很强实证性的材料——韩众：……在《远游》中，“韩众”是与赤松、傅说比肩的得道仙人，而稽考史书，他原本止是始皇时一名术士。《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始皇三十二年，“使韩终、侯公、石生求仙人不死之药”;三十五年，“闻韩众去不报，徐巿等费以巨万计，终不得药，徒奸利相告日闻”，遂兴坑儒之惨剧，“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阬之咸阳”。仙人韩众显然是基于“相信的活动”，由术士韩众敷衍附会而成的。……游国恩认为：“韩众是古仙人，即韩终，见《列仙传》，并不是秦始皇时的那位方士。”其说殆误。洪补引《列仙传》曰：“齐人韩终，为王采药，王不肯服，终自服之，遂得仙也。”尽管其文字简单，可韩众本事（为王采药）却清晰可见（其中“王不肯服”以下，则明显是据韩众升仙的传说增益的。）《抱朴子·仙药》云：“韩众服菖蒲十三年，身生毛，日视书万言，皆诵之，冬袒不寒。”韩众之由术士升格为仙，必在始皇三十五年坑儒以后。陆侃如说：“韩众（即韩终）本为秦始皇时的方士，于三十二年同侯公石生一起‘求长生不死之药’的。他的时代，便是此篇非屈原所作的铁证。”有此证，《远游》非屈原作确已毫无疑义了。B16 笔者认为，既然《远游》中的“‘韩众’是与赤松、傅说比肩的得道仙人”，其怎么会成为常先生所说的导致“坑儒之惨剧”之一者？这无论如何不是简单的“仙人韩众显然是基于‘相信的活动’，由术士韩众敷衍附会而成”這样一句近乎凭想象而来的话所能解释通的。“韩众之由术士升格为仙，必在始皇三十五年坑儒以后”的说法未免武断。首先，这一“术士韩众”能否“升格为仙”还是一个问题？至少，到刘向编成《楚辞》时，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据《汉书·郊祀志》所载，成帝末年，其还被称为“天下怨恨”者。再退一步说，“升格为仙”云云即使可信，那也是刘向写《九叹》若干年以后之事，然这样一来，此“韩众”与彼“得一”之“韩众”，可谓“风马牛不相及”。于此，最为关键的是时间，而这被常先生忽略了。此外，常先生尚未能证明《抱朴子·仙药》中的“韩众”必为秦时“韩众”，而非古仙人“韩众”。至于陆侃如先生之“铁证”说，盖因其当时所见未广而复思欠周之所致也B17。换言之，即使退两步、三步其仍无法“铁”得起来。因此，“《远游》非屈原作确已毫无疑义了”这一结论自然就成了无源之水。
3.关于张树国先生的“韩众为秦人”说
张先生在其多新意而启人思之文中同样辨此“韩众”为秦人。他在《论〈楚辞·远游〉文本的组成》一文中，在引洪兴祖《补注》引《列仙传》之“齐人韩终为王采药，王不肯服，（韩）终自服之，遂得仙也”之语后，便据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列仙传》与王叔岷《列仙传校笺》中均“未见‘韩众’或‘韩终’”而断言“洪《补》误引”，并进而云：
即使“韩众”真是“仙人”，东汉王逸不会不清楚，而不会注“喻古先圣”。“韩终”早见于武帝时代东方朔《七谏·自悲》：“闻南藩乐而欲往兮，至会稽而且止。见韩众而宿之兮，问天道之所在。”王逸注：“韩众，仙人也。天道，长生之道也。众，一作终。”王逸两注不一致，表明根据不足。
“韩众”或“韩终”实际上是真实历史人物，均见之于《史记·秦始皇本纪》：“（始皇三十二年）因使韩终、侯公、石生求仙人不死之药。”……东方朔《七谏》所引“韩终（众）”当出于此条记载。张衡《思玄赋》：“咨妒嫮之难并兮，想依韩以流亡。恐渐冉而无成兮，留则蔽而不章。”所咏“依韩流亡”事明显出自《史记·秦始皇本纪》。章怀太子李贤注：“‘韩’谓齐仙人韩终也。为王采药，王不肯服，（韩）终自服之，遂得仙。《楚辞》曰：羡韩众之得一。‘流亡’谓流遁亡去也。”李贤未注明出自何书，注解不是很贴切。此注可能出自晋代葛洪《神仙传》卷八《刘根》，刘根自述早年曾往华阴山见神人，神人告曰：“汝闻昔有韩众否乎？”云云。李贤注可能误记。“韩众”或“韩终”这个历史人物的时代在屈原之后，可见《远游》作者不可能是屈原。B18
