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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生活的启蒙者，[德]赫尔曼·鲍辛格著，吴秀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随着资本主义历史发展带来的社会变迁，现代和后现代哲学理论和思维方法带给思想界的多次淘洗，“日常生活”成为思想文化领域里备受关注的话题。无论是作为被批判的乌合之众，还是作为推进社会民主化进程和社会变革的潜在力量，大众及其日常生活都是思想领域中极具生产力的土壤。在德语国家，
西美尔、本雅明等思想家倾向于将大众当作受到资本主义文化逻辑控制从而缺乏主体性文化精神的群体；史学界从底层视角和左翼的意识形态立场启动了关于“日常生活史”的研究；而在德国民俗学家鲍辛格的视野中，人们习焉不察的普通日常生活中隐藏着传统强大的支配性力量，民俗研究是为了启蒙民众意识到自身生活所内在固有的价值和意义。《日常生活的启蒙者》这部作品通过鲍辛格与五位图宾根民俗学教授的对谈，勾勒出德国民俗学从研究“沉淀的文化遗产”到关注普通人当下日常生活，从研究“民族之精魂”到描述文化的动态历史建构过程的转变，在“日常生活”这个为哲学、社会学、文学、美学等诸多学科共同关注的研究领域中走出一条视角独特的道路。
对德国的民俗学研究来说，鲍辛格在1968年之后将“民俗学”正式更名为“经验文化学”是一个重大事件，它标志着以日常生活启蒙者身份出现的德国现代民俗学研究与深受浪漫主义传统影响的传统民俗学研究彻底分道扬镳。鲍辛格将他的“经验文化学”研究归属于社会学的框架之下，而在此学科建制下展开的诸多研究更是远远超过了民俗学科的涵盖范围。学科边界的日益模糊、研究方法的多元化和研究领域的交叉性也正是当代思想文化研究领域的重要特点之一，鲍辛格和谈话者们谈论涉及话题无一不是当代思想文化领域中被普遍关注的问题，而鲍辛格在解释“文化”“传统”“历史”这些关键词时坚持的反本质主义、反二元论立场也与现代哲学理论的发展直接相关。
鲍辛格带领下的图宾根民俗研究，最为鲜明的特点之一就是它的平民视角。平民视角不只表现为将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当作研究对象，更表现为研究者本人是从平民的而不是精英的立场出发来解释日常生活。普通民众及其日常生活在现代思想家的目光中往往呈现为两种截然相反的形象：一种是作为被赞美对象的过分美化的民间，一种是作为在消费主义文化中彻底丧失了主体性的被批判对象的大众；前者和传统的乡村生活相关联，后者则和现代的都市生活相连；前者浮现于传统民俗学研究的视野，后者则被以西美尔、本雅明等现代思想家的著作批判性地塑造出来。在关于“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讨论中，也可以清晰地看到讨论者们的观点是如何深深地受到这两种倾向的影响。然而，无论是将大众及其日常生活当作被赞颂的对象还是被否定的对象，在这两种看似对立的观点中却隐含着一种共同的二元论思考方式和精英文化立场，因为无论哪一种情形，都是评价者从外在于被评价者真实日常生活世界的超越性视角做出的评判，大众日常生活里那些渗透着传统传承性和历史延续性的、具有惯常性和仪式化特点的日常生活细节却受到了忽视，由于这种历史性视角的缺乏，普通人日常生活的肯定性价值也受到了遮蔽，这是具有“普通人”“本地人”“小地方人”意识的鲍辛格所不能认同的情况。
