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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百姓则没有一点儿自由，连夜间都不准关门，警察、特务每夜都挨门清查户口，见着年轻妇女就强奸，见着财物就掠夺，见着家畜、家禽就抓去吃掉。
日军侵华期间，我国长城内外，今河北、辽宁、内蒙古、北京、天津的25个县（区）被制造成了千里“无人区”。在这片总面积5万平方公里、总长度大约1000公里的区域里，曾经郁郁葱葱的壮丽河山被日军强行变为一片焦土，老百姓被迫背井离乡，流离失所，哀鸿遍野。对此，学界中有“南有南京大屠杀，北有千里无人区”的说法。对于千里无人区的血泪历史，我们不能也不该忘记。
千里无人区的缘起和形成
1933年3月，日军侵占热河省后，激起了不甘心做亡国奴的中国人民的顽强反抗。1937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洛川会议，根据毛泽东“关于红军可出一部于敌后的冀东，以雾灵山为中心区域开展游击战争”的提议，由宋时轮、邓华率领的八路军第四纵队5000多人从平北斋堂出发，浩浩荡荡挺进包括兴隆、滦平、丰宁在内的冀热边地区，开展冀热边地区抗日游击战争，创建冀热边抗日根据地，抗日的烈火越烧越旺。到1939年底，由李运昌领导的八路军冀热察挺进军第十三支队（后改为冀东军分区），已发展到辖一个主力团、九个游击总队共数千人的抗日武装。日伪当局十分惊慌，连连惊呼：“延安的触角深入满洲，打乱了满洲秩序。”消息传到伪满洲国的“心脏”长春，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如临大敌，立即决定采取紧急措施予以镇压。
为此，日伪当局便决定把曾经在东北实行的无人区化政策（20世纪30年代初，日军便在我国吉林省东边道、黑龙江三江等地区制造无人区）推行到冀热察地区，在冀（河北）热（热河）察（察哈尔）边界长城沿线，即伪满洲国“西南国境线”上，开始制造骇人听闻的千里无人区。到1944年春，日军炮制的千里无人区计划基本完成。
制造千里无人区是侵华日军所奉行的对外扩张的“大陆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般由三种不同的区域形式组成。一是“无住禁作”地带，主要是指在靠近长城和敌伪不容易控制的山区，将偏僻村庄和零散住户的房子全部拆毁、烧光，不许住人，不许耕作，区域内实行“三光”政策;二是集家并村，在交通方便、地势平坦开阔、便于管制的地方建“部落”，老百姓集中起来，然后训练“自卫团”、发武器、实行牌甲制、登记户口、发《证明书》等，进行集中营式的严密控制;三是“禁住不禁作”地带，一般距部落不过三五里，白天可以种地，但到晚上必须回部落住。
与此同时，日军华北方面军在长城内侧的遵化、迁西、迁安、蓟县、平谷、密云、怀柔等地区修建“集团部落”，制造了约4000平方公里的带状式无人区，并在今延庆、张家口赤城、龙关交界地带的大海陀地区制造无住地带。
日军推行集家并村政策、制造无人区，从战略上来讲，是为了“确保满洲”;从战术上来讲，就是为了破坏人民群众同共产党、八路军的鱼水关系，达到“竭泽而渔”的目的。
日军在千里无人区犯下的累累罪行
日军侵华期间，在千里无人区犯下了一系列惨无人道的罪行，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实行灭绝人性的“三光政策”;二、修建集中营式的“集团部落”;三、实行残酷的政治、军事统治;四、对矿产资源的掠夺和破坏;五、强掠劳工进行奴役、迫害;六、进行文化、教育侵略;七、强迫种植罂粟，制造、贩卖、吸食鸦片;八、对妇女进行性暴力、性奴役;九、实施毒气战、细菌战。其中，前两点最有代表性。
日本侵略者制造无人区的主要手段就是大屠杀。日军对于不肯搬走的老百姓要么就地杀害，要么以“通匪罪”关进监狱。对于“无住禁作”地带，则不要说老百姓了，就连家畜家禽都不放过，打死勿论。到1943年，无人区里生物已基本灭绝，“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就是很鲜明的写照。
