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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电话的最初动议，是在去年（1990）年底。那时纷传要涨价了，从一千五涨到三四千。于是大家都各找门路，托人交钱。我还没找好关系，就传说已经停止收款了。我们夫妇只好打消这念头。反正又不是非用电话不可。
春节后从老家回来，玲子叔叔家已经交了钱。原来婶子的娘家外甥小石夫妇都在电话局工作，他们答应能设法找人尽快装。玲子就动了心，坚持要装。她说，叔叔家能装，我们也能装。于是我们就把存在银行的一千块钱取了出来，再借四百，再加上当月工资，凑够了，交钱，放下心等安装。但电话局的通知上说得明白，两年内保证安装。谁也没这耐心，一千六百五，如果存定期，两年利息还有一百多呢。
我们把单子送给了小石夫妇，请他们帮忙请分局的人来安装。过了几天，小石让我们去找分局管事的朱师傅。
3月14日这天是个星期四，我一太早就去了电话局。门口站了四五个人，都在等各自托的关系。八点四十左右，一个人骑车冲进来，门房里人喊，朱志文来了，大家蜂拥而上。朱志文谁也不理，径直进了办公室。门房里人说，朱志文现在比班长还厉害，你看，没人找王头，都找他。
我随人群进了办公室。朱志文穿一身深蓝色毛华达呢的中山装，衣服又脏又皱巴。他桌子上已经扔满了各种牌子的高档香烟。他随手拿起一支，就有人伸过了打火机。人们小心翼翼地询问自己这个电话今天能不能装。朱志文手一挥，都坐后边去！声音很粗粝。大家就后退坐在靠墙的一个长凳上。
我这才注意到，地上乱扔着电话线，瓷瓶，铁楔子。
桌上两部电话不停地响，全是找朱志文的。他抓起来也不仔细听，只喊一声，等会再说！就压了电话。要不就冲话筒大喊一声，半小时以内开车来，不来拉倒！啪就压了电话。他开柜子，取出两大卷工单。人们又蹭到桌子边。朱志文在里边挑出七八个单子。我赶紧报了姓名，他又挑出了我的单子。
这时王班长坐在对面。他说今天有谁谁的要安装。旁边黑瘦的汽车司机点燃一支烟，说谁谁的今天也要安。这时一个安装工凑上来说，我拿来的那个单子今天得安。朱志文又挑出一个，让拿到楼上去打号。
大家又给司机递烟，给朱志文递烟。我递过烟，又从包里拿出四本杂志，很巴结地递上去说，这是我们编的，解解闷。
朱志文看也不看，往桌上一摔说，我大字不识一个，还能看这个！小五，拿去！
一个瘦小的安装工就上前拿起了杂志，回头和我搭话说，他爱看杂志，去年还报名上过作协办的函授班。
我以为抓住了稻草，赶紧和他套近乎。小五就拿了杂志进里间换衣服。
朱志文开始派活。好几个装电话的是开了车来，有的是小货车双排座，有的干脆是小轿车。我就问朱志文，我怎么办。他说，回家等着，一会就来。
回到家我心中忐忑，不知他们什么时候来，也不知该如何打发这帮人。等到十二点半，我们吃完饭了，朱志文带了两个工人来了。他换了工作服，腰里挎个工具袋。我赶紧沏茶、递烟，赶紧放桌子说要准备饭。朱志文说不吃。他到阳台上看了电话线来的方向，说得用长梯子。说活不好干。说让明天上午再去分局联系。
晚上我趕紧跑到叔叔家给小石打电话。小石说下午已经派他内弟大虎来了分局。说那帮人见我没有“见亮”的意思。说活很难干，要干就得“见亮”。我问得多少钱。小石说得五条“良友”，这样省了饭钱。不花钱看来不行，人家不给面儿。
我赶紧跑出去，砸开一个个体小店门，买了五条良友。玲子觉得这一百九十块钱花得太冤。我们已经交了一千六百五，凭什么要给这帮人孝敬？！说这么多年，还没有这样求过人。我说你太健忘，求人的事不记得也好，要都记着，还活不活？
