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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不小心，跟诺贝尔文学奖有了这么真切的“接触”，作为一个写作多年的诗人和翻译者，觉得这真是一种幸运，也是一种荣耀。
2014年早些时候，磨铁图书公司的编辑陈亮先生找到我，问我能否帮助校译一本俄文书稿，他们正在策划再版白俄罗斯女作家斯韦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的《锌皮娃娃兵》等几本著作。《锌皮娃娃兵》的首译者是高莽先生，因为如今他年事已高，不便再承担繁重的校译工作，问我是否能抽出时间。当时，我正在按自己的计划翻译阿赫玛托娃诗全集，可以说正到了最后的攻坚阶段，实在不想中断进程，来接受这个意外的任务。另外，出于私心，觉得校译这样一本书稿，又费心又费力，只是一项幕后的技术工作，只不过挣点稿费而已，对自己的意义不大。每个翻译都有自己的语言风格，想必在校译过程中，会遇到许多纠结的地方。与其按原著校译，真不如自己重新翻译。对这位女作家我早有所了解，知道她有着不平常的经历，因为几部纪实作品而多次入围诺贝尔文学奖。后来，从网络上下载选读了部分章节，被深深吸引，再加上不好意思谢绝陈亮先生的恳切邀请，便放下手中的活儿，应承下来。也曾开玩笑似的对他说，她要是能得诺贝尔文学奖就好了。
用了几个月的时间，我通读了《锌皮娃娃兵》的最新修订本，作为参照，又从网络上查阅了另外的几个版本。这样，我对她的创作有了较为全面、深刻的认识。然后，便逐字逐句地校译完了《锌皮娃娃兵》，做了不少补充，对误译的地方做了修订，并且增加了一些注释。陈亮是位严谨认真的编辑，交稿后，就其中一些有疑问的地方，我们又曾多次沟通，修正。想想工作量，真不亚于自己独立翻译完一本书。
也就是在此过程中，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作品深深触动了我。当懵懂的青年听到祖国的召唤，为了国家的利益，义无反顾地奔向前线，许多人还不知道，他们去的是阿富汗，面对的会是炸弹、枪口和死亡。当读到一个个幸存者讲述在战争中的亲身经历，内心的那种震撼，简直无以言表。
因为这次合作得比较愉快，于是去年十月份，翻译她的另一本著作《最后的见证者》的任务，便顺理成章地落到了我的肩上，我痛快地接受了这份任务。起初，他们说，希望我翻译几千字，給他们先看一看，但我耐不住作品的诱惑，挑选那些最能打动人心的章节，一口气译出了近两万字。
苏联卫国战争期间（1941—1945）——有数百万苏联儿童死亡：他们中有俄罗斯人、白俄罗斯人、乌克兰人、犹太人、靼鞑人、拉脱维亚人、茨冈人、哥萨克人、乌兹别克人、亚美尼亚人、塔吉克人……这本书是斯韦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著名的艺术文献系列作品《乌托邦的声音》的第二部（第一部是《战争的面孔不是女性的》，再版时名为《我是女兵，也是女人》），是一本伟大的卫国战争回忆录，这些回忆者当时大多在6—12岁，他们是战争最公正、也是最不幸的见证者。儿童的眼睛所看到的战争，要比《战争的面孔不是女性的》一书里用女人的视角所记录的战争更加可怕。《最后的见证者》——这是儿童记忆的功绩。
在作品引言中，有这样一段话，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经提出过这样一个问题：是否能够找到和平，我们的幸福，以至于永恒的和谐的理由，如果为了它们基础的牢固，哪怕仅仅需要无辜的孩子流下的一滴泪水？他自己回答道：哪怕是这一滴泪水都不能宣告任何进步，任何一场革命的无罪。甚至于一次战争。它们永远都抵不上一滴泪水。仅仅是一滴泪水……
