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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汉书·艺文志》继承刘歆《七略》的古文经学立场，表现出《左传》优于《公羊》等今文经学的倾向。针对今文学派提出的“《左氏》不传《春秋》”和“《左氏》不祖孔子”这两条主要论点，刘歆一方面肯定《左传》“传”的性质，另一方面将左丘明与孔子建立直接联系，以提高《左传》的正统性和信服力。
关键词：《左传》 《汉书·艺文志》 《七略》刘歆 今古文之争
《汉书·艺文志》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文献目录学著作，内容分为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数术、方技六略，共收书三十八种，五百九十六家，一万三千二百六十九卷。每种之后有小序，每略之后有总序，对先秦学术思想的源流、演变有精要叙述。
今古文经学之争是贯穿汉代学术乃至整个中国古代学术史的学术现象。秦始皇焚书致儒家经典残缺不全。汉兴，一些经书由先秦博士或其他儒生学者凭记忆口授，以汉代通行的隶书誊写流传，是为今文经；另有许多先秦典籍历秦火而残存，或深藏秘府，或散落民间，进而在历次求书、献书中陆续出现，此为古文经。刘歆是古文经学派的开创者，为传播、推广古文经做了诸多贡献。班固《汉书·艺文志》由刘歆《七略》删削而来，也鲜明地体现出古文经学倾向。
《左传》是今古文之争的焦点。皮锡瑞《经学通论·春秋通论》指出：“汉之今古文家相攻击，始于《左氏》《公羊》，而今古文家相攻若仇，亦唯《左氏》《公羊》为甚。”本文拟从《汉书·艺文志·六艺略·春秋》的小序入手，探析其中体现的古文经学倾向，及其对古文经学传播的推动作用。
一、《六艺略·春秋》小序中的《左传》
《六艺略·春秋》小序中对于《春秋》《左传》的叙述是这样的：“周室既微，载籍残缺，仲尼思存前圣之业……以鲁周公之国，礼文备物，史官有法，故与左丘明观其史记……有所褒讳贬损，不可书见，口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春秋》所贬损大人当世君臣，有威权势力，其事实皆形于传，是以隐其书而不宣，所以免时难也。及末世口说流行，故有《公羊》《谷梁》《邹》《夹》之传。”
《春秋》是孔子删削鲁国史记而成，此说即依据《汉志》。这段内容还涉及孔子参阅鲁国史记，得到了鲁太史左丘明的帮助；《左传》为左丘明所作《春秋》经之“传”；左丘明著《左传》的动机是担心口传心授所产生的讹误与分歧；《左传》之所以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湮没无闻，是为了避免当世权贵的迫害。这段记载，字里行间显示出《左传》相较《公羊》《谷梁》《邹》《夹》等的优越性，即《左传》的作者左丘明亲身参与、耳闻目睹了《春秋》经的编创过程，而其他各传在孔子殁后数百年仅依靠口耳相传，难免偏离了孔子的本意。
关于《左传》的作者归属，学界存在左丘明、子夏、吴起、鲁国左姓人甚至孔子本人等观点。关于《春秋》经与《左传》的成书过程，《汉书·艺文志》中的叙述既非唯一的、也非最早的记载。另有《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的材料：“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
