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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语：文学的语言是施为性的，作家的书写意图通过文学与符号、历史、人物的内在联系表现出来。文学不是对现实的模仿，而是创造了一个世界，这个世界遵循的是和现实的世界不同的一套规则。在这里，主体隐没在自己编织的文本世界当中，用文字符号作为载体，这些符号在一定的语境中被作家选择、排列并赋予某种意向，以此向读者传达某种特定的意义。
用文学折叠历史
李 珊
文学和历史同为人类文明发展中的两种文化形态，二者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历史是文学记载的文化记忆，文学则是历史再现的书写方式。巴尔扎克曾说过：“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无论是成为民族史诗的鸿篇巨制，还是关于现实和历史的小说文本，都是作家们用文学的思想深度和写作技巧折叠历史，将历史的故事变成文学的故事，将历史的叙述变成文学的叙述，将历史的意义变成文学的意义。文学可以成为历史的见证，也可以对历史进行借用和演义，但是文学更重要的是在折叠历史的过程中，触发解构历史和超越历史的批判和反思，显示文学独有的叙事性、想象性和情感性。
林雪儿的《小谷溪村的今生》发表在《人民文学》2020年第7期。小说以时代纪实的写作手法道出了偏僻山村在国家下派的书记——陈劲松和柴杰的带领下进行脱贫壮举的扎实奋斗和建设家园的雄心壮志。小说在开篇以读过专科的吉吉石上“想过有改变，但这个改变超出了我的想象”开始了作者对小谷溪村“前世今生”翻天覆地变化的追溯。小谷溪村的“前世”是一个似乎被遗忘的偏僻小山村，这是因为这个小村庄交通不便，并且长期都处于雨季，环境非常封闭，所以很难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也很难走上脱贫之路。但是从二零一八年陈劲松来到小谷溪村之后，村上便在他的带领下逐渐开始了自己的“今生”之变，到后来柴杰的加入，小谷溪村的基础教育和乡村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两人的带领和村民的共同努力下，小谷溪村逐渐走出祖祖辈辈安于现状的“前世”，走进有序和谐、幸福美好的“今生”。在作者的笔触下，描绘了两个书记背负责任、怀揣梦想、兢兢业业的形象，勾勒出村民抱着希望、扎实奋斗、坚实劳动的图景，让我们看到在“脱贫攻坚”的过程中，中国的每个人、每个家、每个村庄、每个区域、每个民族所付出的巨大努力，在这个漫长的过程所表现出来的强大凝聚力和巨大实绩也必然被写入中国的历史和世界的历史。
吕魁的《王娜娜女士出门远行》收录在《山西文学》2020年第7期上。以“我”作为王娜娜儿子的旁观者视角讲述了时代变化和王娜娜的人生经历。小说以时间为线索、以倒叙的方式回忆自己因病去世的母亲从出生成长到恋爱结婚再到生儿育儿奔波忙碌的一生。从别人的口中，“我”作为儿子知道母亲出生在富裕又家教严格的军人家庭，成长于快乐充实、磨炼意志的知青生活，满足于与父亲情投意合、互相扶持的婚姻生活;在我的记忆里，王娜娜作为“我”的母亲有着特立独行的人格品质，对“我”的教育培养上也是与众不同地坚持自由发展和轻松学习，王娜娜喜欢阅读和买书的习惯培养了“我”进行文学创作的良好素质。在作者眼里，王娜娜的人生经历看似只是些家常，她的几次抉择却折射出那一代人的青春故事和热烈的个体烙印，并构成了“我”人生的一处处路标，而母亲与父亲的恋爱和婚姻则显示出一代人与众不同的爱情观和婚姻观，更重要的是赞扬了以王娜娜为代表的一代人不甘平庸生活、敢想敢做、坚持自我的精神在历史烙印和时代考验中重塑。当一代“后浪”接过一代前人奋斗而来的薄饼时，我们感受到了岁月一次次磨炼的踏实，我们纪念的是历史一点点沉淀的厚重，我们收获到了时代一次次经验的积累。
白云天的《背景音乐》刊载在《朔方》2020年第7期上。讲述了一个相亲多次未果的大龄未婚男性——吴然和遭遇婚姻危机的大龄已婚妇女——林初音各自过去的情感故事，以两人的情感受挫缩放了当代社会人与人之间情感的脆弱、承受的生活压力和心灵的迷惘。吴然在经历了和自己恋爱两年多的女友突然地分手之后多次地相亲，然而非但没有找到合适的恋人，反而消磨了自己对恋爱和婚姻的希望。在一个同事的撮合下，吴然还是去相亲并认识了林初音，在林初音的试探和坦诚下，才知道林初音是一个遭遇婚姻危机的已婚妇女，她没有工作、丈夫怀疑自己出轨、也没有生育功能，在这样的家庭压力下，她开始相亲来找回自己的自信和安全感，一方面享受着角色切换带来的欢喜和刺激，一方面又不愿承受被丈夫怀疑、被嫌弃、被冤屈的后果，反而使自己陷入更大的心理失衡。吴然听林初音讲完自己的家庭婚姻生活，想起了当时女友与自己提出分手时隐隐被窥破的惊悸与恼恨，她以一晚贞操的奉献作为回报，而自己却轻轻松松之间接受了，心安理得，一股懊悔、自责、失落和伤感交织而成的复杂情绪使自己陷入了心靈迷途和情感迷惘之中。小说以两人各自不同的情感经历传达出当代社会人与人之间一种精神的焦虑和物化后情感关照的怅然若失以及在都市生活中承受着身份认同的游离。
