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挥戈马上》是开国上将杨得志的回忆录，1984年由解放军文艺出版，该书记录了将军从参加革命到1949年解放大西北的军旅生涯，聂帅作序并题书名。全书近二十九万字，从井岗山到延安，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里面充满了壮怀激烈的故事，让我深受感染。
　　就在全书行将结束时，将军单独记述了一个小故事，三页长短，约一千六百字的“一个小小的插曲”，但就是这个悲泣的插曲，让我感慨万千，浮想联翩……

二

　　故事很简单。杨将军是这样讲述的：
　　这件事发生在我们进军宁夏的路上。那天，部队来到一个不大的城镇，住下不一会儿，警卫员前来报告：有一老百姓要见我，“他知道你的名字，还说他认识你。”这里怎么会有老百姓知道我呢？请他来吧。
　　那个人一进屋，我们的视线一相遇，我便愣住了。看上去他好像有四十多岁，怎么这样面熟而又陌生？我让他坐下。还是他打破了寂静：你，你是杨团长吗？你不认识我了吗？他这句话深沉而颤抖，好像期待着我作肯定的回答。
　　“小黄！”我喊起来了。“你是红一团的测绘员小黄！”他没有再说话，甚至连头也没有点一下，两眼顿时明亮，泪水泉涌般地淌了下来。
　　我的眼睛也湿润了。警卫员站在一旁，呆呆地望着我们，也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把小黄拉到我的床前，让他坐下，端详着他，为他擦着怎么也擦不干的泪水……
　　我向小黄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我想知道他的一切！十四年前更远一些，在中英苏区我们是朝夕相处的啊！
　　小黄告诉我，他是从兵团的布告上看到我的名字找来的。他反问我道：“黎政委呢？他还和你在一起吗？”我告诉他，黎林同志已经牺牲了。
　　“谢象晃呢？那个管我们吃饭穿衣的谢象晃还在吗？”小黄又问。我告诉他，谢象晃同志还在，不过他负了重伤，一条腿被打断了。
　　“肖参谋呢？”小黄又问：“那个搞侦察的肖参谋呢？他搞侦察，我跟着他调查测定行军路线，我们俩是老在一块的。”我告诉他，肖思明同志还在，但是目前在什么地方，我也不知道。
　　小黄几乎问遍了红一团团部所有的同志，十几年了，他大概天天都在想念这些同志……
　　吃饭了，小黄的情绪好像才平静下来。他告诉我，长征时他一条腿上中了两颗子弹，流血过多，昏迷了过去。醒来发现旷野里只有他一个人。有天夜里，他爬到一家穷苦的老百姓家里，请求给他一点吃的东西，并想要一点药。穷苦的老乡给了他一条破被，找来草药，捣碎了敷在伤口上。就这样，他的伤慢慢地好起来，但他的腿再也不能完全复原了。小黄继续说，“我得不到一点部队的消息，想部队，想你们，可我一个人到哪里去找呢？那家老乡对我很好。他们家没有劳动力，我就留下了，我成了他们的儿子，以后成了家。但我还是天天等，天天盼，指望着有一天自己的部队能打回来。”
　　“我们今天不是打回来了吗”！我说。
　　“可我等了整整十四年。十四年呀，团长，离开江西的时候我十八岁，今年都三十二了”。小黄说。“不过我还是‘运气’的，终于等到了你们。那些牺牲了的同志，吃的苦，流的血都比我多，他们也在等，可是没有等到你们，也没有等到今天……”
　　将军对小黄的记述止在这里，小黄后来又怎样了，不得而知。将军征伐千里，不会在此久留，小黄拖家带口，也不会随队而行。这是肯定的结果。但是还有一个结果也是肯定的，那就是小黄的“二次”受伤。这不是肉体之伤，而是心灵之伤。

三

　　可以有一百条理由说小黄是“幸运”的，其中最根本的一条，正如他自己所说，和牺牲的同志们比，他还“活着”。但这个“活法”，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另一种“牺牲”，是幸与不幸的融合。谓之幸，在于保住了生命这一底线，落个“活着”。除此，全是不幸，好似活着不是为了体验幸福，而是体验痛苦与失败。烈士牺牲了，因此不再痛苦，而小黄还活着，与之没有可比性。小黄式的“牺牲”不是中断生命，而是煎熬生命，不是切断痛苦，而是承受痛苦，且是长久痛苦。
　　小黄的不幸在于受伤后，没有人抬他一起走。试想：他受伤醒来，队伍已走远，四顾无人，小黄那种无助无奈，该是怎样的悲凉？但退一步讲，有人抬，连抬他的人也恐遭不测。这种无法选择的生存状态叫无奈，这种无奈状态叫命运，这种苦难命运叫悲剧。
　　长征路上，革命路上，不知有多少小黄把英勇献给了队伍，把苦难留给了自己。
　　小黄的第二次受伤二次痛苦，源于识字。他若不识字，看不懂“杨得志”这三个字，便一切都过去了。
　　小黄的痛苦源于他有心，若是浑浑噩噩，混吃等死，他决不会记住那些往日战友的名字。
　　小黄的痛苦源于他曾经的工作岗位，团直机关。那也是部队上好大的单位了，在那个层面上工作过的人，有阅历有见识。
　　小黄见到的“老团长”已是十四年前的称谓了，此时的杨得志已从团长成长为兵团司令，从统帅一个团到统帅三个军，是真正指挥千军万马的大将军了。小黄会在心里暗暗比较的，他比将军只小六岁，不出意外，自己在队伍里也会成长为团长、师长甚至更大的长。那个测绘参谋肖思明，不就在四十九年后成了山西省军区代司令，那个管“吃饭穿衣”的谢象晃，后来成了正省级地方高官。退一步，不以当官大小论英雄，起码小黄还能在队伍里轰轰烈烈干些年吧。命运的不可选择，逼得小黄走上了“默默离开”的道路，他只能在心中收藏一份仅属于自己的光荣。
　　尽管如此，我仍佩服小黄，小黄舔好了伤口，让生活继续，就意味着让痛苦继续。活着的小黄也是不怕牺牲的人，当活着比死去还需要勇气的时候，活着就是另一种坚强。
　　我们常说踏着烈士的鲜血前进，这话不全，其实还踏着泪水，壮志未酬的泪水。杨将军为小黄擦着总也擦不干的泪水里，包含着多少离情愁绪！
　　小黄是幸运的，在堂堂开国上将的回忆录里居然能拿出一千六百多字的篇幅专门写上一个小兵的往事，从而使小黄与将军一起永留史册，这是多大的幸运。几乎是同样的年龄，两万五千里长征路上的红军英雄中间，有多少“小黄”在默默中离去，而任何书籍里都没有留下他们一个字的痕迹！

