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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意义上的传播学，在我国形成体系并逐步完善，始于上世纪80年代。但在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文明进程中，关于人类传播活动的思考与探索却由来已久。成书于战国时代的《孙子兵法》(以下简称《兵法》)，因其思想深邃、体系完备，而广受中外军事界推崇。用当今传播学的眼光解读这部“兵学圣典”，可以深切感受到：作為一代兵学泰斗，其作者孙武(以下称孙子)对当时军事领域传播活动的规律有着深刻而独到的见解，对这些规律的把握和运用，业已达到了很高的水准，《兵法》所体现的传播思想，至今仍不失真理之价值。
传播的功能观
孙子生活的战国时期，局势动荡，群雄蜂起，思想界的争鸣也异常活跃。“诸子百家”利用各种途径和方式，推介学说，扩大影响，在华夏传播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孙子是兵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对信息传播内在的功能自然深有领悟。梳理《兵法》中该方面的论述，可以看出孙子借助传播效应，达到军事目的的主观动机十分强烈。
首先，在对敌斗争中，孙子明确提出了“威加于敌”(《九地篇》)、“不战而屈人之兵”(《谋攻篇》)的战略思想：“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故兵不顿(劳顿)而利可全，此攻谋之法也”(《谋攻篇》)。“威”是军事阵营软硬实力的综合显现，是通过相关途径和载体传递的一种无形的信息，这样的信息会在敌对阵营中形成极大的心理冲击力，动摇其将士的意志和决心(“故三军可夺气，将军可夺心”《军事篇》)。“威加于敌”，以“威”助战，用小的代价换取大的胜利，充分展示了信息传播的巨大力量，也彰显出《兵法》谋略的过人之处。
其次，孙子在内部管理上也同样注重传播的作用。“夫金鼓、旌旗者，所以一(统一)人之耳目也”(《军争篇》)，金鼓、旌旗也即信息传播的载体，有了信息的主导才会有部队行动的协调一致，“人既专一，则勇者不得独进，怯者不得独退，此用众之法也”(《军争篇》)。“谋攻”需借助传播，“用众”也缺之不可。《兵法》推重的管理准则，是“合之以文(用宽仁的引导来凝聚)，齐之以武(用严厉的制裁来规范)”(《行军篇》)，这里的一“文”一“武”，分别代表了管理措施的两大部类。尽管当时“传播”的概念尚显艨胧，但孙子确实是把信息的传播当做递达意图的桥梁和维系团队的纽带，并申明只有这样重视传播、精于传播的将领，才可称得上“善用兵者”(《九地篇》)。
同是在《九地篇》中有段话颇值得关注，篇中说，将领带兵，要像驱赶羊群一样，“能愚(蒙蔽)士卒之耳目，使之无知”，“驱而往，驱而来，莫知所之”；对士卒要有所言，有所不言(“犯之以利，勿告以害”)，这自然令人联想到春秋后期孔子的观点：“民可使由(驱使)之，不可使知之”(《论语·秦伯》)。文武双圣，对兵对民，观点如此相近，耐人寻味。一方面说明，由于时代背景和个人地位等因素的制约，两人的“民本”观念存在局限；同时也可以看出，两人都关注并认同信息传输的选择性和适度性与客体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再联想20世纪上半叶西方传播学界提出的“魔弹论”、“议程设置理论”等，尽管立论角度有异，但从中不也可以看到孙子“驱羊论”的影子吗?