彭剑斌的《春天堡的死者》刊登在《滇池》2020年第7期上。以卡夫卡式的荒诞叙述手法写出了“我”在“春天堡”里被打破平衡序列的困局中的困顿、失控和难以挣脱。小说中的主人公“我”是一个身份不明的人物，算不上一个职业侦探，却受命调查一宗命案，案件并不复杂，但对于技术上毫无经验、性格上又犹豫不决的“我”来说，几乎成了困住自己的一道棘手难题。在心力所及的范围内尽力调查后答案却越来越远，于是这个案件与其说吸引着“我”，还不如说是折磨着“我”，但“我”什么也不会问，看到少女的尸体也感受到一种异常的绝美甚至是一种“为了她可以去死”的赞美。“我”也知道真相藏躲的方向，但“我”只是喝下一杯一杯的咖啡，怀疑自己想怀疑的人，“我”想象自己，也想象那个少女，靠着想象组装生活。“我”又想走出游戏，回到现实，真实地活着，然而“我”最终也还是没能离开“春天堡”，没能离开想象的游戏，走进现实，于是“我”在灯光一盏盏熄灭的更妖诡的世界中越来越困顿、越来越接近死亡。小说设定了“春天堡”、“一间屋子”、“中巴车”三个密闭环境，让“我”在自己选择的困局中始终向着死亡去，呈现出来的是当今这个混乱时代中相对于生本能并与之始终纠缠相生的另一种人的本能——死本能。 走走的《在黑夜里逮一只黑猫》刊载在《安徽文学》2020年第7期。以一个文艺男中年在压力极大的环境下患上抑郁症折射出现代社会的焦虑，以两人的中年婚姻危机反映了当今社会人类情感的脆弱性和破碎性。小说中的中年男人因为职业与爱好的冲突患上了抑郁症，在四十岁生日跟自己的妻子说自己要辞职做一个自由摄影师，去寻找自我。无奈的女主人公回想起以前男主人公每天都准时回家，并将其比喻成自己“黑夜里的守护者”，就越来越不舍。于是两人陷入了认为彼此都不理解对方、又没有任何新鲜感的中年婚姻危机。最后，女主人公终于忍痛放手决定离开男人，让他去寻找自由，以一个经常跟着自己出门的“黑猫”突然离开隐喻自己的丈夫去寻找属于自己的一片天空。作者将两人的家庭环境和婚姻时期建构于新冠肺炎封城这个特殊而封闭的时空，将原本孤独而危险的家庭环境和婚姻危机渲染得更清寒而苍白，且时时留下时代的爪痕，社会的复杂、职场的辛苦、家庭的维持、婚姻的束缚、自由的追求，其实那只“黑猫”似乎在每个人心里的似无若有，取决于每个人如何抉择，有的人坚持让它陪着自己平凡走过一生，有的人则选择放它去追寻自由追寻自我。
人性的侧面
唐胜琴
叙事文学最吸引人的部分，除了故事本身的可读性，更为重要的是对人物形象的传神刻画。优秀的作品总是能超脱物象的表层，潜沉于人物的内心去揭示他们人性中不为人知的隐秘之处。人性是复杂的，可以真挚纯洁如纸，也能恶毒暗黑如墨，但最多的往往是那处于灰色部分的中间地带。而小说的精彩之处就在于，作家往往能从环境、事件、行动、心理等各个方面去生动地展现人物性格的多样性。
温新阶（土家族）的短篇小说《最后的抉择》（《民族文学》2020年第7期）。讲述了一个叫做花栗树冲的地方两代人发生的故事。这部作品以自己独特的少数民族特色，为百花盛开的文学增添了一抹异样的光彩。小说的开头便是靳家二少爷靳业要娶小妾，这件事引起了花栗树冲这片沉寂已久的地方上各个群体的注意。靳业原本是有妻子的，在他去武汉上大学之前就被迫娶了柳树坪的大户人家刘宗彪的大女儿刘凤英。从小生活富裕的靳业不得不靠家里供给，性格懦弱的他无法反抗。婚后二人过得十分淡漠，除了结婚那天，靳业再也没碰过自己的妻子。上大学后，靳业认识了川菜馆老板的女儿薛瑞菊，与之产生感情。在薛父的威胁下，为了对瑞菊负责，于是他决定娶瑞菊做二房。从靳业的两次婚姻就可以看出，他是一个非常被动的人，总是想要按照自己的心意做事，但最后都不得不屈服于无奈的现实。一方面，他接受过新思想，无论是对自己的感情还是对未来的生活都有美好的向往，所以他故意冷落妻子，能勇敢地提出娶自己喜欢的女孩为妻。另一方面，他又避免不了藏在骨子里的落后思想和性格弱点。面对父亲的逼婚，他懦弱不敢反抗，虽然接触过新思想，但还是没法做到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独立，甚至思想里还固执地认为男人三妻四妾是人之常情。一边冷落自己的妻子，一边又受不住诱惑与之发生关系。父亲靳鹏程是一个淳朴的地主形象，虽然家底颇丰，但他从不浪费一粒粮食，对钱财精打细算，即使灾荒时期也坚持收租，没有文化的他对于产业的打理有一套自己的原则。当下的困境与长远的打算之间，到底该做出何种抉择，这既是对他的重大考验，也展现了人性的不同侧面。
韩东的短篇小说《春笋》（《雨花》2020年第7期）。这是一篇见无所见、妙趣横生的精品之作。作品的意图“能见度”非常低，蕴含着中式小说含蓄内敛的特征，于短小精悍的故事中展开人情哲思。故事围绕着“春笋”这一意象展开，充满象征意味。“春笋”隐喻的是新生和与世无争，颇有些世外高人的仙风道骨，结尾的小诗对于春笋的拟人化也道出了物与人之间的对照关系。小说讲述了两个女孩（小艾和圆圆）两次去农村上山摘春笋，二人对于采摘春笋看法的改变，以及她们之间思想的对立，微妙地展现出人与人之间、人与物之间的关系。第一次上山掰竹笋的时候，就可以看出两个女孩的迥异性格。小艾一开始对于农村的自然环境是抱着单纯的欣赏态度，但是在圆圆的唆使下还是一起掰了竹笋。但她从头到尾都是比较理性的，对圆圆的行为也比较反感。在得知竹笋是农民种的时候，小艾“心虚得不行”，圆圆却“面不改色”地撒谎。对于农民的杀蛇行为，小艾是反对的，但是圆圆只知道一味地推卸责任，二人因此差点翻脸。从圆圆的偷笋行为、对别人的防备可以反映出她是一个爱占小便宜、比较物质的人。小说于行动中见人物个性，不着一字，情伪毕现。第二次上山，说好不掰笋的圆圆依旧“本性不改”，小艾也不退让，二人僵持之下出现了最后极具意味的一幕。二人拿出手机，一个炫耀的是别人掰笋的照片;而另一个却念了一首诗。至此，二者人性中高贵和低劣的对比达到了极致，意境高远，回味无穷。
尚攀的短篇小说《烟火扑面》（《青年作家》2020年第6期）。用男女主人公从恋爱到结婚的经历告诉我们爱是坠落凡尘的人间烟火。这部作品从一开始的格调就比较高，苏小姐被理想化到了惊为天人的地步。“我”与苏小姐目见心许、一见钟情：“我不知道苏小姐心之所想，只觉得这一转头威力太大。目力之所及……一切都是黑色的，像卓别林的电影，只有苏小姐是有色彩的。”不只是外貌令人倾心，她还是刚从美国归来的研究生物工程的硕士，高雅知性，喜欢文学和历史，不做作、不羞涩，懂得理解和包容他人。对于“我”来说，苏小姐是一个万里挑一的恋爱对象，“美中不足”的是“她不要我爱她，她可以和我谈恋爱，但必须是以结婚为目的”，对于别人来说正中下怀的好事，居然让“我”犹疑退却了。母亲的一场重病，让“我”和苏小姐谈起了以结婚为前提的恋爱，完美如天仙的苏小姐终于降落凡尘，才子佳人的理想生活回归饮食男女的现实。世俗的恋爱虽然烟火扑面，但却有温馨踏实的人间气息。这样的结局正映照了我们大多数人的庸常人生：愛情使人盲目、使人迷失自我，但不管感情有多深沉，最终都要落实到尘世烟火。
