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爱读那种古为今用的文章。但报刊上时有一些文章，从古籍中信手拈来一点材料，不辨其可靠性何如，便加引申，附会成文，读后却不是滋味。最近看到一篇《无地起楼台》的杂文，即是如此。该文从引《国老谈苑》发端，称宋朝寇准出入宰相三十年，不营私第。当时有个隐居诗人魏野写诗赞颂他：“有官居鼎鼐，无地起楼台”。真宗末年辽国的使者来到宋朝也提及这位“无地起楼台相公”。杂文作者以此断言寇准“廉洁俭朴”，并进而发了一通“在今天看来仍然十分难能可贵”之类的议论。文章的用意是好的，但对寇准的称誉却未必恰当，至少不能做到“无懈可击”吧！
　　宋人笔记和其他史料中，对寇准生活有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说他俭朴者有之，说他豪侈者更不少。我们不妨都摆一下。
　　王君玉《国老谈苑》这条材料，吴处厚《青箱杂记》及江少虞《事实类苑》亦有类似记载。但《事实类苑》将“真宗末年”记成“仁宗初年”。这便算得一个小小的疑点。魏野与寇准交往甚密，这在《诗话总龟》、《梦溪笔谈》、《青箱杂记》中均有记载。既然两人情谊甚深，那么魏野写几句颂扬寇准的诗便在情理之中；况且，他写的是诗而不是事迹实录，《国老谈苑》以那两句诗为佐证，我们今天又转手用它来概述寇准的生活作风，都显得无力。
　　《邵氏闻见录》也称寇准“居家俭素，所卧青帷，二十年不易”。邵伯温自称这项“遗事”得之于寇准的外甥所作的墓志。人们不难推想，作者是外甥，文体是墓志，双重原因，当然会尽说好话了。说寇准俭朴的还有释文莹《湘山野录》：“公历富贵四十年，无田园邸第，入觐则寄僧舍。”在此一并录上。
　　再看第二类材料。先举正史。宋史·寇准传》写道：“准少年富贵，性豪侈，家未尝油灯，虽庖所在，必燃炬烛。”这种说法，可能取材于欧阳修的《归田录》：“公尝知邓州，早贵豪侈，每饮宾席，常阖扉辍以留之。尤好夜宴，剧饮未尝点油，虽溷轩马厩，亦烧烛达旦。每罢官去，后人之官舍，见厕溷间，烛泪凝地，往往成堆。”可见“豪侈”一说，正史与野史的看法是统一的。
　　野史还有一些记载，高晦奥《珍席放谈》说“寇公尚华侈”。还有《翰府名谈》(撰人不详)所叙更有意味。寇准在宴会上把一束束的绫赏赐给歌姬，每唱一支歌就赐一匹绫。寇准有个侍妾叫桃的，作了两首诗讽刺这种排场：
　　其一：一曲清歌一束绫，美人犹自意嫌轻。不知织女萤窗下，几度抛梭织得成！
　　其二：风动衣单手屡呵，幽窗轧轧度寒梭，腊天日短不盈尺，何似妖姬一曲歌！
　　寇准和诗道：将相功名终若何，不堪急景似奔梭。人间万事何须问，且向樽前听艳歌。
　　桃的诗比起“无地起楼台”云云，当然是“我向东来你向西”。如果有人又以她的诗句为题写一篇文字，自然意思相反。中华书局出的《宋诗一百首》选了桃第一首诗，并指出“北宋大官僚寇准的生活非常奢侈豪阔”，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说法。寇准的和诗也正好暴露了他追求豪侈生活的思想基础。
　　还有一条好材料，是司马光的《训俭示康》。文中说：“近世寇莱公豪侈冠一时，然以功业大，人莫之非。”司马光是历史学家，对寇准又无政治上的偏见，加之文章又是写给儿子看的，寓品德教育于历史事实之中，真实性就很大了。
　　综合分析两类材料，判定寇准生活豪侈，应该说较为接近历史的真实，较为稳妥一些；退一步讲，也不至得出“廉洁俭朴”的结论吧！我们作借古讽今之文，跟写学术论文一样，也要有科学性，对于古人事迹必须深思慎取，而不能想当然。如果抓到一点材料就如获至宝，敷衍成文，那东西不过是毫无战斗力的“银样蜡枪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