对于部落中的老百姓，日军的统治也是相当严酷的。老百姓只能凭“居住证明书”在规定时间内出部落门，在地主、富农的土地上做活，如赶集、串亲迟归者，必须请假。情况稍紧张，日军就几天不开大门。老百姓则没有一点儿自由，连夜间都不准关门，警察、特务每夜都挨门清查户口，见着年轻妇女就强奸，见着财物就掠夺，见着家畜、家禽就抓去吃掉。
在部落里，警察、特务时时监视老百姓，巧立罪名，随意抓人入狱。比如，见到两三人结伙闲谈或夜间点灯唠嗑，或家中有茶缸、小铁锅、灰色和草绿色衣服、布鞋超过两双、日落后归圈等任意一种现象，皆把当事人以“通八路”的罪名列为思想犯抓去入狱;家中存有中华民国书籍、书写的抗日语句，搜出无证明书的人、枪支弹药、八路军粮票等，皆把当事人列为政治犯逮捕入狱;家中存有大米、白面、纸烟、手电等物品，皆把当事人列为经济犯入狱。
除此之外，部落内还实行“检举”制度以方便日伪的屠杀。1942年春，驻宽城亮甲台日伪军在亮甲台搞“检举”，让所有老百姓都张开嘴，逐个检查，谁牙白就抓谁。敌人的理由是，凡是牙白的都是八路军，因为八路军爱刷牙。
在监狱中，日伪炮制了许多惨绝人寰的酷刑，名目繁多，残忍至极。其中有：断食空腹（饿死）、倒栽莲花（将人头朝下活埋）、军犬跳舞（活活让狗吃掉）、滚绣球（令赤身裸体的活人蜷缩着进入布满钉子的笼中，然后再滚动笼子）、虾公见龙王（将活人头脚捆到一块扔进池塘或河里），等等，不胜枚举。据统计，1942年1月到1943年12月，仅一个县入狱死亡的老百姓就达1.2万多人。
并且，由于部落内居住环境恶劣，缺少必要的生存条件，许多老百姓死于冻饿或瘟疫。1943年，仅兴隆一个县即有6000余百姓因瘟疫而死。真是“无村不戴孝，处处有哭声”。
部落里的百姓过着非人的生活不说，苛捐杂税还多如牛毛。老百姓三天两头要交钱。没有钱的拿物，不交者以人抵押，不赎者送往监狱加以迫害等。
千里无人区里的英勇斗争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针对敌人武力炮制无人区的残忍暴行，我党领导下的抗日军民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许多群众拒不进部落，坚持住在深山里，窝棚、马架子被敌人烧了，一时搭不起来，就住土窑、山洞、砬棚。群众乐观地编出顺口溜，唱道：“铺着地、盖着天，星星月亮照经年，宁愿忍受山里苦，不做奴隶进‘人圈’。”
为了对抗日军，我党还动员群众破坏部落，敌人白天逼迫群众修建，晚上群众就去拆毁。虽然给敌人制造无人区的计划给予了一定的破坏，但是群众也被折腾得很苦。时任冀热辽军区司令员的李运昌曾回忆：“在阻止敌人修‘人圈’失败以后，我们改变了斗争策略。我们不拆‘人圈’了，也让一些人住进‘人圈’，但他们是为我们做工作的，与我们有关系。当时兴隆县有个县长王佐民同志，就是搞这个工作的。他在‘无人区’里待着，领导‘人圈’里面的工作，人家给他送情报、送粮食。他把伪政权变成两面政权，表面上为敌人做事，实际上归我们领导。”
经过艰苦细致的工作，原来几乎是铁板一块的部落形势发生很大变化，大致可分为三种情况：处于两面状态的约占60%，表面上两面状态，而实际上抗日处于优势约占20%，只有20%尚为日伪军控制。与此同时，八路军部队与地方游击队和民兵组织利用有利的地形和灵活机动的游击战争战略战术，密切配合，协同作战，在极其艰苦的情况下打了许多漂亮的伏击战、游击战、麻雀战、山洞战、地雷战。此外，各地还建立了青年救国会（报国会）、妇女救國会、儿童团等群众组织。被称为“当代佘太君”的邓玉芬、爱国拥军模范张翠屏（“冰儿”的母亲）、“抗日柱石”董万功、抗日小英雄丙丁火等人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无人区的抗日斗争是异常残酷的，但是，在我党的坚强领导下，人民群众不屈不挠的斗争使日军制造无人区，妄图“竭泽而渔”，孤立、困死抗日工作人员和八路军的罪恶阴谋彻底破产。制造千里无人区的罪魁祸首之一铃木启久不得不承认：“日军制造‘无人地带’，原本是要扑灭八路军的根据地抗日烈火，抑制八路军的抗日活动。但是，我们不仅没有达到目的，反而促使以八路军为中心的中国人民的抗日组织和它的力量更加增强。”
1945年2月，冀热辽区党委通过了开展打击日伪军战役、恢复开辟热辽工作的决定。6月，路北挺进支队从三个方向分别挺进热河地区。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日军制造的千里无人区土崩瓦解，冲破部落管制的群众喜笑颜开，从部落里搬回原居地，搭房盖屋，复垦耕地，开始新的生活。