《十二诸侯年表序》述及孔子作《春秋》，左丘明作《左氏》，乍看似可与《汉志》互证，然而，两处记载实质上存在三点重要分歧：其一，据司马迁所述，孔子作《春秋》依据的是周史记而非鲁史记；其二，《汉志》中的鲁国太史左丘明在孔子西观周史之时并未出场，《十二诸侯年表序》依然肯定了他的作者身份，然而未明确“鲁君子”左丘明与孔子有何关系；其三，虽然《左氏》是左丘明参照“孔子史记”所作，然而其文体是否为《春秋》经之“传”？《十二诸侯年表序》下文将其与《虞氏春秋》《吕氏春秋》等杂家著作并列，那么，在司马迁的认知中，《左氏》的文体性质为何？吴秉坤认为，据《十二诸侯年表序》看，《左氏春秋》向读者提供了“微言”背后的历史情境，以帮助读者理解孔子的“大义”，其性质类似于今天的学术史资料汇编，虽然能帮助人们理解《春秋》，但能否称之为“传”却是有疑问的。《十二诸侯年表序》之外，司马迁《报任安书》中亦提及左丘明——“左丘失明，厥有《国语》”。两处对读使人疑惑：《十二诸侯年表序》中，左丘明的著作名为“左氏春秋”，为何此处却言“国语”？此“国语”和今天通行的《国语》是同一部书吗？“左氏春秋”和“国语”有何关系？二书与左丘明又有何关联？杨伯峻解释：《报任安书》此处改“春秋”为“国语”，是为避免与上文“孔子厄陈蔡作《春秋》”用字重复，且《报任安书》举例很多是非历史的，不足为信。
关于孔子作《春秋》的早期材料，还有杜预注引《严氏春秋》引《孔子家语·观周篇》：“孔子将修春秋，与左丘明乘如周，观书于周史，归而修春秋之经，丘明为之传。共为表里。”虽然此处孔子“笔削”的仍为周史而非鲁史，然而，孔子“观书于周”时有左丘明陪同。可知，左丘明不仅与孔子同时代且两人关系親密，也明确了《左氏》为《春秋》经之“传”的性质。《孔子家语》长期以来被视为王肃伪作，70年代出土的秦简改变了这个定论。然而，现行《孔子家语·观周篇》中并未保存这条有关《左传》的材料。
综上，《汉志》与《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有三点较大分歧，与《孔子家语·观周》则大体相同。既然刘歆要强调《左传》的正统性与优越性，那么让左丘明参与《春秋》的创作、突出其与孔子的交集显然更为有利。在接受左丘明在场的前提下，《汉志》“鲁史”说相较《十二诸侯年表序》《观周篇》的“周史”说，显得更为合理：左丘明作为鲁国在职官员，陪同孔子长途旅行似乎有所不便；舍“周史”而就“鲁史”，则恰好为左丘明的出场提供了充分原因。左丘明在孔子编创《春秋》的场景中出现，大大提高了左丘明话语的信服力；而周室“载籍残缺”，鲁国“礼文备物，史官有法”，也证明了保存“礼制”和“史法”的《左传》的意义。《汉志》明确了《左传》为《春秋》之“传”的性质和地位，加强了左丘明与孔子、与《春秋》的直接联系，借此肯定《左氏》优于《公羊》的学术价值，为以《左传》为代表的古文经学做了极好的宣扬，这种立场继承刘歆《七略》。 二、刘歆对《左传》的推广
《左传》以民间私学的状态潜滋暗长，直至西汉哀帝时刘歆为《左传》等古文经争立学官，引发了首次今古文之争。通观历代今古文之争，今文学家攻击《左传》的论点大致有二：一是《左氏》不传《春秋》，二是《左氏》不祖孔子。
所谓“《左氏》不传《春秋》”，就是说《左氏》从文体性质上讲并非讲解《春秋》经的“传”。此说最早见于刘歆《移让太常博士书》中所引太常博士的观点，后世持此论点者有晋王接、北宋刘安世、南宋朱熹等。胡念贻《〈左传〉的真伪和写作时代考辨》认为：《左传》是一部史书，虽然在写作中参考了《春秋》，但并非为解释《春秋》而作。此外，刘歆之父刘向也不以《左氏》为传。徐复观《两汉思想史》：“西汉人引《公羊》《谷梁》，固称为《春秋》，汉初的《新语》《韩诗外传》《新书》等，皆广引《左氏传》，有的亦称为《春秋》。其大量引《左氏传》而不称《春秋》者，经我的考查，仅有刘向的《新序》《说苑》。” “《左氏》不传《春秋》”的论据大致有三：其一，《左传》与《春秋》的条目不能一一对应；其二，《左传》与《春秋》时有矛盾，如用历不同；其三，《左传》中的解经文字有明显的窜入痕迹。
所谓“《左氏》不祖孔子”，即否认《左传》作者与孔子的关系。《后汉书·儒林传》范升：“《左氏》不祖孔子，而出于丘明，师徒相传，又无其人。”《公羊》《谷梁》《邹》《夹》诸学以口授方式流传，都有自己的传授体系。相传，《公羊》《谷梁》之学的祖师是子夏的弟子公羊高、谷梁赤。今文经学先行，古文经学后出，时人的思维习惯要求《左传》像《公羊》一样也有清晰的传授系统。《汉书·儒林传》为《左传》建构了从张苍至刘歆贯穿整個西汉的传授体系，而未溯及秦以前；故又有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引刘向《别录》，补充了“左丘明—曾参—吴起—吴起子期—铎椒—虞卿—荀况—张苍”的传承系统。虽然这份名单不甚可信，但终归是建立起了从左丘明以至汉代的完整传授体系，解决了谱系不清的问题，只余下左丘明和孔子的关系有待说明了。