第二天我醒得很早。起床一看，下雪了。纷扬的雪花落地就化，室外作业恐怕是不行了。
但我还是去了分局，找见了朱志文。和昨天一样，围了一帮人。和昨天一样，电话不断打进来。朱志文极不耐烦地抓起话筒：
你找谁？
朱志文。
朱志文死了！
甭跟我玩这个。
朱志文早在年前就死了！
朱志文啪地压了电话。他口气略微缓和，说大虎来过电话了。
我就明白是小石跟他讲好了价钱。我小心翼翼递上烟，烟是美国货，六块一盒的qallant牌。
朱志文说，回去等着，下午雪要停了，就去。
我就回家等。中午雪停了，但等到三点，没有人来。我就去副食店打公用电话。朱志文接了电话哼哈一声，就把话筒扔了，再听，是王班长的声音，他说你一会儿再打。
我不知怎么回事，只好骑车再去分局。到分局，王班长在门房聊天，办公室一个人也没有。一问，说朱志文就在里边。楼上楼下找了一圈，才发现他在一间房里呼呼大睡。
我不敢惊动，在办公室桌上留了张纸条，说明天单位有急事，早上不能来联系，下午或星期一再来。留了条子还是不踏实，出来再找那个喜欢看杂志的小五，王班长说小五就在后边的家属院住。
我就摸进了家属院。小五家住两间平房，条件很差。有一台已经落伍的十二寸黑白电视。他父亲也是电话局职工，退休了，看大门。小五接的父亲的班，已经干了三年了。
我说了情况，小五说，你明天还是来，这事得抓紧，很快我们就不装了，要交市局，那样更麻烦。
我赶紧跑回办公室，条子已经不见了。问王班长，他说没看见。这时朱志文走进来，叼着烟。我就说，朱师傅我明天早上再来。
朱志文说，你不是留条子说下周来吗？
我说我请假了，我想请你帮忙给装一下。
他一声不吭，转到隔壁去了。我再跟过去，走到门口，就听朱志文说，你拿四百来。另一个男人说，那就这样定了。
我赶紧躲开。等那人走了，我进去给朱志文说，我明天一大早来，请你帮忙。
次日八点半，又到了电话局，和前两天一样，围一帮人，不断有电话打进来。来的人一大半和电话局的人很熟，他们掏出各自的单子，有的连钱都没有交，有的没有盖章，但他们很自信，把单子往桌上一拍，大声说，志文，你看这怎么弄？ 朱志文把单子往边上一划拉，说，我知道怎么弄！都到后边坐着去！
胆小生疏的就赶紧往后缩，老皮老脸的根本不理他这一套。这么吵吵嚷嚷近一个小时，朱志文开始派活。工人分三拨出发，三三两两。用户开来的车拉走了两拨，剩一拨准备坐电话局的车。
司机问我，哪个区？我说二十区。哪个楼？二十号楼。
司机说，安不了，根本安不了！他一脸黑气。
朱志文对我说，回家等着，一会就来。他把我的单子交给了这几个工人。他们开始往车上扔电话线、工具袋。我长出一口气，心想这下没问题了。我赶紧回家，顺路到市场买了七块钱的柑子。小石跟他们说好了不吃饭，不吃饭也得招待招待。
我转出转进一直等到十二点半，楼下每有汽车开过，都暗自下去张望。最后一次看见电话局的车开过来，却没有停。我赶紧骑车追赶，但已经没了踪影。这样一直熬到下午三点，又骑车出去找，终于看见小五和一个工人在电杆上通话调试。我问，他说没看见那一拨。他们两人的自行车上，放着四条紫光阁烟。
等小五从电杆上下来，我问他，我买的烟是不是少了？小五说一人一条也就可以了。我又骑车去电话局。半道碰见那辆汽车停在路边。我上前问，司机很干脆，你的单子在我们这，你那儿没线，干不了。不是我们不干，给你干一家，我们可以干三家。另一个小伙子说，确实干不了，我们知道你托了大虎，大虎也不行，局长来也不行，没线。你那活，一个上午都干不完，说不定下午还得接着干。司机说，过一段再说吧，我们很忙现在干不了。你和朱师傅再商量。我们中午到你家门口了，没上去。
我说，你们来了还不上去，二楼又不是有多高。
司机说，不是那意思。