1926年出生于图宾根地区的鲍辛格，对自己“小地方人”的身份意识保持着一贯的敏感。图宾根不但是他的故乡，也是他的求学与工作之地，他在图宾根大学的路德维希·乌兰德经验文化研究所工作了32年（1960—1992年），并且是图宾根大学的荣休教授。鲍辛格坦承普通市民出身的自己最初之所以愿意选择民俗学，是因为发现唯有这个专业里涉及的内容能够让母亲在和他聊天的时候有说不完的话题；他也不介意被人说成“心甘情愿的乡巴佬”，坦承自己身上有着小地方人的品性，不知道大城市为何物，甚至对大学图书馆里士兵般整齐列队又规模庞大的书架都心怀畏惧，直到大学毕业都不曾真正地走进图书馆。鲍辛格本人常常从本地生活中发现研究对象，坚持与地方公众的对话，因此在地方公众中影响颇深，这让他引以为豪。也许正是这样一种自觉而清晰的身份意识决定了鲍辛格的经验文化学具有真正的“普通人意识”，他的研究承担着日常生活启蒙者的使命，却并非一种精英式的启蒙，不需要从宏大的精英文化理论世界里找到合法性，而是要让普通民众感知到自己日常生活原本蕴含的内在价值，进而获得基于日常生活的自我启蒙能力。《日常生活的启蒙者》的娓娓对谈，展现给读者的是一位真实生活着的普通人的“在场”，鲍辛格的学者身份和他的日常生活经验从来就没有泾渭分明地区分开来。
在全球化的当代文化语境中，“本土性”有时候会被当成保守封闭的代名词。鲍辛格不乏幽默地回想起他被聘为教授的那一年，为他颁发聘书的大学校长是如何满脸不情愿地站在面前，只因为他出自本校，是学术上的近亲繁殖，而未曾受过其他院校新风的吹拂。可是两三个星期之后，校长就满脸笑容地任命鲍辛格坐上大学学生处主任的交椅，仿佛之前的鄙视态度从未存在过，只因为不少学生生活的琐事需要一些对当地居民和当地学生特点非常了解的教授来加盟。“令人自卑”的乡下人身份一下子戏剧性地转变成了应对生活必不可少的宝贵品质，这种专业体制与日常生活之间的裂痕意味着什么？这也是时时发生在我们日常生活经验中的琐事，由全球化和本土化或曰地方性的断裂与矛盾常常具体化为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尴尬处境。鲍辛格从来都不愿意掩盖自己作为一个图宾根本地人的身份和真实经验，反而尝试从这种身份意识和经验出发展开理论研究，展现价值关怀，鲍辛格对他的研究对象怀有亲切之心，也让读者重新思考理论和生活、学者和普通民众的关系。
与德国传统的民俗学研究相比，鲍辛格的经验文化学研究的特色首先在于它的当下性，其次在于它的日常性。当下性是相对传统民俗学研究关注旧时光中的旧事物而言，经验文化学更注重对当代生活的研究；日常性是相对传统民俗学研究关注奇风异俗而言，经验文化学更注重对平凡的日常生活现象的研究，正如鲍辛格的一句名言“对不引人注意之事保持虔敬”。19世纪，作为对“在理性精神指引下重估一切传统价值的启蒙运动”的反拨，德国出现了以“唤起早先的岁月，在民歌中倾听民众的声音，收集童话和传说，培养古老的风俗习惯，发现作为世界观的语言，研究‘印度的宗教和智慧’”[1]为内容的历史研究，仿佛过去是现代的失乐园，过去中隐藏着不断堕落的现代文明获得拯救所需要的全部智慧。这种浪漫主义文化精神不仅影响了德国民俗学的发展，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代中国思想界的先驱者也产生了巨大影响，并直接推动了中国民俗学的发展。但在鲍辛格看来，这恰恰是民俗学研究的问题所在，“民俗学的问题，不在于它从研究对象上不得不和各种传统打交道。它的问题在于：一是倾向于把传统看成静止的、不接受任何改变；二是把民间文化中保留的传统从根本上认为是有价值的、不可质疑的。”（第79页） 对于历史和传统，鲍辛格持有非本质主义的看法，所以即使是研究传统民俗学同样关注的事物，鲍辛格也能采用一种与当下相关联的新视角。比如，书中提到的狂欢节，核心不是从历史考古学的角度研究狂欢节的起源、形式和意义，而是关注狂欢节在当代生活中的新发展，虽然狂欢节的宗教内涵在历史发展中已经渐渐让位于娱乐性，但它依然不失为公共风俗和地方认同感的打造者。鲍辛格的研究渗透着现象学阐释学的气质，正如伽达默尔所说，一切精神科学的本质都在于我们始终处于和流传物的攀谈之中，历史意识在一切精神科学的研究必不可少。在鲍辛格以日常生活为对象的民俗学研究中包含着对理性主义历史观的真正挑战：他研究包含在当下日常生活之中的历史维度，历史作为当代文化的成因而受到关注；他研究作为历史绵延建构生成结果的日常生活，当下日常生活是构成历史的一个部分。真正的历史是作为伽达默尔所说的效果历史存在着，显现于人们的生活世界真正展开的地方。