今文学家否认左丘明和孔子存在关系。他们认为，《左传》的作者和《论语·公冶长》中的左丘明不是同一人，因为《左传》叙事文字中有多处与孔子“尊周”的思想相悖，如“周郑交质”等。刘歆则强调左丘明和孔子关系亲密：“左丘明好恶与圣人同，亲见夫子，而公羊、谷梁在七十子后，传闻之与亲见之，其详略不同。”《左传》不但源自孔子嫡传，且远远早于《公》《谷》，理所当然优于后者。
刘歆在其撰写的秘府藏书目录《七略》中，再次强调了《左传》的经传性质和左丘明与孔子的密切关系，高度肯定以《左传》为代表的古文经学的价值。《七略》中将今古文经传并列，以古文经在前、今文经在后，显示出作者对古文经学的偏爱。《六艺略》总序中更是直接批评今文经学的治学方法：“务碎义逃难，便辞巧说。破坏形体；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后进弥以驰逐，故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安其所习，毁所不见，终以自敝。”这些都保存在班固《汉书·艺文志》中。目录学是“治学之门径”，《汉志》作为我国现存最早的文献目录学著作，对古文经学的传播和发展影响深远。
参考文献：
[1]郭丹.左传与两汉经学[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01）.
[2]卢毅.刘歆与经古文学[J].唐都学刊，2000（03）.
[3]宁登国.“《左传》原本”发覆[J].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03）.
[4]李景文.刘氏父子与古文经学的兴起——以《别录》、《七略》为个案[J].大学图书馆学报，2013（01）.
（作者简介：张冰，女，研究生，武汉大学文学院，研究方向：明清文学）
关键词：《左传》 《汉书·艺文志》 《七略》刘歆 今古文之争
《汉书·艺文志》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文献目录学著作，内容分为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数术、方技六略，共收书三十八种，五百九十六家，一万三千二百六十九卷。每种之后有小序，每略之后有总序，对先秦学术思想的源流、演变有精要叙述。
今古文经学之争是贯穿汉代学术乃至整个中国古代学术史的学术现象。秦始皇焚书致儒家经典残缺不全。汉兴，一些经书由先秦博士或其他儒生学者凭记忆口授，以汉代通行的隶书誊写流传，是为今文经；另有许多先秦典籍历秦火而残存，或深藏秘府，或散落民间，进而在历次求书、献书中陆续出现，此为古文经。刘歆是古文经学派的开创者，为传播、推广古文经做了诸多贡献。班固《汉书·艺文志》由刘歆《七略》删削而来，也鲜明地体现出古文经学倾向。
《左传》是今古文之争的焦点。皮锡瑞《经学通论·春秋通论》指出：“汉之今古文家相攻击，始于《左氏》《公羊》，而今古文家相攻若仇，亦唯《左氏》《公羊》为甚。”本文拟从《汉书·艺文志·六艺略·春秋》的小序入手，探析其中体现的古文经学倾向，及其对古文经学传播的推动作用。
一、《六艺略·春秋》小序中的《左传》
《六艺略·春秋》小序中对于《春秋》《左传》的叙述是这样的：“周室既微，载籍残缺，仲尼思存前圣之业……以鲁周公之国，礼文备物，史官有法，故与左丘明观其史记……有所褒讳贬损，不可书见，口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春秋》所贬损大人当世君臣，有威权势力，其事实皆形于传，是以隐其书而不宣，所以免时难也。及末世口说流行，故有《公羊》《谷梁》《邹》《夹》之传。”