就这样，从接触到作品，到翻译完成，约十五万字的书稿，我前后用了近一年的时间，没有顾上自己的写作，除了学车，就是在夜以继日地翻译这本书。是本书的内容和价值吸引了我。本书延续了她口述纪实的风格，100位经历了二战的孩子的回忆，他们用自身亲历，述说自己的悲惨遭遇，控诉战争的罪恶！每篇文章少则几百字，多则几千字，可读性非常强！战争突然爆发时，这些人有的在上学，有的在上幼儿园，还有的在参加夏令营，享受着和平生活，没有想到战争会突然而至。战争打破了宁静的生活，人们直接被卷入燃烧的战火中。
孩子的视角、口述式的实录，让我在翻译中如同身临其境，静静倾听他们的叙述。这种真实震撼心灵，催人泪下，翻译中有几次令我止不住泪水夺眶而出！让我深深觉得，以任何冠冕堂皇的、公平正义的借口进行的战争都是罪恶的！4月22日，我曾在微信写道：但愿此书能早日问世，正好作为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纪念！
经过了两遍校译，四月底交了书稿，当时我在微信朋友圈贴出了陈超老师的《日记：天亮前结束写作》一诗，来表达自己激动和轻松的心情。编辑陈亮后来又就书中的一些细节，与我进行了几次交流。然后，我便投身于阿赫玛托娃诗全集第四卷（诗全集最后一卷）的校订工作中，把这本书先放到了一边。有时，会问一下它的出版进度，没想到，会阴差阳错地一直“拖延”到了十月，“拖延”到了诺贝尔文学奖宣布的这一天。内心真的很佩服“铁葫芦”的独到眼光与高超的策划出版能力。
2015年10月8日晚，得知阿列克谢耶维奇获奖时，我们刚刚驱车到达狼牙山脚下，准备河北省第八届青年诗会的会务。两天前，看到阿列克谢耶维奇入围诺贝尔文学奖，并且成为最热门人选时，我还对陈亮说：书出来没有？千万别错过机会啊！他答：节前已经装订好了，马上面世。从石家庄到狼牙山的路上，手机突然没电了。到宾馆吃饭时，刚充上电，打开手机，各种报喜、采访的电话就打了进来。
我当然感觉高兴和荣幸，但是并不意外。她的为当数不多的几部作品，《锌皮娃娃兵》、《切尔诺贝利的回忆：核灾难口述史》、《最后的见证者》（出版名为《我还是想你，妈妈》）、《战争的面孔不是女性的》都聚焦于重大历史事件中普通人在苦难前的遭遇，通过几乎不加修饰的记录，反映出更为真实的人性。作为新闻记者，她以敏锐观察力和视角，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去寻找事件中的普通当事人，寻找新闻背后的新闻。斯韦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经典作家或某种流派的领军人物，作品多以口述实录形式关注苏联时代重大历史事件中小人物的苦难，更为真实震撼，这在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史上并不多见。诺贝尔文学奖给她的授奖词为：“她的复调式的书写是对我们时代的苦难和勇气的纪念。”非常恰当。 这些作品几乎都有一条主线贯穿其中，就是对人性的关注、对和平生活的珍惜和向往，这些都表现出作者的悲悯情怀。此外，她能尊重史实，敢于冒犯主流官方意志的勇气也非常难得。
我想，也正是因了阿列克谢耶维奇的勇气与良知，几十年的坚守，加上她用自己独特且敏锐的视角介入现实，才使得她的作品不光对当时的社会，也对我们当下的时代有着重要的意义。我想，中东、乌克兰的局部战争，难民潮，后苏联时代白俄罗斯的社会现实，以及白俄罗斯近期的总统选举，这些政治因素，都会或多或少影响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
