衣袋里装一个精制的小痰盂
　　作为国民党之党政要员，权势如日中天的陈果夫，生活中是一个特别简朴的人。不仅家里设置简单，门前也不设警卫，只有一名传达人员。外出时，也只有一部小汽车，一个司机，一个随从副官。因患病几十年，陈果夫经常咳嗽吐痰，为卫生起见，不管到哪里，他衣袋里总是装一个特制的小痰盂，讲话时就放在讲台上，随时吐痰，完了又装进衣袋。
　　在为蒋介石效力的过程中，陈果夫还有过一些雷霆万钧的反腐动作。他曾处分了四个贪污有据的县长，其中一个还是他的亲戚，震动全国。1936年9月，为支持抗战，陈果夫向何应钦等建议：“委座生日，最好发动由各方面捐献飞机，作为寿礼，可固国防。”
　　1930年，由陈果夫牵头，国民政府向德国订购了全套无线电广播设备，包括一台50千瓦功率的中波机，两座高度为125米的铁塔。令人匪夷所思的是，送来的中波机却是75千瓦，价格却并未提高，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外国人做生意，按照惯例，都要为经办人留出回扣，这也是他们对国民党官员的一贯看法。也就是说，德国人在中央电台的价格中留出二成，打算给陈果夫等经办人。陈果夫等坚决不要，德国商人很受感动，于是，他们主动地加了25千瓦的功率。
　　不顾病体告漉公务员
　　1934年3月，无锡县公安局长李文恭辞掉了第二分局局长刘悼民，刘不服，找江苏民政厅厅长辜仁发帮忙。辜正在考虑是否下手，第二天，忽然有人证实刘的官职是从辜仁发的夫人李淑兰处买来的，并将消息公诸报端，随即引起漫天风潮。辜仁发为保官职，决定“大义灭亲”，告自己的太太李淑兰私盗印章卖官，并派人同无锡公安局侦缉队到上海，将李淑兰及其母亲逮捕归案。
　　李淑兰痛恨老公寡薄无情，不但否认盗印卖官，反而请名律师章士钊写状纸告辜仁发犯重婚罪，隐瞒婚史与自己结婚。事情越闹越大，监察院正式对辜仁发提出弹劾，辜仁发只得引咎辞职返乡。
　　辜仁发本是陈果夫的得意门生，陈果夫当时正在江苏任省长。辜案发生后，素重齐家的陈果夫为了敦促部下不再出现这种丑闻，以免被无孔不入的记者逮个正着，或成为其他政治势力攻击的靶子，遂不顾病体，在省府纪念周上对省政府全体官员语重心长地作报告，告诫公务员，不仅要“修身”，而且要“齐家”。
　　治疗肺结核需巨额医疗费
　　不少人觉得，陈氏兄弟一定与银行业巨头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实际上二陈与银行的交往可用“淡如水”来形容，除了薪水外，他们没有什么额外收入。有一年，“农民银行”请陈果夫题词，他笔走龙蛇：“一文不取谓之清，深思熟虑谓之慎，刻苦耐劳谓之勤，注意时效谓之敏。”
　　1950年8月，陈果夫被蒋介石渐渐驱至核心权力圈外，成为无职无权的光杆儿一个。此前，弟弟陈立夫已被蒋介石设计逼走美国，陈果夫的家庭经济遂由此发生危机。治疗肺结核需要巨额医疗费，陈果夫既无财产，也没有以前的地位，医疗费全靠朋友支持，因而用度日窘。
　　此时，“农民银行”看在老董事长的面子上，借给陈果夫一辆小车，用于治病。后来“农民银行”虽然奉命撤销，车还可以继续用，但汽油得自己解决。有车无油，一切都是枉然。怎样才能解决燃眉之急呢？陈果夫思前想后，只好放下架子，给“交通银行”行长赵建华写了封信，索取自己作为兼职的车马费。
　　信中写道：“我兼职农民银行董事长多年，给我的车马费不曾领过分文。以前用车方便，我也没打算领取这笔费用。现在生活难以为继，我想请农民银行将我以前没领的车马费补发给我，解决我有车无油的窘境，您以为如何？”
　　赵建华接到信后，连忙将陈果夫的窘况报告蒋介石。蒋介石念及多年交情，批给陈果夫5000银元作为医疗费。另外，又特批一笔费用，作为生活补助。有了这笔钱，陈果夫才摆脱了经济危机。（据《特别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