（水云间荐自《纵横》2015年第6期）
日军侵华期间，我国长城内外，今河北、辽宁、内蒙古、北京、天津的25个县（区）被制造成了千里“无人区”。在这片总面积5万平方公里、总长度大约1000公里的区域里，曾经郁郁葱葱的壮丽河山被日军强行变为一片焦土，老百姓被迫背井离乡，流离失所，哀鸿遍野。对此，学界中有“南有南京大屠杀，北有千里无人区”的说法。对于千里无人区的血泪历史，我们不能也不该忘记。
千里无人区的缘起和形成
1933年3月，日军侵占热河省后，激起了不甘心做亡国奴的中国人民的顽强反抗。1937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洛川会议，根据毛泽东“关于红军可出一部于敌后的冀东，以雾灵山为中心区域开展游击战争”的提议，由宋时轮、邓华率领的八路军第四纵队5000多人从平北斋堂出发，浩浩荡荡挺进包括兴隆、滦平、丰宁在内的冀热边地区，开展冀热边地区抗日游击战争，创建冀热边抗日根据地，抗日的烈火越烧越旺。到1939年底，由李运昌领导的八路军冀热察挺进军第十三支队（后改为冀东军分区），已发展到辖一个主力团、九个游击总队共数千人的抗日武装。日伪当局十分惊慌，连连惊呼：“延安的触角深入满洲，打乱了满洲秩序。”消息传到伪满洲国的“心脏”长春，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如临大敌，立即决定采取紧急措施予以镇压。
为此，日伪当局便决定把曾经在东北实行的无人区化政策（20世纪30年代初，日军便在我国吉林省东边道、黑龙江三江等地区制造无人区）推行到冀热察地区，在冀（河北）热（热河）察（察哈尔）边界长城沿线，即伪满洲国“西南国境线”上，开始制造骇人听闻的千里无人区。到1944年春，日军炮制的千里无人区计划基本完成。
制造千里无人区是侵华日军所奉行的对外扩张的“大陆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般由三种不同的区域形式组成。一是“无住禁作”地带，主要是指在靠近长城和敌伪不容易控制的山区，将偏僻村庄和零散住户的房子全部拆毁、烧光，不许住人，不许耕作，区域内实行“三光”政策;二是集家并村，在交通方便、地势平坦开阔、便于管制的地方建“部落”，老百姓集中起来，然后训练“自卫团”、发武器、实行牌甲制、登记户口、发《证明书》等，进行集中营式的严密控制;三是“禁住不禁作”地带，一般距部落不过三五里，白天可以种地，但到晚上必须回部落住。
与此同时，日军华北方面军在长城内侧的遵化、迁西、迁安、蓟县、平谷、密云、怀柔等地区修建“集团部落”，制造了约4000平方公里的带状式无人区，并在今延庆、张家口赤城、龙关交界地带的大海陀地区制造无住地带。
日军推行集家并村政策、制造无人区，从战略上来讲，是为了“确保满洲”;从战术上来讲，就是为了破坏人民群众同共产党、八路军的鱼水关系，达到“竭泽而渔”的目的。
日军在千里无人区犯下的累累罪行
日军侵华期间，在千里无人区犯下了一系列惨无人道的罪行，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实行灭绝人性的“三光政策”;二、修建集中营式的“集团部落”;三、实行残酷的政治、军事统治;四、对矿产资源的掠夺和破坏;五、强掠劳工进行奴役、迫害;六、进行文化、教育侵略;七、强迫种植罂粟，制造、贩卖、吸食鸦片;八、对妇女进行性暴力、性奴役;九、实施毒气战、细菌战。其中，前两点最有代表性。
日本侵略者制造无人区的主要手段就是大屠杀。日军对于不肯搬走的老百姓要么就地杀害，要么以“通匪罪”关进监狱。对于“无住禁作”地带，则不要说老百姓了，就连家畜家禽都不放过，打死勿论。到1943年，无人区里生物已基本灭绝，“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就是很鲜明的写照。
对于部落中的老百姓，日军的统治也是相当严酷的。老百姓只能凭“居住证明书”在规定时间内出部落门，在地主、富农的土地上做活，如赶集、串亲迟归者，必须请假。情况稍紧张，日军就几天不开大门。老百姓则没有一点儿自由，连夜间都不准关门，警察、特务每夜都挨门清查户口，见着年轻妇女就强奸，见着财物就掠夺，见着家畜、家禽就抓去吃掉。
