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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说：“我们发现铀矿了，我相信我们中国会找出很多的铀矿来，我们国家也要发展原子能。”“这是决定命运的。”
随着中国原子能事业大幕开启，原子弹研制基地、武器研究所、铀浓缩、反应堆、核燃料元件、铀水冶炼等工厂和矿山的建设陆续展开。
1956年，我国地质人员提交了超过500吨储量的铀矿床。
1958年7月，邓小平主持中央会议批准新中国首个核工业基地筹建报告。
1958年2月，新中国首个导弹试验基地成立。
1959年6月，马兰核实验基地成立。
开国领袖一锤定音，中国原子能事业就此扬帆起航，开启了光荣与梦想之旅。百废待兴、白手起家，这是中国核工业创业之初的写照。中国第一代核工业人通过自力更生，在艰苦的环境里，干出惊天动地的事业。成千上万的职工在茫茫无际的戈壁荒原，在人烟稀少的深山峡谷，隐姓埋名，安下心扎下根，以大无畏的爱国精神和感天动地的革命豪情进行第一次创业。在面朝黄河的山谷中，中国首个铀浓缩厂成立；在湖南郴州，2500多名职工打下中国第一个铀矿井；在茫茫戈壁，创建了中国第一个核工业联合企业；在阴山荒原，建成了中国第一个核燃料元件厂……数十万人用生命合奏了改变中国命运的创业之曲。
一块石头定大事
要搞原子弹，铀是第一位的。新中国发现了铀矿，毛泽东说：“这是决定命运的！”为了给原子弹提供“粮食”，有人甚至在“土法炼铀”过程中直接用手来操作。用最快的速度造出原子弹，成了人们的精神动力。
一块石头进了中南海，毛泽东看过后说：这是决定命运的
铀元素发现于1789年，其自发放射的性质到1896年才被科学实验证实。铀的放射性首先被用于制造核武器。
要搞原子弹，铀是第一位的。当时中国还没有发现生产原子弹所必需的铀矿石。西方对新中国进行封锁，从国外购买一般物品都十分困难，更不要指望能买到铀矿石这样的战略物资了。没有铀矿石，研制原子弹就是一句空话。周恩来指示地质部门开展铀矿勘察工作。
杨世文是新中国铀矿勘察的第一批工作者中的一员。1954年2月28日，他从东北地质学院毕业被分配到了国家地质部。据他回忆，起初他是被安排在南京古生物研究所的，为什么变动他不知道。当时，地质部人事处处长刁仁文交给他一封信，收信人叫安桐馥。当杨士文按图索骥找到安桐馥时，才知道接头人是地质部的保卫处长。
“找到一楼，这一敲门呢，他（安桐馥）跟儿子都在屋里。后来他把儿子支出去，把门关上了。他这时跟我讲，很神秘的样子：我们搞的事啊，是保密的，是搞原子弹原料的……”
地质部当时成立了一个全国普查委员会，杨士文他们对外叫普查委员会第二办公室（后文称“二办”），第一办公室主要是普查石油。杨士文说，二办人少，一开始就安桐馥一个，我一个。没过几天，来了一个白白净净的高之研，陕西子长人，是技术负责。后来人多了，就跟普查办分开。
实际上，这个二办是地质部副部长刘杰直接领导的一个秘密机构。据薄一波回忆，在一次国务会上，毛泽东讲，现在世界上很多东西我们没有。人家有导弹，有原子弹，我们只有手榴弹。所以现在我们也要向这一方面来努力。有关的事情，成立一个专门机构来管理，由刘杰负责。刘杰原来是中南地区财经委副主任兼工业部长，1952年，为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央从地方调一批人进入几个重要的工业部门，刘杰被调到刚刚成立的地质部，协助部长李四光工作。
杨士文注意到，很多苏联专家一来，都会向众人介绍，有个大胡子专家却不作介绍。后来他们才慢慢知道，这位专家叫拉祖特金，是搞铀矿的。
二办的人虽有不少是地质系毕业，但没学过与铀相关的知识。杨士文和同事曾卓荣查阅了国内所有的资料，从中找到了两份有放射性信息的报道：一为伪满时期日本人富田达记述的辽宁海城大房身伟晶岩长石矿中发现有铀；一为南延宗、吴磊伯记述的广西富钟县黄羌坪发现有放射性矿物。
这年7月，二办由高之研带队到东北海城去实地查看，去东北的行程是保密的。到了那里，杨士文才发现这个地方恰好是他家乡。他们在当地雇了马车，赶马车的跟杨士文一个村。第二天，杨士文的爸妈提着一筐鸡蛋上山来看儿子。见面没说上几句话，他赶紧把爸爸妈妈送走了。
杨士文和曾卓荣见什么测什么，在野外碰见个羊屎蛋子，专家也让用仪器测一测。问测这粪蛋儿干什么？专家说，羊粪蛋是有机物，羊如果在有铀矿的地方吃了草，铀矿就会有吸附。
大家爬上爬下，最后在一个地方打出铀矿来，挖到了几块标本。回到住处以后，拉祖特金高兴得要刮掉自己的胡子。为了鐾刮脸刀，他把皮带拿下来一擦，一下把皮带刮断了，大家哄堂大笑。
后经拉祖特金计算，这个点只有800公斤的铀储量，价值不大。但对中国的年轻技术人员来讲，从找点到圈定矿体，直至计算储量，这的确是一次很好的实践。
东北海城找铀无望，只能指望别的地方了。
两个月之后，拉祖特金由高之研陪同去广西东北部富钟县的黄羌坪检查。不久，在同一岩体附近的杉木冲找到了云英岩化锡石脉中的铀化矿，而且局部富集。拉祖特金非常兴奋，一再向他们竖大拇指，说是难得的发现，叮嘱要把最好的标本送回北京，作为中国富存铀矿的见证。
1954年10月，这块从杉木冲挖出的铀矿石被带到北京。毛泽东、周恩来表示要亲自看一看。
1955年1月15日，根据周恩来的建议，毛泽东在北京中南海丰泽园菊香书屋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专门听取李四光、钱三强、刘杰关于原子能的汇报。
当时在场的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真、彭德怀、邓小平、李富春、薄一波等同志。刘杰有些紧张地打开铝箱，一块拳头大小的石头出现在众人眼前。这块石头点燃了在场所有人的热情。
刘杰后来回忆说，那天，毛泽东高兴地说：我们发现铀矿了，现在还没有大规模勘探，我相信我们中国会找出很多的鈾矿来，我们国家也要发展原子能。 让刘杰一辈子都难以忘怀的是，他告别的时候，毛泽东亲自把他送到门口，握住他的手，郑重地说：“刘杰呀，好好干，这是决定命运的呀！”
“这是决定命运的！”——毛泽东这句话，至今铮铮有声！
中国需要摸清自己的核原料家底
我国有铀矿，但铀矿埋藏在地底下，有多深？分布在哪些地质构造里？品位规模又怎样？1955年1月20日，中苏签署了《关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放射性元素的寻找、鉴定和地质勘察工作的议定书》。根据这个协定，中苏两国将在中国境内进行铀矿的普查勘探，对有工业价值的铀矿床，由中国方面组织开采，铀矿石除满足中国自己的发展需要外，其余均由苏联收购。作为核合作的开始，中国需要摸清自己的核原料家底，而苏联则期望获得核原料的稳定来源。
议定书签订不久，苏联即派出大批地质专家来到中国，帮助中方进行铀矿的普查和勘探。这其中就包含有一个援助条件，蘇联援助中国原子能工业的规模，取决于中国有多少铀矿。
1955年，我国悄然组建了两支铀矿专业地质勘探队伍——中南309队和新疆519队。
1955年3月25日，中国第一支铀矿地质队伍——湖南省核工业地质局的前身309队，在极其保密的状态下成立。一时间，数千名找矿人员集结起来，其中包括从朝鲜归国的500名志愿军通信兵和50多名长沙中学生。50多名中学生从此在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一去就是两年。当时这50多个家庭唯一知道的信息就是，他们是由湖南省地质部门招去的。到1958年，309队组建了18个分队，职工总数达8669人，工作区涉及南方11个省区。
很多年轻人由组织上安排来工作后，第一节课就是保密宣誓：“保守国家秘密，不向亲人说工作上的任何一件事……通信保密，地址只能写邮箱号，不能写具体地址。”其实他们自己也不清楚具体要干什么，报到后的主要任务是接受苏联专家的培训，学习地质普查方法和各种仪器的使用。队员们要学会使用一种叫“计数管”的仪器的操作。“计数管”在接近具有放射性物质时会产生脉冲信号，引起读数的变化。这种“秘密武器”是从苏联引进的，非常贵重。当时的说法是要一列火车鸡蛋才买得到。“计数管”平时保存在重重保卫的库房中，一旦出动，就有荷枪实弹的警卫人员跟随。
1955年8月30日晚上，309队分成两个分队分赴广西贺县和湖南宜章进行普查。据当时2分队的陈金陵回忆，队员们每天拿着仪器在山中穿行，以250平方米为单位进行网格化搜寻。不管山坳还是山坡，不管荆棘还是草地，必须把每一寸地仔细地“篦”一遍。碰上地势陡峭、无法落脚的位置也必须想办法上去。勘测完了晚上回来，绘图将数据报告给苏联专家。在山里进行勘测时，队员如果带着“计数管”是不容许从老乡家门口经过的，也不容许别人旁观。找矿员工作时旁边有全副武装的解放军战士护卫，战士不仅配备枪支，身上还挂了4个手榴弹——随时防范敌人破坏和窃取信息。找矿员每天带着“标配”—— 一台仪器、一个笔记本、一个饭盒、一张日本人留下的5万分之一的地图在大山中寻找。衣服被挂破，脚底磨起泡是常事。有一次陈金陵在树丛中还发现了瞪着眼睛的老虎！
西北的铀矿地质队伍则过着牧民般的生活，一人一匹马，手持探测仪，沿途要是有蒙古包就借宿在蒙古包，否则就睡睡袋，睡袋里经常有虱子“光顾”。白天的塔里木盆地温度可达50多摄氏度，进入天山冰雹就来了，可谓“冰火两重天”，吃不到新鲜蔬菜，口渴就喝天山上流下来的雪水。
与猛兽相邻，与孤寂为伴。正是这样一批还并不是很专业的找矿员，以自己的勇气和坚韧，托起了中国核工业的明天。
1955年10月，309队在郴县马坡岭金银寨发现了铀矿。1956年11月下旬，309队11分队开进广东翁源县发现了希望矿化区。1959年，广东省742队发现的201矿区，成为我国查明的第一个大型花岗岩型富铀矿区。
为了500吨铀矿拼命
当我国代表团和苏联专家谈判加速矿山建设时，苏联专家根据自己的经验教训提出，必须在1959年以前尽快开采500吨铀矿石，只有达到500吨以上的矿石才有规模建立矿山，建造一个水冶厂，进而进一步提炼。为了这500吨铀矿，大家觉得拼了命也值。
采矿一线工人要下到距地面100米以下的坑道作业。地下水温度有40多摄氏度，最高达到50多摄氏度，人在里面就像进入蒸笼，工人一般都是光着身子在里面作业，尽管旁边还有自来水管对着后背冲凉降温，但还是难以消除高温的炙烤。最厉害的还是污浊的空气，凿槽取样和采矿形成的灰尘弥漫坑道，而这些粉尘又是放射性物质。在当时条件下，因为缺乏适当的防护措施，不少人患上了严重的矽肺病。有的人在工作的过程中就倒下了。在今天的郴州市苏仙区有一座核工业系统的烈士陵园，长眠着74位为采矿捐躯的勇士。他们牺牲时大都不到30岁。
1956年，我国地质人员提交了超过500吨储量的坑口铀矿床，为铀矿山建设提供了依据。
相关数据显示，在1955年至1960年我国铀矿地质初创阶段，我国相继建立了9个找铀矿地质队伍，普查和揭露队（组）88个，综合找矿队249个。通过快速找矿、快速勘探的方式，铀矿地质工作者向国家提交了12个铀矿床，找到了制造原子弹的“粮食”。
用最快的速度造出原子弹，这成了当时采矿员的精神动力，原本处于极度机密的铀矿提炼，在大跃进年代演变成了一场土法炼铀和全民炼铀运动。
土法炼铀就是将矿石放在锅里烧，像是打豆腐一样。作家梁东元在《原子弹调查》里写到粤北翁源的下庄开展“土法炼铀”的情形：“……很快，不到一个月，炼铀厂就建成了。厂房是用树皮、茅草和竹子搭起来的，草棚下并排竖立着几个大木桶，用以代替浸出槽，每个桶中装满了碎矿、硝酸和硫酸，被浸泡着的矿石在桶里发出咕咕的响声，浸出来的溶液从第一个桶里流进第二个、第三个……然后流进地下的容器里，再从容器里倒回到第一个桶中，反复浸泡沉淀。在这里，用布袋豆腐包搞过滤，用铁锅当反应器。在另一个草棚里，人们用同样简陋的土办法，把溶液慢慢烤干。……十来个人要足足干半个月，才能从几十吨矿石中炼出200克铀来。” 在“土法炼铀”的过程中，很多人因为没有防护装备，甚至不得不直接用手来操作。
“我要去的话，军队里这一套可能都要取消了。但这些都是可以放弃的”
1956年初，毛泽东分头召集国务院所属34个部委的主要领导谈话，听取汇报，搞调查研究。谈话间，毛泽东说到地质工作的重要性，对周恩来说，要加强地质部的工作，因为地质部正在组织数万人找铀矿，需要加强他们的工作。毛泽东又说，最好从军队调出一个人来，调一个中央委员，或者候补委员，加强地质战线，给李四光当副手，协助李四光。
周恩来把毛泽东的意思讲给了宋任穷。当时宋任穷是解放军总干部部第一副部长，上将军衔，部长是罗荣桓元帅，总干部部的日常工作由宋任穷负责。
宋任穷考虑了一阵，对周恩来说：“那就让我去吧。”
周恩来一愣：“你为什么想来？”
宋任穷找了个理由：“不是刚授军衔嘛，我对穿那一身制服不习惯。”
周恩来说：“你能出来吗？”
宋任穷说：“总干部部有人。”他的意思是说，有人接替他。
宋任穷后来回忆说：“我想，我要去的话，军队里这一套可能都要取消了，待遇低了，副官没了，警卫员也没了，只有一个秘书了。但这些都是可以放弃的。”
这就是一个上将的境界。为了神圣的事业，什么都可以放弃。
周恩来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同意宋任穷出来。宋任穷后来说：“我这算毛遂自荐吧。”
没过多久，周恩来把宋任穷找去，告诉他说，不去地质部了，让他到新成立的二机部当部长，刘杰为常务副部长，钱三强也过来兼任副部长。
二机部的成立，标志着我国原子弹工程由前期准备正式进入实施阶段。
宋任穷对钱三强说：“我这个部长是老虎吃天，不知从哪儿下嘴呀。你和刘杰介绍的情况，我归拢了一下，事情虽然千头万绪，但最突出的是两块，一是科研，二是铀矿，这是两个牛鼻子。科研这一块靠你了，我去跑跑铀矿，你看怎么样？”
宋任穷先到了江西一处新发现的铀矿，工地上热火朝天，宋任穷穿一身老式军装，和地质队员们边干边聊。很多人都是部队下来的官兵，他们和宋任穷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有人问：“宋部长，您还穿军装吗？”
宋任穷说：“和你们一样，脱了！”
又一个人说：“您可是上将，听说肩膀上的星星是金子，值好多钱呢，您舍得呀？”
宋任穷说：“假的，镀金的，要是真金子我才不脱呢！”
众人哄然大笑了。
宋任穷打趣说：“我这个人名字不好，穷。解放初在南京当军管会主任、市委书记，南京的老百姓说来了个穷书记；后来到云南当省委书记，云南的老百姓也说来了个穷书记。我走了以后，谢富治接替我，老百姓高兴了，说穷的走了，富的来了！”
众人再次哄然大笑。
宋任穷说，有我这个穷部长，大家还得继续吃苦受穷呀。不过，我们吃苦受穷不是为自己，毛主席说我们找的矿石是决定命运的，这个命运就是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也是我们子孙后代的命运。所以我们吃苦是为了国家，为了民族，为了我们的子孙后代。老百姓有一句话，叫做有钱钱吃亏，没钱人吃亏，我们国家穷，穷国办大事，靠的就是一种精神，一股气，只要有这股气在，任何艰难困苦也难不倒我们！
宋任穷晚年回忆说：“我任部长后用很大精力抓地质工作，几乎所有搞铀矿地质勘探的地方都去过。当时，年纪还不大，不到50岁，无论冬夏，都与干部工人一起住帐篷，同吃同住，并向他們学习地质找矿知识。”
中国制造原子弹刚起步时，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调集队伍，二机部组建不久，需要大批管理干部和技术人员。刘少奇指示：凡是二机部所需要的人，凡是提出来要的人，要无条件给二机部。但扯皮的地方很多，常常是开了会，人调不来。陈毅曾说：我们不能议而不决，要谁就应该给谁。中央为此专门发了一个通知，要求各个地方各个部门的主要领导负责实施给二机部调人的任务。这样一来，很短的时间内，便有一万多名各类人员集合到了二机部。
调人的过程中，有些人不愿意来，怕吃苦，二机部有人吹嘘说，我们是东南亚最大的花园式工厂，条件好得很。宋任穷听说后，叮嘱各单位的负责人，说我们既不能拿中央的指示吓人，更不能欺骗人家来，要把困难先给人家讲清楚，我们要靠事业吸引人才。他常说，二机部许多单位是鬼都不下蛋的地方，很苦，要给人家讲清楚，要让人家有艰苦奋斗的思想准备。
明知道二机部的单位苦，很多人还是义无反顾地来了。