四

　　因为受伤而掉队的小黄和他同样命运的“小黄们”，他们曾经热血沸腾地革命过，但受到客观因素的梗阻，使他们最终“默默离开”了队伍。他们是带着无奈，完结了自己“从百姓中来，又回到百姓中去”的革命生涯。当过红军只是他们一个短暂的生活状态，他们中间有很多人认识到这段经历会有怎样的意义，小黄就是代表。这也是小黄泣不成声的最主要原因。这也是悲剧的成因。但是，还有一种“离开”不是以默默的形式，无奈的形式，而是相反，以“公开”的“主动”的方式争取离开的，这让我很意外。这是我在老革命何长工《难忘的岁月》里看到的一段“离开”的故事：红军到达陕北后，何老受命办荣军院，里面收容着许多长征过的老红军，他们和小黄一样，在征途上身体伤残，但和小黄又不一样，他们坚持到了陕北。组织上照顾他们，把他们“养”了起来。当然在贫瘠的陕北垄塬上，生活条件是艰苦的，但无论如何，也要强于爬雪山过草地时的吃野菜煮皮带吧。但是吃过长征大苦的老革命们竟然受不了延安的小苦了。荣军院坐落在延长、延种、宜川等地，他们竟要去延安集体请愿“上访”！这大概是最早的上访了吧！上访的目的是什么呢？离开延安，回老家去！因为“医护人员关照不够”，“不愿继续留在医院，在当地安家落户，生活又不习惯，家属问题也无法解决”。于是就纷纷要求回南方老家去，并为此去延安“请愿”。
　　已经是1938年了，全国已进入抗日阶段，延安成了相对稳定的我党我军抗战大本营。最艰苦的雪山草地已成回忆，这些伤残军人在应当“享受”应有待遇的时候，他们却主动选择“离开”。因为是回远在南方的老家，那里是蒋管区，还需要周恩来与国民党交涉，毕竟曾刀戎相见，需人身安全有保证才能送回去。就这样，经何长工之手，竟有两千余名荣誉军人回老家了。当年，南方红军到陕北时是二万八千人，两年后，用回家方式离开队伍的竟接近十分之一。不管是什么初衷，什么原因，事实上，他们和革命告别。这些人后来的情景就不得而知了。可以知道的，他们一定是重回土地，重做农民。他们的战功，他们对革命的贡献，他们的红色履历，就此划上句号。
　　他们后悔吗？也许用今天的逻辑回答不了过去的问题，那些荣誉军人一定有着他们充分的理由，充分的逻辑，农民革命战士的理由：他们不愿在陕北吃闲饭，加重人民负担，增添物资供应的困难，不如回老家给革命减轻负担。用不再革命给革命减轻负担，这也是一种逻辑。与小黄不同的逻辑。

五

　　一个人的命运往往就像大海中的一叶扁舟，波涛起伏，难以驾驭，努力了也无力把握。这种无奈让人抑郁，当寂寞的心无法表白的时候，人生就处在煎熬中。小黄“离开”部队以后，便一直处在煎熬中，漫长的十四年过去了，小黄终于见到了队伍见到了老首长，在了却思念煎熬的同时，又陷入新一轮的煎熬。你想：千帆竟过，而他沉舟侧畔，万木葱茏，而他病树独支，他在主观上多想横戈马上，与大军驰骋的啊。
　　也许，我的叹息也庸俗化了，以想当将军的士兵为标尺为追求了。作为“俗人”，我也确实不掌握天使的标准与追求。不理解脱俗人的高远境界。在这点上，我也是流泪的“小黄”。
　　人生无常。还是要有品味人生复杂滋味的心理准备为好，以增强自身生存的韧性。不仅勇于宁折不弯，还要勇于宁弯不折。而这后一条，是多数人的选择。不论有奈，还是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