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人没有什么价值观,
　　只想出镜
　　
　　
　　人物周刊:有的人说,现在中央台给人的整体印象是严肃但不权威。
　　时间:如果要做权威媒体,而不只是大媒体,你的权威性建立在公信力的基础上,那你就得面对社会的不同声音,你要有所积累、有所反映,关键时刻有所表态,哪怕是开一个夜间的讨论窗口。
　　不是横着、竖着飞飞字幕,把电视画面用信息填满,天天直播,你的影响力就能做出来的。还得再加一个注脚,要靠新闻评论立台。我们的领导认为评论节目不好搞,要回避。我认为问题是没有找到像样的评论员,而不是内容受限制。实际上任何问题都可以谈,就看你的评论员有没有足够的知识储备、政治智慧。
　　现在媒体语言已经从纪实语言、娱乐化语言升级到了多媒体语言。《望长城》和《东方时空》曾经为电视行业树立纪实语言的标准;但娱乐化风潮中央视影响力逐渐衰减;即将到来的多媒体时代中,央视要放下架子,利用原有的公信力,用媒体行动、新闻行动,铸造新的传播价值。
　　
　　悦人耳目的事做得太多,
　　启迪心灵的事做得太少
　　
　　人物周刊:央视的哪些问题你最忧心?
　　时间:我刚开始工作时只有一个频道,领导催着做节目,因为做节目的人太少了。现在岗位化了,分工明确,收入和工作量、收视率挂钩,悦人耳目的事做得太多,而启迪心灵的事做得太少。
　　纪录片是电视行当里最有文化品位的体裁,但我们现在面临什么问题?没有投入,甚至没有播出时段。
　　电影是虚拟的,你从电影院出来就回到现实了。但电视这东西,渗透进了每个人的客厅、卧室,是最有影响力的。
　　我们有那么多频道,至少应该拿出一个频道来。即便没有一个频道,也一定要拿出专项资金支持启迪心灵、带有文化品位的节目。
　　人物周刊:你是较早借用“外脑”的电视人,把一些非电视行业的人带到行业里来,乃至催生了“电视策划人”这么一个新行当。这个想法怎么来的?
　　时间:我们水平不够。就事论事有点感觉,或者把新鲜事物传递出来,有点本事。但你也就是看个熱闹,想看出门道就只能找学者。
　　把有个性的学者呈现在屏幕上是值得不断去做的事,但现在做电视的人并没有辨识能力,把假学者当真学者去追捧,这是恶性循环。
　　人物周刊:最近让你觉得比较有意思的事是什么?
　　时间:我在做“我的人民XX”系列,包括人民思想家、人民艺术家等等,给一些对中国产生过影响的学者、大家拍照片。
　　还有10来年我就退休了,我已经进入倒计时了。从1983年在中央台实习到现在,这么多年有很多遗憾,立足媒体受很多限制。如果仅仅为宣传需要拍,很多学者往往被忽略,我要给他们树碑立传,三五年内,我要自己办个展览。
　　另外,我做了那么多年的人物栏目,没有真正满意的作品。我跟王韧说了,我要给他们的《大师》栏目做一期水利科学家黄万里。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讲真话的知识分子就是黄万里。“自古以来,文人无骨”,但他是文人铁骨,我佩服他。当然现在他的很多事在媒体上不太好说。
　　人物周刊:现在你希望自己能做成什么事情?
　　时间:我希望一方面在媒体做些有意义的事,另一方面做符合我个人价值判断的东西——这些东西我要自己完成,而不是依靠供职的这个平台。像崔永元做口述历史的整理,也完全靠个人能力。
　　到这个年龄,有一批人在做这种对得起历史、对得起良心的事。我掌握电视语言比较早,有这方面资源,认识基本成熟,不做愧对自己的经历。
　　
　　(实习记者刘畅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