我就不知道他到底是啥意思。我说你们什么意思？司机说你还是找朱师傅吧，我们说了也不算。
我又赶到电话局。值班的说朱志文去市局了。我正要离开，就见他坐一辆面包车回来了。朱志文见我很奇怪地问，你怎么又来了？我说没有人去装电话啊。
朱志文就冲王班长发火，说派了两个活，干一个，什么意思？！
这时电话又响了，是楼上机房打来的，说工单对不上号。朱志文拿着话筒，话筒发出极剌耳的尖锐声音。他把话筒举得很远，待噪音没了又靠近耳边，还没说话，话筒又尖叫起来。如此重复几遍，朱志文已经气得手发抖。他大骂一声，把话筒狠狠砸在电话机上。他看着桌上那成摞的派工单，抓起来就摔。他手哆嗦着从衣兜里掏出一张派工单，嘴里连声喊，安、安、安、他妈的一个也不安了！就将那单子撕得粉碎，扔在地上，冲出门去。
他到了隔壁休息室。我又跟了过去。他抓起桌上的水杯，把满满一杯茶泼向窗台上的花盆。他把杯子狠狠砸在桌子上，用拳头狠击桌面，桌子上铺的一块一寸厚的白色塑料泡沫，顿时四分五裂，碎片横飞。
我试着劝他别生气，有事慢慢讲。他根本不理，哆嗦的手从衣兜里掏出石林牌香烟，点上，狠狠吸了一口，又冲到旁边的办公室。我又尾随跟过来。
这时楼上下来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胖胖的身材，手里拿一摞工单，冲朱志文喊，你发什么脾气，是你没弄对，还是我弄错了？！
朱志文不吭声，怒容满面。
我看他们吵起来没完，只好回家。
晚上，又给小石打电话，讲了三天的情况。小石说，给他们讲好的五条香烟，怎么不行了？他让我星期一再去，他和朱志文再联系。我说，实在不行，就不装了。小石说，能办还是尽量办，过些日子安电话要由市里成立机装队干，那样就更难办了。
下午从电话局回来，我已经满腔怒火。那几个人的意思很明白，光送烟不行，还得吃一顿，而吃一顿少说也得一百多，这样，光为他们就得花费三百多，我们夫妻一个月的工资也就这个数。请他们吃饭抽烟，我们日子还过不过了？
我想打退堂鼓。但玲子不同意，她还想请小石再出面说情。我说小石也为难啊。两人一肚子气，无处发泄，就去叔叔家诉苦。叔叔说这血汗钱我们不能乱花，十来分钟就干完的活，干嘛非得多掏幾百块钱！不安了，等两年就两年。反正也不是非办不可的事。
气过之后，我说既然小石还要再联系朱志文，那我星期一再去一趟电话局。我已经四天没去上班了。
星期一早上再去电话局。一切重演。电话、派工单、吵、嚷、递烟、呵斥，小心翼翼，赔笑脸。我是打定了主意，今天要是再不安装，老子真他妈不干了。
我就问，朱师傅，我那个今天安不安。他说，你先等等。他今天的脾气显然好了许多，平静地给他的同事说，市里成立了机装大队，谁是队长谁是副队长。咱们这儿的活干到二十五号就结束，等等。
等到九点半。朱志文把我的活派给了小五和他的伙伴。这是两个最老实的。
从电话局出来时，朱志文叫住我问，你买了几条烟？我说五条。他说你给他们两条，其余的我去取。他解释说，不是我一个人的事，楼上的内部这些人都得打发。我连连说明白。他又给两个工人交代，你们先给这个老师安，弄好点。
他居然称我为老师！我真不知小石、大虎给他施加了怎样的影响。
他又低声说，这几天你都看见了，安个电话有多难。他没派前日那几位。
由于要用梯子，所以又加派了黑脸司机。司机见朱志文派了我的活，就过来说，我是个直人，为你这电话的事，我们给朱师傅说了多少好话！
其实我第一次去电话局，他就说根本安不了。他一直说安不了。现在突然转过来了。
我这个电话确实难装。两个人干了一个小时。所谓好安的，就是从电缆上抽一个头，拉二十米线，到用户窗口甩进去，用不了半小时。我的电话需要两人爬七次电杆。仅此而已。
