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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额制度出于好意，但它难以缓解根深蒂固的种姓问题，反而制造出新的分裂和矛盾。这说明，在印度现有的政治经济基础上，仅从制度入手解决种姓问题是死胡同。
二月下旬，印度哈里亚纳邦贾特人的抗议活动演变成暴力骚乱，已经造成上百人的死伤。抗议者还破坏了哈里亚纳邦的一处水渠，导致印度首都新德里出現供水困难，1600万人面临水资源危机。印度政府出动数以千计的军警镇压，好不容易才控制了局势。
“高不成，低不就”
30多年前，为“矫正”扭曲的社会阶层，印度建立起曼德尔委员会，在公立学校、政府部门、国有企业为“落后人群”预设配额，最终将22.5%的“预设配额”上升为49.5%。在矫正了某些社会阶层扭曲问题的同时，这种强制平权的行动也激发出新的矛盾。
在印度教种姓体系中，贾特人属性比较模糊，有人认为他们属于武士和官僚的刹帝利种姓，但同时很多人认为他们属于首陀罗，理应是婆罗门、刹帝利和吠舍的仆人。
经济上，很多贾特人通过辛勤劳动和精打细算成为印度北部灌溉区的成功农民，不仅拥有属于自己的土地，还能利用较为先进的种植、养殖技术发家致富。因此，贾特人长期被排除在平权配额之外，不能享受优惠。
真正的婆罗门和刹帝利种姓原本就在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上处于优势，而“贱民”、部落民等人群又可以通过预设配额获得上升通道，因此贾特这种“高不成，低不就”的人群就被置于极其尴尬的地位，受到两面挤压。
自甘“堕落”的苦衷
上世纪90年代以来，贾特人就开始了大规模的社会运动，要求政府将他们纳入“其他落后阶层”以获得预设配额的特权。
贾特人的活动促成多笔政治交易——比如，2004年哈里亚纳邦国大党候选人胡达就发誓将贾特人纳入落后人群列表；2014年大选之前，他果然将贾特人纳入了新设计的“特定落后阶层”列表。然而这个计划最终被联邦最高法院在2015年3月驳回。
法院反对的理由很简单，经济富裕、政治活跃的贾特人无权获得特殊照顾。眼前这次空前严重的暴力抗议，就是贾特人针对联邦最高法院判决的示威，希望通过群众运动的方法逆转这起已经尘埃落定的判决。
其实贾特人在哈里亚纳的案例并不孤立，在经济相对发达的古吉拉特邦、马哈拉斯特拉邦也曾出现帕特尔人、古吉尔人和马拉塔人的抗议活动。和贾特人一样，这些人群同属人口众多，经济地位较高，以农业为主的主流种姓。
虽然这些地方经济增长的数据耀眼，但滞后的制造业发展导致就业岗位数难以得到相应提高。政府、国企和公立教育机构提供的岗位就成了人们竞相争夺的就业机会。
在激烈的竞争中，“落后人群”通过预设配额的特权，获得了大量就业机会，人数众多的主流种姓反而面临被边缘化的危险。因此主流种姓不惜以暴动的极端形式，争取纳入“落后种族”。
制度失灵，发展才是硬道理
主流种姓往往倾向于通过政治影响力来改变预设配额政策，但是不管他们是否被纳入预设配额体系，都会对印度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体系产生巨大的压力和挑战。
一方面，如果主流种姓被纳入配额优惠，那么剩下的种姓将被彻底边缘化。另一方面，如果拒绝主流种姓进入配额优惠，大量主流种姓内的贫民就会面临更加绝望和无奈的生存危机，极有可能沦为新的弱势底层人群。
平权配额制度出于好意，但它难以缓解根深蒂固的种姓问题，反而制造出新的分裂和矛盾。这说明，在印度现有的政治经济基础上，仅从制度入手解决种姓问题是死胡同。比从表面上改造这种现象更重要的是从根源上清除滋生这种现象的土壤：发展印度落后的生产力，夯实印度的经济基础。
显而易见，现代经济较为发达的城市地区，种姓对于人们的意义远不如传统经济占主导的农村地区显著。只要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进程不断推进，种姓作为“封建残余”也会渐渐失去滋生的土壤。
然而，印度的悖论在于，原本最有希望率先通过产业发展解决种姓问题的地区，却因配额之争陷入混乱，耽误了种姓问题的解决。更可怕的是，目前围绕种姓预算配额的斗争，还会时时刻刻提醒人们：种姓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影响你的命运。