侯德云的短篇小说《草根一簇》（《海燕》2020年第7期）。题目就富含隐喻意味，这里的“草根”无异于芸芸众生，在偌大的世界上，这些人的故事每天都在反复上演，可这世间百态却被这些“草根”们演绎得格外动人。这部作品通过诗人波涌、老遇、闲人老许三个人的故事，讲述关于死亡、历史、母爱、尊严、现实与理想等诸多人生主题。他们中每一个都是普通人，都曾有过尊严、理想，也曾为其奋斗，最后归于平淡、无奈而苍凉的一生。第一个片段中，诗人波涌行将就木，于病榻间回顾自己的一生，生活的窘迫让他不得不放弃自己的理想和尊严。工作不顺，以诗歌作为安慰，但历经磨难的他最终还是在生活的重压下对诗歌也慢慢失去了最初的热情，沉迷于酒曲，其心境凄惨可见一斑。第二个片段讲述老遇的茶话，故事回到了上代人的苦难境遇。在特殊的年代，曲折的命运、贫乏的物质生活和落后的生活习惯给徐老四的少年时代留下了深深的印记，一段藏在记忆里的伤疤无人再愿揭开。另外还有关于老遇母亲的故事，母亲是个平凡的女人，但是在那个物质贫乏的年代却能给老遇最质朴的爱，这份爱延绵至今，改变了他的一生。第三个片段讲述的是闲人老许的故事，本应该成为“体制内闲人”的老许却成为了一个真正的闲人。老许是毕业于鲁迅美术学院的科班生，本来满怀理想，可毕业后分配的工作令人大失所望，最后他毅然决然地选择放弃专业对口的工作，辗转回到松树镇置办了两亩鱼塘，以养鱼为生，以垂钓为乐。后来为了生活，老许卖掉了自己的鱼塘，也卖掉了最后的理想栖息之地。一个如此看重尊严的人，最终还是在无奈的现实面前败下阵来。纵观整篇作品，充斥着各种各样的平凡人的平凡事，于沧海不过一粟，于他们却是一生。 赵梓淳的短篇小说《碧县纪事》（《青春》2020年第7期）。为我们展示了一群战争年代隐匿在市井之中的草根英雄们。战火阴霾下的碧县，大家都过得不容易。作品在如此短小的篇幅间，对于小人物身上的特质和幽微心理描摹相当见功力。卖锅贴的三师傅因为材料涨价不得不涨价一毛钱，本来大家都能理解的人之常情的事情，可三师傅“拿手在围裙上擦几下，脸上不知怎的发烧”，行动间将其老实厚道、善良朴实的性格都呈现了出来。即使在生活如此艰难的时刻，三师傅也不忘关怀古董行的于老爷子，人物之间的真情流转其中。在整体的结构上，作家极具巧思，以于老爷子和古董行的神秘猜测引起悬念，景色的转换为形势的危急增添了一股紧张的气息，特务的出现，于老爷子与之博弈，环环相扣，反转跌宕。小说最妙的是在显与隐之间去表现普通人的伟大人格，最后的高潮是阿团看到報纸上英雄们的名字那一刻，他们几十年如一日隐藏自己的身份在死后才得以公开，全文对他们的抗日活动没有任何正面的描述，有的人甚至牺牲了连名字都不被人知晓，但正是这些隐藏在碧县的普通人为了人民的安稳甘愿付出一切，这怎能不让人动容？结尾处，阿团这个形象身上所具有的意义是很丰富的，这个孩子象征的是新的希望，先烈前仆后继，革命尚未成功，未来的故事需要有人讲下去，英雄们的精神更需要有人传承下去。
女真的短篇小说《杨树粉红》（《山东文学》2020年第6期）。以一段既真实又带点梦幻的经历，隐喻了现代人在追求美好的事物时却往往忽略了某些遗失的角落。脱离乡村的“我”作为曾经的乡官，对于故乡的一切是比较了解的，但没有深入了解民众的实际遭遇。调职以后遇到了现在的女朋友田放，人如其名，她就像野花一样自由开放，性格也很好，对于乡野之乐十分向往，所以才有了两人相约采蘑菇的情节。由于缺乏对蘑菇生长条件的了解，二人并没有找到心心念念的杨树蘑菇，反而在途中发现了一棵妖冶的粉红杨树，这让二人既有点害怕又觉得好奇。后来，他们遇到了李哥，带出了李哥一家的无奈境遇，这个时候对一切充满好奇的田放竟然哭了。最后我们继续踏上找蘑菇的征程，可田放不再对好奇的事物那么感兴趣了。或许这时候两个主人公都对事物的一体两面有了深刻的反思。就像那妖冶的粉红杨树一般，美丽中带着一丝虚假，不就象征着一切美好的事物背后不为人知的一面吗？
文学与符号
郑姿靓
苏珊·朗格认为艺术是情感的符号，是一种特殊符号形式。它将内在生活、情感或生命赋予形式。创造这种表现符号的过程，就是将主观领域客观化、对象化的过程。人本身就是一种纠结暧昧的符号，作家们每每试图解构，却总是难以言明。
吴祖丽《白琵鹭》刊载于《广西文学》2020年第7期。讲述了女主人公曲静去小岛散心，却由白琵鹭的文身勾起了关于亲情、爱情、成长的回忆与遐想。小说叙述节奏静水深流，主人公曲静以逃离的姿态挣脱出她与丈夫吕宗桢满目疮痍的婚姻生活，来到一个她精神中的世外桃源，一座生长白琵鹭的小岛。在小岛上主人公偶遇出身美院，漂泊至此的文身师，看中了文身师所绘的白琵鹭图案，请她帮自己将白琵鹭的翅膀文在背上。白琵鹭是小说中一个鲜明的符号。文身师所绘的白琵鹭，经常被客人询问画的是什么，“他们觉得乱七八糟的”。但曲静却能看出“那些黑暗的梦里，带着她飞翔的翅膀，几乎跟女人画的一模一样”。白琵鹭这一意象，打破了现实与梦境、真实与虚幻之间的叙述空间壁垒，使主人公潜意识里缠绕多年的纠结与渴望凝聚于白琵鹭这一符号之中。白琵鹭的翅膀里蕴含的“飞翔”意义象征自由，而文身这一行为带来的“刺破”与“结痂”，象征了成长的过程。小说中数次插叙的主人公回忆，关于她父母破碎的婚姻，关于母亲的死亡，关于丈夫曾经的迷恋与婚姻后的出轨。跳跃的叙述时空造成了心理描写中别致的错位，为主人公复杂暧昧的心理进行细致的铺垫。引出主人公儿时目睹父母婚姻不幸，目睹母亲另有所爱却被家庭伦理捆绑而殉情，因此她在对爱情的怀疑与渴望中拉扯半生，直至丈夫出轨才发觉自己多年被梦魇纠缠，无所成长;渴望飞翔，却也同母亲一般失去自由。白琵鹭这一符号引入了飞翔意象，与文身的巧妙结合，指证了精神的成长。
