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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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探索我国通货膨胀的传导机制,夫键在于分析和研究诱发通货膨胀的诸经济因素之间的逻辑联系。这里所涉及的传导机制,系指渐次推动通货膨胀的各经济因素之间相互作用的内在过程;一般来讲,经济体制背景及宏观经济政策取向不同,引发通货膨胀的传导机制亦不尽相同。为了不使分析程序过于复杂化,我们不得不撇开一些次要的或无关宏旨的经济因素和过程,而着眼于直接引致通货膨胀的宏观经济过程。一、经济增长和国民收入的提高造成投资扩张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从以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的农村改革起步的,继之而来的宏观经济政策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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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探索我国通货膨胀的传导机制,夫键在于分析和研究诱发通货膨胀的诸经济因素之间的逻辑联系。这里所涉及的传导机制,系指渐次推动通货膨胀的各经济因素之间相互作用的内在过程;一般来讲,经济体制背景及宏观经济政策取向不同,引发通货膨胀的传导机制亦不尽相同。为了不使分析程序过于复杂化,我们不得不撇开一些次要的或无关宏旨的经济因素和过程,而着眼于直接引致通货膨胀的宏观经济过程。一、经济增长和国民收入的提高造成投资扩张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从以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的农村改革起步的,继之而来的宏观经济政策取向是调整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比例关系,以企求在短期内实现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其具体行为方式表现为重新安排农轻重的投资比例。1979—1984年农业、轻工业、重工业基本建设投资额分别为245.84亿元、252.5亿元和1380.44亿元,投资方向仍显示出向重工业倾斜,但较之1979年以前的年份,我国农业和轻工业的投资比例
其他文献
<正> 浙江省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十周年理论讨论会,1988年10月28日至30日在杭州召开。与会同志根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生产力标准理论,总结了本省十年改革的基本经验,分析研究进一步深化改革的方向和思路,并就如何从浙江实际出发,贯彻落实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方针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现将讨论的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以城市(镇)企业大量吸收农民工为标志的城市(镇)劳动力总量短缺和结构性短缺,将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特别是城市人口政策、户籍制度、农村发展,产生一系列深远影响。它最终会冲垮我国严格控制城市发展、限制城市人口机械增长的政策。城市发展必须有利于工业区位集中,土地利用节约,城市布局合理。
<正> “宁波帮”,泛指旧宁波府属鄞县、镇海、慈溪、奉化、象山、定海六县在外的商人和企业家群体。“宁波帮”作为中国商帮之一,很早就已形成,北京在明末天启、崇祯年间就有鄞县会馆,上海也在清嘉庆二年(1797年)成立了四明公所。在鸦片战争前,他们在京津和长江流域已有相当的商业发展,但始终没有多少改变旧商帮的格局。直到五口通商以后(确切地说是在洋务运动兴起后),“宁波帮”才以新兴的近代资产阶级企业家群体的姿态,崛起于上海等通商大埠。开始时,“广东帮”、“山西帮”、“徽州帮”等商帮也各有发展,可说势均
<正> 什么是吴越文化?对此,目前学术界说法不一,尚无定论。本文所说的吴越文化,是指江浙一带或太湖流域意识形态上的文化,它包括政治、经济、社会风俗、语言、工艺美术、建筑等等方面的内容而偏重于文学。如果我们用当代意识来观照文化历史现象,吴越文化与构成中华民族文化总体的其他各分支文化具有不同的特征,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具有社会功利性。综观吴越文化发展的轨迹,在政治、经济,风尚习俗以及园林美术诸方面,功利性都比较明显。宋室南迁以后,吴越文化的发祥地成了中华民族的政治、经济中心,加之土地
<正> 中国古代,江南的开发是比较晚起的。唐代始建,尚未对南方文化产生很大的推动作用。应该说,唐初的经济、政治、人才的重心仍在北方。但它作为一个在政治上统一的幅员广大的帝国,最终将对不同地区一视同仁,因此不久,南方的诗人也终于得以脱颖而出,放喉高唱,在文化史上留下辉煌的记录。而唐代的南方诗人,其重点落在今四川、湖北、江西、福建、浙江、江苏一带,而以江苏为首,浙江次之。
<正> 我国早期史书《春秋》、《左传》、《国语》以及《史记》等对越民族的记载,是浙江最原始的文献资料,但简略而久系统。对浙江古民族历史有比较完整系统记载的是浙江人自己撰著的《越绝书》和《吴越春秋》两部史书。
<正> 在中国近代史上众多人物中,蔡元培不愧为知识分子的卓越前驱。毛泽东誉之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这是就他的道德文章,以及在教育、科学领域的深远影响而言的。周恩来曾赠以挽联:“从排满到抗日战争,先生之志在民族革命;在‘五四’到人权同盟,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这则是对于他一生政治实践的高度概括。虽然逝世已经四十多年,但他的名字和他的思想仍然流传在人间。蔡元培是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又是一个不断随着时代前进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不仅为民族解放与捍卫民权奋斗了一生,而且为我国近代教育与科学事业的
<正>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衣村革命根据地领导人民进行土地革命和反击国民党军事“围剿”的同时,还领导以上海为中心的国统区革命文化工作者,开展左翼文化运动,反击国民党文化“围剿”。对此,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有过很高的评价,他说,十年内战时期,“有两种反革命的‘围剿’: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也有两种革命深入:农村革命深入和文化革命深入”;“这个文化新军的锋芒所向,从思想到形式(文字等)无不起了极大的革命”。左翼文化运动,在中国现代革命史和现代文化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正> 浙江历史学会第五届代表大会暨一九八八年年会于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二日至四日在杭州大学历史楼召开,来自全省各地的一百一十二名代表和论文作者参加了这次大会。会议收到学术论文七十七篇。浙江历史学会截至到一九八八年至十一月止,共有会员五百九十三名,遍及全省各地。这次大会上,金普森教授总结并汇报了第四届理事会的工作,修改并通过了浙江历史学会章程,选举产生了第五届理事会,推荐杭州大学历史系教授沈炼之先生为该会的名誉会长,沙孟海、陈训慈、曹湘渠、程融渠、黎子耀五
<正> 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基本平衡和协调,既是经济稳定发展的前提,又是衡量经济发展成效的指示器。随着我国由过去的封闭或半封闭状况向积极参与国际交换与合作的开放型经济转变,对外经济关系在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中愈益显示出重要的调节作用。在经济特区及沿海开放地带更是如此。本文试图通过考察贸易往来、资金流动等多方面的对外经济关系对社会总供需平衡的影响,探讨开放条件下维持社会总供需平衡的条件及调节措施,为制定外向型开放经济决策提供依据。(一)开放条件下影响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因素国际收支是影响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