电话终于在公元1991年3月18日上午十一点安放在了我家的床头。我给两个工人和司机每人一条烟，又赶再去买了一条，恭候朱志文来拿。
我等了一个下午，朱志文没有来拿烟。
电话是接上了，但还不能通话。 望着窗外那根闪闪发亮的黑色电话线，我有点恍惚。我居然有电话了！
去年这个时候，我还曾在一篇文章中表示，那种食有鱼，出有车，床头有电话的人，要是整天一肚子不适意，那么八亿农民两亿市民是不会理解他们的。但一直以市民自居的我，居然也装上了电话。那么，是我上升为中国的中产阶级了呢，还是电话普及到了寻常百姓家？
电话也许只是个象征，我们离中产阶级还很远。即使是中国式的中产阶级。我们为电话还背着四百块钱的债。
装上电话的当晚，玲子说，我现在就希望立即涨价，涨到四千才好。这样我们不就占便宜了么！
望着那个没有声音的电话机，我们心情愉快。我装模作样拿起话筒，玩打电话的游戏。我玩得很投入，玲子看得很开心。
得有人分享我们的快乐！
我们就去找李建华。他是玲子的同事，和我们住一个区，他也交了钱，但单子还没有到分局。我给他讲了装电话的过程，他很惊讶居然要六条烟。正说着，李建华的一个朋友来访。他加入了我们的谈话。我强调我们找了极有力的关系，否则根本没门。他嘲笑说，现在没有谁没有关系。没关系你甭想。大家都有关系，关系就不起作用，钱这时就起作用了。这个秃顶的年轻人显然精于关系，他颇自信地说，办这事你不能找谁和他有关系。你得找他怕的人。他们怕谁？怕公安局的。你花了六条烟，我找个公安局派出所的头儿，也许花一条烟就够了。甚至于你可以借一身警服，带一条烟去，准成。
李建华赶紧求他帮忙找警察。我们就告辞去叔叔家報告好消息。我给小石打了电话。小石说，他要再不给你装，我就得找他算账了。又说让你破费了。我说这是应该的嘛。
电话刚打完，楼上收电费的来了。就问装电话的事。婶子说，没事找事，两个孩子要安电话，说是怕涨钱，其实安了也没用。我们这种人要电话干什么！
那女人就说，我们和你受一样的病。早先三百块钱的时候没有安，现在涨到一千六，说四月份要涨到三千二。赶紧交了钱，其实也没用。她又问这礼该怎么送。我大致讲了自己的经验。她说这些人也害怕被整。我说电话局的人拿烟非常坦然，他们好像一点都不害怕啊。
她就讲了一件事。说是一个个体户要装电话，电话局的人提出来要五百块钱和二十斤螃蟹。个体户如数送去。等安好电话，个体户就写了举报信。那个头儿还真被查了，降了好几级。所以他们也害-怕。
我们得出的结论是，他们不明要，但你要不送，他就不给你干。事情就这样。这个女人说她已经准备了五条烟，还不知能否办成。
回到家，电视新闻里说，哈尔滨也兴起电话热。八十年代抢电器，现在又抢电话了。电话到底还是个身份的标志。
19日上午，我一大早就给电话局打电话，朱志文接电话说，通了？我说还没有。昨天等你没来。他说在家等着，就挂了电话。
我就在家傻等。这三条烟没送到他手里，心里就不踏实。中午去电话局，一个人也没见着。下午四点又去，这回朱志文很清闲，在下象棋，酒大概还没醒。我就等着他把一盘棋下完，该走的人都走了。
朱志文说，电话装上了，怎么又来了？
我就举举手里的包。
他说你这就不对了，咱们不来这个。
我说放哪？他说你给司机。我就把烟掏出来放在桌子上。
他说你要是告状，就告我一个人，没别人的事。事全是我揽的。
我连忙表示，怎么能干那种事。
他说我真想和你说说心里话。你们当作家的，要能把我心里话写出来，我就高兴了。别人送的烟，送的东西谁不比你多，我都不干。
我连忙表示感谢，说你帮大忙了。
朱志文说这事我他妈早腻歪透了，可现在世道就这样，你没办法。
我说我知道这不是你一个人的事，你们帮了我的忙，我能对不起你们？
我和朱志文握手，和司机握手，说欢迎他们到家里玩.