杨逸的《猪宠》发表在《福建文学》2020年第7期。讲述了未婚“老姑娘”大郝与老姜、丹丹的重组家庭，由宠物猪“双双”介入后，愈发摇摇欲坠，直至最后分崩离析。小说题名“猪宠”，本身耐人寻味。因为显而易见小说中的宠物猪并未被女主人公大郝放在“猪笼”中豢养，而是在19层的140平米公寓中行动自由。由此，小说中的“猪笼”也并非宠物猪的生存环境，而是由宠物猪的自由行动置换了三人重组家庭“人”的生存环境，使人的公寓变为老姜眼中的令人厌恶的“猪笼”。而“猪笼”不止是隐喻由于猪的到来而变得脏乱的公寓环境，也是象征人精神世界的空虚混沌。大郝独自被“扔”在140平米的公寓中，仿佛被束缚在精神的猪笼中，装作对生活的困境视而不见，在自我安抚中更加厌弃生活。小说中的宠物猪双双是大郝的精神寄托，寄托了她对于爱与被爱的精神满足。大郝从花鸟鱼市中带回小猪，并在小猪造成她与老姜、与社区邻居诸多矛盾时也坚决不把猪送走，只是因为小猪“蹿上来踩上她的脚，抱住她的腿”这一动作，让大郝感受到被重视与被需要的温暖。宠物猪这一符号是大郝关于“爱”的感受的安慰剂，是她从未能得到的执拗幻想。然而讽刺的是，大郝“不摸它这身毛，根本睡不了觉。为它现买一个房子，钱都搭进去了，老姜也不要过了”，她拼尽所有抓住的这根救命稻草，从根本上就是卖猪老板的谎言，就是无法通晓与回应她的虚妄想象。
史益华的《墨雨点》发表于《上海文学》2020年第7期。小说书写了特殊历史时期由一只叫做“墨雨点”的鸽子串联起来的乱世悲欢。小说以少年时期“我”作为叙述者，以孩童的懵懂视角观照文革时期的历史大事件，形成了陌生化效果。小说中“戴红袖章的组织”开展的大辩论是“我”不曾明白的，在这纷繁复杂的世事中，“我”也实在无法理解“竹叔为了什么，父亲又是为了什么”。“我”作为乱世的亲历者，却与历史背后的深刻内涵逻辑之间拉开了距离，聚焦的则是大历史中一只鸽子“墨雨点”和小人物竹叔的命运。小说中的凤凰浜是养鸽的好地方，养鸽的手艺自父亲的私塾老师，也是竹叔的父亲开始传承。而阴差阳错下，一只鸽蛋也成长为我最喜爱的母鸽“墨雨点”。小说中鸽子墨雨点既作为线索串联起小说情节的跌宕起伏，而它本身又与竹叔的形象命运形成互涉。“墨雨点恨孤独，但天生聪慧”，“我很担心墨雨点在成双成对的世界里，长大后会变成一个多余的角色。而现实是，它以自己的勤奋与聪明成为了整个个群的引领者”。这暗合了竹叔孤独一人，却以勤奋的工作承担起校工的繁杂工作。后来墨雨点在打野食和数次返航飞途中受伤，最后一次为我传递消息时被折断翅膀的羽毛，因伤势严重去世。这也象征了竹叔受尽苦难、起伏涨落的命运，最终为保护“我”和父亲不知所踪。竹叔作为乱世中的小人物，就如同鸽子一般，孤独、奋斗、挣扎，却最终被命运的大手拨弄，被历史的浪潮吞噬。 陈纸《遗失》刊载于《飞天》2020年第7期。小说以“我”在二零一九年末、跨年之际，遗失了装有一万六千元年终奖的皮包为中心事件，展开相关叙事。巧妙的是，这一中心事件是由前后许多关于琐碎日常的讲述托举起来的，而作者用“声音”这一意象符号来表现琐碎日常。小说开头，叙述者“我”表示“二零一九年，对于我来说，似乎是不祥的一年。”“生活中，稀奇古怪的事情越来越多。”其中表达的正是中年人无可逃避的无力感——健康的亏损，婚姻的无聊，工作上难有长进，这些困境正像始终回荡在“我”耳边的声音，使“我”不满于生活，也不满于自己。正像索绪尔所言，语言符号联结的不是事物与名称，而是概念与声音形象。生活在“我”的叙述中成为声音形象，妻子骂人的声音、我失眠时听到的种种不知名的声音，这些琐碎的声音淹没了“我”，却让我唯独找不到自己的声音。“我”无论面对工作还是家庭生活，总是死气沉沉，使得“我”自己的声音无力突围日常铸就的囚笼。小说中“我”内心的虚脱感与精神上的囚笼困境，又与病毒肆虐的疫情背景下，人将自己放置于隔离空间之内、口罩之中的社会大环境，形成内外观照。而丢皮包事件就像打破灰暗、混沌日常的强大外力，在一记重击之后，“我”对待生活的这层冷淡沉默的外壳反而脱落，那些曾经厌恶的日常中的杂乱声音反而显得另有一种温度。第一人称叙述使得小说叙述者“我”，以及透过“我”的视角旁观故事的读者，无法以“上帝视角”通晓钱包遗失的真相。然而小说的最后，“我”居然愿意为取走钱包的人杜撰一个合理的理由，因为“当妻子与雨停问我最有可能是什么人捡到我的钱包时，我希望是这样。”我遗失了钱包，但找回了对生活抱有希望的态度，外部纠缠的声音平静了，“我”终于发现了自己的声音。
马可《挚爱》发表于《文学港》2020年第7期。小说叙述了“我”与朱丽的少女友情与“我”萌动的青春爱情，在一次三人的出游中发生了质变。作家的笔深入人物内心世界，通过插叙回忆，细腻铺陈出“我”的成长世界——父母婚姻破碎，被双方遗弃，跟随衰老的奶奶生活。而“我”的朋友朱丽却活泼漂亮，家境殷实，追求者众多。两个少女的形象本身形成的对照，也是幻想与现实之间的巨大落差。在这种落差中挣扎，并试图找寻属于自己的位置，是主人公“我”的心理动机。在“我”与朱丽，以及追求她的雷东田三人的一次短暂出游期间，“我”对雷东田的情感态度就从“不喜欢他”转变为“晕乎乎的幸福”。由于雷东田陷入湿地需要救助的契机，“我”通过与他的身体接触而感觉到陌生且奇异的情感。然而“我”所珍视的情感不仅未得到雷东田的回应，且被朱丽调侃，并以“雷东田的求婚”打碎我的幻想。“幻想”是凝结小说主人公“我”心理状态的象征符号，对不如意现实的回避促使“我”享受陷入不同的幻想中去。“我”正是在幻想中爱上了雷东田，又是在幻想中失去了他。在小说结尾处，打通幻想与现实界限的是“我”奶奶的主治医生，正是“我”幻想中男朋友的样子。幻想与现实的打通可以看作小说人物的一次惊醒，惊醒之后，从现有的世界，成长到那个一切都还没发生但注定会发生的世界。
张惠雯的《良夜》刊载于《湖南文学》2020年第7期。小说细致入微讲述了关于“我”的两个夜晚，一个在尖锐无畏的少女时代，一个在颓丧惶惑的中年。时空的闪回是小说推进的线索。两个夜晚的时空重叠映照，在“我”细碎的回忆中完成对半生残酷时光的跨越，完成中年的“我”在这个夜晚与少女时代的对接。在两种定格的时空场景的遥遥相对中，完成了今昔对比。却因为同一个人物小安跨越两层时空的独特温柔，在这种残忍的今昔对比之中，却为“我”留下了珍贵回忆。作者精准地把握了两个夜晚中不同时空中“我”的心理状态，既将少女时代的“我”羞于暴露自己的心意，却又情不自禁关注倾心之人的纠结情态细腻刻画出来，又展现了中年时代的“我”历经沧桑病痛，对生活失望疲倦的情绪。中年的“我”是小说真正的叙述者，在“我”回忆的过程中，少女时代的自己也是“我”的叙述对象。小说的叙述过程，也是现在的“我”对于自我的思索與重建。“时空”作为符号线索，在转换之中赋予小说苍凉美好之感，形成一种深沉的慰藉。