除了研究像节日这类的古老风俗，鲍辛格对当下生活中仪式化的、惯常性的行为表现了极大的关注，这成为德国民俗学研究中的新话题。在鲍辛格看来，当下生活正是历史展现自身的一种方式，“历史化根本无法避免。如果我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人们做一些它们平时对此根本不加思考却强有力地主宰了他们生活的事情，在提出问题的这一瞬间，我已经处于历史的轨道上。”（第99页）越是具有仪式化和惯常性特点的日常生活细节可能蕴含着越深厚的传统力量，经验文化学的最终目的就是想要认识当下状况的历史性并让它们清晰凸显出来。在这样的研究视角下，像“问候语”“摘帽子的方式”“散步”等原本最平常的生活细节都可以成为民俗学的研究对象，这既大大拓展了民俗学研究的视野，也为当代文化研究里关于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讨论打开了一个具有启发性的视角。
鲍辛格不赞同二元论思维方式，在被追问“日常生活”是不是代替了已经逝去了的、总体性的文化概念如“共同体”或者“传统”等时，他明确表示日常生活决不是充当旧的、自足的秩序或者类似事物的代替物。在鲍辛格看来，80年代一度出现的将民间文化视为主流文化的抗拒者的观点，只是一厢情愿的画地为牢，肯定无法行之有效，因为在现实中，所谓底层文化也是在一直受到当权者上层的影响中建构起来的。而“这种力图划定一个有反抗能力、封闭的自己世界的做法并不仅仅是民俗学问题……这样对立的模式存在着一种危险，它忽略了错构交结，它以错误的方式减低了事情的复杂性。”（第105页）除了日常生活这个概念之外，对地方或者乡土的研究，也体现出鲍辛格用超越二元论和本质主义的生成性、建构性视角来解释文化现象的努力。
“家乡”是鲍辛格的著作始终追寻的一个主题。但是鲍辛格对家乡的理解与法兰克福学者们的文化人类学观念不一样，对他来说，家乡或者乡土都不是一个有某种先在固定属性的地理空间，他反对那种地方决定性地影响着人的性格和价值观的“地方决定论”看法。在鲍辛格看来，乡土以及一切并非作为纯粹物理性空间存在着的“地方”都是历史地建构出来的，所以研究乡土或者地方，其实是研究生活在这片乡土上的人，研究他们的文化经验和文化想象如何使得某一片地理空间“成为”乡土或地方，这种看法又与受到现象学影响的文化地理学观点不谋而合。鲍辛格经验文化学的地方研究不像传统的地域文化研究那样只研究静态的文化空间秩序，而是追问塑造某种“空间文化”的动态行为进程，研究人如何在他们的日常文化中经验空间和安排空间。不是空间先在地决定了文化，而是文化历史性地推进着空间的形成，并在推进空间形成的过程中自我发展、自我实现，空间性由此成为文化的一种基本属性。从这种动态生成的观点来看，人与地方的纽带关系也是可以改变的，乡土并非一个和全球化绝对对立着的封闭空间，政治学上的地理空间划分和人们头脑中的地域意识也可能并不一致。
60年代的德国有“边城僻壤无处不在”的说法，鲍辛格却是被批评的生活在边城僻壤中的乡巴佬的辩护者，他甚至发现，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大城市里的人也是多半生活在那些结构经常和村庄很相似的特定街区和地盘里。鲍辛格对地方经验和地方身份的珍视并非来自盲目的地域优越感，而是来自对人与地方在生存论上的根本性关联的意识。他的乡土研究表明，乡土处于不停的生成和变动中，但是人们对地方归属感的一种自觉的或者无意识的寻觅，却是在变动中恒定不变的东西。随着持续不断的人口迁徙，家乡也许已经不再是出生的那个小村庄，但是无论人们身在何方，他依然在以不同的方式经验着家乡，也许是乡愁，也许是在新的生活之地重构家乡，即使不能回到最初的故乡，也依然会在新的生活空间中创造出一个让最初的故乡和当下的生活空间共同在场的家乡来。“家乡”这个概念不是地理学上的，而是生存论上的，如果说空间性是文化的一个内在属性，那么家乡也是人生存的一个内在属性。虽然鲍辛格主要围绕着巴登—符腾堡地区展开关于家乡的研究，但是这种研究也可以视为他对全球化与本土化问题的一种具体回应，具有普遍性的价值，能够引发读者对于全球化文化语境下的地方的命运，以及与地方相关的个体身份认同等问题的思考。