《春秋》是孔子删削鲁国史记而成，此说即依据《汉志》。这段内容还涉及孔子参阅鲁国史记，得到了鲁太史左丘明的帮助；《左传》为左丘明所作《春秋》经之“传”；左丘明著《左传》的动机是担心口传心授所产生的讹误与分歧；《左传》之所以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湮没无闻，是为了避免当世权贵的迫害。这段记载，字里行间显示出《左传》相较《公羊》《谷梁》《邹》《夹》等的优越性，即《左传》的作者左丘明亲身参与、耳闻目睹了《春秋》经的编创过程，而其他各传在孔子殁后数百年仅依靠口耳相传，难免偏离了孔子的本意。
关于《左传》的作者归属，学界存在左丘明、子夏、吴起、鲁国左姓人甚至孔子本人等观点。关于《春秋》经与《左传》的成书过程，《汉书·艺文志》中的叙述既非唯一的、也非最早的记载。另有《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的材料：“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
《十二诸侯年表序》述及孔子作《春秋》，左丘明作《左氏》，乍看似可与《汉志》互证，然而，两处记载实质上存在三点重要分歧：其一，据司马迁所述，孔子作《春秋》依据的是周史记而非鲁史记；其二，《汉志》中的鲁国太史左丘明在孔子西观周史之时并未出场，《十二诸侯年表序》依然肯定了他的作者身份，然而未明确“鲁君子”左丘明与孔子有何关系；其三，虽然《左氏》是左丘明参照“孔子史记”所作，然而其文体是否为《春秋》经之“传”？《十二诸侯年表序》下文将其与《虞氏春秋》《吕氏春秋》等杂家著作并列，那么，在司马迁的认知中，《左氏》的文体性质为何？吴秉坤认为，据《十二诸侯年表序》看，《左氏春秋》向读者提供了“微言”背后的历史情境，以帮助读者理解孔子的“大义”，其性质类似于今天的学术史资料汇编，虽然能帮助人们理解《春秋》，但能否称之为“传”却是有疑问的。《十二诸侯年表序》之外，司马迁《报任安书》中亦提及左丘明——“左丘失明，厥有《国语》”。两处对读使人疑惑：《十二诸侯年表序》中，左丘明的著作名为“左氏春秋”，为何此处却言“国语”？此“国语”和今天通行的《国语》是同一部书吗？“左氏春秋”和“国语”有何关系？二书与左丘明又有何关联？杨伯峻解释：《报任安书》此处改“春秋”为“国语”，是为避免与上文“孔子厄陈蔡作《春秋》”用字重复，且《报任安书》举例很多是非历史的，不足为信。
关于孔子作《春秋》的早期材料，还有杜预注引《严氏春秋》引《孔子家语·观周篇》：“孔子将修春秋，与左丘明乘如周，观书于周史，归而修春秋之经，丘明为之传。共为表里。”虽然此处孔子“笔削”的仍为周史而非鲁史，然而，孔子“观书于周”时有左丘明陪同。可知，左丘明不仅与孔子同时代且两人关系親密，也明确了《左氏》为《春秋》经之“传”的性质。《孔子家语》长期以来被视为王肃伪作，70年代出土的秦简改变了这个定论。然而，现行《孔子家语·观周篇》中并未保存这条有关《左传》的材料。
综上，《汉志》与《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有三点较大分歧，与《孔子家语·观周》则大体相同。既然刘歆要强调《左传》的正统性与优越性，那么让左丘明参与《春秋》的创作、突出其与孔子的交集显然更为有利。在接受左丘明在场的前提下，《汉志》“鲁史”说相较《十二诸侯年表序》《观周篇》的“周史”说，显得更为合理：左丘明作为鲁国在职官员，陪同孔子长途旅行似乎有所不便；舍“周史”而就“鲁史”，则恰好为左丘明的出场提供了充分原因。左丘明在孔子编创《春秋》的场景中出现，大大提高了左丘明话语的信服力；而周室“载籍残缺”，鲁国“礼文备物，史官有法”，也证明了保存“礼制”和“史法”的《左传》的意义。《汉志》明确了《左传》为《春秋》之“传”的性质和地位，加强了左丘明与孔子、与《春秋》的直接联系，借此肯定《左氏》优于《公羊》的学术价值，为以《左传》为代表的古文经学做了极好的宣扬，这种立场继承刘歆《七略》。 二、刘歆对《左传》的推广
