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近几年传媒腐败案频发的势头看，发稿权也是一种权力，经营权甚至删稿权也是一种权力，其中都有寻租空间。有些媒体高管、传媒系统官员，正是利用看似不大的权力谋取私利、中饱私囊，一步步堕入了腐败深渊。
　　权力缺乏有效制約和监督，就可能滋生腐败，对从事新闻舆论工作的人也不例外。当手中的舆论监督权变成个人私器，营私舞弊等腐败现象就会随之而来。社会上有一种观点，认为当前传媒腐败案件增多与媒体行业转型密切相关。不容否认，确实有不少传统媒体处境艰难：一边是微博、微信公号等自媒体“野蛮生长”；一边是传媒行业人心思变，大量精英流失。在这样的背景下，有不少媒体开始拓展“新业务”，其中很多都带有有偿新闻或“有偿不闻”的性质。
　　然而，任何“歪门邪道”无异于饮鸩止渴。越是面临改革转型的压力，媒体工作者越应该以内容创新、报道方式创新、全媒体技术创新为根本，用形态多样、手段先进、具有竞争力的新闻产品吸引受众。
　　从国外传媒行业的发展态势看，行业自律在预防媒体人“腐败”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以美国为例，1923年，美国报纸主编协会颁布了《报业信条》，比较全面地界定了媒体自律若干基本要素。严禁接受被采访对象的任何好处——无论是金钱的还是任何其他形式的好处；任何记者不得兼职；从事财经报道的记者在作出个人投资决定时要受到限制等等。
　　在中国，媒体人的行业自律也越来越受到重视。每一起传媒腐败案，都提醒媒体工作者对手中的权力保持敬畏。不管世道如何改变，媒体工作者都应该时刻认清自己的职责和使命，守住新闻理想和职业操守。
　　（静曜文，摘自《中国青年报》2016年10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