一个学科的发展必然包含对本国具体的社会历史发展和文化语境的思考，图宾根的民俗学研究从一开始就不得不面对对纳粹历史的清算。鲍辛格深深意识到本质主义的危险，他赞同马克思·韦伯将族群性定义为“被信以为是的共同之处”，从而将生物主义从对民族性的研究中摘除出去。“信以为是”而不是“先天就是”，表明文化不是一个封闭的有着确定本质的东西，经验文化学的任务就是要去研究文化如何通过人们的经验和想象而生成，而不是文化如何受到某种先天的地理性、生物性因素的决定而形成。鲍辛格和他的追随者们明确意识到经验文化学与文化人类学的区别，在法兰克福，所谓的人的自然条件总是被推到前台，文化人类学的最终目标是普世的人及其自然本性；而图宾根的经验文化学者却坚持没有所谓的普世的人，人的文化属性是历史性生成的产物。
在有着强大的哲学传统和理论思辨精神的德国，虽然鲍辛格和他的经验文化学似乎一直是一个不怎么引人注意的学科，但是也如鲍辛格所言：“我们专业从事的研究，无论如何不是孤独的拓荒，它们多方面地得益于相邻的学科和宏大的理论。”（第113页）在鲍辛格的理论研究中不难看出现象学、解释学的影响，以及与社会学、历史学的关联，经验文化学是一个不断走向跨境之旅的学科。它所关注的领域极其宽泛开阔而边界模糊，而它所研究的问题又极其具体细微，但是这也正符合鲍辛格的独特信念：“规矩越严密的地方，保留自由空间越重要。”在越来越等级森严的学术研究领域里，在让西美尔感到忧虑的客观文化压倒主观文化的现代文化世界里，一种能够对具有灵活变动性的日常生活做出直接有力阐释的理论风格，一种能够加强公众对日常生活的自我反思精神和理解能力的问题视野，与那一波又一波裹挟着理论界的宏大理论建构同样重要。理论家的行列里理应行走着这样一类人：他穿着普通人的衣服，心满意足地凝视着那些环绕身边的日常生活事物，他面带亲切而满意的微笑，对人们说：“有一件东西，我看到了你却看不到……”
注释
[1][德]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353页。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对外汉语学院
（责任编辑 农郁）
随着资本主义历史发展带来的社会变迁，现代和后现代哲学理论和思维方法带给思想界的多次淘洗，“日常生活”成为思想文化领域里备受关注的话题。无论是作为被批判的乌合之众，还是作为推进社会民主化进程和社会变革的潜在力量，大众及其日常生活都是思想领域中极具生产力的土壤。在德语国家，
西美尔、本雅明等思想家倾向于将大众当作受到资本主义文化逻辑控制从而缺乏主体性文化精神的群体；史学界从底层视角和左翼的意识形态立场启动了关于“日常生活史”的研究；而在德国民俗学家鲍辛格的视野中，人们习焉不察的普通日常生活中隐藏着传统强大的支配性力量，民俗研究是为了启蒙民众意识到自身生活所内在固有的价值和意义。《日常生活的启蒙者》这部作品通过鲍辛格与五位图宾根民俗学教授的对谈，勾勒出德国民俗学从研究“沉淀的文化遗产”到关注普通人当下日常生活，从研究“民族之精魂”到描述文化的动态历史建构过程的转变，在“日常生活”这个为哲学、社会学、文学、美学等诸多学科共同关注的研究领域中走出一条视角独特的道路。
对德国的民俗学研究来说，鲍辛格在1968年之后将“民俗学”正式更名为“经验文化学”是一个重大事件，它标志着以日常生活启蒙者身份出现的德国现代民俗学研究与深受浪漫主义传统影响的传统民俗学研究彻底分道扬镳。鲍辛格将他的“经验文化学”研究归属于社会学的框架之下，而在此学科建制下展开的诸多研究更是远远超过了民俗学科的涵盖范围。学科边界的日益模糊、研究方法的多元化和研究领域的交叉性也正是当代思想文化研究领域的重要特点之一，鲍辛格和谈话者们谈论涉及话题无一不是当代思想文化领域中被普遍关注的问题，而鲍辛格在解释“文化”“传统”“历史”这些关键词时坚持的反本质主义、反二元论立场也与现代哲学理论的发展直接相关。