回家的路上我想起第一次和小石通电话的情形。小石说现在这事就这样，不“见亮”不行，我们在外边也宰人。说完就笑了。我发现每个人在说“现在这事就这样，不这样不行”时，都有一种被迫的、无可奈何的神情语气。那么究竟是谁逼迫他们敲诈客户呢？是敲诈本身吗？
电话热是近年的事，先前的电话局业务究竟怎样，不甚了了。宰私人是近期的事。但可以肯定，他们宰单位更狠。
他们当然也有求别人的时候，求人因此也成了交换。他们可以把别人送的烟，再送给别人办别的事，例如房子，例如煤气，例如低价商品，例如孩子的入托升学，子女的就业婚姻。他们要用手头仅有的一点权力，把自己的日子过得稍好一点。他们明白，客户装了电话，就再不会向他们卑躬屈膝了。他们在享受短暂的国王滋味后，是一股苦涩。说到底，他们是被人利用的人。
资料写作者：简非，学者，现居海口。以上资料由写作者本人提供。
春节后从老家回来，玲子叔叔家已经交了钱。原来婶子的娘家外甥小石夫妇都在电话局工作，他们答应能设法找人尽快装。玲子就动了心，坚持要装。她说，叔叔家能装，我们也能装。于是我们就把存在银行的一千块钱取了出来，再借四百，再加上当月工资，凑够了，交钱，放下心等安装。但电话局的通知上说得明白，两年内保证安装。谁也没这耐心，一千六百五，如果存定期，两年利息还有一百多呢。
我们把单子送给了小石夫妇，请他们帮忙请分局的人来安装。过了几天，小石让我们去找分局管事的朱师傅。
3月14日这天是个星期四，我一太早就去了电话局。门口站了四五个人，都在等各自托的关系。八点四十左右，一个人骑车冲进来，门房里人喊，朱志文来了，大家蜂拥而上。朱志文谁也不理，径直进了办公室。门房里人说，朱志文现在比班长还厉害，你看，没人找王头，都找他。
我随人群进了办公室。朱志文穿一身深蓝色毛华达呢的中山装，衣服又脏又皱巴。他桌子上已经扔满了各种牌子的高档香烟。他随手拿起一支，就有人伸过了打火机。人们小心翼翼地询问自己这个电话今天能不能装。朱志文手一挥，都坐后边去！声音很粗粝。大家就后退坐在靠墙的一个长凳上。
我这才注意到，地上乱扔着电话线，瓷瓶，铁楔子。
桌上两部电话不停地响，全是找朱志文的。他抓起来也不仔细听，只喊一声，等会再说！就压了电话。要不就冲话筒大喊一声，半小时以内开车来，不来拉倒！啪就压了电话。他开柜子，取出两大卷工单。人们又蹭到桌子边。朱志文在里边挑出七八个单子。我赶紧报了姓名，他又挑出了我的单子。
这时王班长坐在对面。他说今天有谁谁的要安装。旁边黑瘦的汽车司机点燃一支烟，说谁谁的今天也要安。这时一个安装工凑上来说，我拿来的那个单子今天得安。朱志文又挑出一个，让拿到楼上去打号。
大家又给司机递烟，给朱志文递烟。我递过烟，又从包里拿出四本杂志，很巴结地递上去说，这是我们编的，解解闷。
朱志文看也不看，往桌上一摔说，我大字不识一个，还能看这个！小五，拿去！
一个瘦小的安装工就上前拿起了杂志，回头和我搭话说，他爱看杂志，去年还报名上过作协办的函授班。
我以为抓住了稻草，赶紧和他套近乎。小五就拿了杂志进里间换衣服。
朱志文开始派活。好几个装电话的是开了车来，有的是小货车双排座，有的干脆是小轿车。我就问朱志文，我怎么办。他说，回家等着，一会就来。
回到家我心中忐忑，不知他们什么时候来，也不知该如何打发这帮人。等到十二点半，我们吃完饭了，朱志文带了两个工人来了。他换了工作服，腰里挎个工具袋。我赶紧沏茶、递烟，赶紧放桌子说要准备饭。朱志文说不吃。他到阳台上看了电话线来的方向，说得用长梯子。说活不好干。说让明天上午再去分局联系。
晚上我趕紧跑到叔叔家给小石打电话。小石说下午已经派他内弟大虎来了分局。说那帮人见我没有“见亮”的意思。说活很难干，要干就得“见亮”。我问得多少钱。小石说得五条“良友”，这样省了饭钱。不花钱看来不行，人家不给面儿。
我赶紧跑出去，砸开一个个体小店门，买了五条良友。玲子觉得这一百九十块钱花得太冤。我们已经交了一千六百五，凭什么要给这帮人孝敬？！说这么多年，还没有这样求过人。我说你太健忘，求人的事不记得也好，要都记着，还活不活？
