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0年底接到杂志改版决定的时候，上到社长总编，下到编辑记者都对现如今的期刊市场做了很长时间的研究，传统媒体在网络的强大冲击下，面临着转型和重新定位的严峻形势。做什么样的刊物，关注什么样的问题，成了我们一年来研究的重点。
　　今年是“十二五”的开局之年，在2010年人民日报社《民生周刊》和《京华周刊》相继出版后，民生类刊物引领着期刊市场的潮流，越来越受到大众的关注。2011年，我们提出了“服务百姓，关注民生”的办刊思路，从聚焦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到全国两会召开；从食品安全危机到“全国百城百姓用药安全”系列报道；从多晶硅暴利产业困局到鄂尔多斯民间资本借贷；从亚洲第一铁矿拆迁始末到北京打工子弟学校取缔风波；我们关注社会，关注改革，也更关注中国老百姓个体的命运。从办刊之初对年轻杂志和年轻团队的殷切希望，到今年对媒体定位和内容的深度考量，带着伤感、困顿和希望，我们走过了2011年。
　　作为媒体人，我们有时感到既是事件的参与者，因为我们个人也是老百姓，又是事件的旁观者，因为我们要客观地反映事实真相，在感性和理性的边缘徘徊，我们经历了太多太多。
　　当今时代，媒体对社会舆论和社会价值观念的形成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媒体的报道和节目无不体现和蕴涵着一定的价值导向，无不对国民心态产生这样那样的影响。在培育健康国民心态的系统工程中，媒体的作用不可替代。这就要求各类媒体遵守规范、加强自律，始终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始终坚持客观、真实、全面、公正的报道原则，引导国民以健康的心态认识和对待国际国内的重大事件，决不能为了吸引眼球、迎合部分受众的心理而渲染和炒作一些极端、非理性的“雷人”、“雷语”，或进行纯粹的情感宣泄。而作为一本民生类刊物，我们更要思考究竟什么是我们衡量社会和国民道德心态的标准，我们仍将孜孜不倦地寻找这个标准。
　　在媒体对郭美美和红十字会倍加指责的时候，我们是否思考过，一个二十多岁的女孩，为何将金钱作为衡量其自身价值的唯一标准？是什么造就了她扭曲的心态；我们的食品安全问题到了如此严峻的地步，当我们对蒙牛这样的大型企业充满失望的同时，是否思考过，这些层出不穷的毒食品难道不是我们的国民制造出来的吗；在达芬奇案中案事件的真相尘埃落定前，我们是否思考过，整个事件伊始企业与控诉人的社会责任感在哪儿？媒体的责任感又在哪儿？而他们不也是我们身边的人吗；年底，国家首次将PM2.5列入环评标准，但是光靠严格的执行标准我们的環境就能有所改善了吗？
　　社会终究是由每一个个体组成的，我们当然要把每一个诉求寄希望于法治的健全、政策的进步和决策者的智慧，把我们的声音诉诸于媒体、网络乃至于民间的意见领袖，而真正能改变现状的是他们吗？不是，而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行动。2011年，微博成了我们最关心的话题，而在这个言论如此开放的平台上，看看我们都做了什么、听到了什么呢？我们难以听到对社会改革的呼吁，难以听到对新闻真实性的认真考量，难以听到对人性的关爱和希望！一年里，我们听到了太多的抱怨和不满，有人说，在微博上除了打诨就是抨击政府，这些人中，是否也有你呢？
　　今天，我们的社会正处于转型时期，面对层出不穷的社会问题，我们的决策者并非视而不见。教育、医疗体制不断改革，法治建设日益健全，宏观调控抑制房价，税费进一步改革，努力减少贫富差距，我们看到了决策者改革的决心，而我们的国民在历史的转型期究竟应该做些什么呢？
　　如今，中国的各行各业都在反思和行动，从自己做起，我们不能寄希望于他人，只有靠我们自己的双手才能共同创造文明进步的社会，少一些抱怨，多一份理解，少一些批评，多一些建议，我们相信，中国人有智慧和能力解决我们当前面临的问题。
　　2012年，我们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