鲍辛格带领下的图宾根民俗研究，最为鲜明的特点之一就是它的平民视角。平民视角不只表现为将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当作研究对象，更表现为研究者本人是从平民的而不是精英的立场出发来解释日常生活。普通民众及其日常生活在现代思想家的目光中往往呈现为两种截然相反的形象：一种是作为被赞美对象的过分美化的民间，一种是作为在消费主义文化中彻底丧失了主体性的被批判对象的大众；前者和传统的乡村生活相关联，后者则和现代的都市生活相连；前者浮现于传统民俗学研究的视野，后者则被以西美尔、本雅明等现代思想家的著作批判性地塑造出来。在关于“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讨论中，也可以清晰地看到讨论者们的观点是如何深深地受到这两种倾向的影响。然而，无论是将大众及其日常生活当作被赞颂的对象还是被否定的对象，在这两种看似对立的观点中却隐含着一种共同的二元论思考方式和精英文化立场，因为无论哪一种情形，都是评价者从外在于被评价者真实日常生活世界的超越性视角做出的评判，大众日常生活里那些渗透着传统传承性和历史延续性的、具有惯常性和仪式化特点的日常生活细节却受到了忽视，由于这种历史性视角的缺乏，普通人日常生活的肯定性价值也受到了遮蔽，这是具有“普通人”“本地人”“小地方人”意识的鲍辛格所不能认同的情况。
1926年出生于图宾根地区的鲍辛格，对自己“小地方人”的身份意识保持着一贯的敏感。图宾根不但是他的故乡，也是他的求学与工作之地，他在图宾根大学的路德维希·乌兰德经验文化研究所工作了32年（1960—1992年），并且是图宾根大学的荣休教授。鲍辛格坦承普通市民出身的自己最初之所以愿意选择民俗学，是因为发现唯有这个专业里涉及的内容能够让母亲在和他聊天的时候有说不完的话题；他也不介意被人说成“心甘情愿的乡巴佬”，坦承自己身上有着小地方人的品性，不知道大城市为何物，甚至对大学图书馆里士兵般整齐列队又规模庞大的书架都心怀畏惧，直到大学毕业都不曾真正地走进图书馆。鲍辛格本人常常从本地生活中发现研究对象，坚持与地方公众的对话，因此在地方公众中影响颇深，这让他引以为豪。也许正是这样一种自觉而清晰的身份意识决定了鲍辛格的经验文化学具有真正的“普通人意识”，他的研究承担着日常生活启蒙者的使命，却并非一种精英式的启蒙，不需要从宏大的精英文化理论世界里找到合法性，而是要让普通民众感知到自己日常生活原本蕴含的内在价值，进而获得基于日常生活的自我启蒙能力。《日常生活的启蒙者》的娓娓对谈，展现给读者的是一位真实生活着的普通人的“在场”，鲍辛格的学者身份和他的日常生活经验从来就没有泾渭分明地区分开来。
在全球化的当代文化语境中，“本土性”有时候会被当成保守封闭的代名词。鲍辛格不乏幽默地回想起他被聘为教授的那一年，为他颁发聘书的大学校长是如何满脸不情愿地站在面前，只因为他出自本校，是学术上的近亲繁殖，而未曾受过其他院校新风的吹拂。可是两三个星期之后，校长就满脸笑容地任命鲍辛格坐上大学学生处主任的交椅，仿佛之前的鄙视态度从未存在过，只因为不少学生生活的琐事需要一些对当地居民和当地学生特点非常了解的教授来加盟。“令人自卑”的乡下人身份一下子戏剧性地转变成了应对生活必不可少的宝贵品质，这种专业体制与日常生活之间的裂痕意味着什么？这也是时时发生在我们日常生活经验中的琐事，由全球化和本土化或曰地方性的断裂与矛盾常常具体化为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尴尬处境。鲍辛格从来都不愿意掩盖自己作为一个图宾根本地人的身份和真实经验，反而尝试从这种身份意识和经验出发展开理论研究，展现价值关怀，鲍辛格对他的研究对象怀有亲切之心，也让读者重新思考理论和生活、学者和普通民众的关系。