第二天我醒得很早。起床一看，下雪了。纷扬的雪花落地就化，室外作业恐怕是不行了。
但我还是去了分局，找见了朱志文。和昨天一样，围了一帮人。和昨天一样，电话不断打进来。朱志文极不耐烦地抓起话筒：
你找谁？
朱志文。
朱志文死了！
甭跟我玩这个。
朱志文早在年前就死了！
朱志文啪地压了电话。他口气略微缓和，说大虎来过电话了。
我就明白是小石跟他讲好了价钱。我小心翼翼递上烟，烟是美国货，六块一盒的qallant牌。
朱志文说，回去等着，下午雪要停了，就去。
我就回家等。中午雪停了，但等到三点，没有人来。我就去副食店打公用电话。朱志文接了电话哼哈一声，就把话筒扔了，再听，是王班长的声音，他说你一会儿再打。
我不知怎么回事，只好骑车再去分局。到分局，王班长在门房聊天，办公室一个人也没有。一问，说朱志文就在里边。楼上楼下找了一圈，才发现他在一间房里呼呼大睡。
我不敢惊动，在办公室桌上留了张纸条，说明天单位有急事，早上不能来联系，下午或星期一再来。留了条子还是不踏实，出来再找那个喜欢看杂志的小五，王班长说小五就在后边的家属院住。
我就摸进了家属院。小五家住两间平房，条件很差。有一台已经落伍的十二寸黑白电视。他父亲也是电话局职工，退休了，看大门。小五接的父亲的班，已经干了三年了。
我说了情况，小五说，你明天还是来，这事得抓紧，很快我们就不装了，要交市局，那样更麻烦。
我赶紧跑回办公室，条子已经不见了。问王班长，他说没看见。这时朱志文走进来，叼着烟。我就说，朱师傅我明天早上再来。
朱志文说，你不是留条子说下周来吗？
我说我请假了，我想请你帮忙给装一下。
他一声不吭，转到隔壁去了。我再跟过去，走到门口，就听朱志文说，你拿四百来。另一个男人说，那就这样定了。
我赶紧躲开。等那人走了，我进去给朱志文说，我明天一大早来，请你帮忙。
次日八点半，又到了电话局，和前两天一样，围一帮人，不断有电话打进来。来的人一大半和电话局的人很熟，他们掏出各自的单子，有的连钱都没有交，有的没有盖章，但他们很自信，把单子往桌上一拍，大声说，志文，你看这怎么弄？ 朱志文把单子往边上一划拉，说，我知道怎么弄！都到后边坐着去！
胆小生疏的就赶紧往后缩，老皮老脸的根本不理他这一套。这么吵吵嚷嚷近一个小时，朱志文开始派活。工人分三拨出发，三三两两。用户开来的车拉走了两拨，剩一拨准备坐电话局的车。
司机问我，哪个区？我说二十区。哪个楼？二十号楼。
司机说，安不了，根本安不了！他一脸黑气。
朱志文对我说，回家等着，一会就来。他把我的单子交给了这几个工人。他们开始往车上扔电话线、工具袋。我长出一口气，心想这下没问题了。我赶紧回家，顺路到市场买了七块钱的柑子。小石跟他们说好了不吃饭，不吃饭也得招待招待。
我转出转进一直等到十二点半，楼下每有汽车开过，都暗自下去张望。最后一次看见电话局的车开过来，却没有停。我赶紧骑车追赶，但已经没了踪影。这样一直熬到下午三点，又骑车出去找，终于看见小五和一个工人在电杆上通话调试。我问，他说没看见那一拨。他们两人的自行车上，放着四条紫光阁烟。
等小五从电杆上下来，我问他，我买的烟是不是少了？小五说一人一条也就可以了。我又骑车去电话局。半道碰见那辆汽车停在路边。我上前问，司机很干脆，你的单子在我们这，你那儿没线，干不了。不是我们不干，给你干一家，我们可以干三家。另一个小伙子说，确实干不了，我们知道你托了大虎，大虎也不行，局长来也不行，没线。你那活，一个上午都干不完，说不定下午还得接着干。司机说，过一段再说吧，我们很忙现在干不了。你和朱师傅再商量。我们中午到你家门口了，没上去。
我说，你们来了还不上去，二楼又不是有多高。
司机说，不是那意思。
我就不知道他到底是啥意思。我说你们什么意思？司机说你还是找朱师傅吧，我们说了也不算。
我又赶到电话局。值班的说朱志文去市局了。我正要离开，就见他坐一辆面包车回来了。朱志文见我很奇怪地问，你怎么又来了？我说没有人去装电话啊。
朱志文就冲王班长发火，说派了两个活，干一个，什么意思？！