这么多年来，我主要的是在译介俄罗斯的诗人，从中寻找与自己志趣相投、精神契合的诗人，这样的诗人作品能引起自己的共鸣，在翻译的过程中，自己也仿佛一次次接受着精神的洗礼。像我翻译过的曼德里施塔姆、帕斯捷尔纳克、阿赫玛托娃、丽斯年斯卡娅等诗人，我从他们的经历与著作中汲取了不少营养，获得了生活的勇气。阿列克谢耶维奇也是这样的一位作家，她的血液里有那些伟大作家精神的延续。可以说她传承了苏俄作家的使命感、责任感，对重大历史事件不应该缺席，真实记录，不惜坐牢，不惜被流放，甚至牺牲生命，也要维护一名作家、一名知识分子的良知。从俄国黄金时代的普希金、莱蒙托夫，一直到白银时代的古米廖夫、曼德尔施塔姆、帕斯捷尔纳克、阿赫玛托娃，再到后来的索尔仁尼琴、布罗茨基，他们都有这种光辉的传统。她坚持独立报道，揭示现实，不惜面对强权。她的独立新闻活动曾受到政府限制，受到各方的质疑，有些人觉得损害了自己的名誉和利益，甚至将她告上法庭，她多年被监视居住，不得不流亡国外。这些遭遇都不曾使她的信念有所动摇。
有人说，她的作品就仿佛是在从坟墓里挖掘自己的父親，挖掘自己的祖国，甚至是挖掘自己：自己的童年、青年，自己的整个人生。很显然，这非常艰难，令人反胃，如今面临类似问题的不仅仅是俄罗斯，还包括东欧，波罗的海沿岸的国家，甚至其他的国家。但无论如何我们都应该正视自己的过去。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阿列克谢耶维奇——这是一个信号，挖掘过去的时候到了：用铁锹，用棍子，用双手，克服厌恶，恶心，应该用真诚的爱来祭奠父辈之灵。
阿列克谢耶维奇的文风朴素，自然，对文字没有过多的润色，她躲在文字后面，在其中保持着中立，仅仅是让叙述者陈述事实，然后把判断交给读者。当然，阿列克谢耶维奇在采写过程中会有自己清晰的判断力，但她非常克制。她作品的核心都是巨大的历史车轮中的“小人物”。我在翻译的过程中，经常会被那些普通人的故事所感动。真实可信的普通人的经历，我想，这正是阿列克谢耶维奇作品的魅力所在。
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审有一以贯之的宗旨、精神导向，包括对人类良知的美好一面的表述、对极权统治的反抗。她有这种勇气、胆识，用这种原始的方式记录这些历史事件中小人物的遭遇，从普通人的视角入手，能够引起更多读者的共鸣。
她的作品中充满了人性、对苦难的关注、对和平生活的珍惜。她的作品不管写二战、阿富汗战争，还是切尔诺贝利事件，都是写灾难，让人们在阅读过程中，把和平与战争、苦难与幸福作对比。阿列克谢耶维奇获奖，这是呼唤人们放松神经，准备好聆听他人，强调人道主义的价值是不可替代的。她说过：我不喜欢“英雄”这个词，在战争中没有英雄，一个人一旦拿起武器，他就已经不是好人了。
1948年，在乌克兰的伊万诺-佛朗科夫卡，阿列克谢耶维奇刚刚降临人世不久，医生就说，她有佝偻病，活不了。母亲很犯愁，市场上什么吃的也买不到。后来，父亲的朋友们不知用什么办法帮他从围墙上翻越进了修道院，父亲向女院长求助，希望她能拯救自己的孩子，院长考虑了很久，然后说，让你的妻子每天来这里一下吧，给她半升羊奶。就这样，阿列克谢耶维奇了下来。后来，这个靠羊奶存活下来的女孩成为一名作家，2015年10月，她获得了令世人瞩目的诺贝尔文学奖。
获奖后，接受记者采访时，她说，我的文字获了那么多奖，也没有改变现有的一些问题。白俄罗斯也不会那么快就迎来自由的曙光，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2013年，她完成了“乌托邦之声”系列的最后一部，名为《二手时代》，反映的是苏联解体后1991年至2013年间的芸芸众生相。