正是由于及时发现了大铀矿，在宋任穷、刘杰、钱三强等人强烈要求，以及苏联派来的原子能总顾问扎吉江的大力协助下，中央终于下决心上铀-235。此时，苏联也答应帮助建一个有几千台设备的铀浓缩厂，虽然他们提供的是使用过的旧设备，但无论怎样，这个决定都是正确的。刘杰后来回忆说：“终于上马铀-235这个决定事后看起来太重要了。这对我们争取时间尽快进入原子能领域，以及后来原子能工业和核电事业的发展，都是极具关键意义的大事。美国第一次在原子弹里头装的是钚239，而我国在第一颗原子弹里头装的是铀-235，引起了国际上很大的轰动，说中国了不起，一上马就用铀-235。”
新中国首个核工业基地
在北京治病疗养的李觉将军担任核武器局首任局长，局里除了三个领导，连一间办公室都没有。1958年8月，李觉带领一支20多人的队伍在青海金银滩开始了艰难的创业。基地的雏形就是三顶帐篷。金银滩草原的牧民为共和国让出了世居之地。
李觉接棒核武器局，局里除了三个领导什么也没有
1957年，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了一部电影《金银滩》，上映刚刚半年，电影突然被悄悄禁播，拷贝也被相关部门收走。当时只有很少的人知道影片猝然禁播的真正原因：正在筹划中的两弹基地秘密选址在金银滩，这里的一草一木都成为国家机密。 1957年夏，二机部成立了核武器局（后改为核武器研究所），对外称“九局”。经宋任穷提议，西藏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李觉被任命为局长，负责核武器研制和基地建设工作。之前，李觉因心脏病正在北京的一家医院疗养。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宋任穷向中央打报告提名李觉，得到了党中央的批准。
听说要让自己搞原子弹，李觉很吃惊，他过去扔过手榴弹，也造过炮弹，还用手电筒的灯泡搞过电雷管，但从来没有想过搞原子弹这样高精尖端的东西。他说：“我不懂原子弹，连见也没有见过，怎么搞呀？”宋任穷说话很干脆：“你不懂，我也不懂；你没有见过，我也没有见过。我看还是要靠我们的老传统，过去在战争年代，毛主席教导我们要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我们打败了蒋介石，建立了新中国。今天，就要在研制过程中学习研制，一定要把原子弹造出来。”
关于所领导的其他人选，宋任穷先给李觉找了两个：吴际霖、郭英会任副局长。宋任穷告诉李觉：“白手起家，从零开始。有困难找我。”他又补充一句：“我也不懂，要依靠科学家，依靠工程技术人员，他们是专家，他们懂，只有依靠他们，才能把原子弹搞出来。”
其实彼时的李觉正处在一个很微妙的“困难”时期，1957年2月，李觉主持召开西藏军区办公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干部部、财务部等部门的负责人，共同讨论西藏部队存在的一些实际困难和问题。会后起草了一个报告，准备向毛主席、党中央和軍委各总部反映。后来被称作“五大部上书”，李觉等人因此受到错误批判。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予以平反，并恢复名誉。
宋任穷是了解李觉的，在抗战时期，宋任穷任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兼政委时，李觉任冀鲁豫军区第8军分区作战股股长、参谋处处长。进军大西南时，李觉是16军47师师长，后调任第二野战军司令部作战处处长，西南军区司令部作战处处长，进军西藏时李觉任18军第二参谋长。
李觉是个大学生，也是个不怕子弹横飞的指挥员。当团长的时候还自己把炸药包送到敌人眼皮底下，有一次连续爆破5次，什么也听不见了。还有一次，他被倒塌的碉堡压住，几十个人踩着他的身体往前冲，他顽强地活了下来。
宋任穷十分看重李觉的精神和才能，所以在这个微妙关头毅然起用了他。从此，李觉把自己的后半生献给了新中国的核工业事业。
李觉回忆当时的情形，他是一无所有，一无所知。九局里除了他们三个领导，什么也没有，连一间办公室也没有。
三人分工，李觉抓总。吴际霖抓科研，郭英会负责政工和人事。当时最迫切的任务，是要找个办公的地方，再就是基地建设。李觉自告奋勇，负责找办公地点和建基地的事。
5月份，李觉带上国内相关专家和苏联援华专家等十几人，风风火火踏遍西北、西南等边远地区，最终选定青海的金银滩为原子弹研制基地的厂址。金银滩地区四面环山，中间形成一个小平原，比较适宜建厂；这里人口稀少，地域宽广，有利于搬迁居民；而且这里地处内陆、荒芜闭塞，更有利于保密和保卫工作。
1958年7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主持中央会议批准了李觉的筹建报告。
三顶帐篷起家
1958年8月，李觉带领一支20多人的队伍，四辆解放牌卡车和四辆吉普车，开始了艰难的创业。安营扎寨的第一件事是在银滩草原选取一片背风向阳的草地，割去一人高的牧草，支起三顶帐篷。这三顶帐篷就成为基地的雏形。
这里自然条件极其恶劣：平均海拔3000多米，紫外线强；高寒缺氧，氧含量比平原少了近1/3；年平均气温零下0.4℃，空气干燥。由于气压低，水烧到80℃就沸腾；一年有八九个月要穿棉衣，无霜期短，春秋两季时有大风沙。
来自全国各部队的2000多名转业军人，7000多名民工和2000多名建筑工人，顶风冒雪开向了这块西部高原。为了适应高原的气候条件，基地的警卫战士大多从本地招收入伍。出于保密原因，军车拉着新兵兜了三天三夜的圈子，给战士以走向天涯海角的感觉。等退伍后，一些士兵才发现，自己是在离家很近的地方当了几年兵，站了几年岗。
为了尽快展开会战，九局干脆将总部也搬到了金银滩，对外称“国营综合机械厂”，备战备荒时改称“兰字839部队”，直到上世纪70年代中期才正式定名为“国营221厂”。国务院特别批准设立了青海矿区办事处，对外联系时就叫“青海矿区”。初步规划的厂区面积大约570平方千米，分布着十几个分厂，担负着不同的科研任务。后保密区域扩大到1100多平方千米，遍布至整个金银滩草原，基地四周岗哨密布，戒备森严。
担任过中国科学院院长的周光召回忆说：“当年，我们的研制基地在青海海拔3000多米的高原上，大家都住帐篷，一切从头建起。那时没有高压锅，饭也煮不熟。第一座楼房盖成后，让谁住进去呢？当时的负责人李觉将军决定，领导住帐篷，科研人员住新楼。在冰天雪地的青藏高原，把帐篷留给自己住，这是真正的共产党员的精神。李觉同志的这个决定，深深感动了广大科研人员。我对他十分佩服。平时，李觉的作风就很民主，他爱护、尊重科技人员，十分注意充分发挥专家的作用。想当年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能聚集那么多知名科学家，与有一批像李觉这样的共产党员、领导干部分不开。”
基地从1958年冬开始建设，因为高原缺氧，自然条件恶劣，所以土建工程进展很缓慢。
1959年春的一天，副总参谋长张爱萍突然来了。李觉陪同张爱萍视察。一间低矮的地窝子前竖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工程指挥部”几个字。张爱萍告诉李觉，他不是专门来的，他去西藏平叛，任务完成，返回北京，路过青海，听说原子弹研制基地在建，便拐个弯来了。又说：“我现在不分管你这个工作，但有困难，你就说。”
李觉马上道：“现在最缺的是施工人员。”
张爱萍思考一下，问：“一个工兵师，够吗？”
李觉喜出望外：“一个师？够了！够了！”
这时候的张爱萍想不到，没过多久，他真就分管这个工作了。 1959年夏天，来到基地建设的工作人员达1.5万人。到1962年底，工作人员突破了2万。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氢弹就在这里诞生，因而这里后来被人们誉为“原子城”。
1715户牧民让出世居之地
1959年秋，草原上传来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因为国家建设的需要，世居金银滩草原的1715户牧民需要搬迁。
谁愿意背井离乡，离开熟悉的草原？何况，分布于祁连、刚察等地的迁居之地，生活条件远不能和金银滩草原相提并论。在整个环湖地区，金银滩草原是最肥美的牧场。
就在人们议论纷纷之时，海北藏族自治州第一任州长夏茸尕布出现在牧民中间。这位德庆寺寺主第八世夏茸尕布罗藏龙柔旦巴加措活佛，在草原有着极大的影响力。
出于保密，动员牧民大搬迁，不能直接说出原因，因此这项工作的难度可想而知。夏茸尕布的解释和劝说，极大地推动了搬迁工作的进行。他从这顶帐房走进那顶帐房，从这面山坳爬到那面山坡，风餐露宿，披星戴月。
奇迹发生了：三天之内，金银滩草原的1700多户牧民备鞍打马，为共和国核工业事业，无偿地让出了世居之地。
历史不会忘记1959年的秋天，在浪漫的金银滩草原上演了一幕史诗般的迁徙。
三十多年后，回迁故土的牧民旦巴措仍然清晰地记得当年迁徙时，草原上回荡的那种雄壮之气。虽然大家并不清楚，共和国将在自己的家园勾畫什么样的建设蓝图，但是，为了国家，为了大局，这些淳朴的草原人响应号召，一步三回头地离开了故土。
接到通知，有些牧人来不及熄灭炉火、搬运家当，就扶老携幼，起身离家。在一顶帐房内，锅中的羊肉刚刚煮熟，搬迁令已至，来不及尝尝鲜美的羊肉汤，这户牧民就拔帐起身，踏上了迁徙之旅。在金银滩草原，第一户拆卸帐房，响应政府号召的，就是夏茸尕布的母亲一家。
外边的人进不来，里边的人也出不去
“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位好姑娘，人们走过她的帐篷，都要回头留恋地张望……”西部歌王王洛宾创作的这首歌正是描写的金银滩大草原。今天我们已经很难统计出，当年究竟有多少人怀着一腔热情投入到青海高原的这场会战中。他们把自己的青春奉献给了大西北，在金银滩上度过与世隔绝的30个春秋。
2007年，原子城最后一任厂长王菁珩曾做客央视《新闻会客厅》，解密中国第一核武器研制基地。以下是访谈内容节选：
主持人：这么一个神秘的地方，在这里边工作、生活可能都要受到保密纪律的严格要求，所有工作人员初到原子城受到的第一个教育是什么？
王菁珩：是保密教育。
王菁珩：我们已经养成了保密的习惯，各级人员都有个保密包。保密包就是一个皮质的包，把我每天的记录本、科研报告纸都搁在里面，然后盖保密铅封，交到保密室去。第二天再到保密室领，领了以后看看保密铅封是不是完好的。
主持人：没有其他人有权力再打开这个包了，互相都不知道彼此的包里装了什么？
王菁珩：对。
王菁珩：我们每个人有工作场所的规定，比如我有个通行证，这个通行证规定你可以到哪个车间，不准到哪个车间，保密的车间都有站岗的，工号还有站岗的。
主持人：站岗的解放军荷枪实弹吗？
王菁珩：基本是荷枪实弹。
主持人：我看资料说，你们亲手研制生产的原子弹爆炸了，成功了，全国人民都知道的时候，你们却都并不是很清楚。
王菁珩：有些技术人员知道，有的部门职工并不知道第一个原子弹是从我们那儿出去的。就像是一个汽车制造厂，每个车间只知道我做的是轮胎，我做的是马达发动机，但并不知道最后它将拼成一辆车。
主持人：有很多人到这儿来之前都不知道自己来的是一个什么地方，对吗？
王菁珩：是这样。我记得我是1960年从北京航空学院毕业的，我到北京第九研究所报到时，只说你们分配到西北核工业系统工作，报到的单位叫青海省第五建筑工程公司。在西宁休整的时候，碰到同一个卧铺车厢的，他们是到国营综合机器厂报到，实际上都是一个单位。
主持人：有很多工作人员已经成家有孩子，从祖国各地调到这个地方来，那跟家属怎么交代？
王菁珩：一般调出去以后是不能告诉他们干什么工作的。
主持人：跟最亲密的爱人怎么交代呢？
王菁珩：告诉她你该问的问，不该问的不能问，让她理解这点。
主持人：这么多人在基地一下生活二三十年，外边的人进不来，里边的人也出不去，子女再结婚，也只能在内部去找？
王菁珩：所以我们过去有个口头禅，叫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
主持人：变成了一个村落的感觉，一个部落，自己成为一个系统。
王菁珩：应该说它是一个自成体系的封闭集体，矿区里有公检法司、商业局、粮食局、文教局、卫生局。
1984年，王菁珩成为221厂的新一任厂长，但他没有想到，在他任厂长的第三个年头，接到了来自中央的一个绝密文件，文件的内容是：根据国际形势和我国军事力量的发展需要，中央决定撤销221厂。
基地移交的重要工作之一是核污染设施的退役无害化处理，从事放射性加工的设备要进行认真清理，通过安全监测，达到技术标准以后，才能够对外处置。221人为基地的移交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当被问到怎么看这三十多年时，王菁珩回答：“应该说无怨无悔，不管怎么样，我为祖国的事业，核事业发展做了一点自己应做的工作，我感到很安慰，很欣慰。”
新中国首个核试验基地
震惊世界的上甘岭战役指挥官之一，在几句简单的对话后，领受我国首个核试验基地建设任务。中央军委批准在罗布泊建设核试验基地后，施工大军开进了这沉睡千年的荒漠，开始了艰苦卓绝的基地建设。
彭德怀笑了：“你们还对我保密啊？0673不就是原子靶场嘛” 研制原子弹、导弹，除了建设研制基地外，还要建立大型的试验基地。建设试验基地，同样是一个十分复杂而艰巨的任务。
1958年8月15日清晨，一列只有几节车厢的混合小型专列，驰过嘉峪关，在敦煌附近的峡东车站缓缓停下，刚刚被任命为0673部队副主任的张志善头一个跳下车来，望着头顶上的万里晴空，兴奋而又忐忑不安地说了一句：“总该到了吧？”
他们这两百多人组成的勘察大队，是5天前从河南商丘出发的。在此之前，张志善是商丘步兵学校的副校长。一个多月以前，副总长张爱萍召见商丘步校政委常勇，告诉他，中央军委已经决定，以商丘步校为主组建两支部队，一支叫0673部队，负责建设原子靶场（也就是后来所说的核武器试验基地）；一支叫0674部队，负责建设原子仓库，以后管理原子武器。步校的干部一分为二。常勇和副校长张志善到0673部队。常勇先跟随工程兵司令员陈士榘以及四名苏联专家，到甘肃敦煌以西地区勘察原子靶场场址。此前勘察组已经到青海西部、内蒙西部、新疆东南部进行过实地勘察。根据苏联专家的意见，认为在敦煌以西地区建场较为合适。
常勇回来后告诉张志善，那个地方特别苦，白天晒得人受不了，晚上蚊子咬得人受不了，尤其是喝不上水，陈士榘也跟大家一起喝汽车水箱里的水。
张志善率勘察大队乘卡车继续西行。荒漠上只有零零星星的芨芨草、罗布麻。过了敦煌，到了一个名叫后坑的地方，两百多名官兵聚拢过来。张志善摊开地图，抬头看看四周的地形。
有一名干部问道：“张副校长，我们到这里究竟干什么？”
张志善说：“不是说过了吗？我们的任务是搞大地测量、绘制地形图、进行地质勘察。”
张志善后来回忆说：“两百多人里只有我和另两名主要干部知道我们是来选原子弹试验场的。实际上知道跟不知道没什么区别，我们不懂原子弹，不知道选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合适。敦煌那个地方是苏联人定的，为什么选在那儿谁也搞不清。地图上那地方有山有水，有好大一条河，但我们到了后发现，河早没有了，干了有上百年了。”
张志善把勘察大队的人分成四十多个小组，每组六至七人，配属一台车，由东向西测量。工程兵分队的任务是钻井、挖深坑。
这地方确实像常勇说的，十分艰苦，甚至比描绘的还要苦不堪言。八九月份的戈壁，地表温度能达到五十多度，几天下来，一个个晒得脱了形，有的人胶鞋底都烫化了。那里有一种花蚊子特别可怕，抱着团向人進攻，扑上来就咬，打死都不松口。没几天，所有人都被叮得处处伤痕。最大的问题是缺水，要到300公里外去拉，一个人每天两缸子，吃喝、洗漱全是它。晚上还经常有狼出来活动。
人们不知道来这里到底为什么，情绪日渐低落，一个干部冲着张志善说：“上刀山下火海我们不怕，但要死个明白！”
张志善觉得，再不把实情告诉大伙儿，就会影响任务的完成。他向上级请示，答复是：在做好保密工作的前提下，可以给大家透露一点。张志善向大家宣布任务是勘察建设我国的原子弹试验靶场时，人群沸腾了。很多人流下了泪水。从此，再苦再累，没人再说牢骚话、闹情绪。
一天，来西北视察的彭德怀在鸣沙山下接见了张志善和常勇。张志善报告说：“首长，我们是0673部队的。”
彭德怀一听，笑了：“你们还对我保密啊？0673不就是原子靶场嘛！”
这个对元帅保密的故事，流传了很久。
“到什么地方去不是当兵的应该考虑的事，挑拣工作也不是我的风格”