这时电话又响了，是楼上机房打来的，说工单对不上号。朱志文拿着话筒，话筒发出极剌耳的尖锐声音。他把话筒举得很远，待噪音没了又靠近耳边，还没说话，话筒又尖叫起来。如此重复几遍，朱志文已经气得手发抖。他大骂一声，把话筒狠狠砸在电话机上。他看着桌上那成摞的派工单，抓起来就摔。他手哆嗦着从衣兜里掏出一张派工单，嘴里连声喊，安、安、安、他妈的一个也不安了！就将那单子撕得粉碎，扔在地上，冲出门去。
他到了隔壁休息室。我又跟了过去。他抓起桌上的水杯，把满满一杯茶泼向窗台上的花盆。他把杯子狠狠砸在桌子上，用拳头狠击桌面，桌子上铺的一块一寸厚的白色塑料泡沫，顿时四分五裂，碎片横飞。
我试着劝他别生气，有事慢慢讲。他根本不理，哆嗦的手从衣兜里掏出石林牌香烟，点上，狠狠吸了一口，又冲到旁边的办公室。我又尾随跟过来。
这时楼上下来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胖胖的身材，手里拿一摞工单，冲朱志文喊，你发什么脾气，是你没弄对，还是我弄错了？！
朱志文不吭声，怒容满面。
我看他们吵起来没完，只好回家。
晚上，又给小石打电话，讲了三天的情况。小石说，给他们讲好的五条香烟，怎么不行了？他让我星期一再去，他和朱志文再联系。我说，实在不行，就不装了。小石说，能办还是尽量办，过些日子安电话要由市里成立机装队干，那样就更难办了。
下午从电话局回来，我已经满腔怒火。那几个人的意思很明白，光送烟不行，还得吃一顿，而吃一顿少说也得一百多，这样，光为他们就得花费三百多，我们夫妻一个月的工资也就这个数。请他们吃饭抽烟，我们日子还过不过了？
我想打退堂鼓。但玲子不同意，她还想请小石再出面说情。我说小石也为难啊。两人一肚子气，无处发泄，就去叔叔家诉苦。叔叔说这血汗钱我们不能乱花，十来分钟就干完的活，干嘛非得多掏幾百块钱！不安了，等两年就两年。反正也不是非办不可的事。
气过之后，我说既然小石还要再联系朱志文，那我星期一再去一趟电话局。我已经四天没去上班了。
星期一早上再去电话局。一切重演。电话、派工单、吵、嚷、递烟、呵斥，小心翼翼，赔笑脸。我是打定了主意，今天要是再不安装，老子真他妈不干了。
我就问，朱师傅，我那个今天安不安。他说，你先等等。他今天的脾气显然好了许多，平静地给他的同事说，市里成立了机装大队，谁是队长谁是副队长。咱们这儿的活干到二十五号就结束，等等。
等到九点半。朱志文把我的活派给了小五和他的伙伴。这是两个最老实的。
从电话局出来时，朱志文叫住我问，你买了几条烟？我说五条。他说你给他们两条，其余的我去取。他解释说，不是我一个人的事，楼上的内部这些人都得打发。我连连说明白。他又给两个工人交代，你们先给这个老师安，弄好点。
他居然称我为老师！我真不知小石、大虎给他施加了怎样的影响。
他又低声说，这几天你都看见了，安个电话有多难。他没派前日那几位。
由于要用梯子，所以又加派了黑脸司机。司机见朱志文派了我的活，就过来说，我是个直人，为你这电话的事，我们给朱师傅说了多少好话！
其实我第一次去电话局，他就说根本安不了。他一直说安不了。现在突然转过来了。
我这个电话确实难装。两个人干了一个小时。所谓好安的，就是从电缆上抽一个头，拉二十米线，到用户窗口甩进去，用不了半小时。我的电话需要两人爬七次电杆。仅此而已。
电话终于在公元1991年3月18日上午十一点安放在了我家的床头。我给两个工人和司机每人一条烟，又赶再去买了一条，恭候朱志文来拿。
我等了一个下午，朱志文没有来拿烟。
电话是接上了，但还不能通话。 望着窗外那根闪闪发亮的黑色电话线，我有点恍惚。我居然有电话了！
去年这个时候，我还曾在一篇文章中表示，那种食有鱼，出有车，床头有电话的人，要是整天一肚子不适意，那么八亿农民两亿市民是不会理解他们的。但一直以市民自居的我，居然也装上了电话。那么，是我上升为中国的中产阶级了呢，还是电话普及到了寻常百姓家？
电话也许只是个象征，我们离中产阶级还很远。即使是中国式的中产阶级。我们为电话还背着四百块钱的债。