在部落里，警察、特务时时监视老百姓，巧立罪名，随意抓人入狱。比如，见到两三人结伙闲谈或夜间点灯唠嗑，或家中有茶缸、小铁锅、灰色和草绿色衣服、布鞋超过两双、日落后归圈等任意一种现象，皆把当事人以“通八路”的罪名列为思想犯抓去入狱;家中存有中华民国书籍、书写的抗日语句，搜出无证明书的人、枪支弹药、八路军粮票等，皆把当事人列为政治犯逮捕入狱;家中存有大米、白面、纸烟、手电等物品，皆把当事人列为经济犯入狱。
除此之外，部落内还实行“检举”制度以方便日伪的屠杀。1942年春，驻宽城亮甲台日伪军在亮甲台搞“检举”，让所有老百姓都张开嘴，逐个检查，谁牙白就抓谁。敌人的理由是，凡是牙白的都是八路军，因为八路军爱刷牙。
在监狱中，日伪炮制了许多惨绝人寰的酷刑，名目繁多，残忍至极。其中有：断食空腹（饿死）、倒栽莲花（将人头朝下活埋）、军犬跳舞（活活让狗吃掉）、滚绣球（令赤身裸体的活人蜷缩着进入布满钉子的笼中，然后再滚动笼子）、虾公见龙王（将活人头脚捆到一块扔进池塘或河里），等等，不胜枚举。据统计，1942年1月到1943年12月，仅一个县入狱死亡的老百姓就达1.2万多人。
并且，由于部落内居住环境恶劣，缺少必要的生存条件，许多老百姓死于冻饿或瘟疫。1943年，仅兴隆一个县即有6000余百姓因瘟疫而死。真是“无村不戴孝，处处有哭声”。
部落里的百姓过着非人的生活不说，苛捐杂税还多如牛毛。老百姓三天两头要交钱。没有钱的拿物，不交者以人抵押，不赎者送往监狱加以迫害等。
千里无人区里的英勇斗争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针对敌人武力炮制无人区的残忍暴行，我党领导下的抗日军民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许多群众拒不进部落，坚持住在深山里，窝棚、马架子被敌人烧了，一时搭不起来，就住土窑、山洞、砬棚。群众乐观地编出顺口溜，唱道：“铺着地、盖着天，星星月亮照经年，宁愿忍受山里苦，不做奴隶进‘人圈’。”
为了对抗日军，我党还动员群众破坏部落，敌人白天逼迫群众修建，晚上群众就去拆毁。虽然给敌人制造无人区的计划给予了一定的破坏，但是群众也被折腾得很苦。时任冀热辽军区司令员的李运昌曾回忆：“在阻止敌人修‘人圈’失败以后，我们改变了斗争策略。我们不拆‘人圈’了，也让一些人住进‘人圈’，但他们是为我们做工作的，与我们有关系。当时兴隆县有个县长王佐民同志，就是搞这个工作的。他在‘无人区’里待着，领导‘人圈’里面的工作，人家给他送情报、送粮食。他把伪政权变成两面政权，表面上为敌人做事，实际上归我们领导。”
经过艰苦细致的工作，原来几乎是铁板一块的部落形势发生很大变化，大致可分为三种情况：处于两面状态的约占60%，表面上两面状态，而实际上抗日处于优势约占20%，只有20%尚为日伪军控制。与此同时，八路军部队与地方游击队和民兵组织利用有利的地形和灵活机动的游击战争战略战术，密切配合，协同作战，在极其艰苦的情况下打了许多漂亮的伏击战、游击战、麻雀战、山洞战、地雷战。此外，各地还建立了青年救国会（报国会）、妇女救國会、儿童团等群众组织。被称为“当代佘太君”的邓玉芬、爱国拥军模范张翠屏（“冰儿”的母亲）、“抗日柱石”董万功、抗日小英雄丙丁火等人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无人区的抗日斗争是异常残酷的，但是，在我党的坚强领导下，人民群众不屈不挠的斗争使日军制造无人区，妄图“竭泽而渔”，孤立、困死抗日工作人员和八路军的罪恶阴谋彻底破产。制造千里无人区的罪魁祸首之一铃木启久不得不承认：“日军制造‘无人地带’，原本是要扑灭八路军的根据地抗日烈火，抑制八路军的抗日活动。但是，我们不仅没有达到目的，反而促使以八路军为中心的中国人民的抗日组织和它的力量更加增强。”
1945年2月，冀热辽区党委通过了开展打击日伪军战役、恢复开辟热辽工作的决定。6月，路北挺进支队从三个方向分别挺进热河地区。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日军制造的千里无人区土崩瓦解，冲破部落管制的群众喜笑颜开，从部落里搬回原居地，搭房盖屋，复垦耕地，开始新的生活。
（水云间荐自《纵横》2015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