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美术史中，关于外地画家入川游历创作的记载并不少见，唐代吴道子入川绘嘉陵江三百里风光、李思训入川作蜀道山水，安史之乱后，大批书画名家集体入蜀避乱，这也是中国美术史上一次重要的“入川”现象，推动了四川佛教壁画出现“举天下之言唐画，莫如成都之多”的繁荣局面。
　　20世纪，四川承抗战东风，作为大后方，在民族危机的重要时刻，四川担负起了历史重任。我国的主要美术院校、社团和美术家都从不同地方云集到大后方，四川在那时一跃成为全国文化艺术的中心，带来四川美术的辉煌时期。20世纪上半叶中国重要的国画大家几乎都来到过四川。徐悲鸿、齐白石、黄宾虹、傅抱石、李可染、关山月、陆俨少、潘天寿、黄君壁、钱松喦、吴一峰、吴作人、叶浅予、丰子恺、董寿平、赵望云、黎雄才、陈之佛、常书鸿、关良、王子云、赵少昂……他们多次入川或居川。另外，这些艺术大师在四川与四川本地的艺术家交流有无，成为艺坛佳话，也深深影响了四川本土艺术的发展。同时，还有四川籍的艺术大家张大千、蒋兆和、石鲁等多次出川、入川，他们共同构成了20世纪四川画坛群星闪耀、蔚为大观的局面，而这段时期发生的事情也为中国画的现代转型带来了重要的契机。
　　建国后，在全国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主导的采风写生热潮下，大批美术大师走向西部，来到四川，灵山秀水，民族风情，带给艺术家全新的视觉感受。
　　“入蜀方知画意浓——‘入川’现象研究”项目，以20世纪“入川”现象为主题，以中国画的现代转型作为主要研究对象。注重两条线索的梳理：一是外地艺术家来到四川受到四川自然人文的影响而艺术风格产生变化；另一条线索是四川本土艺术家及四川艺术生态受到外来艺术影响而发生的变化。
　　现今业界对于近现代艺术大家的个案研究已经非常丰富，其中有一部分是关于他们在四川的经历。但是这些研究是站在个案基础上的，而“入蜀方知画意浓——‘入川’现象研究”则是注重考察在特定的场域和时间下所发生的事情，以及这些艺术家之间的交往过程，用相对的狭窄性去折射出那个庞大的艺术群体。當然，除了对“入川”现象中艺术家的研究外，还会考察当时的美术教育、艺术机构的内迁，以及美术考古领域中，四川对中国现代美术考古的重要作用。
　　艺术家的“入川”：例如黄宾虹受聘为四川美术专科学校校董兼中国画系主任，宾虹翁曾感叹 “入蜀方知画意浓”，四川游历成为了他晚年变法的契机，形成了其浑厚华滋的美学境界。随其入蜀的“大走客”吴一峰，更是钟情此间山水，日后便留在了四川。1936年，齐白石来到四川，与四川艺术圈发生了众多联系，并收有数位成都画家作为弟子。1937年，黄君壁入川，在嘉陵江畔筑“饮绿轩”，并在成都举办两次个展。1938年开始，傅抱石在四川待了八年，这也是他变法与画风成熟的时期。1939年，陆俨少在成都举办个展时曾写到“况以西川风土之美，向往之情，积有日矣”，1945年又乘筏出川，过青城峨眉、下三峡，从此画风骤变，形成了其独特的“陆家云水”。1942年李可染居重庆农舍，邻牛棚，始画牛以寄情怀，并于1944年举办个人画展等等。
　　美术教育、艺术机构的“入川”：例如北平沦陷时，北平与杭州的两所国立艺专合并，定名为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并南迁入四川，1941年四川美术协会成立，成为当时最大的美术组织协会。
　　美术考古的“入川”：例如民族文化寻根热潮兴起，1940年秋天，国民政府教育部在重庆郊区之青木关成立了“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王子云出任团长，加强了以敦煌、大足石刻、龙门石窟等为代表的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工作。1942年，在重庆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及中国地理研究所三家单位合并组建“西北史地考察团”正式成立。这些都与过去以文献为主的美术考古工作截然不同，成为了中国现代美术考古的先河。
　　因此，这场中国艺术的大迁徙，对中国现代美术的兴起和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