与德国传统的民俗学研究相比，鲍辛格的经验文化学研究的特色首先在于它的当下性，其次在于它的日常性。当下性是相对传统民俗学研究关注旧时光中的旧事物而言，经验文化学更注重对当代生活的研究；日常性是相对传统民俗学研究关注奇风异俗而言，经验文化学更注重对平凡的日常生活现象的研究，正如鲍辛格的一句名言“对不引人注意之事保持虔敬”。19世纪，作为对“在理性精神指引下重估一切传统价值的启蒙运动”的反拨，德国出现了以“唤起早先的岁月，在民歌中倾听民众的声音，收集童话和传说，培养古老的风俗习惯，发现作为世界观的语言，研究‘印度的宗教和智慧’”[1]为内容的历史研究，仿佛过去是现代的失乐园，过去中隐藏着不断堕落的现代文明获得拯救所需要的全部智慧。这种浪漫主义文化精神不仅影响了德国民俗学的发展，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代中国思想界的先驱者也产生了巨大影响，并直接推动了中国民俗学的发展。但在鲍辛格看来，这恰恰是民俗学研究的问题所在，“民俗学的问题，不在于它从研究对象上不得不和各种传统打交道。它的问题在于：一是倾向于把传统看成静止的、不接受任何改变；二是把民间文化中保留的传统从根本上认为是有价值的、不可质疑的。”（第79页） 对于历史和传统，鲍辛格持有非本质主义的看法，所以即使是研究传统民俗学同样关注的事物，鲍辛格也能采用一种与当下相关联的新视角。比如，书中提到的狂欢节，核心不是从历史考古学的角度研究狂欢节的起源、形式和意义，而是关注狂欢节在当代生活中的新发展，虽然狂欢节的宗教内涵在历史发展中已经渐渐让位于娱乐性，但它依然不失为公共风俗和地方认同感的打造者。鲍辛格的研究渗透着现象学阐释学的气质，正如伽达默尔所说，一切精神科学的本质都在于我们始终处于和流传物的攀谈之中，历史意识在一切精神科学的研究必不可少。在鲍辛格以日常生活为对象的民俗学研究中包含着对理性主义历史观的真正挑战：他研究包含在当下日常生活之中的历史维度，历史作为当代文化的成因而受到关注；他研究作为历史绵延建构生成结果的日常生活，当下日常生活是构成历史的一个部分。真正的历史是作为伽达默尔所说的效果历史存在着，显现于人们的生活世界真正展开的地方。
除了研究像节日这类的古老风俗，鲍辛格对当下生活中仪式化的、惯常性的行为表现了极大的关注，这成为德国民俗学研究中的新话题。在鲍辛格看来，当下生活正是历史展现自身的一种方式，“历史化根本无法避免。如果我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人们做一些它们平时对此根本不加思考却强有力地主宰了他们生活的事情，在提出问题的这一瞬间，我已经处于历史的轨道上。”（第99页）越是具有仪式化和惯常性特点的日常生活细节可能蕴含着越深厚的传统力量，经验文化学的最终目的就是想要认识当下状况的历史性并让它们清晰凸显出来。在这样的研究视角下，像“问候语”“摘帽子的方式”“散步”等原本最平常的生活细节都可以成为民俗学的研究对象，这既大大拓展了民俗学研究的视野，也为当代文化研究里关于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讨论打开了一个具有启发性的视角。
鲍辛格不赞同二元论思维方式，在被追问“日常生活”是不是代替了已经逝去了的、总体性的文化概念如“共同体”或者“传统”等时，他明确表示日常生活决不是充当旧的、自足的秩序或者类似事物的代替物。在鲍辛格看来，80年代一度出现的将民间文化视为主流文化的抗拒者的观点，只是一厢情愿的画地为牢，肯定无法行之有效，因为在现实中，所谓底层文化也是在一直受到当权者上层的影响中建构起来的。而“这种力图划定一个有反抗能力、封闭的自己世界的做法并不仅仅是民俗学问题……这样对立的模式存在着一种危险，它忽略了错构交结，它以错误的方式减低了事情的复杂性。”（第105页）除了日常生活这个概念之外，对地方或者乡土的研究，也体现出鲍辛格用超越二元论和本质主义的生成性、建构性视角来解释文化现象的努力。
“家乡”是鲍辛格的著作始终追寻的一个主题。但是鲍辛格对家乡的理解与法兰克福学者们的文化人类学观念不一样，对他来说，家乡或者乡土都不是一个有某种先在固定属性的地理空间，他反对那种地方决定性地影响着人的性格和价值观的“地方决定论”看法。在鲍辛格看来，乡土以及一切并非作为纯粹物理性空间存在着的“地方”都是历史地建构出来的，所以研究乡土或者地方，其实是研究生活在这片乡土上的人，研究他们的文化经验和文化想象如何使得某一片地理空间“成为”乡土或地方，这种看法又与受到现象学影响的文化地理学观点不谋而合。鲍辛格经验文化学的地方研究不像传统的地域文化研究那样只研究静态的文化空间秩序，而是追问塑造某种“空间文化”的动态行为进程，研究人如何在他们的日常文化中经验空间和安排空间。不是空间先在地决定了文化，而是文化历史性地推进着空间的形成，并在推进空间形成的过程中自我发展、自我实现，空间性由此成为文化的一种基本属性。从这种动态生成的观点来看，人与地方的纽带关系也是可以改变的，乡土并非一个和全球化绝对对立着的封闭空间，政治学上的地理空间划分和人们头脑中的地域意识也可能并不一致。
