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不给我钱，你叫我怎么办？没有钱，说什么都是废话！”
　　在 广西南宁市江南区一个建筑工地的简易工棚里，包工头一边猛吸着烟，一边冲着陈美杏喊：“领导，大姐！要不你把我抓起来算了……”
　　为农民工追讨被拖欠的工资，陈美杏经常要面对这样的场面。自1997年11月进入南宁市江南区劳动监察大队近20年来，陈美杏为20万名农民工兄弟讨要回了4亿多元工资，被农民工兄弟称为“讨薪大姐”。
　　20年讨薪4亿元
　　听说“讨薪大姐”陈美杏会到工地来帮大家协调被拖欠的工资，家住南宁市邕宁区那楼镇的梁培政和不少已经返回乡下的农民工1月11日一早就趕回了工地。
　　“我在工地干了快一年，工头还欠我11750元。”梁培政说，50多名农民工被拖欠了工资加起来应该超过70万元，“工头一直说上面的劳务公司没给他钱，所以我们就拿不到钱。”
　　1月9日，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代表到南宁市江南区劳动监察大队，向大队长陈美杏求助。第二天下午，陈美杏召集农民工代表、业主、劳务公司、包工头等在大队会议室协调。包工头最后在承诺书上签字，答应在两天后发工资。
　　“每次协调都像吵架，半天下来嗓子都坏了……”陈美杏说，年关将至，企业有企业的难处，包工头有包工头的难处，但再难也难不过农民工。
　　1月11日上午，陈美杏和同事们冒雨到工地监督包工头发放工钱。但钱却发不下去，农民工的工资明细表还没有做好，很多工资记录只是随便记在包工头手里的一张纸上。“必须要核对工资明细表，每个人都要签字确认自己的工资数额，拿身份证才能领工资。”陈美杏说。
　　两个小时后，工资明细表终于制作好了，但钱依然发不下去。因为根据包工头记录的账单，一些农民工的名字记录的是“小林仔”“阿辉”等绰号，与身份证信息不相符。
　　过了午饭时间，第一笔工资终于发到农民工手中。领到工钱的农民工一个个离开了工地，陈美杏和同事坚持到了最后。
　　不是职责范围也要管
　　为了能追回已经拖欠了一年多的葡萄款，78岁的阿不力米提·艾买提和同村的沙拉木·木散瓦尔等人从新疆阿图什千里迢迢两次到南宁。2015年，一名老板到新疆阿图什收购葡萄，村里的780户果农将价值200多万元的890多吨葡萄卖给了他。
　　“说好葡萄卖了就结清货款，但一年多了也没给。”沙拉木·木散瓦尔等人几次到南宁来讨要货款，但欠款的老板却一再推脱。他们去找政府信访部门反映，甚至报了警，但由于没有买卖合同证据，连欠条都没有，他们被告知，“如果没有证据，钱很难要回来”。
　　2016年11月17日，感觉走投无路的阿不力米提·艾买提和20多名新疆来的农民来到南宁市江南区劳动监察大队找陈美杏。
　　“买卖经济纠纷不属于劳动监察职能范围，但看到他们跑了这么多趟还没解决问题，我决心帮帮他们。”陈美杏赶紧向城区政府领导汇报并建议成立专门的工作组进行协调。经过协商，最终让每一户被拖欠的新疆农户都顺利拿到了葡萄款。
　　2016年12月26日一大早，已收到欠款的新疆农民代表拿着锦旗和匾额来到陈美杏的办公室。在陈美杏的办公室里，一摞摞讨薪材料和一面面锦旗格外引人注意。陈美杏说：“我好怕有人送锦旗来，我总是劝他们好不容易追回了工资就不要再破费钱了……”
　　沟通只能靠吼
　　开会讲话大声、打电话大声……陈美杏给人第一印象是嗓门很大，一走进政府办公楼，就能听到她在二楼的声音。
　　“有时候，沟通只能靠吼。不大声，根本压不住。”陈美杏说，有时是包工头耍赖，必须大声说话，在气势上压住他们；有时是工地嘈杂，要在电话里让农民工听清楚就得大声喊；更多时候是在调解时，几方一言不合就要吵架，她作为调节人只能提高音量“震”住各方。
　　有一次，陈美杏的嗓子坏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到医院，医生用针筒直接向她的喉咙注射药水，声音才慢慢恢复。
　　年底是陈美杏最忙碌的时候。为了减轻春节前的工作压力，他们加强了日常的工作巡查。
　　“农民工工资被拖欠问题为何如此顽固？”记者问。
　　“关键是工程违法层层分包！分包的中间环节多了，农民工资经常会被中间的包工头截留、挪用，这就需要我们继续加大监管力度。”陈美杏说，只要有农民工兄弟的工资被拖欠了，不管吃多少苦，她都愿意和他们一起风雨同行在追薪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