装上电话的当晚，玲子说，我现在就希望立即涨价，涨到四千才好。这样我们不就占便宜了么！
望着那个没有声音的电话机，我们心情愉快。我装模作样拿起话筒，玩打电话的游戏。我玩得很投入，玲子看得很开心。
得有人分享我们的快乐！
我们就去找李建华。他是玲子的同事，和我们住一个区，他也交了钱，但单子还没有到分局。我给他讲了装电话的过程，他很惊讶居然要六条烟。正说着，李建华的一个朋友来访。他加入了我们的谈话。我强调我们找了极有力的关系，否则根本没门。他嘲笑说，现在没有谁没有关系。没关系你甭想。大家都有关系，关系就不起作用，钱这时就起作用了。这个秃顶的年轻人显然精于关系，他颇自信地说，办这事你不能找谁和他有关系。你得找他怕的人。他们怕谁？怕公安局的。你花了六条烟，我找个公安局派出所的头儿，也许花一条烟就够了。甚至于你可以借一身警服，带一条烟去，准成。
李建华赶紧求他帮忙找警察。我们就告辞去叔叔家報告好消息。我给小石打了电话。小石说，他要再不给你装，我就得找他算账了。又说让你破费了。我说这是应该的嘛。
电话刚打完，楼上收电费的来了。就问装电话的事。婶子说，没事找事，两个孩子要安电话，说是怕涨钱，其实安了也没用。我们这种人要电话干什么！
那女人就说，我们和你受一样的病。早先三百块钱的时候没有安，现在涨到一千六，说四月份要涨到三千二。赶紧交了钱，其实也没用。她又问这礼该怎么送。我大致讲了自己的经验。她说这些人也害怕被整。我说电话局的人拿烟非常坦然，他们好像一点都不害怕啊。
她就讲了一件事。说是一个个体户要装电话，电话局的人提出来要五百块钱和二十斤螃蟹。个体户如数送去。等安好电话，个体户就写了举报信。那个头儿还真被查了，降了好几级。所以他们也害-怕。
我们得出的结论是，他们不明要，但你要不送，他就不给你干。事情就这样。这个女人说她已经准备了五条烟，还不知能否办成。
回到家，电视新闻里说，哈尔滨也兴起电话热。八十年代抢电器，现在又抢电话了。电话到底还是个身份的标志。
19日上午，我一大早就给电话局打电话，朱志文接电话说，通了？我说还没有。昨天等你没来。他说在家等着，就挂了电话。
我就在家傻等。这三条烟没送到他手里，心里就不踏实。中午去电话局，一个人也没见着。下午四点又去，这回朱志文很清闲，在下象棋，酒大概还没醒。我就等着他把一盘棋下完，该走的人都走了。
朱志文说，电话装上了，怎么又来了？
我就举举手里的包。
他说你这就不对了，咱们不来这个。
我说放哪？他说你给司机。我就把烟掏出来放在桌子上。
他说你要是告状，就告我一个人，没别人的事。事全是我揽的。
我连忙表示，怎么能干那种事。
他说我真想和你说说心里话。你们当作家的，要能把我心里话写出来，我就高兴了。别人送的烟，送的东西谁不比你多，我都不干。
我连忙表示感谢，说你帮大忙了。
朱志文说这事我他妈早腻歪透了，可现在世道就这样，你没办法。
我说我知道这不是你一个人的事，你们帮了我的忙，我能对不起你们？
我和朱志文握手，和司机握手，说欢迎他们到家里玩.
回家的路上我想起第一次和小石通电话的情形。小石说现在这事就这样，不“见亮”不行，我们在外边也宰人。说完就笑了。我发现每个人在说“现在这事就这样，不这样不行”时，都有一种被迫的、无可奈何的神情语气。那么究竟是谁逼迫他们敲诈客户呢？是敲诈本身吗？
电话热是近年的事，先前的电话局业务究竟怎样，不甚了了。宰私人是近期的事。但可以肯定，他们宰单位更狠。
他们当然也有求别人的时候，求人因此也成了交换。他们可以把别人送的烟，再送给别人办别的事，例如房子，例如煤气，例如低价商品，例如孩子的入托升学，子女的就业婚姻。他们要用手头仅有的一点权力，把自己的日子过得稍好一点。他们明白，客户装了电话，就再不会向他们卑躬屈膝了。他们在享受短暂的国王滋味后，是一股苦涩。说到底，他们是被人利用的人。
资料写作者：简非，学者，现居海口。以上资料由写作者本人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