60年代的德国有“边城僻壤无处不在”的说法，鲍辛格却是被批评的生活在边城僻壤中的乡巴佬的辩护者，他甚至发现，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大城市里的人也是多半生活在那些结构经常和村庄很相似的特定街区和地盘里。鲍辛格对地方经验和地方身份的珍视并非来自盲目的地域优越感，而是来自对人与地方在生存论上的根本性关联的意识。他的乡土研究表明，乡土处于不停的生成和变动中，但是人们对地方归属感的一种自觉的或者无意识的寻觅，却是在变动中恒定不变的东西。随着持续不断的人口迁徙，家乡也许已经不再是出生的那个小村庄，但是无论人们身在何方，他依然在以不同的方式经验着家乡，也许是乡愁，也许是在新的生活之地重构家乡，即使不能回到最初的故乡，也依然会在新的生活空间中创造出一个让最初的故乡和当下的生活空间共同在场的家乡来。“家乡”这个概念不是地理学上的，而是生存论上的，如果说空间性是文化的一个内在属性，那么家乡也是人生存的一个内在属性。虽然鲍辛格主要围绕着巴登—符腾堡地区展开关于家乡的研究，但是这种研究也可以视为他对全球化与本土化问题的一种具体回应，具有普遍性的价值，能够引发读者对于全球化文化语境下的地方的命运，以及与地方相关的个体身份认同等问题的思考。
一个学科的发展必然包含对本国具体的社会历史发展和文化语境的思考，图宾根的民俗学研究从一开始就不得不面对对纳粹历史的清算。鲍辛格深深意识到本质主义的危险，他赞同马克思·韦伯将族群性定义为“被信以为是的共同之处”，从而将生物主义从对民族性的研究中摘除出去。“信以为是”而不是“先天就是”，表明文化不是一个封闭的有着确定本质的东西，经验文化学的任务就是要去研究文化如何通过人们的经验和想象而生成，而不是文化如何受到某种先天的地理性、生物性因素的决定而形成。鲍辛格和他的追随者们明确意识到经验文化学与文化人类学的区别，在法兰克福，所谓的人的自然条件总是被推到前台，文化人类学的最终目标是普世的人及其自然本性；而图宾根的经验文化学者却坚持没有所谓的普世的人，人的文化属性是历史性生成的产物。
在有着强大的哲学传统和理论思辨精神的德国，虽然鲍辛格和他的经验文化学似乎一直是一个不怎么引人注意的学科，但是也如鲍辛格所言：“我们专业从事的研究，无论如何不是孤独的拓荒，它们多方面地得益于相邻的学科和宏大的理论。”（第113页）在鲍辛格的理论研究中不难看出现象学、解释学的影响，以及与社会学、历史学的关联，经验文化学是一个不断走向跨境之旅的学科。它所关注的领域极其宽泛开阔而边界模糊，而它所研究的问题又极其具体细微，但是这也正符合鲍辛格的独特信念：“规矩越严密的地方，保留自由空间越重要。”在越来越等级森严的学术研究领域里，在让西美尔感到忧虑的客观文化压倒主观文化的现代文化世界里，一种能够对具有灵活变动性的日常生活做出直接有力阐释的理论风格，一种能够加强公众对日常生活的自我反思精神和理解能力的问题视野，与那一波又一波裹挟着理论界的宏大理论建构同样重要。理论家的行列里理应行走着这样一类人：他穿着普通人的衣服，心满意足地凝视着那些环绕身边的日常生活事物，他面带亲切而满意的微笑，对人们说：“有一件东西，我看到了你却看不到……”
注释
[1][德]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353页。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对外汉语学院
（责任编辑 农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