本栏责任编辑：段玉芝
用文学折叠历史
李 珊
文学和历史同为人类文明发展中的两种文化形态，二者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历史是文学记载的文化记忆，文学则是历史再现的书写方式。巴尔扎克曾说过：“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无论是成为民族史诗的鸿篇巨制，还是关于现实和历史的小说文本，都是作家们用文学的思想深度和写作技巧折叠历史，将历史的故事变成文学的故事，将历史的叙述变成文学的叙述，将历史的意义变成文学的意义。文学可以成为历史的见证，也可以对历史进行借用和演义，但是文学更重要的是在折叠历史的过程中，触发解构历史和超越历史的批判和反思，显示文学独有的叙事性、想象性和情感性。
林雪儿的《小谷溪村的今生》发表在《人民文学》2020年第7期。小说以时代纪实的写作手法道出了偏僻山村在国家下派的书记——陈劲松和柴杰的带领下进行脱贫壮举的扎实奋斗和建设家园的雄心壮志。小说在开篇以读过专科的吉吉石上“想过有改变，但这个改变超出了我的想象”开始了作者对小谷溪村“前世今生”翻天覆地变化的追溯。小谷溪村的“前世”是一个似乎被遗忘的偏僻小山村，这是因为这个小村庄交通不便，并且长期都处于雨季，环境非常封闭，所以很难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也很难走上脱贫之路。但是从二零一八年陈劲松来到小谷溪村之后，村上便在他的带领下逐渐开始了自己的“今生”之变，到后来柴杰的加入，小谷溪村的基础教育和乡村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两人的带领和村民的共同努力下，小谷溪村逐渐走出祖祖辈辈安于现状的“前世”，走进有序和谐、幸福美好的“今生”。在作者的笔触下，描绘了两个书记背负责任、怀揣梦想、兢兢业业的形象，勾勒出村民抱着希望、扎实奋斗、坚实劳动的图景，让我们看到在“脱贫攻坚”的过程中，中国的每个人、每个家、每个村庄、每个区域、每个民族所付出的巨大努力，在这个漫长的过程所表现出来的强大凝聚力和巨大实绩也必然被写入中国的历史和世界的历史。
吕魁的《王娜娜女士出门远行》收录在《山西文学》2020年第7期上。以“我”作为王娜娜儿子的旁观者视角讲述了时代变化和王娜娜的人生经历。小说以时间为线索、以倒叙的方式回忆自己因病去世的母亲从出生成长到恋爱结婚再到生儿育儿奔波忙碌的一生。从别人的口中，“我”作为儿子知道母亲出生在富裕又家教严格的军人家庭，成长于快乐充实、磨炼意志的知青生活，满足于与父亲情投意合、互相扶持的婚姻生活;在我的记忆里，王娜娜作为“我”的母亲有着特立独行的人格品质，对“我”的教育培养上也是与众不同地坚持自由发展和轻松学习，王娜娜喜欢阅读和买书的习惯培养了“我”进行文学创作的良好素质。在作者眼里，王娜娜的人生经历看似只是些家常，她的几次抉择却折射出那一代人的青春故事和热烈的个体烙印，并构成了“我”人生的一处处路标，而母亲与父亲的恋爱和婚姻则显示出一代人与众不同的爱情观和婚姻观，更重要的是赞扬了以王娜娜为代表的一代人不甘平庸生活、敢想敢做、坚持自我的精神在历史烙印和时代考验中重塑。当一代“后浪”接过一代前人奋斗而来的薄饼时，我们感受到了岁月一次次磨炼的踏实，我们纪念的是历史一点点沉淀的厚重，我们收获到了时代一次次经验的积累。
白云天的《背景音乐》刊载在《朔方》2020年第7期上。讲述了一个相亲多次未果的大龄未婚男性——吴然和遭遇婚姻危机的大龄已婚妇女——林初音各自过去的情感故事，以两人的情感受挫缩放了当代社会人与人之间情感的脆弱、承受的生活压力和心灵的迷惘。吴然在经历了和自己恋爱两年多的女友突然地分手之后多次地相亲，然而非但没有找到合适的恋人，反而消磨了自己对恋爱和婚姻的希望。在一个同事的撮合下，吴然还是去相亲并认识了林初音，在林初音的试探和坦诚下，才知道林初音是一个遭遇婚姻危机的已婚妇女，她没有工作、丈夫怀疑自己出轨、也没有生育功能，在这样的家庭压力下，她开始相亲来找回自己的自信和安全感，一方面享受着角色切换带来的欢喜和刺激，一方面又不愿承受被丈夫怀疑、被嫌弃、被冤屈的后果，反而使自己陷入更大的心理失衡。吴然听林初音讲完自己的家庭婚姻生活，想起了当时女友与自己提出分手时隐隐被窥破的惊悸与恼恨，她以一晚贞操的奉献作为回报，而自己却轻轻松松之间接受了，心安理得，一股懊悔、自责、失落和伤感交织而成的复杂情绪使自己陷入了心靈迷途和情感迷惘之中。小说以两人各自不同的情感经历传达出当代社会人与人之间一种精神的焦虑和物化后情感关照的怅然若失以及在都市生活中承受着身份认同的游离。
彭剑斌的《春天堡的死者》刊登在《滇池》2020年第7期上。以卡夫卡式的荒诞叙述手法写出了“我”在“春天堡”里被打破平衡序列的困局中的困顿、失控和难以挣脱。小说中的主人公“我”是一个身份不明的人物，算不上一个职业侦探，却受命调查一宗命案，案件并不复杂，但对于技术上毫无经验、性格上又犹豫不决的“我”来说，几乎成了困住自己的一道棘手难题。在心力所及的范围内尽力调查后答案却越来越远，于是这个案件与其说吸引着“我”，还不如说是折磨着“我”，但“我”什么也不会问，看到少女的尸体也感受到一种异常的绝美甚至是一种“为了她可以去死”的赞美。“我”也知道真相藏躲的方向，但“我”只是喝下一杯一杯的咖啡，怀疑自己想怀疑的人，“我”想象自己，也想象那个少女，靠着想象组装生活。“我”又想走出游戏，回到现实，真实地活着，然而“我”最终也还是没能离开“春天堡”，没能离开想象的游戏，走进现实，于是“我”在灯光一盏盏熄灭的更妖诡的世界中越来越困顿、越来越接近死亡。小说设定了“春天堡”、“一间屋子”、“中巴车”三个密闭环境，让“我”在自己选择的困局中始终向着死亡去，呈现出来的是当今这个混乱时代中相对于生本能并与之始终纠缠相生的另一种人的本能——死本能。 