传播的策略观
纵览纷繁复杂的军事斗争，“将”的地位显得格外特殊和重要。《兵法》阐析用兵之道，更多的也是站在“将”的立场，以“将”的眼光审视战争，以“将”的思维谋划战争，并以“将”的职责为尺度检验战争的胜败得失。用近代西方学者戈夫曼“拟剧论”的观点来看，“将”在国家军事斗争格局中，身份具有多重性：对国君是下属，对士兵是统帅，对交战的另一方则是势不两立的博弈者。三种角色，三组矛盾，也构成了三个看似虚幻，实乃要素俱全的信息“传播场”。《兵法》有关三种传播关系的阐述，虽侧重点有所差异，但总体上展示了作者关于不同情况下交往传播的原则、方法和观念。
敌我之间。在这组矛盾关系中，《兵法》着重分析了信息在战争中的地位、作用以及掌控、利用信息的技能和方法。搜集掌握丰富而准确的军事信息，是运筹帷幄、制胜千里的前提条件，“知彼知己”是孙子著名的军事思想之一。在此思想指导下，《兵法》提出了“形(使其显露)人而我无形”(《虚实篇》)的处敌原则，即既要全面了解敌人，又不被敌人所了解，这样才能做到“致(支配)人而不致于人”(《虚实篇》)，牢牢掌握战争的主动权。
《兵法》多处谈到了解敌方信息的各种渠道和策略，如观察分析、佯动诱敌、小型交锋、善用间谍等，而且对信息的“释码”也专有探析。《行军篇》单辟一节，列举了30多种表象，逐一作出判断，如“鸟起者，伏(伏兵)也”；“鸟集者，虚(兵营空虚)也”；“吏怒者，倦也”；“徐(低声下气)与人言者，失众也”，条分缕析，鞭辟人里，充满了军事家非凡的智慧。也是基于这样的深入思考和科学研判，《兵法》提出了“佚能劳之、饱能饥之、安能动之”(《虚实篇》)的制敌之术和“佯北(败北)勿从(追击)”、“饵兵勿食”等应敌之策，这些论述，剥全面完成信息的获取、解析和利用的过程，作出了系统诠释，也展现了作者科学发挥信息作用的思想脉络。
何以做到“无形”?《兵法》的观点是：“兵以诈立”(《军争篇》)，即善于利用虚假的外部信息遮隐真实的军事意图。《计篇》中的一段描述很恰切地解释了“诈”字的含义：“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想打)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这里的“示”。就是一种高超的对外信息传播技巧。掌握了对方的真情实况，义能够用假象迷惑敌人，诱其作出错误判断，战争天平发生偏斜，也就在必然之中了。
善于造“势”，也是孙子的一大贡献，与“威加于敌”的思想相呼应，《兵法》提出了“乃为之势，以佐其外”(《计篇》)的攻伐策略，“势者，因利而制权电”(《计篇》)，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整合优势资源，相机而动，造成一种所向披靡、无坚不摧的外部态势。利用心理暗示的作用，促使对方的思想和行为朝着有利于我的方向发展。孙子的这种造势艺术，历来为军事学界所称道。舆论传播的研究，也能从中受到大的启发。
君臣之间。君臣相处，也是一种特殊的人际传播范畴，其中君臣互为传播的主体和客体。《兵法》对处理好君臣关系提出了三方面的观点。首先是君臣的关系定位，臣乃君之“佐也”(《用间篇》)，将须“听命于君”(《地形篇》)，孰主孰从不容置疑。难能可贵的是后两个观点：“君命有所不受”(《丸变篇》)；“将能(有能力)而君不御(过于管束)”(《计篇》)。
我们知道，当时的社会，宗法等级观念浓重，“君”就是国家社稷的化身，君让臣死臣不能不死，君令臣亡(贬谪)臣不得不亡。孙子之伟大，就在于他不盲从、不愚
传播的功能观
孙子生活的战国时期，局势动荡，群雄蜂起，思想界的争鸣也异常活跃。“诸子百家”利用各种途径和方式，推介学说，扩大影响，在华夏传播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孙子是兵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对信息传播内在的功能自然深有领悟。梳理《兵法》中该方面的论述，可以看出孙子借助传播效应，达到军事目的的主观动机十分强烈。
首先，在对敌斗争中，孙子明确提出了“威加于敌”(《九地篇》)、“不战而屈人之兵”(《谋攻篇》)的战略思想：“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故兵不顿(劳顿)而利可全，此攻谋之法也”(《谋攻篇》)。“威”是军事阵营软硬实力的综合显现，是通过相关途径和载体传递的一种无形的信息，这样的信息会在敌对阵营中形成极大的心理冲击力，动摇其将士的意志和决心(“故三军可夺气，将军可夺心”《军事篇》)。“威加于敌”，以“威”助战，用小的代价换取大的胜利，充分展示了信息传播的巨大力量，也彰显出《兵法》谋略的过人之处。
其次，孙子在内部管理上也同样注重传播的作用。“夫金鼓、旌旗者，所以一(统一)人之耳目也”(《军争篇》)，金鼓、旌旗也即信息传播的载体，有了信息的主导才会有部队行动的协调一致，“人既专一，则勇者不得独进，怯者不得独退，此用众之法也”(《军争篇》)。“谋攻”需借助传播，“用众”也缺之不可。《兵法》推重的管理准则，是“合之以文(用宽仁的引导来凝聚)，齐之以武(用严厉的制裁来规范)”(《行军篇》)，这里的一“文”一“武”，分别代表了管理措施的两大部类。尽管当时“传播”的概念尚显艨胧，但孙子确实是把信息的传播当做递达意图的桥梁和维系团队的纽带，并申明只有这样重视传播、精于传播的将领，才可称得上“善用兵者”(《九地篇》)。
同是在《九地篇》中有段话颇值得关注，篇中说，将领带兵，要像驱赶羊群一样，“能愚(蒙蔽)士卒之耳目，使之无知”，“驱而往，驱而来，莫知所之”；对士卒要有所言，有所不言(“犯之以利，勿告以害”)，这自然令人联想到春秋后期孔子的观点：“民可使由(驱使)之，不可使知之”(《论语·秦伯》)。文武双圣，对兵对民，观点如此相近，耐人寻味。一方面说明，由于时代背景和个人地位等因素的制约，两人的“民本”观念存在局限；同时也可以看出，两人都关注并认同信息传输的选择性和适度性与客体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再联想20世纪上半叶西方传播学界提出的“魔弹论”、“议程设置理论”等，尽管立论角度有异，但从中不也可以看到孙子“驱羊论”的影子吗?