经过两个多月的苦战，敦煌的勘察工作基本结束，随后，陈士榘率工程兵设计院等工程单位以及苏联专家到现场勘察，基本确定了各场区位置。
核爆心定在甘肃敦煌西北方向，直线距离约130公里；指挥区距敦煌80公里，生活区距敦煌10公里左右。按照苏联专家的意见，试验场区最大试验功能为2万吨TNT当量。
常勇、张志善他们在敦煌一带艰苦勘察的时候，第三兵团参谋长张蕴钰在旅大驻地也接到了紧急通知。北京打来电话，让他立即到北京见陈赓副总长。陈赓曾经是三兵团司令，是张蕴钰的老上级。张蕴钰曾担任15军的参谋长，震惊世界的上甘岭战役，就是他协助军长秦基伟打的。陈赓很欣赏张蕴钰，认为张蕴钰是一位精干细致，长于谋划的领导。聂荣臻接受了陈赓的建议，于是报中央军委批准，由张蕴钰担任即将成立的核试验基地司令员。
这一年张蕴钰41岁。
到北京当天晚上，张蕴钰就赶到灵境胡同陈赓家里。见了面，没说几句话，陈赓就直截了当地说：“张蕴钰，叫你去搞原子弹靶场，是我推荐的。去了好好搞。”
张蕴钰回答说：“行！服从命令！”
陈赓又说：“你去找聂帅的秘书长安东，叫他给你说说情况。”
张蕴钰说：“好！”
就这么简单的几句话，张蕴钰告辞了。张蕴钰后来回忆：出了门，他突然想，我怎么能接受这么重要的任务呢？这事情确实太重大了，要不要回去，说个“不行”呢？
他没有停下脚步，那个瞬间，他只是犹豫了一下，然后，头也不回地走了，一直走向西北大漠，和常勇、张志善一起，和那两百多人一起，在大西北的沙漠戈壁，一呆就是30年！
他在回忆录中是这样描述当时心情的：“当决定我担任首任核武器试验基地司令员时，我更是心情畅快精神振奋并感到荣幸。我明明知道这项工作对我来说是十分陌生的，对解放军任何人也都是一样，这是我军前所未有的任务，也知道搞原子弹是在荒凉的地区，而旅大是少有的好地方，但到什么地方去不是当兵的应该考虑的事，挑拣工作也不是我的风格。”
一次，他在给基地科技人员的一封信中写道：“上几代的爱国者已经捐躯、代谢，处于当代的我们能为祖国的现代化效力，该是多么幸福啊！”
张蕴钰只带一个警卫员，就乘车西去。过了西安、兰州、酒泉，过了嘉峪关，落日隐没，黄羊远去，敦煌近了，鸣沙山、月牙泉、千佛洞、烽火台、古长城……西风扑面，烟尘滚滚，远远近近的景物，消失的丝绸之路、汉唐英雄，都令他内心凝重，豪情阵阵涌现…… 到了勘察大队驻地，他见到了自己的部下们，他们个个蓬头垢面，像一群野人。他在张志善的陪同下，把应该看的地形地貌都看过了，把一大摞水文地质资料也研究过了，把勘察结果也都反复看了。大白天的，蚊子就往脸上扑，顺手一抹，一手黑色。张志善苦笑道：“這鬼地方小咬（蚊子）太厉害，怎么都赶不尽，我们都随身带着清凉油，不光抹手抹脸抹露出来的地方，连屁股也得抹，不然不敢上厕所。”说罢，将一盒清凉油递给他。
夜里睡不着，张蕴钰一个劲儿地吸烟、思考，他总觉得这个地方作为未来的核试验场不太合适，一是离敦煌太近，只有区区130公里，莫高窟的壁画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一搞核试验，像来一场地震，毁了它，岂不是历史罪人？二是没有水源，松土层太厚；三是只能试验两万吨TNT当量，太小了。
他把自己的意见讲给常勇、张志善：“我认为这儿不合适，尽管是苏联专家定的，也不行，应该另选地方。”
1993年的时候，接替张蕴钰担任核试验基地司令员的张志善对一位采访的记者说：“张蕴钰同志问为什么选在这里，我说苏联专家定的，能搞2万吨。张蕴钰同志说可真是麻子不叫麻子，叫坑人。”
回到北京，张蕴钰马上去找陈赓汇报。陈赓说，核试验基地眼下只能搞一个，要搞就搞一个能爆炸百万吨级的！随后，陈赓、陈士榘、总参军务装备部部长万毅、安东以及张蕴钰专程向聂荣臻汇报选场情况。张蕴钰坚持说：“那里不行。”
聂荣臻问陈赓：“你的意见呢？”
陈赓回答：“那里不好，就另找一个吧！”
聂荣臻问：“有目标吗？”
张蕴钰指着地图说：“我想往西，一直往西，到新疆罗布泊去！”
几乎在张蕴钰报告的同时，苏联方面也写来了信，表示：敦煌不适合建场，建议将靶场中心区移至罗布泊地区。
聂荣臻同意张蕴钰率领他的人马向罗布泊进军。
将军们打地铺，睡钢丝床的苏军大尉不敢起夜
张蕴钰在敦煌组织了一支二十多人的精干队伍，带了8辆车，携带了可用10天的各类物资和一部电台，带着一张沙俄测绘出的新疆地形图，于1958年12月24日晨，顶着漫天风沙，经玉门关向西而去，一头扎进了罗布泊。
这是一片千古死寂的茫茫荒原，没有人烟，没有生命，只有海浪般连绵起伏的沙丘，寸草不生的砾漠，千姿百态的雅丹地貌，清冷沉寂的古老废墟……在这片荒漠的中心地带，便是消失了两千多年的楼兰王国的遗址。近代西方探险家来过这里后，发出了这样的悲叹：“可怕！这里不是生物所能插足的地方，而是死亡的大海，可怕的死亡之海！”
小分队摸索着前进，在死亡之海的边缘穿过，到达孔雀河边。这一天，他们逆流而上，又向西行进了一百多公里，通过目测，可以看出这一片戈壁地域开阔，比较平坦，他们选了一个点做中心，然后以此分东南、东北、西北、西南方向踏勘地形地貌和水源土质。往远处看，北部的天山博格达峰和南部的阿尔金山都很高大，海拔在5000米以上，像两道巨大的自然屏风，东部为土山和丘陵，再向南是一望无际的沙漠。这个区域内有流水不断的孔雀河，水资源比较丰富，并且方圆三百公里内没有人烟。把这里作为核试验场，算得上是天造地设。
1958年12月28日，勘察小分队在罗布泊西北一百多公里的地方，打下了第一根木桩。后来，这附近就做了第一颗原子弹的爆心。
小分队几经周折到达鄯善，张蕴钰马不停蹄回北京汇报。1959年1月下旬，张蕴钰陪同万毅和工程兵设计院院长唐凯，乘飞机到达新选场区进行空中视察。万毅忍不住说：“真是个好场子。”
春节过后，苏联专家加入进来，进一步进行勘察，做施工前的准备工作。有一个叫库巴的苏军大尉，因为在戈壁滩上住帐篷睡地铺，嫌生活困难，整天拉着脸，不高兴。我们的人给他找来一张钢丝床，他还是不满意，说你们陈司令（陈士榘）来了，你们能让他住大帐篷吗？
有一天深夜，别人都睡了，来了四五个将军，他们把稻草往地上一铺，躺下就睡。天不亮又走了。库巴起床后，问翻译，夜里来了什么人？翻译告诉他，陈司令来了，万毅部长、常勇政委、张蕴钰司令等人，都睡地上。到了第二天夜里，将军们又来大帐篷里过夜，库巴一夜没睡好，不敢起来小便，早上憋坏了。问他为什么？他说，我出脚要从上将的头上跨过去，哪里敢啊。到这时，他才知道，让他睡钢丝床，确实已经是特殊照顾了，从那以后，他不再抱怨。
1959年春暖花开的季节，张蕴钰带领创业者们从罗布泊地区来到博斯腾湖，大片清澈的湖水令疲惫不堪的人们精神百倍。张志善往北京起草了一份电报，电文中有这样几句话：“这里土地肥沃，能种菜、种粮，这里水源充足，水是甜的，还带有点香味。”
离湖区不远的土地上，有一丛丛美丽的小花，当地人把这种花儿叫马兰花。张蕴钰兴之所至，把核试验基地的生活区，命名为“马兰”。从那以后，马兰就成为核试验基地的一个代称。人们一说马兰，就是指核试验基地。
1959年6月13日，总参谋部正式下文，批准原子靶场改称核试验基地。这一天成为基地成立的纪念日。
基地第一次党委会是在马兰的一个地窖中召开的。开会那天，地窖门口的屋檐下，有一窝小燕子正在破壳。一大早，张蕴钰就叮嘱来开会的人：“脚步轻点，嗓门小点，别惊扰了燕子。”
许多年后，张蕴钰仍然记得那窝小燕子破壳而出的情形，他喃喃地说：“戈壁滩上，这些小生命，多不容易呀……”
战天斗地
罗布泊这片神奇的土地，是一望无际的沙漠地带，荒无人烟，被称之为死亡之海。这里，盛夏的戈壁滩白天骄阳似火，酷热难忍，沙漠被巨大的“火球”烤得焦热滚烫，气温有时高达50多摄氏度，夜晚气温会骤降，寒气逼人，冬季寒风刺骨，漫天黄沙。这里见不到一点绿色。
刚进入罗布泊，首先遇到的困难就是大部队的住房问题，只能住帐篷或挖地窝子来挡风遮雨，到后来盖起了打垒。当地根本就没有砖瓦，更难找到木材。运来的建筑材料只能保障试验工程建设所需。英雄的工程兵团就是这样恶劣的气候和艰苦的环境下，靠自己的双手建设着试验场区和机关生活区。 罗布泊生活艰苦，孔雀河水含碱量大，苦涩，略咸。初次饮用，易腹胀、腹泻。某年，新兵入伍，不到一星期，接卫生处报告，腹泻者三千七百余人。三五日后均不治而愈。
春天即风大；风大即春天。某日黄昏，瞬间风力达12级。次日接124团报告，68顶帐篷被掀翻，265名官兵露营于戈壁。
张蕴钰言罗布泊生活：用水极为困难，滴水胜滴油。往往是一盆水洗完脸后留下洗手，晚上再用来洗脚，澄清后再洗衣服。几天不洗脸、不洗脚是常事。其时，军营中有流行语曰：“一、三、五洗脸，二、四、六刷牙，星期天干擦。”确实如此。
某日，张蕴钰与科学家蒋继宗席地而坐。蒋继宗说迄今未婚娶，将军口吟《浮士德》诗曰：“美丽的姑娘，我可不可以挽你的手儿，送你家去？我不是姑娘，也并不美丽，回家的路儿呀！我自己知道。”对他说谈恋爱要勇敢一点，不要怕碰钉子。蒋继宗大奇，说：“想不到张将军文才风流！”
1983年至1985年，张蕴钰三次上书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张爱萍请求离休。如愿后，无比欣喜。1月14日，将军做《长相思》小词并纪六十八岁生辰。词云：
花一度，果一度，愈来花果不满树。一院清风瘦。思不住，想不住，秃笔老砚纸上雾。还似初征路。
“有啥后悔的，来了就不后悔”
马兰核试验基地开工后，副司令员张志善又回了一趟河南商丘，老单位商丘步校还有一大堆事情需要处理。
此时，干部们大都去了新疆或者北京，只有几十个校工还没走。听说他回来，一些校工要求跟他一起去新疆。张志善不能告诉他们，自己在新疆干什么，只说是一件十分要紧的大事情，还说那儿很苦很苦，去了也许会后悔。如果非要去，就得提前想好，世上没有卖后悔药的。
结果，有十多人愿意跟张志善走。在我国的导弹和核武器两个试验基地，有几千名这样的职工，他们不仅自己在戈壁沙漠工作了一辈子，许多人的第二代、第三代至今仍然留在那里。
当时去的校工里有一位做豆腐的吴三顺。吴三顺的儿子吴戈也是核试验基地职工。吴戈说：军人们可以转业、退伍，就是干到老的，还能进干休点。我爸他们是职工，没有转业、退伍一说，得干一辈子，老了就退休在这儿。干部的孩子，父母一转业，孩子跟着走，我们走不了。我的孩子现在也在这儿。我爸来的时候20出头，1959年春上来的，到1979年才第一次回家，整20年，不是我奶奶死，他还不回去。我爷爷死他都没回去。过去这儿的老百姓就种三种蔬菜，白菜、土豆、洋葱，那时候也没大棚，种别的不长。一个冬天见不到一点儿青菜，所以豆腐特别受欢迎。我爸那人听不得好话，人们一说他做的豆腐好吃，他就来劲儿，不仅自己做，还到试验场区，一个连队一个连队跑，教战士们做豆腐。但工人里面没人愿意跟他学，谁愿意一辈子做豆腐呀。所以20年他没回老家，一走，这儿就没豆腐吃了。他走不开。
2008年时，有记者采访70多岁的吴三顺，问他：“您后悔来这儿吗？”
吴三顺说：“有啥后悔的，来了就不后悔。”
“孩子们呢？他们也留这儿了，儿子、女儿他们怨您吗？”
老人半天不说话，最后点了点头。
“孩子们怨你，您怎么跟他们讲？”
吴三顺有些不好意思地笑笑：“有时候……打他们。”
老人的眼角突然红了。
离开吴家那套两室一厅的旧房子，吴戈对记者说：“有一年国庆，电视里出现原子弹蘑菇云的画面，我爸高兴得不得了。我说了一句，你一个做豆腐的，原子弹和你有啥关系呀？我爸上来搧了我一巴掌……我不该这么说他……”
新中国首个导弹发射基地
1958年2月25日，经中央批准，我国导弹试验基地定在内蒙古额济纳旗。导弹试验基地多久能建好？苏联专家说15年，中国上将说3年。2年零9个月后，导弹试验基地全面竣工。知道实情的那天下午，有的兵来到战友墓碑前，说：“兄弟，你可以安息了！”
基地还没开建，差点儿就要了基地副司令的命
彭德怀指示：关于导弹试验基地、原子弹试验基地选场问题交给陈锡联，他是炮兵司令，這几年他跑的地方多。选好了交给工程兵司令陈士榘，由他的工程兵负责建。两个基地的领导人选，你们几位商量。安排部队的事，荣臻同志多操心，最好是成建制地拉过去，这样利于保密。聂荣臻提出，志愿军第20兵团最近要从朝鲜撤回来，这支部队过去底子好，在朝鲜打得也不错，作风硬，尤其能吃苦，不如以20兵团机关为主，组建导弹试验基地领导机关。
1958年初，聂荣臻、彭德怀、黄克诚、陈赓等和苏联专家多次讨论导弹试验基地的组成、任务、规模、场址选择的条件等问题，随后，国防部批准组成以炮兵司令员陈锡联为首，由苏联专家等人参加的靶场勘察小组，开始导弹试验靶场的勘查工作。
根据国防新技术协定，苏联方面派出以盖杜柯夫为首的苏联专家组，帮助进行导弹试验基地的勘选定点工作。导弹试验基地必须选定在地域和空域辽阔，地处偏僻，居民点少，导弹试射如果出现故障造成损失一定要最小，同时便于保密的地点。选址时，靶场勘察小组乘坐飞机在我国华北、东北和西北广阔地区进行勘察，经过反复比较，倾向于在甘肃省鼎新以北的地域建场。
这个地区属于内蒙古额济纳旗地区，巴丹吉林大沙漠边缘，与甘肃交界。第一次去这儿时，炮兵司令陈锡联、导弹试验基地司令员兼20兵团代司令员孙继先、导弹试验基地副司令张贻祥，以及苏联顾问盖杜柯夫少将等人先是乘直升机，然后又乘吉普车和卡车，沿弱水河长驱几百里，到达了青山头一带。时值数九寒天，气温降到零下30度，沿途见不到人烟，勘察组的生活苦不堪言。
那几天，陈锡联、孙继先、张贻祥和盖杜柯夫等苏联专家骑着骆驼在弱水河沿岸察看。陈锡联说：“这里地域和空域辽阔，地处偏僻，居民少，便于保密，这些基本条件都符合。”
盖杜柯夫认为，地方太大了，如果选在这里，不仅现在能用，将来就是发展洲际导弹、卫星，也可以使用。 到了夜里，气温骤降。篝火也不顶什么事，只是有个亮光而已。在帐篷里睡觉，要戴上皮帽子，戴上口罩，穿上大衣，再盖上被子，他们叫“全副武装”。天快亮了，陈锡联的眉毛、发梢上一层白霜，冻得实在睡不着，他干脆爬起来，出了帐篷，想看看孙继先睡得怎么样。用手电一照，孙继先正在火堆旁蹦蹦跳跳。他也冻得睡不着。
两人感叹一阵，突然想到了张贻祥，喊他没人答应，两人觉得不对劲，用力扯开帐篷，里面冒出一股呛人的烟气，张贻祥已经处于昏迷状态。
张贻祥是安徽金寨人，参加过秋收起义和长征，来这儿之前担任总参军械部下属的第一军械科学试验靶场的场长，这时刚刚被任命为导弹试验基地副司令员，协助孙继先工作。这天夜里他冷得受不了，在帐篷里点上梭梭柴取暖，一氧化碳中毒。众人现场对张贻祥实施救护，又紧急调来直升机把他送到兰州军区医院抢救，总算保住了一条命。基地还没开建，差点儿就要了副司令的命，这事想起来真是让人后怕。
1958年2月25日，经中央批准，我国导弹试验基地定点在内蒙古额济纳旗，这就是后来发射了我国第一颗东方红卫星和神舟系列载人飞船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
因为是以第20兵团为主组建的，所以这个基地代号为“20基地”，当时全国搞大跃进，基地建设也是“大干快上”，“超英赶美”，“东风压倒西风”，基地的电话通信代号就用“东风”。这样，“东风基地”就广泛流传使用起来。
出任卫星发射基地司令员对他来说实在是太突然
1957年深秋的一天下午，身为志愿军第20兵团代司令员的孙继先，突然接到了志愿军司令员杨勇的电话，要他“马上准备一下，明天一早坐火车回国，接受新任务”。
接到调令，孙继先想来想去想不出个头绪：“朝鲜局势没有什么新的变化，‘新任务’可能与朝鲜前线关系不大……莫非台湾海峡有战事？那阵子蒋介石一直叫嚣反攻大陆，会不会调我到福建前线？”
孙继先带着满脑子假设回到了北京。一下火车，便见到来接站的人。他们说：到总政治部萧华副主任的办公室。萧华见孙继先回来了，热情地把他拉到沙发上坐下：“老孙呀，军委决定调你回来，毛主席亲自批准的，给你一个新任务！”
“肖主任，你说什么任务吧！”
“筹建一个导弹试验靶场！”
“什么？靶场？”孙继先如入云雾之中。
萧华说：“是导弹靶场！美国一直吹嘘，他们的两颗原子弹使日本投降了；朝鲜战争期间，它动不动就用原子弹吓唬我们，利用核讹诈称霸世界！虽然我们从来没怕过这东西，我们战略上一直在藐视它，但在战术上我们必须重视它。只有尽快制造出我们自己的导弹、原子弹，才能打破美国的核垄断，粉碎他们的核讹诈。世界已进入原子时代，美、苏、英、法等国相继都建立了自己的导弹（火箭）工业，如果我们落在后边，就会被动挨打！”
孙继先听明白了。他沉吟片刻，说：“我是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对搞这么尖端的科技、这么重要的工作，我是一窍不通，‘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肖主任你知道，我一直是带兵打仗的呀！”
