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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初收到周作翰教授赠书《求实笔谈》,不久又看到《湖南社会科学报》2008年第9期整版报道了湖南师大举行周作翰教授八十华诞暨学术思想研讨会盛事。阅读之后,深为感奋。
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这个学科,有过复苏、发展、繁荣和短暂“辉煌”,后来由于国内外局势的变化、社会的发展,特别是苏东剧变,出现了学科分流、重组,队伍缩小,明显被“边缘化”了。在这种“困境”下,我们这个学科一批毕业于20世纪50年代,现在均已进入七八十岁高龄的老学者勇赴时艰、苦撑“危局”,为学科的生存和发展,为培养一批又一批的后来者,作出了可贵的贡献。这批老同志,熟悉马克思列宁主义,通晓百余年来各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有求实的优良作风和坚持真理的勇气,对国家的前途、社会的发展、人民的甘苦有高度的责任感,不仅对学科的建设,而且对我国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都是宝贵的财富。周作翰教授就是他们之中突出的一位。
这批老同志,年逾古稀,或步入耄耋之年,仍笔耕不辍,令人敬佩。每当我收到高放、殷叙彝、郑异凡、边鹏飞等学长辈的赠书,总是十分愧疚。深感接受的是一种鞭策,是对自己惰性的敲击。如果说,他们属于老年人中的“中年人”,我只能算是老年人中的“中青年”了。他们的赠与,送来的不单是友情,更是催人前行的动力。
周作翰老师近年来赠书有两次,第一次是他的第一本文集《求真思录》,这一次是《求真思录》的姐妹篇《求实笔谈》。文如其人,从篇名一看便知,周老师著作的突出特点是“求真”、“求实”,说真话、实话、心里话,这里的“真”不仅指不假,而且指真理性、规律性;这里的“实”,不仅指不虚,而且指合乎实际,从实际出发。, 从《求实笔谈》一书我们可以看到周老师最关注的社会主义问题的实际是什么。全书共28篇。第一部分是“建设民主政治的新思路”,不仅论述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与政治文明的关系,而且把眼光放到地方民主政治建设中新的突出的问题上,鲜明地提出了支持民营企业正当的维权斗争,加强校园廉政文化建设,努力把高校构建为政治文明和民主政治的重要基地,把城乡社区的发展作为政治民主化的基础来抓,显示了作者的远见卓识和真知,是切中时弊的。
第二部分以新的视角剖析了地方保护主义。作者经过对中外对比和周密的考察,把地方保护主义定义为违背中央政令的地方政府的经济行为,是与市场经济体制不协调的地方政府的违法行为,尖锐地指出地方保护主义是腐败的温床,并且提出消除地方保护主义的几项对策建议:加强地方公共财政建设,以有效地削弱地方保护主义的利益驱动;建设合理的公共政策机制,坚持公共政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和公开化原则,以消除地方政府不合理的经济行为;培育良好的市场环境,加快反垄断法出台,打击假冒伪劣产品等。
第三部分是探求解决“三农”问题的新途径。全书篇幅约2/3是阐述“三农”问题的。周老师把这个问题看作是民主问题的重中之重,其中引起作者特别关注的是农民的权利问题。作者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以极其丰富和扎实的资料,阐述和论证了只有让农民真正享有人身权、平等权、信访权、受教育权、居住和迁徙自由权、结社权、政治参与和参政权、环境权等八大权利,才能从根本上打破和消除城乡二元社会结构,解决农业现代化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问题。使人感动的是,周老师不顾年老体弱,为了完成农民权利保障问题的科研任务,在年轻学者的陪同下,走村入户,走遍了三湘大地,进行实地调研。当我看到书中他和农民朋友交谈的照片时,顿生敬重之意。对照自己,总是抱怨现行体制不能为政治学者提供深入实际的条件。这些年习惯于对着麦克风滔滔不绝地大讲一通,或自以为是地回答受众“请教”的问题,很少自觉地向基层干部和群众进行调查、学习。想起这些,深感汗颜。
把周老师新著的内容归纳起来,就是“关注民主、改善民生”八个字。这正是中国共产党当今最重要的执政理念,是体现于十七大报告中的中心问题。我们一辈子在探讨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今天已经十分清楚,离开扩大民主、改善民生还能谈什么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谈什么是社会主义吗?