二月下旬，印度哈里亚纳邦贾特人的抗议活动演变成暴力骚乱，已经造成上百人的死伤。抗议者还破坏了哈里亚纳邦的一处水渠，导致印度首都新德里出現供水困难，1600万人面临水资源危机。印度政府出动数以千计的军警镇压，好不容易才控制了局势。
“高不成，低不就”
30多年前，为“矫正”扭曲的社会阶层，印度建立起曼德尔委员会，在公立学校、政府部门、国有企业为“落后人群”预设配额，最终将22.5%的“预设配额”上升为49.5%。在矫正了某些社会阶层扭曲问题的同时，这种强制平权的行动也激发出新的矛盾。
在印度教种姓体系中，贾特人属性比较模糊，有人认为他们属于武士和官僚的刹帝利种姓，但同时很多人认为他们属于首陀罗，理应是婆罗门、刹帝利和吠舍的仆人。
经济上，很多贾特人通过辛勤劳动和精打细算成为印度北部灌溉区的成功农民，不仅拥有属于自己的土地，还能利用较为先进的种植、养殖技术发家致富。因此，贾特人长期被排除在平权配额之外，不能享受优惠。
真正的婆罗门和刹帝利种姓原本就在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上处于优势，而“贱民”、部落民等人群又可以通过预设配额获得上升通道，因此贾特这种“高不成，低不就”的人群就被置于极其尴尬的地位，受到两面挤压。
自甘“堕落”的苦衷
上世纪90年代以来，贾特人就开始了大规模的社会运动，要求政府将他们纳入“其他落后阶层”以获得预设配额的特权。
贾特人的活动促成多笔政治交易——比如，2004年哈里亚纳邦国大党候选人胡达就发誓将贾特人纳入落后人群列表；2014年大选之前，他果然将贾特人纳入了新设计的“特定落后阶层”列表。然而这个计划最终被联邦最高法院在2015年3月驳回。
法院反对的理由很简单，经济富裕、政治活跃的贾特人无权获得特殊照顾。眼前这次空前严重的暴力抗议，就是贾特人针对联邦最高法院判决的示威，希望通过群众运动的方法逆转这起已经尘埃落定的判决。
其实贾特人在哈里亚纳的案例并不孤立，在经济相对发达的古吉拉特邦、马哈拉斯特拉邦也曾出现帕特尔人、古吉尔人和马拉塔人的抗议活动。和贾特人一样，这些人群同属人口众多，经济地位较高，以农业为主的主流种姓。
虽然这些地方经济增长的数据耀眼，但滞后的制造业发展导致就业岗位数难以得到相应提高。政府、国企和公立教育机构提供的岗位就成了人们竞相争夺的就业机会。
在激烈的竞争中，“落后人群”通过预设配额的特权，获得了大量就业机会，人数众多的主流种姓反而面临被边缘化的危险。因此主流种姓不惜以暴动的极端形式，争取纳入“落后种族”。
制度失灵，发展才是硬道理
主流种姓往往倾向于通过政治影响力来改变预设配额政策，但是不管他们是否被纳入预设配额体系，都会对印度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体系产生巨大的压力和挑战。
一方面，如果主流种姓被纳入配额优惠，那么剩下的种姓将被彻底边缘化。另一方面，如果拒绝主流种姓进入配额优惠，大量主流种姓内的贫民就会面临更加绝望和无奈的生存危机，极有可能沦为新的弱势底层人群。
平权配额制度出于好意，但它难以缓解根深蒂固的种姓问题，反而制造出新的分裂和矛盾。这说明，在印度现有的政治经济基础上，仅从制度入手解决种姓问题是死胡同。比从表面上改造这种现象更重要的是从根源上清除滋生这种现象的土壤：发展印度落后的生产力，夯实印度的经济基础。
显而易见，现代经济较为发达的城市地区，种姓对于人们的意义远不如传统经济占主导的农村地区显著。只要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进程不断推进，种姓作为“封建残余”也会渐渐失去滋生的土壤。
然而，印度的悖论在于，原本最有希望率先通过产业发展解决种姓问题的地区，却因配额之争陷入混乱，耽误了种姓问题的解决。更可怕的是，目前围绕种姓预算配额的斗争，还会时时刻刻提醒人们：种姓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影响你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