萧华说：“军委觉得你能胜任，才叫你从朝鲜回来。聂帅还要和你谈。”
第二天，张爱萍把孙继先邀到办公室见面，简要地交代了一下任务，就带他到了聂荣臻家里。聂荣臻将中央的部署和决定向他作了传达，并在给他明确任务之后，语重心长地说：“这可不是当年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不是强渡大渡河！这是尖端科学！是要下一番苦工夫才能攀登上去的。我们现在就是要走科技事业的长征路，要爬尖端科学的雪山，渡新时期的大渡河！这是关系军队和国家未来发展前途的大事，在这个重要任务面前，对我们是一次新的考验，我相信你一定能够完成好这个任务……”
听了聂荣臻的这番话，孙继先更加感到这项任务非同小可。他再次找到萧华，把心里的话和盘托出。
萧华拍拍孙继先的肩膀，说：“我知道你有为难之处。事关重大，心里没底嘛！可以边干边学嘛！过去我们打仗，不也是边打边学的吗？叫你干你就干，赶着鸭子上架也得干！我看你一定能干好！”
接着，萧华很自信地说：“我们有自己的专家。去年10月，国防部成立了第五研究院，就是专门研制导弹的。从美国回来的专家钱学森在那里负责组织研究工作。他们是第一道手续，搞研究工作，你们是第二道手續，研究出来进行试验。你的任务就是组建试验靶场。”
萧华接着说：“聂荣臻元帅和陈赓大将9月份专门去了一趟苏联，签订了一个新技术协定。苏联同意帮助我们搞‘两弹’。他们的专家说，靶场要有地对地、空对空、舰对舰、地对空、地对舰、舰对岸、空对地等专业，他们将派48位专家分别到这些专业部门当顾问，中国也要有40多个专家与他们搭配。我们的专家已陆续调来一些，在炮兵大院东楼办公，暂挂‘炮兵营房工程建筑部’的牌子，主要是为了保密。今后组建过程中还需要什么人，你可以从20兵团里选调。”
“20兵团还在朝鲜呢！”
“他们马上就会回来的！”
就这样，在毫无思想准备、没有任何退缩余地的情况下，孙继先来到这个最初叫“靶场筹备处”，别名“炮兵营房工程建筑部”的地方。
很快，在北京市东直门外左家庄设了个办事处，有陆军、海军、空军、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雷达兵、电话兵、卫生兵、文艺兵等着装五花八门的人进出。当地老百姓经常好奇地询问：“你们到底是什么部队呀？怎么什么样的军装都穿呢？”
有一天，孙继先来到这里，正碰上有老百姓在问一个战士，战士没好气地说：“我们是杂牌军！”
孙继先自嘲道：“我从正经的兵团司令变成杂牌司令了！”
回忆起基地初创时的情景，孙继先说：“我那时是一个光杆司令，既没有政委，又没有副司令员。那叫‘伸手派’，要人、要钱、要设备。为要人，我几乎踏破了总干部部的门槛。要了政委，要副司令员，要各部的部长……”
在孙继先受命组建导弹试验基地任务时，国防部成立了一个“五部”。部长万毅负责第20基地的管理工作。孙继先去部长那里“汇报”，万毅心知肚明，说：“你找我，是要人要钱。我既不管人又不管钱，我到哪里去弄啊？你要人，就直接去总政治部要；要钱嘛，恐怕找总长也不行，总长拿不出那么多钱，只能去找总理了！” 孙继先又到罗瑞卿那里“汇报”，罗瑞卿倒干脆，说：“我们一起去找总理吧！”
周恩来对发展我国的导弹事业非常重视。在经济状况相当紧张的情况下一下子批了5亿元，主要用于基地的基本建设，包括修专线铁路、军用公路和全部设备的安装费用等等。当时，周恩来、罗瑞卿用了很大精力亲自抓基地建设，国家有再大的困难，也要保证基地的建设。特别是周恩来，频繁召见孙继先，询问基地建设的进度。
在孙继先看来，一切事情都是要有人干的。因此，在基地创建初期，他用了大量的精力来“要人”。总干部部对孙继先提名的干部，在严格政审的前提下，基本上是开绿灯的。原空3军政委栗在山被孙继先要来了，而且破格从正军级提拔为正兵团级，被任命为基地第一任政委。广州军区参谋处处长李福泽不想来，也被他拉来当了副司令员……
总干部部要求基地选调干部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是政治条件好（必须做到三清白：家庭成分清白，个人历史清白，社会关系清白）；二是身体条件好；三是有一定文化知识。在那个年代，从部队选调文化程度高的年轻人是有一定难度的。一是这样的人本身就少；二是即便有，原单位也不肯放。地方政府在这方面给予了大力支援，送来了一大批大学生，包括学纺织、学商业的都送来了。由于专业不对口，孙继先只好把其中一些大学生（主要是纺织等专业的大学生）送了回去，并安排他们到专业对口的岗位工作。但有一些专业不对口的大学生，坚决不走，立志留在戈壁滩，献身祖国的国防科研事业。孙继先最后拍板：“这种人统统留下，分配到各个试验部安排工作！给他们发挥自己才能的位置！”
后来，部队院校自己培养的大学生陆续分配到基地，特别是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简称“哈军工”）和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简称“西军电”）毕业生的到来，为基地的技术力量增添了新的血液。这些军队和地方培养的大学生，本来可以选择到大城市工作和生活，但他们都选择了戈壁滩。他们在荒漠中奋斗了几十年，不仅将自己的青春献给了祖国的科技事业，而且他们的爱人、子女也都把精力奉献给了戈壁滩。
除了军事技术人员外，必须根据专家的要求选调专业人才。苏联专家提出需要调进一些懂得光学的人才，如果实在没有，调一些会照相的人也行。为此，孙继先曾从北京的八一电影制片厂和上海、东北等地选调了一批专门照相的人。这些人经过自学努力，后来为进行导弹试验，在拍片、观测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那时一进入基地，就几乎与世隔绝。写信、与朋友交往都不允许泄露基地的情况，通信地址一律用代号“兰州市×××信箱”。孙继先本人在戈壁滩工作期间，从未在公开场合露过面，国外情报机构寻不到他的踪迹，便说：“此人下落不明。”他的家人虽知他在西北工作，但谁也不知在什么地点、干什么具体工作，更没有一个亲属跟他去过一次基地。
苏联专家认为基地15年可建成，陈士榘说3年都嫌慢。苏联专家认为“你们的脑子太热了”
彭德怀同意。额济纳旗地区是戈壁、沙漠地带，常年黄沙弥漫不见天日，气候变化异常，这里水源奇缺，很难见到植物，交通更是不便。
在这样的环境下建设试验基地谈何容易。聂荣臻对此感受最深，早在1936年夏，他奉命率领红一军团西征就曾转战在青海、甘肃、宁夏的戈壁滩上。
选派什么样的部队开进额济纳旗地区，建设中国第一个导弹试验基地，这是聂荣臻和中央军委、总参谋部领导思考的重要问题。
3月14日，中央军委决定，成立以工程兵司令陈士榘为首的特种工程指挥部，调集20兵团、工程兵、铁道兵共数万部队开赴额济纳旗地区的沙漠深处，投入导弹试验场的建设。
1958年3月中旬，志愿军第20兵团秘密撤离朝鲜西海岸，机关和部分部队开往额济纳旗地区，部分部队留在北京郊区组建试验队伍。
后来，一些老兵回忆：从朝鲜到这儿，大概半个多月吧，一路上没离开过闷罐子车，吃喝拉撒全在里面。那时的老兵，有的都三十好几了，好多打光棍儿的，盼着回家娶老婆呢！可是一家伙拉那么远，去哪儿，干什么都不让问，其实一般的小干部也根本不知道。好长一段时间连信都不让写，就是怕泄密。
坐了半个多月的车，到地方一看，人都傻了。那么大的沙漠，风一刮人都看不见，沙粒子打在脸上，火烧火燎的。太阳也毒。上过战场的人，谁的皮肉不厚实呀，可一晒，风再一吹，脸上的皮都裂了，花了。一天三顿饭都在外面吃，风吹过来，全是沙子，不敢用力嚼。还有蚊子，那个大，那个多，那个毒啊，有人就是被蚊子毒死的。问题是大家得知道为什么吃这个苦呀！可是不能问，这是纪律。
浩浩荡荡的建设大军一进入漫无边际的茫茫沙漠，首先遇到的困难就是如何生存下来，如何施工。在这一片浩瀚、荒无人烟的沙漠里，很难找到居民，更谈不上住房了。
部队刚进入基地时，便搭起了一片片帐篷，支起锅灶，立即投入了紧张的筑路施工。由于沙漠地区风沙太大，白天部队施工，晚上回来时，有的帐篷和行李已经被狂风刮走。沙漠地区温度昼夜变化很大，白天还是骄阳似火，高达40多摄氏度，夜晚却是零下10多摄氏度，寒气逼人。长住帐篷总不是办法。于是大家另想办法，开始挖地窝子，上面覆盖点东西，留个进出口，保温性比帐篷要强。缺点是里面漆黑，光線太差。后来又搞起了干打垒，建土坯房，先是一半在地面，一半在地下，上半部留个小窗，白天就有阳光了。
在一望无际的荒漠，根本没有路，人们走进沙漠很容易迷失方向，部队开始是在经过的路上，每隔一两百米放个废汽油桶，或树起一根木桩，作为路标指示方位。在沙漠地区修路，首先要采取固沙措施，然后才能修路。工程部队一锹一镐，从简易路修到沙石路，再到柏油路和水泥路。当时部队最好的交通工具就是敞篷无帮或只有半截车帮的卡车，坐在车上，摇晃得厉害，全身就像要散架一样，能有这样的车坐也算很高的待遇了。
部队刚开进基地时，吃菜是最大的困难，平时的饭菜很难见到绿色，经常是咸菜，最好的时候是干菜，后来有了萝卜、土豆等蔬菜。由于沙漠地区无霜期短，气候干燥，水源又极缺，种菜就非常困难，从外地运菜，因交通不便，新鲜蔬菜运到基地也就差不多烂了一半。 临时指挥部里，戴着防风镜的陈士榘半跪在沙地上看着图。地图很简单，上面画出的铁路线、机场、房屋标志鲜明。陈士榘简明扼要地分配任务：“这30公里铁路线交给你师了！”“机场一号跑道，你们师负责……”
就这么简单。没人提反对意见，领受任务的部队领导马上就离开了。
风平浪静的沙漠，晨曦初露。一顶接着一顶的帐篷随着沙丘沙梁绵延起伏，一望无际。随着一阵阵哨子声，上万人从各个地点出发，来到自己的施工地点。不一会儿，漫长的工地上就变得热火朝天，沙尘飞扬。
陈士榘问盖杜柯夫，按我们这个搞法，试验场需要多长时间能建好？盖杜柯夫说15年。陈士榘轻轻一笑，向盖杜柯夫伸出三根手指：“中央给我3年！”
盖杜柯夫认为“15年是正常情况，像这样原始的劳动，15年已经够快了……你们的脑子太热了……”
陈士榘笑着哼一声道：“3年，我还嫌慢呢，15年黄花菜都凉了！”
盖杜柯夫作为顾问非常清楚，基地的工程量很大，在修筑公路、铁路的同时，还要解决基地机关部队住房、用水、构筑地对地、地对空发射阵地和指挥所、技术厂房，要建一个能起降大型飞机的专用机场，一个发电厂，一条由甘肃省清水到基地约200公里的专用铁路。这样的工程量，在这荒无人烟的地方，想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建成使用，无异于天方夜谭。
离基地本部几公里远的地方，有一片烈士陵园。每牺牲一个官兵，可以取一截胡杨做墓碑
离基地本部几公里远的地方，有一片烈士陵园。铁丝网围起来的巨大的墓地里，坟墓已密密麻麻了。每一座坟前竖着一块剖开的碗口粗的胡杨木墓碑。墓和碑纵横排列，整齐划一，形成一个巨大的方阵。胡杨被称为沙漠上的生命树，生长千年不死，死后千年不倒，倒下千年不朽。基地创建之初曾颁布过一道命令，任何人不准动这些胡杨。但是每牺牲一个官兵，可以取一截胡杨做墓碑。
1960年4月，导弹试验基地全面竣工，用时两年九个月。原来空空荡荡的大戈壁上，渐渐矗立起星罗棋布的建筑，飞机场、发射阵地、技术区、发电厂、铁路、公路、医院、礼堂、通讯设施以及大片大片的部队生活区，奇迹般出现在人们面前。
土建工程人员最多的时候近十万人。很多人并不知道，这么庞大的工程到底是干什么用的。工程快结束时，各单位进行保密教育后，才被告知，这儿是中国唯一的导弹试验基地，是用来试验各种新式导弹的。
当年参与施工的一位老兵说，当时一宣布，好多人都哭了，为什么哭？爱导弹？谁懂导弹？没几个知道那玩意儿，就是憋得太久了。那么多人一起吃苦，却不知道为什么，两年多，又不打仗，就是干活，拼了命干活，死了几百人，那些人死的时候都不知为什么死。一宣布，好了，明白了，总算知道自己是在干什么了，这苦没白吃，值得！
知道实情的那天下午，有的兵来到战友墓碑前，说：“兄弟，你可以安息了。”
参考资料：《尖端科学大纪实：596秘史》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1月1日、《核盾牌：国家最高决策》中国青年出版社第1版、《昨天的秘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始末》；作者：梁东元、彭继超、伍建军、魏世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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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第一座铀浓缩厂选址始末
原打算建飞机制造厂的地方，就这样一锅端给了原子能工业，宋任穷干脆连飞机制造厂的筹备处主任也要了过来，让他做铀浓缩厂的副厂长。若干年后，厂里的老人还对此事津津乐道……
随着中国原子弹事业大幕的开启，原子弹研制基地、武器研究所、铀浓缩、核燃料元件、铀水冶炼等工厂和矿山的建设陆续展开……
一般而言，用于核电站的铀燃料，铀-235的丰度达到3%左右就够了，但用于核武器的铀装料，铀-235的丰度必须达到90%以上。因此，不管是用作核电站的燃料，还是用作核武器的装料，都需要从天然铀中对铀-235进行富集（或称浓缩）。而经过粗炼制成的“黄饼”，仅是中间产品，尚需经过精致、氟化、铀同位素分离、还原等一系列处理过程，才能作为核武器的装料或供核电站发电。
在这一系列的处理过程中，最困难的是进行铀同位素分离，也就是将铀-235从铀同位素混合物中分离出来。铀同位素分离需要在专门的铀浓缩厂进行。
因此，几乎与铀矿勘探工作在全国大面积展开的同时，中国也开始了铀浓缩厂的建设。
1956年底，苏联选厂专家陆续来华后，中苏双方共同成立了由22人组成的中国核工厂选址小组，小组长为三机部部长助理兼办公厅主任何克希，成员包括铀浓缩厂筹建处主任王介福和苏联列宁格勒设计院总工程师斯米尔诺夫及铀浓缩厂总设计师鲁钦等。
根据当时中国国家战略的要求和核工业自身的特点，同时参照美国、苏联当年选择核设施地址的经验教训，国家确定了中国核工厂选址的几条基本原则：安全隐蔽、交通方便、给水排水用电条件好，同时还要考虑核工业将来发展的需要。
别看中国国土面积广大，但真正要找一块符合上述原则的场地，却也并非易事。
选址小组踏勘了18个场地，都被否定了。在青海选厂时，由于海拔高，气压低，大家感到不适应。患有心脏病的斯米尔诺夫对王介福说，你准备一口棺材，我不行了就装起来运回苏联。
寻寻觅觅，选址小组终于在距兰州仅40公里的地方找到一块令苏联专家交口称赞的场地。
但他们没想到，这块地已经是别人嘴里的一块肉了。省里告诉他们，航空部门已经选定了这个地方作飞机厂，你们只有回北京向中央汇报。
王中蕃正是这个飞机制造厂的筹备处主任，听说有人要抢占这块风水宝地，立马急了眼。王中蕃回忆说，当时一告诉我，我就不高兴了。我说这怎么能行，我们工作做了两年多，就要开工了！我们那个时候已经搞了一大批人了，机校、航校、发动机研究院，整个计划是七万多人啊。我在朝鲜的时候，叫敌人的飞机炸惨了，我咬牙说我回国以后什么也不干，就要去搞飛机，搞轰炸机，不然的话，咱这国家太受气了。随后就找了这么一块地方，当时根本没有路，都是放羊的小道。我们从兰州劈开山，搞了一条路，费老大的劲儿才把一批房子盖起来，马上就能开工。现在人家看中了就要怎么行啊！我想不通，后来听说中央批准了，从大局出发，算了。当时他们说原子弹重要，我说好，那就给，赶快给，这个比飞机还重要。没想到，宋任穷跟我谈话，连我本人也想要。我说你们都是将军元帅，我不行，我不干。他说，你呀，我就要你这样的老百姓，我就非调你来不可。我一看不好了，就找老二机部的头儿赵尔陆，他也是部队上的，也反过来劝我，唉，老王算了吧，咱要从大局出发啊。
原打算建飞机制造厂的地方，就这样一锅端给了原子能工业，宋任穷干脆连飞机制造厂的筹备处主任王中蕃也要了过来，让他做铀浓缩厂的副厂长。若干年后，厂里的老人还对此事津津乐道。
铀浓缩厂挑好了，选址小组继续往下走，接着去选原子能联合企业的厂址。
经过两个多月的踏勘，他们提出了五个可供选择的场地。最后权衡左右，确定了原子能联合企业的厂址就在玉门附近的一片戈壁滩上建设。它是中国原子能工业中规模最大的工厂，除反应堆外，还有后处理厂、六氟化铀生产厂、核部件生产厂和发电厂等，占地约一百平方公里。虽然这座工厂与兰州的距离有上千公里，但为了保密，通信地址用的仍是兰州市某某信箱，给人一种住在大城市之内的感觉。