周作翰教授之所以自然地把学术眼光放到社会主义问题的关键环节,重要的是有良好的学风,即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是以实践这一端,而不是以书本“理论”那一端为出发点。看来理论联系实际不仅是一个方法问题,主要是一个立足点问题,或常说是“立场问题”。要说真话、实话,少说套话、空话,不说假话、胡话,需要有甘于清贫、淡泊名利的精神。一心图虚荣,求名利,攀附权势,只能是随风倒,与科学性、党性、人民性难以沾边。
中国的改革和社会发展正处于历史的关键时期,社会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变化和巨大的进步。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忠实拥护者,我们都受到了极大的震撼和鼓舞。我们应该有所作为,确实要学习周作翰等一批老学者的精神,锐意进取,努力奋斗。
[责任编辑:文 义]
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这个学科,有过复苏、发展、繁荣和短暂“辉煌”,后来由于国内外局势的变化、社会的发展,特别是苏东剧变,出现了学科分流、重组,队伍缩小,明显被“边缘化”了。在这种“困境”下,我们这个学科一批毕业于20世纪50年代,现在均已进入七八十岁高龄的老学者勇赴时艰、苦撑“危局”,为学科的生存和发展,为培养一批又一批的后来者,作出了可贵的贡献。这批老同志,熟悉马克思列宁主义,通晓百余年来各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有求实的优良作风和坚持真理的勇气,对国家的前途、社会的发展、人民的甘苦有高度的责任感,不仅对学科的建设,而且对我国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都是宝贵的财富。周作翰教授就是他们之中突出的一位。
这批老同志,年逾古稀,或步入耄耋之年,仍笔耕不辍,令人敬佩。每当我收到高放、殷叙彝、郑异凡、边鹏飞等学长辈的赠书,总是十分愧疚。深感接受的是一种鞭策,是对自己惰性的敲击。如果说,他们属于老年人中的“中年人”,我只能算是老年人中的“中青年”了。他们的赠与,送来的不单是友情,更是催人前行的动力。
周作翰老师近年来赠书有两次,第一次是他的第一本文集《求真思录》,这一次是《求真思录》的姐妹篇《求实笔谈》。文如其人,从篇名一看便知,周老师著作的突出特点是“求真”、“求实”,说真话、实话、心里话,这里的“真”不仅指不假,而且指真理性、规律性;这里的“实”,不仅指不虚,而且指合乎实际,从实际出发。, 从《求实笔谈》一书我们可以看到周老师最关注的社会主义问题的实际是什么。全书共28篇。第一部分是“建设民主政治的新思路”,不仅论述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与政治文明的关系,而且把眼光放到地方民主政治建设中新的突出的问题上,鲜明地提出了支持民营企业正当的维权斗争,加强校园廉政文化建设,努力把高校构建为政治文明和民主政治的重要基地,把城乡社区的发展作为政治民主化的基础来抓,显示了作者的远见卓识和真知,是切中时弊的。
第二部分以新的视角剖析了地方保护主义。作者经过对中外对比和周密的考察,把地方保护主义定义为违背中央政令的地方政府的经济行为,是与市场经济体制不协调的地方政府的违法行为,尖锐地指出地方保护主义是腐败的温床,并且提出消除地方保护主义的几项对策建议:加强地方公共财政建设,以有效地削弱地方保护主义的利益驱动;建设合理的公共政策机制,坚持公共政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和公开化原则,以消除地方政府不合理的经济行为;培育良好的市场环境,加快反垄断法出台,打击假冒伪劣产品等。
第三部分是探求解决“三农”问题的新途径。全书篇幅约2/3是阐述“三农”问题的。周老师把这个问题看作是民主问题的重中之重,其中引起作者特别关注的是农民的权利问题。作者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以极其丰富和扎实的资料,阐述和论证了只有让农民真正享有人身权、平等权、信访权、受教育权、居住和迁徙自由权、结社权、政治参与和参政权、环境权等八大权利,才能从根本上打破和消除城乡二元社会结构,解决农业现代化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问题。使人感动的是,周老师不顾年老体弱,为了完成农民权利保障问题的科研任务,在年轻学者的陪同下,走村入户,走遍了三湘大地,进行实地调研。当我看到书中他和农民朋友交谈的照片时,顿生敬重之意。对照自己,总是抱怨现行体制不能为政治学者提供深入实际的条件。这些年习惯于对着麦克风滔滔不绝地大讲一通,或自以为是地回答受众“请教”的问题,很少自觉地向基层干部和群众进行调查、学习。想起这些,深感汗颜。
把周老师新著的内容归纳起来,就是“关注民主、改善民生”八个字。这正是中国共产党当今最重要的执政理念,是体现于十七大报告中的中心问题。我们一辈子在探讨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今天已经十分清楚,离开扩大民主、改善民生还能谈什么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谈什么是社会主义吗?
周作翰教授之所以自然地把学术眼光放到社会主义问题的关键环节,重要的是有良好的学风,即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是以实践这一端,而不是以书本“理论”那一端为出发点。看来理论联系实际不仅是一个方法问题,主要是一个立足点问题,或常说是“立场问题”。要说真话、实话,少说套话、空话,不说假话、胡话,需要有甘于清贫、淡泊名利的精神。一心图虚荣,求名利,攀附权势,只能是随风倒,与科学性、党性、人民性难以沾边。
中国的改革和社会发展正处于历史的关键时期,社会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变化和巨大的进步。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忠实拥护者,我们都受到了极大的震撼和鼓舞。我们应该有所作为,确实要学习周作翰等一批老学者的精神,锐意进取,努力奋斗。
[责任编辑:文 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