笔者以为，仅由清代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列仙传》与近人王叔岷《列仙传校笺》均“未见‘韩众’或‘韩终’”，难以得出“洪《补》误引”的结论;“李贤注可能误记”云云，亦无根据B19，具体论述详见下文。另外，即使张先生能证明刘根所“闻昔有”者为秦时“韩众”，亦无法说明什么实质性问题，况且尚未能证明。而王逸注《远游》“羡韩众之得一”时所言的“喻古先圣，获道纯也”与其注《七谏》“见韩众而宿之兮，问天道之所在”时所说的“韩众，仙人也。天道，长生之道也”，二者虽然看起来似乎“不一致”，但实际上并不矛盾。因为二者的侧重点不同：前者着眼于“得一”，以韩众“喻古先圣”而“获道纯”释“得一”;后者重在说明“韩众”是什么人、“天道”为何。因此，两注的这种“不一致”，与“根据不足”并不是一回事儿。王逸《楚辞章句》中这类“两注不一致”的情况时而有之，如其注《离骚》“浇身被服强圉兮”时所言的“浇，寒浞子也。强圉，多力也”B20与注《天问》“惟浇在户”时所说的“浇，古多力者也”B21;注《离骚》“挚咎繇而能调”时所言的“咎繇，禹臣也”B22与注《九章·惜诵》“命咎繇使听直”时所说的“咎繇，圣人也”B23等。张先生以此类“两注不一致”作为证据，并不能说明什么实质性的问题。至于“《七谏》所引‘韩终（众）’”，更是断不可能“出于此条记载”。可见，张先生“《远游》作者不可能是屈原”云云，所据均虚而非实。
总之，上述常、张两家之说同样是难以成立的。当然，据“韩众为秦人”之理由以否定《远游》为屈原所作者尚多，然均没有超出上述三家之说者，故兹不一一辨之。
三、《远游》之“韩众”必先于屈原而非秦人辨
在前文中，笔者虽已对上述三家“韩众为秦人”说进行了辨析，论证了其提出的各种理由均不能成立，但这更多是在“单一的事实层面”上展开，尚没有深入地辩证此“韩众”何以必先于屈原。下面，笔者将对此“韩众”是谁（生活在屈原之前还是之后）这一关键问题作多维度考察，以便更切实地证明《远游》之韩众何以必先于屈原无疑而断非秦人。
从研究方法层面上说，辨析“韩众”是《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载的始皇时人还是早于屈原者，需细究影响这一问题的因素有哪些，然后将该问题置于多种因素构成的网络中进行多维度的考察，而不至于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在笔者看来，这些因素包括“三个前提”“汉人所说之韩众有二”及“李、洪互证”，尤其是前二者。
1.三个前提
（1）《楚辞》中非屈作者均代屈设言。B24故此，“见韩众”一事，乃东方朔代屈原言。即其认为《远游》为屈原作而先秦另有一韩众。
（2）刘向、王逸均认为《远游》是屈原所作。因之，“韩众”果真是《秦始皇本纪》所说者，刘向如何被骗过，王逸又怎会以“喻古先圣”说之？
（3）“同术慕用”现象。“‘古者王伯显人之号，或仍世循用……是故商帝称汤，其后亳王亦曰汤也;嬴氏祖曰秦仲，则二世亦号秦中……’因为时代虽不同，‘而同术者复茵席重荐之，固知其乐相慕用，故采以自号矣。”B25故此，怎能轻易地以此韩众为彼韩众？B26
2.“汉人所说之韩众有二”
汉人所说的韩众有两种情况：（1）正面的，如《七谏》之被“问天道之所在”者与班彪赋之“讲神篇而校灵章”者;（2）负面的，如《秦始皇本纪》所说导致460余人“阬之咸阳”者与谷永谏成帝时所说的“天下怨恨”者。这两个“韩众”各有所指，不能混为一谈。 3.“李、洪互证”
此互证，可证先秦齐有仙人韩众。洪氏《补注》引刘向《列仙传》云：“齐人韩终为王采药，王不肯服，终自服之，遂得仙也。”B27又，李贤注张衡《思玄赋》“想依韩以流亡”时云：“‘韩’谓齐仙人韩终也。为王采药，王不肯服，终自服之，遂得仙。”B28笔者认为，今《列仙传》虽无“韩终”条，然因李贤所引已如此，故两者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互证“齐人韩终”说是。B29
根据以上几个方面的情况细加考察，学者们若还认为《远游》的“韩众”是陆侃如先生所说的“韩众（即韩终）本为秦始皇时方士……他的时代，便是此篇非屈原所作的铁证”，那就实在是难以思议了。B30
首先，洪兴祖引《列仙传》“齐人韩终”云云虽今传本无之，然唐人李贤引亦作“齐仙人韩终”（李贤注“直接释义”而引书不出篇名，乃至书名也不出现者时而有之），即两者具有共同的核心词“齐人韩终”（“齐仙人韩终”）与完全一样的“遂得仙”故事，故可以互证《列仙传》有此。反之，我们如何能证明“天下怨恨”之秦始皇时方士韩终，刘向、王逸竟均不知？而这是认真严肃的科学研究所不能绕开的。
