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子是我的初中同学,准确地说,是迄今为止,我唯一保持联系的初中同学。尽管,我的初中距离现在,只有十年。
　　不要小看十年这两个字,它带着无形的杀伤力,一下子就把人打得溃不成军,只能臣服于时间之手。但有些过往,却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在光阴的涤荡中,欣欣向荣。
　　初遇麦子,是在初一的一个百无聊赖的午后,我在操场找一个安静的角落看书,正好,她也在。不同的是,我拿的是《教材全解》,她拿的是《西厢记》。线装的带着时间沉积的灰褐色书皮,让我对眼前这个姑娘肃然起敬。
　　我也常常背着父母,把《红楼梦》藏在英语课本下,时断时续地看林妹妹耍小性子,却不曾大张旗鼓地把这种闲书带到学校,优哉游哉地慢慢品味。就是这本《西厢记》,我一下子把尚不熟识的麦子,认为知己。
　　熟悉之后,发现彼此的爱好相像,都喜欢旖旎的古典小说,都喜欢李商隐的诗,都喜欢香港老电影,对盛时的狄龙和姜大卫,念念不忘。
　　麦子的理想是做一个自由影评人,斯时,我还不知何谓自由影评人。她问,你的理想呢?我语塞,考高中吧。然后呢?然后上大学吧。
　　我很沮丧地发现,我根本没有自己的理想,在麦子清晰地憧憬自己的未来时,我还懵懂如孩童。我第一次认真地考虑这个问题,终于,我对麦子说,我要当一个剧作家。
　　我清楚地记得,那是一个秋日的傍晚,当我说完自己的理想的时候,天际的云,显出夺目的红色。她伸出手,和我握手,然后说:记得你的理想啊,十年后,看我们能不能实现。到时,你写的故事拍成电影了,我就写影评,把它们一个个吹得天花乱坠的。
　　我开始为自己的“理想”而努力,期待有朝一日,能把自己写的故事,融进长长的胶片中。我跑省会的图书大厦买了很多关于电影的书籍,在英语课上,把小笔记本夹在书中,构思我的故事。周末,我们跑很远到市中心的电影院,为的是看一场心仪许久的电影。
　　很显然,我的学习受到很大的影响,老师和家长都不明白,这个一贯的“乖孩子”怎么突然变得心神不宁。后来,班主任看出门道了,她叫我和麦子保持距离,理由是,麦子学习不好。
　　是呀,麦子成绩一般,她自己的口头禅是:60分万岁,多1分浪费。而且,她很特立独行,用现在的话就是“潮”。穿宽大的黑色蝙蝠衫,带黑色方框眼镜,神色淡漠,有一种一意孤行的决绝。
　　当麦子再次喊我去电影院的时候,我有些犹豫,脑子中闪过的是班主任那张严肃的脸。我拒绝了麦子的邀请,在她转身离开的刹那,我心中,有种难言的羞愧。不是愧于她,是愧于自己。原来,我所谓的理想,单薄而脆弱,经不起一点质疑。
　　终于,我收起了那些电影书,把写满故事的本子锁进了抽屉。再遇见麦子的时候,我只是淡淡地微笑,那种笑,带着拒人千里的味道。麦子问:你怎么了,是不是写故事,写到一半,后面的怎么也想不起来了?我摇摇头,说:我不写了。
　　她的藏在黑色方框眼镜后面的眸子,显出不解的色彩,她说:你记得你的理想吗?我有些迟疑地点头,继而摇头。我说:理想太远了,它在哪里呀。麦子听了这句话,说:你等等。
　　她飞快地跑开了,再回来的时候,手里多了一枚石榴。一枚很平常的石榴,默默的,卧在麦子的手心。麦子把石榴剥开,显出里面饱满的石榴籽。“你看。”麦子说:“不要说现实太瘦削,盛不下丰盛的理想。就好像这枚石榴,外表粗糙,一旦你剥开,就会发现它里面是怎样的惊艳和丰盈。”
　　我明白她说的意思,但是,我还是对自己所谓的“理想”,抱着悲观的态度。因为在这个小城,电影,是不被接受的。无数平凡的人,为着生计奔波,他们从不曾在荧幕上,体察别人的微笑和哀伤。
　　我摇摇头,只说了两个字:谢谢。麦子没再说什么,她把这枚剥开的石榴递到我的手心,鲜红的汁水浸染了我的指尖。我突然,有一点心疼,我知道,我是自己的叛徒。
　　初中毕业,我进了重点高中,四平八稳地上了重点大学。麦子则去了北京一个不甚出名的学校,她在给我的信中说,每周要坐两小时的车,去北影蹭课。我可以想象,冬日的北京,是怎样的朔风凛冽,而瘦削的她,又是怎样在这个巨大的城市奔走。她只是不想辜负,自己对电影的痴爱。
　　毕业后,我的工作,和文字无涉,把自己打磨成报表中的一个小小数字。而她,去了上海,做了编辑,电影杂志社最年轻的编辑。她给我寄信和照片,美丽的黄浦江畔,她神情淡然,嘴角微微上扬,仍是一种决绝的姿态。
　　她在信末说,还记得那枚石榴吗?我没有回信,因为我想不出用什么词语,回复她的问题。但我怎么能忘记,初见石榴的瞬间的惊艳。一枚在粗糙外表下兀自丰盈的石榴,让我明白了自己的软弱和潦草。
　　所以,十年之后,我的理想终究是仓促结尾,然后,在别人的故事里,做永远的旁观者。而麦子,用自己的力量,一点点改变人生的轨迹,终于冲破逼仄的生活,绽放出夺目的鲜红。
　　编辑/梁宇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