走走的《在黑夜里逮一只黑猫》刊载在《安徽文学》2020年第7期。以一个文艺男中年在压力极大的环境下患上抑郁症折射出现代社会的焦虑，以两人的中年婚姻危机反映了当今社会人类情感的脆弱性和破碎性。小说中的中年男人因为职业与爱好的冲突患上了抑郁症，在四十岁生日跟自己的妻子说自己要辞职做一个自由摄影师，去寻找自我。无奈的女主人公回想起以前男主人公每天都准时回家，并将其比喻成自己“黑夜里的守护者”，就越来越不舍。于是两人陷入了认为彼此都不理解对方、又没有任何新鲜感的中年婚姻危机。最后，女主人公终于忍痛放手决定离开男人，让他去寻找自由，以一个经常跟着自己出门的“黑猫”突然离开隐喻自己的丈夫去寻找属于自己的一片天空。作者将两人的家庭环境和婚姻时期建构于新冠肺炎封城这个特殊而封闭的时空，将原本孤独而危险的家庭环境和婚姻危机渲染得更清寒而苍白，且时时留下时代的爪痕，社会的复杂、职场的辛苦、家庭的维持、婚姻的束缚、自由的追求，其实那只“黑猫”似乎在每个人心里的似无若有，取决于每个人如何抉择，有的人坚持让它陪着自己平凡走过一生，有的人则选择放它去追寻自由追寻自我。
人性的侧面
唐胜琴
叙事文学最吸引人的部分，除了故事本身的可读性，更为重要的是对人物形象的传神刻画。优秀的作品总是能超脱物象的表层，潜沉于人物的内心去揭示他们人性中不为人知的隐秘之处。人性是复杂的，可以真挚纯洁如纸，也能恶毒暗黑如墨，但最多的往往是那处于灰色部分的中间地带。而小说的精彩之处就在于，作家往往能从环境、事件、行动、心理等各个方面去生动地展现人物性格的多样性。
温新阶（土家族）的短篇小说《最后的抉择》（《民族文学》2020年第7期）。讲述了一个叫做花栗树冲的地方两代人发生的故事。这部作品以自己独特的少数民族特色，为百花盛开的文学增添了一抹异样的光彩。小说的开头便是靳家二少爷靳业要娶小妾，这件事引起了花栗树冲这片沉寂已久的地方上各个群体的注意。靳业原本是有妻子的，在他去武汉上大学之前就被迫娶了柳树坪的大户人家刘宗彪的大女儿刘凤英。从小生活富裕的靳业不得不靠家里供给，性格懦弱的他无法反抗。婚后二人过得十分淡漠，除了结婚那天，靳业再也没碰过自己的妻子。上大学后，靳业认识了川菜馆老板的女儿薛瑞菊，与之产生感情。在薛父的威胁下，为了对瑞菊负责，于是他决定娶瑞菊做二房。从靳业的两次婚姻就可以看出，他是一个非常被动的人，总是想要按照自己的心意做事，但最后都不得不屈服于无奈的现实。一方面，他接受过新思想，无论是对自己的感情还是对未来的生活都有美好的向往，所以他故意冷落妻子，能勇敢地提出娶自己喜欢的女孩为妻。另一方面，他又避免不了藏在骨子里的落后思想和性格弱点。面对父亲的逼婚，他懦弱不敢反抗，虽然接触过新思想，但还是没法做到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独立，甚至思想里还固执地认为男人三妻四妾是人之常情。一边冷落自己的妻子，一边又受不住诱惑与之发生关系。父亲靳鹏程是一个淳朴的地主形象，虽然家底颇丰，但他从不浪费一粒粮食，对钱财精打细算，即使灾荒时期也坚持收租，没有文化的他对于产业的打理有一套自己的原则。当下的困境与长远的打算之间，到底该做出何种抉择，这既是对他的重大考验，也展现了人性的不同侧面。
韩东的短篇小说《春笋》（《雨花》2020年第7期）。这是一篇见无所见、妙趣横生的精品之作。作品的意图“能见度”非常低，蕴含着中式小说含蓄内敛的特征，于短小精悍的故事中展开人情哲思。故事围绕着“春笋”这一意象展开，充满象征意味。“春笋”隐喻的是新生和与世无争，颇有些世外高人的仙风道骨，结尾的小诗对于春笋的拟人化也道出了物与人之间的对照关系。小说讲述了两个女孩（小艾和圆圆）两次去农村上山摘春笋，二人对于采摘春笋看法的改变，以及她们之间思想的对立，微妙地展现出人与人之间、人与物之间的关系。第一次上山掰竹笋的时候，就可以看出两个女孩的迥异性格。小艾一开始对于农村的自然环境是抱着单纯的欣赏态度，但是在圆圆的唆使下还是一起掰了竹笋。但她从头到尾都是比较理性的，对圆圆的行为也比较反感。在得知竹笋是农民种的时候，小艾“心虚得不行”，圆圆却“面不改色”地撒谎。对于农民的杀蛇行为，小艾是反对的，但是圆圆只知道一味地推卸责任，二人因此差点翻脸。从圆圆的偷笋行为、对别人的防备可以反映出她是一个爱占小便宜、比较物质的人。小说于行动中见人物个性，不着一字，情伪毕现。第二次上山，说好不掰笋的圆圆依旧“本性不改”，小艾也不退让，二人僵持之下出现了最后极具意味的一幕。二人拿出手机，一个炫耀的是别人掰笋的照片;而另一个却念了一首诗。至此，二者人性中高贵和低劣的对比达到了极致，意境高远，回味无穷。
尚攀的短篇小说《烟火扑面》（《青年作家》2020年第6期）。用男女主人公从恋爱到结婚的经历告诉我们爱是坠落凡尘的人间烟火。这部作品从一开始的格调就比较高，苏小姐被理想化到了惊为天人的地步。“我”与苏小姐目见心许、一见钟情：“我不知道苏小姐心之所想，只觉得这一转头威力太大。目力之所及……一切都是黑色的，像卓别林的电影，只有苏小姐是有色彩的。”不只是外貌令人倾心，她还是刚从美国归来的研究生物工程的硕士，高雅知性，喜欢文学和历史，不做作、不羞涩，懂得理解和包容他人。对于“我”来说，苏小姐是一个万里挑一的恋爱对象，“美中不足”的是“她不要我爱她，她可以和我谈恋爱，但必须是以结婚为目的”，对于别人来说正中下怀的好事，居然让“我”犹疑退却了。母亲的一场重病，让“我”和苏小姐谈起了以结婚为前提的恋爱，完美如天仙的苏小姐终于降落凡尘，才子佳人的理想生活回归饮食男女的现实。世俗的恋爱虽然烟火扑面，但却有温馨踏实的人间气息。这样的结局正映照了我们大多数人的庸常人生：愛情使人盲目、使人迷失自我，但不管感情有多深沉，最终都要落实到尘世烟火。