其次，从“同术慕用”现象的角度考察，正因为之前有“齐人韩终为王采药，王不肯服，终自服之，遂得仙也”的故事，后来才有秦始皇时方士假古“仙人韩终”之名以为其名而被始皇派去“求仙人不死之药”的故事。道理其实很简单，至前汉成帝末，与刘向同时的谷永在谏书中说秦始皇时之方士韩终为“天下怨恨”;而在此之稍前，刘向已认为是屈原作品之《远游》的“韩众”则已“得一”。
再次，由于《七谏》乃代屈原言，故齐人东方朔之“见韩众”即其认为楚人屈原想象自己“见韩众”，而这充分地说明屈原之前有“得一”的韩众。这同样是认真严肃的科学研究所不能绕开的。何况，据桓谭《新论》，“太史公造书，书成，示东方朔……”B31
最后，将“见韩众而宿之兮，问天道之所在”“命韩终与岐伯，讲神篇而校灵章”“咨妒嫮之难并兮，想依韩以流亡”中的“韩终”（韩众）与造成“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阬之咸阳”原因之一而致使“天下怨恨”的“韩终”稍加比观，便一清二楚：二者绝非同一人。否则，无法解释东方朔在《七谏》中所“扮演”的屈原怎么会有“见韩众而宿之兮，问天道之所在”之说，也无法理解张衡《思玄赋》中会“想依”这么一个“天下怨恨”者“以流亡”。再将《远游》中的“韩众”分别与上面的两个“韩终”（韩众）比较，没有偏见者谁还会说《远游》中的“韩众”是《秦始皇本纪》所说的“韩终”（韩众）？B32因此，笔者前面说即使退三步，陆侃如先生之“铁证”云云仍难成立。然而竟有多位学风甚为扎实的学者也以此“铁证”为“铁证”，这实在不可思议。张叶芦先生云：“方士韩终投始皇之好，设诈以骗始皇，不久骗局便被戳穿，始皇大怒，遂下令‘焚书坑儒’。其事清清楚楚记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必为秦汉时人所熟知。韩终等设诈被戳穿，乃是‘焚书坑儒’原因之一，‘儒’不仅指儒生，也包括方士。《远游》如果是作于秦始皇之后，作者总不至于用人们所熟知而伪迹昭彰的方士作为歆羡颂扬（而且是领扬其飞仙）对象而入文，此不待卜而凭常识即可决也。”B33这无疑是恰当的。
概言之，此“韩众”断非彼“韩众”本不难辨，但不可思议的是，何以那么多学者——其中尚不乏学养深厚者，竟如此轻易地二而一之，乃至进而以此作为《远游》的“时代”后于屈原之“铁证”？这当引起我们深刻反思。
四、结语
综上所述，目前认为《远游》非屈原所作“最坚”的一大证据，即所谓“韩众”为“秦始皇时之方士”的种种理由均不能成立;《远游》之“韩众”为先于屈原之“得道”者，则毫无疑问。因此，《远游》之“韩众”这一被学者认为“具有很强实证性的材料”，完全无法动摇王逸之“《远游》者，屈原之所作也”说。
从研究方法的层面说，自清人胡浚源认为《远游》“羡韩众之得一”的“韩众”为“秦始皇时之方士”以来持此说者，未免武断或有想当然之嫌，他们均未能将问题置于“网络”中细加辨析，且有意无意地回避或忽略了多个关键性的问题，故漏洞每多。诚如严耕望先生所言：“有些问题，史料很丰富，若只留意有利于自己意见的史料，那么几乎任何问题都可以照自己意见的方向去证明，这可说是抽样作证。”B34客观地说，以《远游》“韩众”为秦时“韩众”者，其有意无意采取“抽样作证”法的不在少数。
注释
①B20B21B22B23B27〔宋〕洪兴祖：《楚辞补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163、22、102、37、122、164—165页。
②〔清〕嘉庆二十五年，长沙务本堂刊本。又，胡氏此说，不词。《远游》即在“屈子一书”内。
③〔清〕嘉庆二十五年，长沙务本堂刊本。
④如2014年，常森先生有《〈远游〉非屈原作以及〈远游〉创作史实新论》（《国学研究》第34辑）;2016年，张树国先生有《论〈楚辞·远游〉文本的组成》（《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等等。二先生并辨《遠游》之“韩众”为秦始皇时的方士，进而断《远游》作于屈原之后。
⑤常森：《〈远游〉非屈原作以及〈远游〉创作史实新论》，《国学研究》第34辑（2014），第112页。
⑥汤炳正：《楚辞类稿》，巴蜀书社，1988年，第394页。
⑦曲德来：《屈原及其作品新探》，辽宁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198—199页。
