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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以来，面对当代激进政治带来的历史创伤，不同代际的作家呈现出各异的书写。在时间的过滤作用下，创伤书写已远离简单、急切的政治性言说，深入至文化心理层面的反思，走向对人之存在的探询。“近事模糊远事真”，贾平凹、阎连科分别以《古炉》与《四书》宣告中年变法，返观处于记忆与遗忘之间的历史创痛，追问其如何发生，怎样消弭。那么，疼痛之后有何收获？他们试图以怎样的写作伦理打开隐秘的白昼，又显现出何种困陷与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