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美龄将基督教会作为自己跻身政坛的切人口,在新生活运动初始时即积极邀请基督教会和传教士参与其中,用基督教来应对共产主义的发展,作为重建国民政府统治秩序、消除共产党影响和作用的见证.在忧虑宗教与政治边界的同时,不愿失去机会的基督教会努力与国民政府合作,在江西黎川这个曾经的苏区,建立了受蒋宋资助的“基督教超越共产主义”的实验区,成为新生活运动中“具独立性”的特殊个案.基督教会和国民政府的关系再次密切,宗教与政治呈现出叠合交融的互利局面.通过基督教会和在华传教士等多种渠道的合作推介,宋美龄将自己与中国政治外交和美国宗教达成一体,走上了中国政坛,蒋介石也将基督教与“革命概念”纠缠混合,以东方大国的首位基督徒元首的面貌走进了西方世界的视野.基督教的社会服务与国民政府政治社会活动的渗透叠合,也助力了基督教在中国社会正面形象的提升和传教领域的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