（责任编辑：兰嘉娜；资料来源：《北京青年报》）
随着中国原子能事业大幕开启，原子弹研制基地、武器研究所、铀浓缩、反应堆、核燃料元件、铀水冶炼等工厂和矿山的建设陆续展开。
1956年，我国地质人员提交了超过500吨储量的铀矿床。
1958年7月，邓小平主持中央会议批准新中国首个核工业基地筹建报告。
1958年2月，新中国首个导弹试验基地成立。
1959年6月，马兰核实验基地成立。
开国领袖一锤定音，中国原子能事业就此扬帆起航，开启了光荣与梦想之旅。百废待兴、白手起家，这是中国核工业创业之初的写照。中国第一代核工业人通过自力更生，在艰苦的环境里，干出惊天动地的事业。成千上万的职工在茫茫无际的戈壁荒原，在人烟稀少的深山峡谷，隐姓埋名，安下心扎下根，以大无畏的爱国精神和感天动地的革命豪情进行第一次创业。在面朝黄河的山谷中，中国首个铀浓缩厂成立；在湖南郴州，2500多名职工打下中国第一个铀矿井；在茫茫戈壁，创建了中国第一个核工业联合企业；在阴山荒原，建成了中国第一个核燃料元件厂……数十万人用生命合奏了改变中国命运的创业之曲。
一块石头定大事
要搞原子弹，铀是第一位的。新中国发现了铀矿，毛泽东说：“这是决定命运的！”为了给原子弹提供“粮食”，有人甚至在“土法炼铀”过程中直接用手来操作。用最快的速度造出原子弹，成了人们的精神动力。
一块石头进了中南海，毛泽东看过后说：这是决定命运的
铀元素发现于1789年，其自发放射的性质到1896年才被科学实验证实。铀的放射性首先被用于制造核武器。
要搞原子弹，铀是第一位的。当时中国还没有发现生产原子弹所必需的铀矿石。西方对新中国进行封锁，从国外购买一般物品都十分困难，更不要指望能买到铀矿石这样的战略物资了。没有铀矿石，研制原子弹就是一句空话。周恩来指示地质部门开展铀矿勘察工作。
杨世文是新中国铀矿勘察的第一批工作者中的一员。1954年2月28日，他从东北地质学院毕业被分配到了国家地质部。据他回忆，起初他是被安排在南京古生物研究所的，为什么变动他不知道。当时，地质部人事处处长刁仁文交给他一封信，收信人叫安桐馥。当杨士文按图索骥找到安桐馥时，才知道接头人是地质部的保卫处长。
“找到一楼，这一敲门呢，他（安桐馥）跟儿子都在屋里。后来他把儿子支出去，把门关上了。他这时跟我讲，很神秘的样子：我们搞的事啊，是保密的，是搞原子弹原料的……”
地质部当时成立了一个全国普查委员会，杨士文他们对外叫普查委员会第二办公室（后文称“二办”），第一办公室主要是普查石油。杨士文说，二办人少，一开始就安桐馥一个，我一个。没过几天，来了一个白白净净的高之研，陕西子长人，是技术负责。后来人多了，就跟普查办分开。
实际上，这个二办是地质部副部长刘杰直接领导的一个秘密机构。据薄一波回忆，在一次国务会上，毛泽东讲，现在世界上很多东西我们没有。人家有导弹，有原子弹，我们只有手榴弹。所以现在我们也要向这一方面来努力。有关的事情，成立一个专门机构来管理，由刘杰负责。刘杰原来是中南地区财经委副主任兼工业部长，1952年，为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央从地方调一批人进入几个重要的工业部门，刘杰被调到刚刚成立的地质部，协助部长李四光工作。
杨士文注意到，很多苏联专家一来，都会向众人介绍，有个大胡子专家却不作介绍。后来他们才慢慢知道，这位专家叫拉祖特金，是搞铀矿的。
二办的人虽有不少是地质系毕业，但没学过与铀相关的知识。杨士文和同事曾卓荣查阅了国内所有的资料，从中找到了两份有放射性信息的报道：一为伪满时期日本人富田达记述的辽宁海城大房身伟晶岩长石矿中发现有铀；一为南延宗、吴磊伯记述的广西富钟县黄羌坪发现有放射性矿物。
这年7月，二办由高之研带队到东北海城去实地查看，去东北的行程是保密的。到了那里，杨士文才发现这个地方恰好是他家乡。他们在当地雇了马车，赶马车的跟杨士文一个村。第二天，杨士文的爸妈提着一筐鸡蛋上山来看儿子。见面没说上几句话，他赶紧把爸爸妈妈送走了。
杨士文和曾卓荣见什么测什么，在野外碰见个羊屎蛋子，专家也让用仪器测一测。问测这粪蛋儿干什么？专家说，羊粪蛋是有机物，羊如果在有铀矿的地方吃了草，铀矿就会有吸附。
大家爬上爬下，最后在一个地方打出铀矿来，挖到了几块标本。回到住处以后，拉祖特金高兴得要刮掉自己的胡子。为了鐾刮脸刀，他把皮带拿下来一擦，一下把皮带刮断了，大家哄堂大笑。
后经拉祖特金计算，这个点只有800公斤的铀储量，价值不大。但对中国的年轻技术人员来讲，从找点到圈定矿体，直至计算储量，这的确是一次很好的实践。
东北海城找铀无望，只能指望别的地方了。
两个月之后，拉祖特金由高之研陪同去广西东北部富钟县的黄羌坪检查。不久，在同一岩体附近的杉木冲找到了云英岩化锡石脉中的铀化矿，而且局部富集。拉祖特金非常兴奋，一再向他们竖大拇指，说是难得的发现，叮嘱要把最好的标本送回北京，作为中国富存铀矿的见证。
1954年10月，这块从杉木冲挖出的铀矿石被带到北京。毛泽东、周恩来表示要亲自看一看。
1955年1月15日，根据周恩来的建议，毛泽东在北京中南海丰泽园菊香书屋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专门听取李四光、钱三强、刘杰关于原子能的汇报。
当时在场的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真、彭德怀、邓小平、李富春、薄一波等同志。刘杰有些紧张地打开铝箱，一块拳头大小的石头出现在众人眼前。这块石头点燃了在场所有人的热情。
刘杰后来回忆说，那天，毛泽东高兴地说：我们发现铀矿了，现在还没有大规模勘探，我相信我们中国会找出很多的鈾矿来，我们国家也要发展原子能。 让刘杰一辈子都难以忘怀的是，他告别的时候，毛泽东亲自把他送到门口，握住他的手，郑重地说：“刘杰呀，好好干，这是决定命运的呀！”
“这是决定命运的！”——毛泽东这句话，至今铮铮有声！
中国需要摸清自己的核原料家底
我国有铀矿，但铀矿埋藏在地底下，有多深？分布在哪些地质构造里？品位规模又怎样？1955年1月20日，中苏签署了《关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放射性元素的寻找、鉴定和地质勘察工作的议定书》。根据这个协定，中苏两国将在中国境内进行铀矿的普查勘探，对有工业价值的铀矿床，由中国方面组织开采，铀矿石除满足中国自己的发展需要外，其余均由苏联收购。作为核合作的开始，中国需要摸清自己的核原料家底，而苏联则期望获得核原料的稳定来源。
议定书签订不久，苏联即派出大批地质专家来到中国，帮助中方进行铀矿的普查和勘探。这其中就包含有一个援助条件，蘇联援助中国原子能工业的规模，取决于中国有多少铀矿。
1955年，我国悄然组建了两支铀矿专业地质勘探队伍——中南309队和新疆519队。
1955年3月25日，中国第一支铀矿地质队伍——湖南省核工业地质局的前身309队，在极其保密的状态下成立。一时间，数千名找矿人员集结起来，其中包括从朝鲜归国的500名志愿军通信兵和50多名长沙中学生。50多名中学生从此在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一去就是两年。当时这50多个家庭唯一知道的信息就是，他们是由湖南省地质部门招去的。到1958年，309队组建了18个分队，职工总数达8669人，工作区涉及南方11个省区。
很多年轻人由组织上安排来工作后，第一节课就是保密宣誓：“保守国家秘密，不向亲人说工作上的任何一件事……通信保密，地址只能写邮箱号，不能写具体地址。”其实他们自己也不清楚具体要干什么，报到后的主要任务是接受苏联专家的培训，学习地质普查方法和各种仪器的使用。队员们要学会使用一种叫“计数管”的仪器的操作。“计数管”在接近具有放射性物质时会产生脉冲信号，引起读数的变化。这种“秘密武器”是从苏联引进的，非常贵重。当时的说法是要一列火车鸡蛋才买得到。“计数管”平时保存在重重保卫的库房中，一旦出动，就有荷枪实弹的警卫人员跟随。
1955年8月30日晚上，309队分成两个分队分赴广西贺县和湖南宜章进行普查。据当时2分队的陈金陵回忆，队员们每天拿着仪器在山中穿行，以250平方米为单位进行网格化搜寻。不管山坳还是山坡，不管荆棘还是草地，必须把每一寸地仔细地“篦”一遍。碰上地势陡峭、无法落脚的位置也必须想办法上去。勘测完了晚上回来，绘图将数据报告给苏联专家。在山里进行勘测时，队员如果带着“计数管”是不容许从老乡家门口经过的，也不容许别人旁观。找矿员工作时旁边有全副武装的解放军战士护卫，战士不仅配备枪支，身上还挂了4个手榴弹——随时防范敌人破坏和窃取信息。找矿员每天带着“标配”—— 一台仪器、一个笔记本、一个饭盒、一张日本人留下的5万分之一的地图在大山中寻找。衣服被挂破，脚底磨起泡是常事。有一次陈金陵在树丛中还发现了瞪着眼睛的老虎！
西北的铀矿地质队伍则过着牧民般的生活，一人一匹马，手持探测仪，沿途要是有蒙古包就借宿在蒙古包，否则就睡睡袋，睡袋里经常有虱子“光顾”。白天的塔里木盆地温度可达50多摄氏度，进入天山冰雹就来了，可谓“冰火两重天”，吃不到新鲜蔬菜，口渴就喝天山上流下来的雪水。
与猛兽相邻，与孤寂为伴。正是这样一批还并不是很专业的找矿员，以自己的勇气和坚韧，托起了中国核工业的明天。
1955年10月，309队在郴县马坡岭金银寨发现了铀矿。1956年11月下旬，309队11分队开进广东翁源县发现了希望矿化区。1959年，广东省742队发现的201矿区，成为我国查明的第一个大型花岗岩型富铀矿区。
为了500吨铀矿拼命
当我国代表团和苏联专家谈判加速矿山建设时，苏联专家根据自己的经验教训提出，必须在1959年以前尽快开采500吨铀矿石，只有达到500吨以上的矿石才有规模建立矿山，建造一个水冶厂，进而进一步提炼。为了这500吨铀矿，大家觉得拼了命也值。
采矿一线工人要下到距地面100米以下的坑道作业。地下水温度有40多摄氏度，最高达到50多摄氏度，人在里面就像进入蒸笼，工人一般都是光着身子在里面作业，尽管旁边还有自来水管对着后背冲凉降温，但还是难以消除高温的炙烤。最厉害的还是污浊的空气，凿槽取样和采矿形成的灰尘弥漫坑道，而这些粉尘又是放射性物质。在当时条件下，因为缺乏适当的防护措施，不少人患上了严重的矽肺病。有的人在工作的过程中就倒下了。在今天的郴州市苏仙区有一座核工业系统的烈士陵园，长眠着74位为采矿捐躯的勇士。他们牺牲时大都不到30岁。
1956年，我国地质人员提交了超过500吨储量的坑口铀矿床，为铀矿山建设提供了依据。
相关数据显示，在1955年至1960年我国铀矿地质初创阶段，我国相继建立了9个找铀矿地质队伍，普查和揭露队（组）88个，综合找矿队249个。通过快速找矿、快速勘探的方式，铀矿地质工作者向国家提交了12个铀矿床，找到了制造原子弹的“粮食”。
用最快的速度造出原子弹，这成了当时采矿员的精神动力，原本处于极度机密的铀矿提炼，在大跃进年代演变成了一场土法炼铀和全民炼铀运动。
土法炼铀就是将矿石放在锅里烧，像是打豆腐一样。作家梁东元在《原子弹调查》里写到粤北翁源的下庄开展“土法炼铀”的情形：“……很快，不到一个月，炼铀厂就建成了。厂房是用树皮、茅草和竹子搭起来的，草棚下并排竖立着几个大木桶，用以代替浸出槽，每个桶中装满了碎矿、硝酸和硫酸，被浸泡着的矿石在桶里发出咕咕的响声，浸出来的溶液从第一个桶里流进第二个、第三个……然后流进地下的容器里，再从容器里倒回到第一个桶中，反复浸泡沉淀。在这里，用布袋豆腐包搞过滤，用铁锅当反应器。在另一个草棚里，人们用同样简陋的土办法，把溶液慢慢烤干。……十来个人要足足干半个月，才能从几十吨矿石中炼出200克铀来。” 在“土法炼铀”的过程中，很多人因为没有防护装备，甚至不得不直接用手来操作。
“我要去的话，军队里这一套可能都要取消了。但这些都是可以放弃的”
1956年初，毛泽东分头召集国务院所属34个部委的主要领导谈话，听取汇报，搞调查研究。谈话间，毛泽东说到地质工作的重要性，对周恩来说，要加强地质部的工作，因为地质部正在组织数万人找铀矿，需要加强他们的工作。毛泽东又说，最好从军队调出一个人来，调一个中央委员，或者候补委员，加强地质战线，给李四光当副手，协助李四光。
周恩来把毛泽东的意思讲给了宋任穷。当时宋任穷是解放军总干部部第一副部长，上将军衔，部长是罗荣桓元帅，总干部部的日常工作由宋任穷负责。
宋任穷考虑了一阵，对周恩来说：“那就让我去吧。”
周恩来一愣：“你为什么想来？”
宋任穷找了个理由：“不是刚授军衔嘛，我对穿那一身制服不习惯。”
周恩来说：“你能出来吗？”
宋任穷说：“总干部部有人。”他的意思是说，有人接替他。
宋任穷后来回忆说：“我想，我要去的话，军队里这一套可能都要取消了，待遇低了，副官没了，警卫员也没了，只有一个秘书了。但这些都是可以放弃的。”
这就是一个上将的境界。为了神圣的事业，什么都可以放弃。
周恩来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同意宋任穷出来。宋任穷后来说：“我这算毛遂自荐吧。”
没过多久，周恩来把宋任穷找去，告诉他说，不去地质部了，让他到新成立的二机部当部长，刘杰为常务副部长，钱三强也过来兼任副部长。
二机部的成立，标志着我国原子弹工程由前期准备正式进入实施阶段。
宋任穷对钱三强说：“我这个部长是老虎吃天，不知从哪儿下嘴呀。你和刘杰介绍的情况，我归拢了一下，事情虽然千头万绪，但最突出的是两块，一是科研，二是铀矿，这是两个牛鼻子。科研这一块靠你了，我去跑跑铀矿，你看怎么样？”
宋任穷先到了江西一处新发现的铀矿，工地上热火朝天，宋任穷穿一身老式军装，和地质队员们边干边聊。很多人都是部队下来的官兵，他们和宋任穷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有人问：“宋部长，您还穿军装吗？”
宋任穷说：“和你们一样，脱了！”
又一个人说：“您可是上将，听说肩膀上的星星是金子，值好多钱呢，您舍得呀？”
宋任穷说：“假的，镀金的，要是真金子我才不脱呢！”
众人哄然大笑了。
宋任穷打趣说：“我这个人名字不好，穷。解放初在南京当军管会主任、市委书记，南京的老百姓说来了个穷书记；后来到云南当省委书记，云南的老百姓也说来了个穷书记。我走了以后，谢富治接替我，老百姓高兴了，说穷的走了，富的来了！”
众人再次哄然大笑。
宋任穷说，有我这个穷部长，大家还得继续吃苦受穷呀。不过，我们吃苦受穷不是为自己，毛主席说我们找的矿石是决定命运的，这个命运就是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也是我们子孙后代的命运。所以我们吃苦是为了国家，为了民族，为了我们的子孙后代。老百姓有一句话，叫做有钱钱吃亏，没钱人吃亏，我们国家穷，穷国办大事，靠的就是一种精神，一股气，只要有这股气在，任何艰难困苦也难不倒我们！
宋任穷晚年回忆说：“我任部长后用很大精力抓地质工作，几乎所有搞铀矿地质勘探的地方都去过。当时，年纪还不大，不到50岁，无论冬夏，都与干部工人一起住帐篷，同吃同住，并向他們学习地质找矿知识。”
中国制造原子弹刚起步时，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调集队伍，二机部组建不久，需要大批管理干部和技术人员。刘少奇指示：凡是二机部所需要的人，凡是提出来要的人，要无条件给二机部。但扯皮的地方很多，常常是开了会，人调不来。陈毅曾说：我们不能议而不决，要谁就应该给谁。中央为此专门发了一个通知，要求各个地方各个部门的主要领导负责实施给二机部调人的任务。这样一来，很短的时间内，便有一万多名各类人员集合到了二机部。
调人的过程中，有些人不愿意来，怕吃苦，二机部有人吹嘘说，我们是东南亚最大的花园式工厂，条件好得很。宋任穷听说后，叮嘱各单位的负责人，说我们既不能拿中央的指示吓人，更不能欺骗人家来，要把困难先给人家讲清楚，我们要靠事业吸引人才。他常说，二机部许多单位是鬼都不下蛋的地方，很苦，要给人家讲清楚，要让人家有艰苦奋斗的思想准备。
明知道二机部的单位苦，很多人还是义无反顾地来了。
正是由于及时发现了大铀矿，在宋任穷、刘杰、钱三强等人强烈要求，以及苏联派来的原子能总顾问扎吉江的大力协助下，中央终于下决心上铀-235。此时，苏联也答应帮助建一个有几千台设备的铀浓缩厂，虽然他们提供的是使用过的旧设备，但无论怎样，这个决定都是正确的。刘杰后来回忆说：“终于上马铀-235这个决定事后看起来太重要了。这对我们争取时间尽快进入原子能领域，以及后来原子能工业和核电事业的发展，都是极具关键意义的大事。美国第一次在原子弹里头装的是钚239，而我国在第一颗原子弹里头装的是铀-235，引起了国际上很大的轰动，说中国了不起，一上马就用铀-235。”