⑧曲德来之“根据屈原作品一贯的思想，根据屈原在作品中运用神话而非运用仙话的实际，根据《远游》出现的‘赤松王乔韩众’等仙人情况，根据汉代辞赋盛行模仿的风气，我认为定《远游》非屈原所作是有根据的，姜先生以及持相同意见的论者的论说，不能成立。《远游》当是汉人的作品”（曲德来：《屈原及其作品新探》，辽宁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199页）。在笔者看来，这些理由无一坚者，《远游》绝非汉人作品。 ⑨〔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82年，第252—258頁。
⑩陆说之欠周，参后;顾说之问题，参见力之：《从始点或岔口处辨路向 就原典本身察是非》，《学术交流》2014年第8期。
B11今按：这一问题，本非问题。参看陈子展《〈远游〉解题·八》与《〈九章〉解题·〈思美人〉解·四》（陈子展：《楚辞直解》，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年）、苏雪林《〈远游〉与其他屈赋雷同问题》（苏雪林：《楚骚新诂》，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常森《〈远游〉非屈原作以及〈远游〉创作史实新论》（《国学研究》第34辑，第130—132页）、郑良树《宋玉作〈九辩〉的论证》（郑良树：《辞赋论集》，台湾学生书局，1998年，第70—76页）。
B12常森先生《〈远游〉非屈原作以及〈远游〉创作史实新论》的“以《离骚》《天问》《九章》《招魂》《九歌》等确定属于屈原的作品为主体，建构一个‘核心比照系统’，把握该系统之本质，再拿《远游》来做比对，观察其间的相异性或同一性，以作断案之最终依据”（《国学研究》第34辑，第112页）所得，实际上同样仍断不了此“案”。即据《离骚》之内在矛盾，便可说明这一点。何况，其“《远游》非屈原作确已毫无疑义”之“此证”，乃陆侃如先生莫名其妙之所谓“铁证”。
B13B14B15牟怀川：《韩众考疑》，《江汉论坛》2005年第8期。
B16常森：《〈远游〉非屈原作以及〈远游〉创作史实新论》，《国学研究》第34辑（2014），第139页。
B17按：此语是陆先生20岁时在《屈原评传》中说的（《陆侃如古典文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290—291页）。六年多后的1930年1月，其在《屈原与宋玉》一文中仍说：“《远游》所举人名如韩终等，为屈原时所无。故为汉人所伪托无疑。”（《陆侃如古典文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443页）又，此前，以此所谓“铁证”为“铁证”者亦时而有之。如李长之先生之《屈原作品之真伪及其时代的一个窥测》（《文学评论》创刊号〔1934〕，第109页）。
B18张树国：《论〈楚辞·远游〉文本的组成》，《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
B19在这一问题上，张家英先生指出：“韩众之名，首见于《史记·秦始皇本纪》……《列仙传》的记载，当系由方士韩终（众）的传说敷衍而成。果尔，则韩众为秦始皇时代人，屈原自然无从得见。……王子乔之名，首见于《古诗十九首》：‘仙人王子乔，难可与等期。’《古诗十九首》产生于汉末，屈原是否听说过王子乔的传说呢？能作假想的推测吗？”（张家英：《〈楚辞·远游〉不作于屈原说》，《学术交流》1991年第1期）首先，甚为随意地使用“果尔”（参后）;其次，刘向《列仙传·王子乔》云：“王子乔者，周灵王太子晋也。……”（洪兴祖《补注》亦引）而此竟断：“王子乔之名，首见于《古诗十九首》。”
B24参看力之：《从〈楚辞〉成书之体例看其各非屈原作品之旨》，《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2期;方铭：《战国文学史论》，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416页;常森：《〈远游〉非屈原作以及〈远游〉创作史实新论》，《国学研究》第34辑。