侯德云的短篇小说《草根一簇》（《海燕》2020年第7期）。题目就富含隐喻意味，这里的“草根”无异于芸芸众生，在偌大的世界上，这些人的故事每天都在反复上演，可这世间百态却被这些“草根”们演绎得格外动人。这部作品通过诗人波涌、老遇、闲人老许三个人的故事，讲述关于死亡、历史、母爱、尊严、现实与理想等诸多人生主题。他们中每一个都是普通人，都曾有过尊严、理想，也曾为其奋斗，最后归于平淡、无奈而苍凉的一生。第一个片段中，诗人波涌行将就木，于病榻间回顾自己的一生，生活的窘迫让他不得不放弃自己的理想和尊严。工作不顺，以诗歌作为安慰，但历经磨难的他最终还是在生活的重压下对诗歌也慢慢失去了最初的热情，沉迷于酒曲，其心境凄惨可见一斑。第二个片段讲述老遇的茶话，故事回到了上代人的苦难境遇。在特殊的年代，曲折的命运、贫乏的物质生活和落后的生活习惯给徐老四的少年时代留下了深深的印记，一段藏在记忆里的伤疤无人再愿揭开。另外还有关于老遇母亲的故事，母亲是个平凡的女人，但是在那个物质贫乏的年代却能给老遇最质朴的爱，这份爱延绵至今，改变了他的一生。第三个片段讲述的是闲人老许的故事，本应该成为“体制内闲人”的老许却成为了一个真正的闲人。老许是毕业于鲁迅美术学院的科班生，本来满怀理想，可毕业后分配的工作令人大失所望，最后他毅然决然地选择放弃专业对口的工作，辗转回到松树镇置办了两亩鱼塘，以养鱼为生，以垂钓为乐。后来为了生活，老许卖掉了自己的鱼塘，也卖掉了最后的理想栖息之地。一个如此看重尊严的人，最终还是在无奈的现实面前败下阵来。纵观整篇作品，充斥着各种各样的平凡人的平凡事，于沧海不过一粟，于他们却是一生。 赵梓淳的短篇小说《碧县纪事》（《青春》2020年第7期）。为我们展示了一群战争年代隐匿在市井之中的草根英雄们。战火阴霾下的碧县，大家都过得不容易。作品在如此短小的篇幅间，对于小人物身上的特质和幽微心理描摹相当见功力。卖锅贴的三师傅因为材料涨价不得不涨价一毛钱，本来大家都能理解的人之常情的事情，可三师傅“拿手在围裙上擦几下，脸上不知怎的发烧”，行动间将其老实厚道、善良朴实的性格都呈现了出来。即使在生活如此艰难的时刻，三师傅也不忘关怀古董行的于老爷子，人物之间的真情流转其中。在整体的结构上，作家极具巧思，以于老爷子和古董行的神秘猜测引起悬念，景色的转换为形势的危急增添了一股紧张的气息，特务的出现，于老爷子与之博弈，环环相扣，反转跌宕。小说最妙的是在显与隐之间去表现普通人的伟大人格，最后的高潮是阿团看到報纸上英雄们的名字那一刻，他们几十年如一日隐藏自己的身份在死后才得以公开，全文对他们的抗日活动没有任何正面的描述，有的人甚至牺牲了连名字都不被人知晓，但正是这些隐藏在碧县的普通人为了人民的安稳甘愿付出一切，这怎能不让人动容？结尾处，阿团这个形象身上所具有的意义是很丰富的，这个孩子象征的是新的希望，先烈前仆后继，革命尚未成功，未来的故事需要有人讲下去，英雄们的精神更需要有人传承下去。
女真的短篇小说《杨树粉红》（《山东文学》2020年第6期）。以一段既真实又带点梦幻的经历，隐喻了现代人在追求美好的事物时却往往忽略了某些遗失的角落。脱离乡村的“我”作为曾经的乡官，对于故乡的一切是比较了解的，但没有深入了解民众的实际遭遇。调职以后遇到了现在的女朋友田放，人如其名，她就像野花一样自由开放，性格也很好，对于乡野之乐十分向往，所以才有了两人相约采蘑菇的情节。由于缺乏对蘑菇生长条件的了解，二人并没有找到心心念念的杨树蘑菇，反而在途中发现了一棵妖冶的粉红杨树，这让二人既有点害怕又觉得好奇。后来，他们遇到了李哥，带出了李哥一家的无奈境遇，这个时候对一切充满好奇的田放竟然哭了。最后我们继续踏上找蘑菇的征程，可田放不再对好奇的事物那么感兴趣了。或许这时候两个主人公都对事物的一体两面有了深刻的反思。就像那妖冶的粉红杨树一般，美丽中带着一丝虚假，不就象征着一切美好的事物背后不为人知的一面吗？
文学与符号
郑姿靓
苏珊·朗格认为艺术是情感的符号，是一种特殊符号形式。它将内在生活、情感或生命赋予形式。创造这种表现符号的过程，就是将主观领域客观化、对象化的过程。人本身就是一种纠结暧昧的符号，作家们每每试图解构，却总是难以言明。
吴祖丽《白琵鹭》刊载于《广西文学》2020年第7期。讲述了女主人公曲静去小岛散心，却由白琵鹭的文身勾起了关于亲情、爱情、成长的回忆与遐想。小说叙述节奏静水深流，主人公曲静以逃离的姿态挣脱出她与丈夫吕宗桢满目疮痍的婚姻生活，来到一个她精神中的世外桃源，一座生长白琵鹭的小岛。在小岛上主人公偶遇出身美院，漂泊至此的文身师，看中了文身师所绘的白琵鹭图案，请她帮自己将白琵鹭的翅膀文在背上。白琵鹭是小说中一个鲜明的符号。文身师所绘的白琵鹭，经常被客人询问画的是什么，“他们觉得乱七八糟的”。但曲静却能看出“那些黑暗的梦里，带着她飞翔的翅膀，几乎跟女人画的一模一样”。白琵鹭这一意象，打破了现实与梦境、真实与虚幻之间的叙述空间壁垒，使主人公潜意识里缠绕多年的纠结与渴望凝聚于白琵鹭这一符号之中。白琵鹭的翅膀里蕴含的“飞翔”意义象征自由，而文身这一行为带来的“刺破”与“结痂”，象征了成长的过程。小说中数次插叙的主人公回忆，关于她父母破碎的婚姻，关于母亲的死亡，关于丈夫曾经的迷恋与婚姻后的出轨。跳跃的叙述时空造成了心理描写中别致的错位，为主人公复杂暧昧的心理进行细致的铺垫。引出主人公儿时目睹父母婚姻不幸，目睹母亲另有所爱却被家庭伦理捆绑而殉情，因此她在对爱情的怀疑与渴望中拉扯半生，直至丈夫出轨才发觉自己多年被梦魇纠缠，无所成长;渴望飞翔，却也同母亲一般失去自由。白琵鹭这一符号引入了飞翔意象，与文身的巧妙结合，指证了精神的成长。
杨逸的《猪宠》发表在《福建文学》2020年第7期。讲述了未婚“老姑娘”大郝与老姜、丹丹的重组家庭，由宠物猪“双双”介入后，愈发摇摇欲坠，直至最后分崩离析。小说题名“猪宠”，本身耐人寻味。因为显而易见小说中的宠物猪并未被女主人公大郝放在“猪笼”中豢养，而是在19层的140平米公寓中行动自由。由此，小说中的“猪笼”也并非宠物猪的生存环境，而是由宠物猪的自由行动置换了三人重组家庭“人”的生存环境，使人的公寓变为老姜眼中的令人厌恶的“猪笼”。而“猪笼”不止是隐喻由于猪的到来而变得脏乱的公寓环境，也是象征人精神世界的空虚混沌。大郝独自被“扔”在140平米的公寓中，仿佛被束缚在精神的猪笼中，装作对生活的困境视而不见，在自我安抚中更加厌弃生活。小说中的宠物猪双双是大郝的精神寄托，寄托了她对于爱与被爱的精神满足。大郝从花鸟鱼市中带回小猪，并在小猪造成她与老姜、与社区邻居诸多矛盾时也坚决不把猪送走，只是因为小猪“蹿上来踩上她的脚，抱住她的腿”这一动作，让大郝感受到被重视与被需要的温暖。宠物猪这一符号是大郝关于“爱”的感受的安慰剂，是她从未能得到的执拗幻想。然而讽刺的是，大郝“不摸它这身毛，根本睡不了觉。为它现买一个房子，钱都搭进去了，老姜也不要过了”，她拼尽所有抓住的这根救命稻草，从根本上就是卖猪老板的谎言，就是无法通晓与回应她的虚妄想象。