新中国首个核工业基地
在北京治病疗养的李觉将军担任核武器局首任局长，局里除了三个领导，连一间办公室都没有。1958年8月，李觉带领一支20多人的队伍在青海金银滩开始了艰难的创业。基地的雏形就是三顶帐篷。金银滩草原的牧民为共和国让出了世居之地。
李觉接棒核武器局，局里除了三个领导什么也没有
1957年，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了一部电影《金银滩》，上映刚刚半年，电影突然被悄悄禁播，拷贝也被相关部门收走。当时只有很少的人知道影片猝然禁播的真正原因：正在筹划中的两弹基地秘密选址在金银滩，这里的一草一木都成为国家机密。 1957年夏，二机部成立了核武器局（后改为核武器研究所），对外称“九局”。经宋任穷提议，西藏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李觉被任命为局长，负责核武器研制和基地建设工作。之前，李觉因心脏病正在北京的一家医院疗养。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宋任穷向中央打报告提名李觉，得到了党中央的批准。
听说要让自己搞原子弹，李觉很吃惊，他过去扔过手榴弹，也造过炮弹，还用手电筒的灯泡搞过电雷管，但从来没有想过搞原子弹这样高精尖端的东西。他说：“我不懂原子弹，连见也没有见过，怎么搞呀？”宋任穷说话很干脆：“你不懂，我也不懂；你没有见过，我也没有见过。我看还是要靠我们的老传统，过去在战争年代，毛主席教导我们要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我们打败了蒋介石，建立了新中国。今天，就要在研制过程中学习研制，一定要把原子弹造出来。”
关于所领导的其他人选，宋任穷先给李觉找了两个：吴际霖、郭英会任副局长。宋任穷告诉李觉：“白手起家，从零开始。有困难找我。”他又补充一句：“我也不懂，要依靠科学家，依靠工程技术人员，他们是专家，他们懂，只有依靠他们，才能把原子弹搞出来。”
其实彼时的李觉正处在一个很微妙的“困难”时期，1957年2月，李觉主持召开西藏军区办公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干部部、财务部等部门的负责人，共同讨论西藏部队存在的一些实际困难和问题。会后起草了一个报告，准备向毛主席、党中央和軍委各总部反映。后来被称作“五大部上书”，李觉等人因此受到错误批判。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予以平反，并恢复名誉。
宋任穷是了解李觉的，在抗战时期，宋任穷任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兼政委时，李觉任冀鲁豫军区第8军分区作战股股长、参谋处处长。进军大西南时，李觉是16军47师师长，后调任第二野战军司令部作战处处长，西南军区司令部作战处处长，进军西藏时李觉任18军第二参谋长。
李觉是个大学生，也是个不怕子弹横飞的指挥员。当团长的时候还自己把炸药包送到敌人眼皮底下，有一次连续爆破5次，什么也听不见了。还有一次，他被倒塌的碉堡压住，几十个人踩着他的身体往前冲，他顽强地活了下来。
宋任穷十分看重李觉的精神和才能，所以在这个微妙关头毅然起用了他。从此，李觉把自己的后半生献给了新中国的核工业事业。
李觉回忆当时的情形，他是一无所有，一无所知。九局里除了他们三个领导，什么也没有，连一间办公室也没有。
三人分工，李觉抓总。吴际霖抓科研，郭英会负责政工和人事。当时最迫切的任务，是要找个办公的地方，再就是基地建设。李觉自告奋勇，负责找办公地点和建基地的事。
5月份，李觉带上国内相关专家和苏联援华专家等十几人，风风火火踏遍西北、西南等边远地区，最终选定青海的金银滩为原子弹研制基地的厂址。金银滩地区四面环山，中间形成一个小平原，比较适宜建厂；这里人口稀少，地域宽广，有利于搬迁居民；而且这里地处内陆、荒芜闭塞，更有利于保密和保卫工作。
1958年7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主持中央会议批准了李觉的筹建报告。
三顶帐篷起家
1958年8月，李觉带领一支20多人的队伍，四辆解放牌卡车和四辆吉普车，开始了艰难的创业。安营扎寨的第一件事是在银滩草原选取一片背风向阳的草地，割去一人高的牧草，支起三顶帐篷。这三顶帐篷就成为基地的雏形。
这里自然条件极其恶劣：平均海拔3000多米，紫外线强；高寒缺氧，氧含量比平原少了近1/3；年平均气温零下0.4℃，空气干燥。由于气压低，水烧到80℃就沸腾；一年有八九个月要穿棉衣，无霜期短，春秋两季时有大风沙。
来自全国各部队的2000多名转业军人，7000多名民工和2000多名建筑工人，顶风冒雪开向了这块西部高原。为了适应高原的气候条件，基地的警卫战士大多从本地招收入伍。出于保密原因，军车拉着新兵兜了三天三夜的圈子，给战士以走向天涯海角的感觉。等退伍后，一些士兵才发现，自己是在离家很近的地方当了几年兵，站了几年岗。
为了尽快展开会战，九局干脆将总部也搬到了金银滩，对外称“国营综合机械厂”，备战备荒时改称“兰字839部队”，直到上世纪70年代中期才正式定名为“国营221厂”。国务院特别批准设立了青海矿区办事处，对外联系时就叫“青海矿区”。初步规划的厂区面积大约570平方千米，分布着十几个分厂，担负着不同的科研任务。后保密区域扩大到1100多平方千米，遍布至整个金银滩草原，基地四周岗哨密布，戒备森严。
担任过中国科学院院长的周光召回忆说：“当年，我们的研制基地在青海海拔3000多米的高原上，大家都住帐篷，一切从头建起。那时没有高压锅，饭也煮不熟。第一座楼房盖成后，让谁住进去呢？当时的负责人李觉将军决定，领导住帐篷，科研人员住新楼。在冰天雪地的青藏高原，把帐篷留给自己住，这是真正的共产党员的精神。李觉同志的这个决定，深深感动了广大科研人员。我对他十分佩服。平时，李觉的作风就很民主，他爱护、尊重科技人员，十分注意充分发挥专家的作用。想当年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能聚集那么多知名科学家，与有一批像李觉这样的共产党员、领导干部分不开。”
基地从1958年冬开始建设，因为高原缺氧，自然条件恶劣，所以土建工程进展很缓慢。
1959年春的一天，副总参谋长张爱萍突然来了。李觉陪同张爱萍视察。一间低矮的地窝子前竖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工程指挥部”几个字。张爱萍告诉李觉，他不是专门来的，他去西藏平叛，任务完成，返回北京，路过青海，听说原子弹研制基地在建，便拐个弯来了。又说：“我现在不分管你这个工作，但有困难，你就说。”
李觉马上道：“现在最缺的是施工人员。”
张爱萍思考一下，问：“一个工兵师，够吗？”
李觉喜出望外：“一个师？够了！够了！”
这时候的张爱萍想不到，没过多久，他真就分管这个工作了。 1959年夏天，来到基地建设的工作人员达1.5万人。到1962年底，工作人员突破了2万。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氢弹就在这里诞生，因而这里后来被人们誉为“原子城”。
1715户牧民让出世居之地
1959年秋，草原上传来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因为国家建设的需要，世居金银滩草原的1715户牧民需要搬迁。
谁愿意背井离乡，离开熟悉的草原？何况，分布于祁连、刚察等地的迁居之地，生活条件远不能和金银滩草原相提并论。在整个环湖地区，金银滩草原是最肥美的牧场。
就在人们议论纷纷之时，海北藏族自治州第一任州长夏茸尕布出现在牧民中间。这位德庆寺寺主第八世夏茸尕布罗藏龙柔旦巴加措活佛，在草原有着极大的影响力。
出于保密，动员牧民大搬迁，不能直接说出原因，因此这项工作的难度可想而知。夏茸尕布的解释和劝说，极大地推动了搬迁工作的进行。他从这顶帐房走进那顶帐房，从这面山坳爬到那面山坡，风餐露宿，披星戴月。
奇迹发生了：三天之内，金银滩草原的1700多户牧民备鞍打马，为共和国核工业事业，无偿地让出了世居之地。
历史不会忘记1959年的秋天，在浪漫的金银滩草原上演了一幕史诗般的迁徙。
三十多年后，回迁故土的牧民旦巴措仍然清晰地记得当年迁徙时，草原上回荡的那种雄壮之气。虽然大家并不清楚，共和国将在自己的家园勾畫什么样的建设蓝图，但是，为了国家，为了大局，这些淳朴的草原人响应号召，一步三回头地离开了故土。
接到通知，有些牧人来不及熄灭炉火、搬运家当，就扶老携幼，起身离家。在一顶帐房内，锅中的羊肉刚刚煮熟，搬迁令已至，来不及尝尝鲜美的羊肉汤，这户牧民就拔帐起身，踏上了迁徙之旅。在金银滩草原，第一户拆卸帐房，响应政府号召的，就是夏茸尕布的母亲一家。
外边的人进不来，里边的人也出不去
“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位好姑娘，人们走过她的帐篷，都要回头留恋地张望……”西部歌王王洛宾创作的这首歌正是描写的金银滩大草原。今天我们已经很难统计出，当年究竟有多少人怀着一腔热情投入到青海高原的这场会战中。他们把自己的青春奉献给了大西北，在金银滩上度过与世隔绝的30个春秋。
2007年，原子城最后一任厂长王菁珩曾做客央视《新闻会客厅》，解密中国第一核武器研制基地。以下是访谈内容节选：
主持人：这么一个神秘的地方，在这里边工作、生活可能都要受到保密纪律的严格要求，所有工作人员初到原子城受到的第一个教育是什么？
王菁珩：是保密教育。
王菁珩：我们已经养成了保密的习惯，各级人员都有个保密包。保密包就是一个皮质的包，把我每天的记录本、科研报告纸都搁在里面，然后盖保密铅封，交到保密室去。第二天再到保密室领，领了以后看看保密铅封是不是完好的。
主持人：没有其他人有权力再打开这个包了，互相都不知道彼此的包里装了什么？
王菁珩：对。
王菁珩：我们每个人有工作场所的规定，比如我有个通行证，这个通行证规定你可以到哪个车间，不准到哪个车间，保密的车间都有站岗的，工号还有站岗的。
主持人：站岗的解放军荷枪实弹吗？
王菁珩：基本是荷枪实弹。
主持人：我看资料说，你们亲手研制生产的原子弹爆炸了，成功了，全国人民都知道的时候，你们却都并不是很清楚。
王菁珩：有些技术人员知道，有的部门职工并不知道第一个原子弹是从我们那儿出去的。就像是一个汽车制造厂，每个车间只知道我做的是轮胎，我做的是马达发动机，但并不知道最后它将拼成一辆车。
主持人：有很多人到这儿来之前都不知道自己来的是一个什么地方，对吗？
王菁珩：是这样。我记得我是1960年从北京航空学院毕业的，我到北京第九研究所报到时，只说你们分配到西北核工业系统工作，报到的单位叫青海省第五建筑工程公司。在西宁休整的时候，碰到同一个卧铺车厢的，他们是到国营综合机器厂报到，实际上都是一个单位。
主持人：有很多工作人员已经成家有孩子，从祖国各地调到这个地方来，那跟家属怎么交代？
王菁珩：一般调出去以后是不能告诉他们干什么工作的。
主持人：跟最亲密的爱人怎么交代呢？
王菁珩：告诉她你该问的问，不该问的不能问，让她理解这点。
主持人：这么多人在基地一下生活二三十年，外边的人进不来，里边的人也出不去，子女再结婚，也只能在内部去找？
王菁珩：所以我们过去有个口头禅，叫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
主持人：变成了一个村落的感觉，一个部落，自己成为一个系统。
王菁珩：应该说它是一个自成体系的封闭集体，矿区里有公检法司、商业局、粮食局、文教局、卫生局。
1984年，王菁珩成为221厂的新一任厂长，但他没有想到，在他任厂长的第三个年头，接到了来自中央的一个绝密文件，文件的内容是：根据国际形势和我国军事力量的发展需要，中央决定撤销221厂。
基地移交的重要工作之一是核污染设施的退役无害化处理，从事放射性加工的设备要进行认真清理，通过安全监测，达到技术标准以后，才能够对外处置。221人为基地的移交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当被问到怎么看这三十多年时，王菁珩回答：“应该说无怨无悔，不管怎么样，我为祖国的事业，核事业发展做了一点自己应做的工作，我感到很安慰，很欣慰。”
新中国首个核试验基地
震惊世界的上甘岭战役指挥官之一，在几句简单的对话后，领受我国首个核试验基地建设任务。中央军委批准在罗布泊建设核试验基地后，施工大军开进了这沉睡千年的荒漠，开始了艰苦卓绝的基地建设。
彭德怀笑了：“你们还对我保密啊？0673不就是原子靶场嘛” 研制原子弹、导弹，除了建设研制基地外，还要建立大型的试验基地。建设试验基地，同样是一个十分复杂而艰巨的任务。
1958年8月15日清晨，一列只有几节车厢的混合小型专列，驰过嘉峪关，在敦煌附近的峡东车站缓缓停下，刚刚被任命为0673部队副主任的张志善头一个跳下车来，望着头顶上的万里晴空，兴奋而又忐忑不安地说了一句：“总该到了吧？”
他们这两百多人组成的勘察大队，是5天前从河南商丘出发的。在此之前，张志善是商丘步兵学校的副校长。一个多月以前，副总长张爱萍召见商丘步校政委常勇，告诉他，中央军委已经决定，以商丘步校为主组建两支部队，一支叫0673部队，负责建设原子靶场（也就是后来所说的核武器试验基地）；一支叫0674部队，负责建设原子仓库，以后管理原子武器。步校的干部一分为二。常勇和副校长张志善到0673部队。常勇先跟随工程兵司令员陈士榘以及四名苏联专家，到甘肃敦煌以西地区勘察原子靶场场址。此前勘察组已经到青海西部、内蒙西部、新疆东南部进行过实地勘察。根据苏联专家的意见，认为在敦煌以西地区建场较为合适。
常勇回来后告诉张志善，那个地方特别苦，白天晒得人受不了，晚上蚊子咬得人受不了，尤其是喝不上水，陈士榘也跟大家一起喝汽车水箱里的水。
张志善率勘察大队乘卡车继续西行。荒漠上只有零零星星的芨芨草、罗布麻。过了敦煌，到了一个名叫后坑的地方，两百多名官兵聚拢过来。张志善摊开地图，抬头看看四周的地形。
有一名干部问道：“张副校长，我们到这里究竟干什么？”
张志善说：“不是说过了吗？我们的任务是搞大地测量、绘制地形图、进行地质勘察。”
张志善后来回忆说：“两百多人里只有我和另两名主要干部知道我们是来选原子弹试验场的。实际上知道跟不知道没什么区别，我们不懂原子弹，不知道选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合适。敦煌那个地方是苏联人定的，为什么选在那儿谁也搞不清。地图上那地方有山有水，有好大一条河，但我们到了后发现，河早没有了，干了有上百年了。”
张志善把勘察大队的人分成四十多个小组，每组六至七人，配属一台车，由东向西测量。工程兵分队的任务是钻井、挖深坑。
这地方确实像常勇说的，十分艰苦，甚至比描绘的还要苦不堪言。八九月份的戈壁，地表温度能达到五十多度，几天下来，一个个晒得脱了形，有的人胶鞋底都烫化了。那里有一种花蚊子特别可怕，抱着团向人進攻，扑上来就咬，打死都不松口。没几天，所有人都被叮得处处伤痕。最大的问题是缺水，要到300公里外去拉，一个人每天两缸子，吃喝、洗漱全是它。晚上还经常有狼出来活动。
人们不知道来这里到底为什么，情绪日渐低落，一个干部冲着张志善说：“上刀山下火海我们不怕，但要死个明白！”
张志善觉得，再不把实情告诉大伙儿，就会影响任务的完成。他向上级请示，答复是：在做好保密工作的前提下，可以给大家透露一点。张志善向大家宣布任务是勘察建设我国的原子弹试验靶场时，人群沸腾了。很多人流下了泪水。从此，再苦再累，没人再说牢骚话、闹情绪。
一天，来西北视察的彭德怀在鸣沙山下接见了张志善和常勇。张志善报告说：“首长，我们是0673部队的。”
彭德怀一听，笑了：“你们还对我保密啊？0673不就是原子靶场嘛！”
这个对元帅保密的故事，流传了很久。
“到什么地方去不是当兵的应该考虑的事，挑拣工作也不是我的风格”
经过两个多月的苦战，敦煌的勘察工作基本结束，随后，陈士榘率工程兵设计院等工程单位以及苏联专家到现场勘察，基本确定了各场区位置。