传播的策略观
纵览纷繁复杂的军事斗争，“将”的地位显得格外特殊和重要。《兵法》阐析用兵之道，更多的也是站在“将”的立场，以“将”的眼光审视战争，以“将”的思维谋划战争，并以“将”的职责为尺度检验战争的胜败得失。用近代西方学者戈夫曼“拟剧论”的观点来看，“将”在国家军事斗争格局中，身份具有多重性：对国君是下属，对士兵是统帅，对交战的另一方则是势不两立的博弈者。三种角色，三组矛盾，也构成了三个看似虚幻，实乃要素俱全的信息“传播场”。《兵法》有关三种传播关系的阐述，虽侧重点有所差异，但总体上展示了作者关于不同情况下交往传播的原则、方法和观念。
敌我之间。在这组矛盾关系中，《兵法》着重分析了信息在战争中的地位、作用以及掌控、利用信息的技能和方法。搜集掌握丰富而准确的军事信息，是运筹帷幄、制胜千里的前提条件，“知彼知己”是孙子著名的军事思想之一。在此思想指导下，《兵法》提出了“形(使其显露)人而我无形”(《虚实篇》)的处敌原则，即既要全面了解敌人，又不被敌人所了解，这样才能做到“致(支配)人而不致于人”(《虚实篇》)，牢牢掌握战争的主动权。
《兵法》多处谈到了解敌方信息的各种渠道和策略，如观察分析、佯动诱敌、小型交锋、善用间谍等，而且对信息的“释码”也专有探析。《行军篇》单辟一节，列举了30多种表象，逐一作出判断，如“鸟起者，伏(伏兵)也”；“鸟集者，虚(兵营空虚)也”；“吏怒者，倦也”；“徐(低声下气)与人言者，失众也”，条分缕析，鞭辟人里，充满了军事家非凡的智慧。也是基于这样的深入思考和科学研判，《兵法》提出了“佚能劳之、饱能饥之、安能动之”(《虚实篇》)的制敌之术和“佯北(败北)勿从(追击)”、“饵兵勿食”等应敌之策，这些论述，剥全面完成信息的获取、解析和利用的过程，作出了系统诠释，也展现了作者科学发挥信息作用的思想脉络。
何以做到“无形”?《兵法》的观点是：“兵以诈立”(《军争篇》)，即善于利用虚假的外部信息遮隐真实的军事意图。《计篇》中的一段描述很恰切地解释了“诈”字的含义：“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想打)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这里的“示”。就是一种高超的对外信息传播技巧。掌握了对方的真情实况，义能够用假象迷惑敌人，诱其作出错误判断，战争天平发生偏斜，也就在必然之中了。
善于造“势”，也是孙子的一大贡献，与“威加于敌”的思想相呼应，《兵法》提出了“乃为之势，以佐其外”(《计篇》)的攻伐策略，“势者，因利而制权电”(《计篇》)，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整合优势资源，相机而动，造成一种所向披靡、无坚不摧的外部态势。利用心理暗示的作用，促使对方的思想和行为朝着有利于我的方向发展。孙子的这种造势艺术，历来为军事学界所称道。舆论传播的研究，也能从中受到大的启发。
君臣之间。君臣相处，也是一种特殊的人际传播范畴，其中君臣互为传播的主体和客体。《兵法》对处理好君臣关系提出了三方面的观点。首先是君臣的关系定位，臣乃君之“佐也”(《用间篇》)，将须“听命于君”(《地形篇》)，孰主孰从不容置疑。难能可贵的是后两个观点：“君命有所不受”(《丸变篇》)；“将能(有能力)而君不御(过于管束)”(《计篇》)。
我们知道，当时的社会，宗法等级观念浓重，“君”就是国家社稷的化身，君让臣死臣不能不死，君令臣亡(贬谪)臣不得不亡。孙子之伟大，就在于他不盲从、不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