B25汤炳正先生接着说：“可知，凡遇古人异代同名者而误合为一人，是错误的。因此，秦有韩众，与《远游》所谓古代韩众，既不应混为一谈，也不应以为误文。据‘韩众’而将《远游》写作时代移于秦汉以后，实为不确之论。”（汤炳正：《楚辞类稿》，巴蜀书社，1988年，第394—395页）又，参苏雪林《古人以神名为名的习惯》。苏先生云：“韩众名见《列仙传》，当是古代传说中与赤松、王乔一样的神仙。秦始皇方士韩终当是有慕于这位仙人，因以其名为名。陆侃如等因此便怀疑屈原《远游》的写作年代，那就大大冤屈了《远游》这篇绝世奇文。假如陆氏懂得古人有以神名为名的习惯，想必就不会这样拘泥了”（苏雪林：《屈赋论丛》，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411页）。显而易见，汤、苏二先生之说，均为中的之论。
B26吴冠文先生在其《论宓妃形象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演变》一文中不同意汤炳正先生“始皇时有韩众，乃古时同术慕用之例”说，而云：“无论是汤炳正，还是袭用他这一观点的汤漳平，都未能指出秦始皇之前（包括秦始皇时代）有哪些‘韩众’，仅举伯乐、扁鹊这两个与韩众并非相同性质的‘同术慕用’例子作为证据，显然不足以否定《远游》中韩众系《史记·秦始皇本纪》提到的方士韩众。”既然如吴先生所说的“《远游》当在东方朔之前已经以屈原的名义流传于世”，那么吴先生凭何以断定屈原之前无“仙人”韩众？吴先生又说：“我们却可以证明《远游》中的韩众即是始皇时代逃亡而去的韩众。《远游》提到韩众的一段文字为：‘奇傅说之托辰星兮，羡韩众之流得一。形穆穆以浸远兮，离人群而遁逸。’……这里的关键问题是《远游》作者羡慕韩众‘流得一’究竟指的是什么。‘流’，有流亡的意思。……‘羡韩众之流得一’即是说慕韩众流遁逃亡后得道（成仙）。”吴先生自注：“‘羡韩众之流得一’系据影印韩国奎章阁藏《六臣注文选》李善注改定，现存其他各李善或六臣注《文选》的李善注此处均与奎章阁藏本一致。……李善注《文选》尤袤刻本刊于南宋淳熙年间，比现存各本《楚辞》版本均早。……既然这样，我们没有理由相信版本较晚的《楚辞》与《后汉书》所引的‘羡韩众之得一’，从而去否定现存《文选》各个版本均一致的李善注此条文字。”（吴文原刊《复旦学报》2011年第1期。本文所引出自梅新林等编《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读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372—373页）问题是，胡氏《文选考异》卷三早已指出：“‘流’字不当有，各本皆衍。”而“‘流’字不当有”之得，实在是至为浅显而无再辨之必要。故此，一言以概之，即使仅比观谷永“韩终……因逃不还，天下怨恨”说，便一清二楚——此“可以证明”云云，根本动摇不了汤先生之说。
B28〔清〕王先谦：《后汉书集解》，中华书局，1984年，第670页。
B29退一步说，此说不能成立，仍不影响笔者此“韩众”非彼“韩众”说。
B30事实上，此前如是说者不少，如前面提到的曲德来先生便说：“这个韩众，又作韩终，见于《史记·秦始皇本纪》，则他是秦时方士，为始皇采不死药，后被附会为仙人，无疑。”（曲德来：《屈原及其作品新探》，辽宁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195页）
B31〔汉〕司马迁：《史记》卷十二《孝武本纪》“索隐”引，中华书局，1982年，第461页。
B32金荣权先生认为，“《远游》中出现的一些人物”“非屈原时代所有”，其云：“清人胡濬源《楚辞新注求确·凡例》中说‘屈子一书，虽及周流四荒，乘云上天，皆设想寓言，并无一句说神仙事……《远游》一篇，杂引王乔、赤松且及秦始皇之方士韩众，则明系汉人所作。’胡氏以为，《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提到的韩终，就是《远游》中的韩众。秦始皇三十二年，‘使韩终、侯生、石生求仙人不死之药’，后亡去。陆侃如也认为，‘这篇所举人名大都为屈原时所无，例如韩众（即韩终），本是秦始皇时方士，于三十二年同侯生、石生一起“求仙人不死之药”的。他的时代，便是此篇非屈原所作的铁证。’”（金荣权：《〈楚辞·远游〉作者考论》，《中州学刊》2005年第6期）。
B33张叶芦：《〈远游〉为屈原作补辩》，《贵州教育学院学报》（社科版）1990年第2期。
B34严耕望：《治史三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9页。
责任编辑：采 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