核爆心定在甘肃敦煌西北方向，直线距离约130公里；指挥区距敦煌80公里，生活区距敦煌10公里左右。按照苏联专家的意见，试验场区最大试验功能为2万吨TNT当量。
常勇、张志善他们在敦煌一带艰苦勘察的时候，第三兵团参谋长张蕴钰在旅大驻地也接到了紧急通知。北京打来电话，让他立即到北京见陈赓副总长。陈赓曾经是三兵团司令，是张蕴钰的老上级。张蕴钰曾担任15军的参谋长，震惊世界的上甘岭战役，就是他协助军长秦基伟打的。陈赓很欣赏张蕴钰，认为张蕴钰是一位精干细致，长于谋划的领导。聂荣臻接受了陈赓的建议，于是报中央军委批准，由张蕴钰担任即将成立的核试验基地司令员。
这一年张蕴钰41岁。
到北京当天晚上，张蕴钰就赶到灵境胡同陈赓家里。见了面，没说几句话，陈赓就直截了当地说：“张蕴钰，叫你去搞原子弹靶场，是我推荐的。去了好好搞。”
张蕴钰回答说：“行！服从命令！”
陈赓又说：“你去找聂帅的秘书长安东，叫他给你说说情况。”
张蕴钰说：“好！”
就这么简单的几句话，张蕴钰告辞了。张蕴钰后来回忆：出了门，他突然想，我怎么能接受这么重要的任务呢？这事情确实太重大了，要不要回去，说个“不行”呢？
他没有停下脚步，那个瞬间，他只是犹豫了一下，然后，头也不回地走了，一直走向西北大漠，和常勇、张志善一起，和那两百多人一起，在大西北的沙漠戈壁，一呆就是30年！
他在回忆录中是这样描述当时心情的：“当决定我担任首任核武器试验基地司令员时，我更是心情畅快精神振奋并感到荣幸。我明明知道这项工作对我来说是十分陌生的，对解放军任何人也都是一样，这是我军前所未有的任务，也知道搞原子弹是在荒凉的地区，而旅大是少有的好地方，但到什么地方去不是当兵的应该考虑的事，挑拣工作也不是我的风格。”
一次，他在给基地科技人员的一封信中写道：“上几代的爱国者已经捐躯、代谢，处于当代的我们能为祖国的现代化效力，该是多么幸福啊！”
张蕴钰只带一个警卫员，就乘车西去。过了西安、兰州、酒泉，过了嘉峪关，落日隐没，黄羊远去，敦煌近了，鸣沙山、月牙泉、千佛洞、烽火台、古长城……西风扑面，烟尘滚滚，远远近近的景物，消失的丝绸之路、汉唐英雄，都令他内心凝重，豪情阵阵涌现…… 到了勘察大队驻地，他见到了自己的部下们，他们个个蓬头垢面，像一群野人。他在张志善的陪同下，把应该看的地形地貌都看过了，把一大摞水文地质资料也研究过了，把勘察结果也都反复看了。大白天的，蚊子就往脸上扑，顺手一抹，一手黑色。张志善苦笑道：“這鬼地方小咬（蚊子）太厉害，怎么都赶不尽，我们都随身带着清凉油，不光抹手抹脸抹露出来的地方，连屁股也得抹，不然不敢上厕所。”说罢，将一盒清凉油递给他。
夜里睡不着，张蕴钰一个劲儿地吸烟、思考，他总觉得这个地方作为未来的核试验场不太合适，一是离敦煌太近，只有区区130公里，莫高窟的壁画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一搞核试验，像来一场地震，毁了它，岂不是历史罪人？二是没有水源，松土层太厚；三是只能试验两万吨TNT当量，太小了。
他把自己的意见讲给常勇、张志善：“我认为这儿不合适，尽管是苏联专家定的，也不行，应该另选地方。”
1993年的时候，接替张蕴钰担任核试验基地司令员的张志善对一位采访的记者说：“张蕴钰同志问为什么选在这里，我说苏联专家定的，能搞2万吨。张蕴钰同志说可真是麻子不叫麻子，叫坑人。”
回到北京，张蕴钰马上去找陈赓汇报。陈赓说，核试验基地眼下只能搞一个，要搞就搞一个能爆炸百万吨级的！随后，陈赓、陈士榘、总参军务装备部部长万毅、安东以及张蕴钰专程向聂荣臻汇报选场情况。张蕴钰坚持说：“那里不行。”
聂荣臻问陈赓：“你的意见呢？”
陈赓回答：“那里不好，就另找一个吧！”
聂荣臻问：“有目标吗？”
张蕴钰指着地图说：“我想往西，一直往西，到新疆罗布泊去！”
几乎在张蕴钰报告的同时，苏联方面也写来了信，表示：敦煌不适合建场，建议将靶场中心区移至罗布泊地区。
聂荣臻同意张蕴钰率领他的人马向罗布泊进军。
将军们打地铺，睡钢丝床的苏军大尉不敢起夜
张蕴钰在敦煌组织了一支二十多人的精干队伍，带了8辆车，携带了可用10天的各类物资和一部电台，带着一张沙俄测绘出的新疆地形图，于1958年12月24日晨，顶着漫天风沙，经玉门关向西而去，一头扎进了罗布泊。
这是一片千古死寂的茫茫荒原，没有人烟，没有生命，只有海浪般连绵起伏的沙丘，寸草不生的砾漠，千姿百态的雅丹地貌，清冷沉寂的古老废墟……在这片荒漠的中心地带，便是消失了两千多年的楼兰王国的遗址。近代西方探险家来过这里后，发出了这样的悲叹：“可怕！这里不是生物所能插足的地方，而是死亡的大海，可怕的死亡之海！”
小分队摸索着前进，在死亡之海的边缘穿过，到达孔雀河边。这一天，他们逆流而上，又向西行进了一百多公里，通过目测，可以看出这一片戈壁地域开阔，比较平坦，他们选了一个点做中心，然后以此分东南、东北、西北、西南方向踏勘地形地貌和水源土质。往远处看，北部的天山博格达峰和南部的阿尔金山都很高大，海拔在5000米以上，像两道巨大的自然屏风，东部为土山和丘陵，再向南是一望无际的沙漠。这个区域内有流水不断的孔雀河，水资源比较丰富，并且方圆三百公里内没有人烟。把这里作为核试验场，算得上是天造地设。
1958年12月28日，勘察小分队在罗布泊西北一百多公里的地方，打下了第一根木桩。后来，这附近就做了第一颗原子弹的爆心。
小分队几经周折到达鄯善，张蕴钰马不停蹄回北京汇报。1959年1月下旬，张蕴钰陪同万毅和工程兵设计院院长唐凯，乘飞机到达新选场区进行空中视察。万毅忍不住说：“真是个好场子。”
春节过后，苏联专家加入进来，进一步进行勘察，做施工前的准备工作。有一个叫库巴的苏军大尉，因为在戈壁滩上住帐篷睡地铺，嫌生活困难，整天拉着脸，不高兴。我们的人给他找来一张钢丝床，他还是不满意，说你们陈司令（陈士榘）来了，你们能让他住大帐篷吗？
有一天深夜，别人都睡了，来了四五个将军，他们把稻草往地上一铺，躺下就睡。天不亮又走了。库巴起床后，问翻译，夜里来了什么人？翻译告诉他，陈司令来了，万毅部长、常勇政委、张蕴钰司令等人，都睡地上。到了第二天夜里，将军们又来大帐篷里过夜，库巴一夜没睡好，不敢起来小便，早上憋坏了。问他为什么？他说，我出脚要从上将的头上跨过去，哪里敢啊。到这时，他才知道，让他睡钢丝床，确实已经是特殊照顾了，从那以后，他不再抱怨。
1959年春暖花开的季节，张蕴钰带领创业者们从罗布泊地区来到博斯腾湖，大片清澈的湖水令疲惫不堪的人们精神百倍。张志善往北京起草了一份电报，电文中有这样几句话：“这里土地肥沃，能种菜、种粮，这里水源充足，水是甜的，还带有点香味。”
离湖区不远的土地上，有一丛丛美丽的小花，当地人把这种花儿叫马兰花。张蕴钰兴之所至，把核试验基地的生活区，命名为“马兰”。从那以后，马兰就成为核试验基地的一个代称。人们一说马兰，就是指核试验基地。
1959年6月13日，总参谋部正式下文，批准原子靶场改称核试验基地。这一天成为基地成立的纪念日。
基地第一次党委会是在马兰的一个地窖中召开的。开会那天，地窖门口的屋檐下，有一窝小燕子正在破壳。一大早，张蕴钰就叮嘱来开会的人：“脚步轻点，嗓门小点，别惊扰了燕子。”
许多年后，张蕴钰仍然记得那窝小燕子破壳而出的情形，他喃喃地说：“戈壁滩上，这些小生命，多不容易呀……”
战天斗地
罗布泊这片神奇的土地，是一望无际的沙漠地带，荒无人烟，被称之为死亡之海。这里，盛夏的戈壁滩白天骄阳似火，酷热难忍，沙漠被巨大的“火球”烤得焦热滚烫，气温有时高达50多摄氏度，夜晚气温会骤降，寒气逼人，冬季寒风刺骨，漫天黄沙。这里见不到一点绿色。
刚进入罗布泊，首先遇到的困难就是大部队的住房问题，只能住帐篷或挖地窝子来挡风遮雨，到后来盖起了打垒。当地根本就没有砖瓦，更难找到木材。运来的建筑材料只能保障试验工程建设所需。英雄的工程兵团就是这样恶劣的气候和艰苦的环境下，靠自己的双手建设着试验场区和机关生活区。 罗布泊生活艰苦，孔雀河水含碱量大，苦涩，略咸。初次饮用，易腹胀、腹泻。某年，新兵入伍，不到一星期，接卫生处报告，腹泻者三千七百余人。三五日后均不治而愈。
春天即风大；风大即春天。某日黄昏，瞬间风力达12级。次日接124团报告，68顶帐篷被掀翻，265名官兵露营于戈壁。
张蕴钰言罗布泊生活：用水极为困难，滴水胜滴油。往往是一盆水洗完脸后留下洗手，晚上再用来洗脚，澄清后再洗衣服。几天不洗脸、不洗脚是常事。其时，军营中有流行语曰：“一、三、五洗脸，二、四、六刷牙，星期天干擦。”确实如此。
某日，张蕴钰与科学家蒋继宗席地而坐。蒋继宗说迄今未婚娶，将军口吟《浮士德》诗曰：“美丽的姑娘，我可不可以挽你的手儿，送你家去？我不是姑娘，也并不美丽，回家的路儿呀！我自己知道。”对他说谈恋爱要勇敢一点，不要怕碰钉子。蒋继宗大奇，说：“想不到张将军文才风流！”
1983年至1985年，张蕴钰三次上书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张爱萍请求离休。如愿后，无比欣喜。1月14日，将军做《长相思》小词并纪六十八岁生辰。词云：
花一度，果一度，愈来花果不满树。一院清风瘦。思不住，想不住，秃笔老砚纸上雾。还似初征路。
“有啥后悔的，来了就不后悔”
马兰核试验基地开工后，副司令员张志善又回了一趟河南商丘，老单位商丘步校还有一大堆事情需要处理。
此时，干部们大都去了新疆或者北京，只有几十个校工还没走。听说他回来，一些校工要求跟他一起去新疆。张志善不能告诉他们，自己在新疆干什么，只说是一件十分要紧的大事情，还说那儿很苦很苦，去了也许会后悔。如果非要去，就得提前想好，世上没有卖后悔药的。
结果，有十多人愿意跟张志善走。在我国的导弹和核武器两个试验基地，有几千名这样的职工，他们不仅自己在戈壁沙漠工作了一辈子，许多人的第二代、第三代至今仍然留在那里。
当时去的校工里有一位做豆腐的吴三顺。吴三顺的儿子吴戈也是核试验基地职工。吴戈说：军人们可以转业、退伍，就是干到老的，还能进干休点。我爸他们是职工，没有转业、退伍一说，得干一辈子，老了就退休在这儿。干部的孩子，父母一转业，孩子跟着走，我们走不了。我的孩子现在也在这儿。我爸来的时候20出头，1959年春上来的，到1979年才第一次回家，整20年，不是我奶奶死，他还不回去。我爷爷死他都没回去。过去这儿的老百姓就种三种蔬菜，白菜、土豆、洋葱，那时候也没大棚，种别的不长。一个冬天见不到一点儿青菜，所以豆腐特别受欢迎。我爸那人听不得好话，人们一说他做的豆腐好吃，他就来劲儿，不仅自己做，还到试验场区，一个连队一个连队跑，教战士们做豆腐。但工人里面没人愿意跟他学，谁愿意一辈子做豆腐呀。所以20年他没回老家，一走，这儿就没豆腐吃了。他走不开。
2008年时，有记者采访70多岁的吴三顺，问他：“您后悔来这儿吗？”
吴三顺说：“有啥后悔的，来了就不后悔。”
“孩子们呢？他们也留这儿了，儿子、女儿他们怨您吗？”
老人半天不说话，最后点了点头。
“孩子们怨你，您怎么跟他们讲？”
吴三顺有些不好意思地笑笑：“有时候……打他们。”
老人的眼角突然红了。
离开吴家那套两室一厅的旧房子，吴戈对记者说：“有一年国庆，电视里出现原子弹蘑菇云的画面，我爸高兴得不得了。我说了一句，你一个做豆腐的，原子弹和你有啥关系呀？我爸上来搧了我一巴掌……我不该这么说他……”
新中国首个导弹发射基地
1958年2月25日，经中央批准，我国导弹试验基地定在内蒙古额济纳旗。导弹试验基地多久能建好？苏联专家说15年，中国上将说3年。2年零9个月后，导弹试验基地全面竣工。知道实情的那天下午，有的兵来到战友墓碑前，说：“兄弟，你可以安息了！”
基地还没开建，差点儿就要了基地副司令的命
彭德怀指示：关于导弹试验基地、原子弹试验基地选场问题交给陈锡联，他是炮兵司令，這几年他跑的地方多。选好了交给工程兵司令陈士榘，由他的工程兵负责建。两个基地的领导人选，你们几位商量。安排部队的事，荣臻同志多操心，最好是成建制地拉过去，这样利于保密。聂荣臻提出，志愿军第20兵团最近要从朝鲜撤回来，这支部队过去底子好，在朝鲜打得也不错，作风硬，尤其能吃苦，不如以20兵团机关为主，组建导弹试验基地领导机关。
1958年初，聂荣臻、彭德怀、黄克诚、陈赓等和苏联专家多次讨论导弹试验基地的组成、任务、规模、场址选择的条件等问题，随后，国防部批准组成以炮兵司令员陈锡联为首，由苏联专家等人参加的靶场勘察小组，开始导弹试验靶场的勘查工作。
根据国防新技术协定，苏联方面派出以盖杜柯夫为首的苏联专家组，帮助进行导弹试验基地的勘选定点工作。导弹试验基地必须选定在地域和空域辽阔，地处偏僻，居民点少，导弹试射如果出现故障造成损失一定要最小，同时便于保密的地点。选址时，靶场勘察小组乘坐飞机在我国华北、东北和西北广阔地区进行勘察，经过反复比较，倾向于在甘肃省鼎新以北的地域建场。
这个地区属于内蒙古额济纳旗地区，巴丹吉林大沙漠边缘，与甘肃交界。第一次去这儿时，炮兵司令陈锡联、导弹试验基地司令员兼20兵团代司令员孙继先、导弹试验基地副司令张贻祥，以及苏联顾问盖杜柯夫少将等人先是乘直升机，然后又乘吉普车和卡车，沿弱水河长驱几百里，到达了青山头一带。时值数九寒天，气温降到零下30度，沿途见不到人烟，勘察组的生活苦不堪言。
那几天，陈锡联、孙继先、张贻祥和盖杜柯夫等苏联专家骑着骆驼在弱水河沿岸察看。陈锡联说：“这里地域和空域辽阔，地处偏僻，居民少，便于保密，这些基本条件都符合。”
盖杜柯夫认为，地方太大了，如果选在这里，不仅现在能用，将来就是发展洲际导弹、卫星，也可以使用。 到了夜里，气温骤降。篝火也不顶什么事，只是有个亮光而已。在帐篷里睡觉，要戴上皮帽子，戴上口罩，穿上大衣，再盖上被子，他们叫“全副武装”。天快亮了，陈锡联的眉毛、发梢上一层白霜，冻得实在睡不着，他干脆爬起来，出了帐篷，想看看孙继先睡得怎么样。用手电一照，孙继先正在火堆旁蹦蹦跳跳。他也冻得睡不着。
两人感叹一阵，突然想到了张贻祥，喊他没人答应，两人觉得不对劲，用力扯开帐篷，里面冒出一股呛人的烟气，张贻祥已经处于昏迷状态。
张贻祥是安徽金寨人，参加过秋收起义和长征，来这儿之前担任总参军械部下属的第一军械科学试验靶场的场长，这时刚刚被任命为导弹试验基地副司令员，协助孙继先工作。这天夜里他冷得受不了，在帐篷里点上梭梭柴取暖，一氧化碳中毒。众人现场对张贻祥实施救护，又紧急调来直升机把他送到兰州军区医院抢救，总算保住了一条命。基地还没开建，差点儿就要了副司令的命，这事想起来真是让人后怕。
1958年2月25日，经中央批准，我国导弹试验基地定点在内蒙古额济纳旗，这就是后来发射了我国第一颗东方红卫星和神舟系列载人飞船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
因为是以第20兵团为主组建的，所以这个基地代号为“20基地”，当时全国搞大跃进，基地建设也是“大干快上”，“超英赶美”，“东风压倒西风”，基地的电话通信代号就用“东风”。这样，“东风基地”就广泛流传使用起来。
出任卫星发射基地司令员对他来说实在是太突然
1957年深秋的一天下午，身为志愿军第20兵团代司令员的孙继先，突然接到了志愿军司令员杨勇的电话，要他“马上准备一下，明天一早坐火车回国，接受新任务”。
接到调令，孙继先想来想去想不出个头绪：“朝鲜局势没有什么新的变化，‘新任务’可能与朝鲜前线关系不大……莫非台湾海峡有战事？那阵子蒋介石一直叫嚣反攻大陆，会不会调我到福建前线？”
孙继先带着满脑子假设回到了北京。一下火车，便见到来接站的人。他们说：到总政治部萧华副主任的办公室。萧华见孙继先回来了，热情地把他拉到沙发上坐下：“老孙呀，军委决定调你回来，毛主席亲自批准的，给你一个新任务！”
“肖主任，你说什么任务吧！”
“筹建一个导弹试验靶场！”
“什么？靶场？”孙继先如入云雾之中。
萧华说：“是导弹靶场！美国一直吹嘘，他们的两颗原子弹使日本投降了；朝鲜战争期间，它动不动就用原子弹吓唬我们，利用核讹诈称霸世界！虽然我们从来没怕过这东西，我们战略上一直在藐视它，但在战术上我们必须重视它。只有尽快制造出我们自己的导弹、原子弹，才能打破美国的核垄断，粉碎他们的核讹诈。世界已进入原子时代，美、苏、英、法等国相继都建立了自己的导弹（火箭）工业，如果我们落在后边，就会被动挨打！”
孙继先听明白了。他沉吟片刻，说：“我是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对搞这么尖端的科技、这么重要的工作，我是一窍不通，‘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肖主任你知道，我一直是带兵打仗的呀！”
萧华说：“军委觉得你能胜任，才叫你从朝鲜回来。聂帅还要和你谈。”