史益华的《墨雨点》发表于《上海文学》2020年第7期。小说书写了特殊历史时期由一只叫做“墨雨点”的鸽子串联起来的乱世悲欢。小说以少年时期“我”作为叙述者，以孩童的懵懂视角观照文革时期的历史大事件，形成了陌生化效果。小说中“戴红袖章的组织”开展的大辩论是“我”不曾明白的，在这纷繁复杂的世事中，“我”也实在无法理解“竹叔为了什么，父亲又是为了什么”。“我”作为乱世的亲历者，却与历史背后的深刻内涵逻辑之间拉开了距离，聚焦的则是大历史中一只鸽子“墨雨点”和小人物竹叔的命运。小说中的凤凰浜是养鸽的好地方，养鸽的手艺自父亲的私塾老师，也是竹叔的父亲开始传承。而阴差阳错下，一只鸽蛋也成长为我最喜爱的母鸽“墨雨点”。小说中鸽子墨雨点既作为线索串联起小说情节的跌宕起伏，而它本身又与竹叔的形象命运形成互涉。“墨雨点恨孤独，但天生聪慧”，“我很担心墨雨点在成双成对的世界里，长大后会变成一个多余的角色。而现实是，它以自己的勤奋与聪明成为了整个个群的引领者”。这暗合了竹叔孤独一人，却以勤奋的工作承担起校工的繁杂工作。后来墨雨点在打野食和数次返航飞途中受伤，最后一次为我传递消息时被折断翅膀的羽毛，因伤势严重去世。这也象征了竹叔受尽苦难、起伏涨落的命运，最终为保护“我”和父亲不知所踪。竹叔作为乱世中的小人物，就如同鸽子一般，孤独、奋斗、挣扎，却最终被命运的大手拨弄，被历史的浪潮吞噬。 陈纸《遗失》刊载于《飞天》2020年第7期。小说以“我”在二零一九年末、跨年之际，遗失了装有一万六千元年终奖的皮包为中心事件，展开相关叙事。巧妙的是，这一中心事件是由前后许多关于琐碎日常的讲述托举起来的，而作者用“声音”这一意象符号来表现琐碎日常。小说开头，叙述者“我”表示“二零一九年，对于我来说，似乎是不祥的一年。”“生活中，稀奇古怪的事情越来越多。”其中表达的正是中年人无可逃避的无力感——健康的亏损，婚姻的无聊，工作上难有长进，这些困境正像始终回荡在“我”耳边的声音，使“我”不满于生活，也不满于自己。正像索绪尔所言，语言符号联结的不是事物与名称，而是概念与声音形象。生活在“我”的叙述中成为声音形象，妻子骂人的声音、我失眠时听到的种种不知名的声音，这些琐碎的声音淹没了“我”，却让我唯独找不到自己的声音。“我”无论面对工作还是家庭生活，总是死气沉沉，使得“我”自己的声音无力突围日常铸就的囚笼。小说中“我”内心的虚脱感与精神上的囚笼困境，又与病毒肆虐的疫情背景下，人将自己放置于隔离空间之内、口罩之中的社会大环境，形成内外观照。而丢皮包事件就像打破灰暗、混沌日常的强大外力，在一记重击之后，“我”对待生活的这层冷淡沉默的外壳反而脱落，那些曾经厌恶的日常中的杂乱声音反而显得另有一种温度。第一人称叙述使得小说叙述者“我”，以及透过“我”的视角旁观故事的读者，无法以“上帝视角”通晓钱包遗失的真相。然而小说的最后，“我”居然愿意为取走钱包的人杜撰一个合理的理由，因为“当妻子与雨停问我最有可能是什么人捡到我的钱包时，我希望是这样。”我遗失了钱包，但找回了对生活抱有希望的态度，外部纠缠的声音平静了，“我”终于发现了自己的声音。
马可《挚爱》发表于《文学港》2020年第7期。小说叙述了“我”与朱丽的少女友情与“我”萌动的青春爱情，在一次三人的出游中发生了质变。作家的笔深入人物内心世界，通过插叙回忆，细腻铺陈出“我”的成长世界——父母婚姻破碎，被双方遗弃，跟随衰老的奶奶生活。而“我”的朋友朱丽却活泼漂亮，家境殷实，追求者众多。两个少女的形象本身形成的对照，也是幻想与现实之间的巨大落差。在这种落差中挣扎，并试图找寻属于自己的位置，是主人公“我”的心理动机。在“我”与朱丽，以及追求她的雷东田三人的一次短暂出游期间，“我”对雷东田的情感态度就从“不喜欢他”转变为“晕乎乎的幸福”。由于雷东田陷入湿地需要救助的契机，“我”通过与他的身体接触而感觉到陌生且奇异的情感。然而“我”所珍视的情感不仅未得到雷东田的回应，且被朱丽调侃，并以“雷东田的求婚”打碎我的幻想。“幻想”是凝结小说主人公“我”心理状态的象征符号，对不如意现实的回避促使“我”享受陷入不同的幻想中去。“我”正是在幻想中爱上了雷东田，又是在幻想中失去了他。在小说结尾处，打通幻想与现实界限的是“我”奶奶的主治医生，正是“我”幻想中男朋友的样子。幻想与现实的打通可以看作小说人物的一次惊醒，惊醒之后，从现有的世界，成长到那个一切都还没发生但注定会发生的世界。
张惠雯的《良夜》刊载于《湖南文学》2020年第7期。小说细致入微讲述了关于“我”的两个夜晚，一个在尖锐无畏的少女时代，一个在颓丧惶惑的中年。时空的闪回是小说推进的线索。两个夜晚的时空重叠映照，在“我”细碎的回忆中完成对半生残酷时光的跨越，完成中年的“我”在这个夜晚与少女时代的对接。在两种定格的时空场景的遥遥相对中，完成了今昔对比。却因为同一个人物小安跨越两层时空的独特温柔，在这种残忍的今昔对比之中，却为“我”留下了珍贵回忆。作者精准地把握了两个夜晚中不同时空中“我”的心理状态，既将少女时代的“我”羞于暴露自己的心意，却又情不自禁关注倾心之人的纠结情态细腻刻画出来，又展现了中年时代的“我”历经沧桑病痛，对生活失望疲倦的情绪。中年的“我”是小说真正的叙述者，在“我”回忆的过程中，少女时代的自己也是“我”的叙述对象。小说的叙述过程，也是现在的“我”对于自我的思索與重建。“时空”作为符号线索，在转换之中赋予小说苍凉美好之感，形成一种深沉的慰藉。
本栏责任编辑：段玉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