《左传》以民间私学的状态潜滋暗长，直至西汉哀帝时刘歆为《左传》等古文经争立学官，引发了首次今古文之争。通观历代今古文之争，今文学家攻击《左传》的论点大致有二：一是《左氏》不传《春秋》，二是《左氏》不祖孔子。
所谓“《左氏》不传《春秋》”，就是说《左氏》从文体性质上讲并非讲解《春秋》经的“传”。此说最早见于刘歆《移让太常博士书》中所引太常博士的观点，后世持此论点者有晋王接、北宋刘安世、南宋朱熹等。胡念贻《〈左传〉的真伪和写作时代考辨》认为：《左传》是一部史书，虽然在写作中参考了《春秋》，但并非为解释《春秋》而作。此外，刘歆之父刘向也不以《左氏》为传。徐复观《两汉思想史》：“西汉人引《公羊》《谷梁》，固称为《春秋》，汉初的《新语》《韩诗外传》《新书》等，皆广引《左氏传》，有的亦称为《春秋》。其大量引《左氏传》而不称《春秋》者，经我的考查，仅有刘向的《新序》《说苑》。” “《左氏》不传《春秋》”的论据大致有三：其一，《左传》与《春秋》的条目不能一一对应；其二，《左传》与《春秋》时有矛盾，如用历不同；其三，《左传》中的解经文字有明显的窜入痕迹。
所谓“《左氏》不祖孔子”，即否认《左传》作者与孔子的关系。《后汉书·儒林传》范升：“《左氏》不祖孔子，而出于丘明，师徒相传，又无其人。”《公羊》《谷梁》《邹》《夹》诸学以口授方式流传，都有自己的传授体系。相传，《公羊》《谷梁》之学的祖师是子夏的弟子公羊高、谷梁赤。今文经学先行，古文经学后出，时人的思维习惯要求《左传》像《公羊》一样也有清晰的传授系统。《汉书·儒林传》为《左传》建构了从张苍至刘歆贯穿整個西汉的传授体系，而未溯及秦以前；故又有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引刘向《别录》，补充了“左丘明—曾参—吴起—吴起子期—铎椒—虞卿—荀况—张苍”的传承系统。虽然这份名单不甚可信，但终归是建立起了从左丘明以至汉代的完整传授体系，解决了谱系不清的问题，只余下左丘明和孔子的关系有待说明了。
今文学家否认左丘明和孔子存在关系。他们认为，《左传》的作者和《论语·公冶长》中的左丘明不是同一人，因为《左传》叙事文字中有多处与孔子“尊周”的思想相悖，如“周郑交质”等。刘歆则强调左丘明和孔子关系亲密：“左丘明好恶与圣人同，亲见夫子，而公羊、谷梁在七十子后，传闻之与亲见之，其详略不同。”《左传》不但源自孔子嫡传，且远远早于《公》《谷》，理所当然优于后者。
刘歆在其撰写的秘府藏书目录《七略》中，再次强调了《左传》的经传性质和左丘明与孔子的密切关系，高度肯定以《左传》为代表的古文经学的价值。《七略》中将今古文经传并列，以古文经在前、今文经在后，显示出作者对古文经学的偏爱。《六艺略》总序中更是直接批评今文经学的治学方法：“务碎义逃难，便辞巧说。破坏形体；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后进弥以驰逐，故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安其所习，毁所不见，终以自敝。”这些都保存在班固《汉书·艺文志》中。目录学是“治学之门径”，《汉志》作为我国现存最早的文献目录学著作，对古文经学的传播和发展影响深远。
参考文献：
[1]郭丹.左传与两汉经学[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01）.
[2]卢毅.刘歆与经古文学[J].唐都学刊，2000（03）.
[3]宁登国.“《左传》原本”发覆[J].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03）.
[4]李景文.刘氏父子与古文经学的兴起——以《别录》、《七略》为个案[J].大学图书馆学报，2013（01）.
（作者简介：张冰，女，研究生，武汉大学文学院，研究方向：明清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