第二天，张爱萍把孙继先邀到办公室见面，简要地交代了一下任务，就带他到了聂荣臻家里。聂荣臻将中央的部署和决定向他作了传达，并在给他明确任务之后，语重心长地说：“这可不是当年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不是强渡大渡河！这是尖端科学！是要下一番苦工夫才能攀登上去的。我们现在就是要走科技事业的长征路，要爬尖端科学的雪山，渡新时期的大渡河！这是关系军队和国家未来发展前途的大事，在这个重要任务面前，对我们是一次新的考验，我相信你一定能够完成好这个任务……”
听了聂荣臻的这番话，孙继先更加感到这项任务非同小可。他再次找到萧华，把心里的话和盘托出。
萧华拍拍孙继先的肩膀，说：“我知道你有为难之处。事关重大，心里没底嘛！可以边干边学嘛！过去我们打仗，不也是边打边学的吗？叫你干你就干，赶着鸭子上架也得干！我看你一定能干好！”
接着，萧华很自信地说：“我们有自己的专家。去年10月，国防部成立了第五研究院，就是专门研制导弹的。从美国回来的专家钱学森在那里负责组织研究工作。他们是第一道手续，搞研究工作，你们是第二道手續，研究出来进行试验。你的任务就是组建试验靶场。”
萧华接着说：“聂荣臻元帅和陈赓大将9月份专门去了一趟苏联，签订了一个新技术协定。苏联同意帮助我们搞‘两弹’。他们的专家说，靶场要有地对地、空对空、舰对舰、地对空、地对舰、舰对岸、空对地等专业，他们将派48位专家分别到这些专业部门当顾问，中国也要有40多个专家与他们搭配。我们的专家已陆续调来一些，在炮兵大院东楼办公，暂挂‘炮兵营房工程建筑部’的牌子，主要是为了保密。今后组建过程中还需要什么人，你可以从20兵团里选调。”
“20兵团还在朝鲜呢！”
“他们马上就会回来的！”
就这样，在毫无思想准备、没有任何退缩余地的情况下，孙继先来到这个最初叫“靶场筹备处”，别名“炮兵营房工程建筑部”的地方。
很快，在北京市东直门外左家庄设了个办事处，有陆军、海军、空军、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雷达兵、电话兵、卫生兵、文艺兵等着装五花八门的人进出。当地老百姓经常好奇地询问：“你们到底是什么部队呀？怎么什么样的军装都穿呢？”
有一天，孙继先来到这里，正碰上有老百姓在问一个战士，战士没好气地说：“我们是杂牌军！”
孙继先自嘲道：“我从正经的兵团司令变成杂牌司令了！”
回忆起基地初创时的情景，孙继先说：“我那时是一个光杆司令，既没有政委，又没有副司令员。那叫‘伸手派’，要人、要钱、要设备。为要人，我几乎踏破了总干部部的门槛。要了政委，要副司令员，要各部的部长……”
在孙继先受命组建导弹试验基地任务时，国防部成立了一个“五部”。部长万毅负责第20基地的管理工作。孙继先去部长那里“汇报”，万毅心知肚明，说：“你找我，是要人要钱。我既不管人又不管钱，我到哪里去弄啊？你要人，就直接去总政治部要；要钱嘛，恐怕找总长也不行，总长拿不出那么多钱，只能去找总理了！” 孙继先又到罗瑞卿那里“汇报”，罗瑞卿倒干脆，说：“我们一起去找总理吧！”
周恩来对发展我国的导弹事业非常重视。在经济状况相当紧张的情况下一下子批了5亿元，主要用于基地的基本建设，包括修专线铁路、军用公路和全部设备的安装费用等等。当时，周恩来、罗瑞卿用了很大精力亲自抓基地建设，国家有再大的困难，也要保证基地的建设。特别是周恩来，频繁召见孙继先，询问基地建设的进度。
在孙继先看来，一切事情都是要有人干的。因此，在基地创建初期，他用了大量的精力来“要人”。总干部部对孙继先提名的干部，在严格政审的前提下，基本上是开绿灯的。原空3军政委栗在山被孙继先要来了，而且破格从正军级提拔为正兵团级，被任命为基地第一任政委。广州军区参谋处处长李福泽不想来，也被他拉来当了副司令员……
总干部部要求基地选调干部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是政治条件好（必须做到三清白：家庭成分清白，个人历史清白，社会关系清白）；二是身体条件好；三是有一定文化知识。在那个年代，从部队选调文化程度高的年轻人是有一定难度的。一是这样的人本身就少；二是即便有，原单位也不肯放。地方政府在这方面给予了大力支援，送来了一大批大学生，包括学纺织、学商业的都送来了。由于专业不对口，孙继先只好把其中一些大学生（主要是纺织等专业的大学生）送了回去，并安排他们到专业对口的岗位工作。但有一些专业不对口的大学生，坚决不走，立志留在戈壁滩，献身祖国的国防科研事业。孙继先最后拍板：“这种人统统留下，分配到各个试验部安排工作！给他们发挥自己才能的位置！”
后来，部队院校自己培养的大学生陆续分配到基地，特别是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简称“哈军工”）和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简称“西军电”）毕业生的到来，为基地的技术力量增添了新的血液。这些军队和地方培养的大学生，本来可以选择到大城市工作和生活，但他们都选择了戈壁滩。他们在荒漠中奋斗了几十年，不仅将自己的青春献给了祖国的科技事业，而且他们的爱人、子女也都把精力奉献给了戈壁滩。
除了军事技术人员外，必须根据专家的要求选调专业人才。苏联专家提出需要调进一些懂得光学的人才，如果实在没有，调一些会照相的人也行。为此，孙继先曾从北京的八一电影制片厂和上海、东北等地选调了一批专门照相的人。这些人经过自学努力，后来为进行导弹试验，在拍片、观测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那时一进入基地，就几乎与世隔绝。写信、与朋友交往都不允许泄露基地的情况，通信地址一律用代号“兰州市×××信箱”。孙继先本人在戈壁滩工作期间，从未在公开场合露过面，国外情报机构寻不到他的踪迹，便说：“此人下落不明。”他的家人虽知他在西北工作，但谁也不知在什么地点、干什么具体工作，更没有一个亲属跟他去过一次基地。
苏联专家认为基地15年可建成，陈士榘说3年都嫌慢。苏联专家认为“你们的脑子太热了”
彭德怀同意。额济纳旗地区是戈壁、沙漠地带，常年黄沙弥漫不见天日，气候变化异常，这里水源奇缺，很难见到植物，交通更是不便。
在这样的环境下建设试验基地谈何容易。聂荣臻对此感受最深，早在1936年夏，他奉命率领红一军团西征就曾转战在青海、甘肃、宁夏的戈壁滩上。
选派什么样的部队开进额济纳旗地区，建设中国第一个导弹试验基地，这是聂荣臻和中央军委、总参谋部领导思考的重要问题。
3月14日，中央军委决定，成立以工程兵司令陈士榘为首的特种工程指挥部，调集20兵团、工程兵、铁道兵共数万部队开赴额济纳旗地区的沙漠深处，投入导弹试验场的建设。
1958年3月中旬，志愿军第20兵团秘密撤离朝鲜西海岸，机关和部分部队开往额济纳旗地区，部分部队留在北京郊区组建试验队伍。
后来，一些老兵回忆：从朝鲜到这儿，大概半个多月吧，一路上没离开过闷罐子车，吃喝拉撒全在里面。那时的老兵，有的都三十好几了，好多打光棍儿的，盼着回家娶老婆呢！可是一家伙拉那么远，去哪儿，干什么都不让问，其实一般的小干部也根本不知道。好长一段时间连信都不让写，就是怕泄密。
坐了半个多月的车，到地方一看，人都傻了。那么大的沙漠，风一刮人都看不见，沙粒子打在脸上，火烧火燎的。太阳也毒。上过战场的人，谁的皮肉不厚实呀，可一晒，风再一吹，脸上的皮都裂了，花了。一天三顿饭都在外面吃，风吹过来，全是沙子，不敢用力嚼。还有蚊子，那个大，那个多，那个毒啊，有人就是被蚊子毒死的。问题是大家得知道为什么吃这个苦呀！可是不能问，这是纪律。
浩浩荡荡的建设大军一进入漫无边际的茫茫沙漠，首先遇到的困难就是如何生存下来，如何施工。在这一片浩瀚、荒无人烟的沙漠里，很难找到居民，更谈不上住房了。
部队刚进入基地时，便搭起了一片片帐篷，支起锅灶，立即投入了紧张的筑路施工。由于沙漠地区风沙太大，白天部队施工，晚上回来时，有的帐篷和行李已经被狂风刮走。沙漠地区温度昼夜变化很大，白天还是骄阳似火，高达40多摄氏度，夜晚却是零下10多摄氏度，寒气逼人。长住帐篷总不是办法。于是大家另想办法，开始挖地窝子，上面覆盖点东西，留个进出口，保温性比帐篷要强。缺点是里面漆黑，光線太差。后来又搞起了干打垒，建土坯房，先是一半在地面，一半在地下，上半部留个小窗，白天就有阳光了。
在一望无际的荒漠，根本没有路，人们走进沙漠很容易迷失方向，部队开始是在经过的路上，每隔一两百米放个废汽油桶，或树起一根木桩，作为路标指示方位。在沙漠地区修路，首先要采取固沙措施，然后才能修路。工程部队一锹一镐，从简易路修到沙石路，再到柏油路和水泥路。当时部队最好的交通工具就是敞篷无帮或只有半截车帮的卡车，坐在车上，摇晃得厉害，全身就像要散架一样，能有这样的车坐也算很高的待遇了。
部队刚开进基地时，吃菜是最大的困难，平时的饭菜很难见到绿色，经常是咸菜，最好的时候是干菜，后来有了萝卜、土豆等蔬菜。由于沙漠地区无霜期短，气候干燥，水源又极缺，种菜就非常困难，从外地运菜，因交通不便，新鲜蔬菜运到基地也就差不多烂了一半。 临时指挥部里，戴着防风镜的陈士榘半跪在沙地上看着图。地图很简单，上面画出的铁路线、机场、房屋标志鲜明。陈士榘简明扼要地分配任务：“这30公里铁路线交给你师了！”“机场一号跑道，你们师负责……”
就这么简单。没人提反对意见，领受任务的部队领导马上就离开了。
风平浪静的沙漠，晨曦初露。一顶接着一顶的帐篷随着沙丘沙梁绵延起伏，一望无际。随着一阵阵哨子声，上万人从各个地点出发，来到自己的施工地点。不一会儿，漫长的工地上就变得热火朝天，沙尘飞扬。
陈士榘问盖杜柯夫，按我们这个搞法，试验场需要多长时间能建好？盖杜柯夫说15年。陈士榘轻轻一笑，向盖杜柯夫伸出三根手指：“中央给我3年！”
盖杜柯夫认为“15年是正常情况，像这样原始的劳动，15年已经够快了……你们的脑子太热了……”
陈士榘笑着哼一声道：“3年，我还嫌慢呢，15年黄花菜都凉了！”
盖杜柯夫作为顾问非常清楚，基地的工程量很大，在修筑公路、铁路的同时，还要解决基地机关部队住房、用水、构筑地对地、地对空发射阵地和指挥所、技术厂房，要建一个能起降大型飞机的专用机场，一个发电厂，一条由甘肃省清水到基地约200公里的专用铁路。这样的工程量，在这荒无人烟的地方，想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建成使用，无异于天方夜谭。
离基地本部几公里远的地方，有一片烈士陵园。每牺牲一个官兵，可以取一截胡杨做墓碑
离基地本部几公里远的地方，有一片烈士陵园。铁丝网围起来的巨大的墓地里，坟墓已密密麻麻了。每一座坟前竖着一块剖开的碗口粗的胡杨木墓碑。墓和碑纵横排列，整齐划一，形成一个巨大的方阵。胡杨被称为沙漠上的生命树，生长千年不死，死后千年不倒，倒下千年不朽。基地创建之初曾颁布过一道命令，任何人不准动这些胡杨。但是每牺牲一个官兵，可以取一截胡杨做墓碑。
1960年4月，导弹试验基地全面竣工，用时两年九个月。原来空空荡荡的大戈壁上，渐渐矗立起星罗棋布的建筑，飞机场、发射阵地、技术区、发电厂、铁路、公路、医院、礼堂、通讯设施以及大片大片的部队生活区，奇迹般出现在人们面前。
土建工程人员最多的时候近十万人。很多人并不知道，这么庞大的工程到底是干什么用的。工程快结束时，各单位进行保密教育后，才被告知，这儿是中国唯一的导弹试验基地，是用来试验各种新式导弹的。
当年参与施工的一位老兵说，当时一宣布，好多人都哭了，为什么哭？爱导弹？谁懂导弹？没几个知道那玩意儿，就是憋得太久了。那么多人一起吃苦，却不知道为什么，两年多，又不打仗，就是干活，拼了命干活，死了几百人，那些人死的时候都不知为什么死。一宣布，好了，明白了，总算知道自己是在干什么了，这苦没白吃，值得！
知道实情的那天下午，有的兵来到战友墓碑前，说：“兄弟，你可以安息了。”
参考资料：《尖端科学大纪实：596秘史》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1月1日、《核盾牌：国家最高决策》中国青年出版社第1版、《昨天的秘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始末》；作者：梁东元、彭继超、伍建军、魏世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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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第一座铀浓缩厂选址始末
原打算建飞机制造厂的地方，就这样一锅端给了原子能工业，宋任穷干脆连飞机制造厂的筹备处主任也要了过来，让他做铀浓缩厂的副厂长。若干年后，厂里的老人还对此事津津乐道……
随着中国原子弹事业大幕的开启，原子弹研制基地、武器研究所、铀浓缩、核燃料元件、铀水冶炼等工厂和矿山的建设陆续展开……
一般而言，用于核电站的铀燃料，铀-235的丰度达到3%左右就够了，但用于核武器的铀装料，铀-235的丰度必须达到90%以上。因此，不管是用作核电站的燃料，还是用作核武器的装料，都需要从天然铀中对铀-235进行富集（或称浓缩）。而经过粗炼制成的“黄饼”，仅是中间产品，尚需经过精致、氟化、铀同位素分离、还原等一系列处理过程，才能作为核武器的装料或供核电站发电。
在这一系列的处理过程中，最困难的是进行铀同位素分离，也就是将铀-235从铀同位素混合物中分离出来。铀同位素分离需要在专门的铀浓缩厂进行。
因此，几乎与铀矿勘探工作在全国大面积展开的同时，中国也开始了铀浓缩厂的建设。
1956年底，苏联选厂专家陆续来华后，中苏双方共同成立了由22人组成的中国核工厂选址小组，小组长为三机部部长助理兼办公厅主任何克希，成员包括铀浓缩厂筹建处主任王介福和苏联列宁格勒设计院总工程师斯米尔诺夫及铀浓缩厂总设计师鲁钦等。
根据当时中国国家战略的要求和核工业自身的特点，同时参照美国、苏联当年选择核设施地址的经验教训，国家确定了中国核工厂选址的几条基本原则：安全隐蔽、交通方便、给水排水用电条件好，同时还要考虑核工业将来发展的需要。
别看中国国土面积广大，但真正要找一块符合上述原则的场地，却也并非易事。
选址小组踏勘了18个场地，都被否定了。在青海选厂时，由于海拔高，气压低，大家感到不适应。患有心脏病的斯米尔诺夫对王介福说，你准备一口棺材，我不行了就装起来运回苏联。
寻寻觅觅，选址小组终于在距兰州仅40公里的地方找到一块令苏联专家交口称赞的场地。
但他们没想到，这块地已经是别人嘴里的一块肉了。省里告诉他们，航空部门已经选定了这个地方作飞机厂，你们只有回北京向中央汇报。
王中蕃正是这个飞机制造厂的筹备处主任，听说有人要抢占这块风水宝地，立马急了眼。王中蕃回忆说，当时一告诉我，我就不高兴了。我说这怎么能行，我们工作做了两年多，就要开工了！我们那个时候已经搞了一大批人了，机校、航校、发动机研究院，整个计划是七万多人啊。我在朝鲜的时候，叫敌人的飞机炸惨了，我咬牙说我回国以后什么也不干，就要去搞飛机，搞轰炸机，不然的话，咱这国家太受气了。随后就找了这么一块地方，当时根本没有路，都是放羊的小道。我们从兰州劈开山，搞了一条路，费老大的劲儿才把一批房子盖起来，马上就能开工。现在人家看中了就要怎么行啊！我想不通，后来听说中央批准了，从大局出发，算了。当时他们说原子弹重要，我说好，那就给，赶快给，这个比飞机还重要。没想到，宋任穷跟我谈话，连我本人也想要。我说你们都是将军元帅，我不行，我不干。他说，你呀，我就要你这样的老百姓，我就非调你来不可。我一看不好了，就找老二机部的头儿赵尔陆，他也是部队上的，也反过来劝我，唉，老王算了吧，咱要从大局出发啊。
原打算建飞机制造厂的地方，就这样一锅端给了原子能工业，宋任穷干脆连飞机制造厂的筹备处主任王中蕃也要了过来，让他做铀浓缩厂的副厂长。若干年后，厂里的老人还对此事津津乐道。
铀浓缩厂挑好了，选址小组继续往下走，接着去选原子能联合企业的厂址。
经过两个多月的踏勘，他们提出了五个可供选择的场地。最后权衡左右，确定了原子能联合企业的厂址就在玉门附近的一片戈壁滩上建设。它是中国原子能工业中规模最大的工厂，除反应堆外，还有后处理厂、六氟化铀生产厂、核部件生产厂和发电厂等，占地约一百平方公里。虽然这座工厂与兰州的距离有上千公里，但为了保密，通信地址用的仍是兰州市某某信箱，给人一种住在大城市之内的感觉。
（责任编辑：兰嘉娜；资料来源：《北京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