她曾说：我不仅仅是在记录事件和真实枯燥的历史，而是在撰写人类情感的历史。人们在事件过程中所思所想的，所理解的，所记忆的。他们相信和不相信的，他们经历的幻觉、希望和恐惧……有时候，我们对我们的过去感到羞耻，于是拒绝相信实际上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我的著作，是用我们生命中的数千种声音、命运碎片构成的。我的每一本书都花了三四年的工夫。每写一本书，都要接触五百至七百人，记录下和他们的谈话。我的编年史覆盖了好几代人。它从见证了1917年革命的那些人的回忆开始，贯穿了历次战争和斯大林主义的古拉格时代，直到如今。这是一部苏俄的心灵史………
2014年早些时候，磨铁图书公司的编辑陈亮先生找到我，问我能否帮助校译一本俄文书稿，他们正在策划再版白俄罗斯女作家斯韦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的《锌皮娃娃兵》等几本著作。《锌皮娃娃兵》的首译者是高莽先生，因为如今他年事已高，不便再承担繁重的校译工作，问我是否能抽出时间。当时，我正在按自己的计划翻译阿赫玛托娃诗全集，可以说正到了最后的攻坚阶段，实在不想中断进程，来接受这个意外的任务。另外，出于私心，觉得校译这样一本书稿，又费心又费力，只是一项幕后的技术工作，只不过挣点稿费而已，对自己的意义不大。每个翻译都有自己的语言风格，想必在校译过程中，会遇到许多纠结的地方。与其按原著校译，真不如自己重新翻译。对这位女作家我早有所了解，知道她有着不平常的经历，因为几部纪实作品而多次入围诺贝尔文学奖。后来，从网络上下载选读了部分章节，被深深吸引，再加上不好意思谢绝陈亮先生的恳切邀请，便放下手中的活儿，应承下来。也曾开玩笑似的对他说，她要是能得诺贝尔文学奖就好了。
用了几个月的时间，我通读了《锌皮娃娃兵》的最新修订本，作为参照，又从网络上查阅了另外的几个版本。这样，我对她的创作有了较为全面、深刻的认识。然后，便逐字逐句地校译完了《锌皮娃娃兵》，做了不少补充，对误译的地方做了修订，并且增加了一些注释。陈亮是位严谨认真的编辑，交稿后，就其中一些有疑问的地方，我们又曾多次沟通，修正。想想工作量，真不亚于自己独立翻译完一本书。
也就是在此过程中，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作品深深触动了我。当懵懂的青年听到祖国的召唤，为了国家的利益，义无反顾地奔向前线，许多人还不知道，他们去的是阿富汗，面对的会是炸弹、枪口和死亡。当读到一个个幸存者讲述在战争中的亲身经历，内心的那种震撼，简直无以言表。
因为这次合作得比较愉快，于是去年十月份，翻译她的另一本著作《最后的见证者》的任务，便顺理成章地落到了我的肩上，我痛快地接受了这份任务。起初，他们说，希望我翻译几千字，給他们先看一看，但我耐不住作品的诱惑，挑选那些最能打动人心的章节，一口气译出了近两万字。
苏联卫国战争期间（1941—1945）——有数百万苏联儿童死亡：他们中有俄罗斯人、白俄罗斯人、乌克兰人、犹太人、靼鞑人、拉脱维亚人、茨冈人、哥萨克人、乌兹别克人、亚美尼亚人、塔吉克人……这本书是斯韦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著名的艺术文献系列作品《乌托邦的声音》的第二部（第一部是《战争的面孔不是女性的》，再版时名为《我是女兵，也是女人》），是一本伟大的卫国战争回忆录，这些回忆者当时大多在6—12岁，他们是战争最公正、也是最不幸的见证者。儿童的眼睛所看到的战争，要比《战争的面孔不是女性的》一书里用女人的视角所记录的战争更加可怕。《最后的见证者》——这是儿童记忆的功绩。
在作品引言中，有这样一段话，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经提出过这样一个问题：是否能够找到和平，我们的幸福，以至于永恒的和谐的理由，如果为了它们基础的牢固，哪怕仅仅需要无辜的孩子流下的一滴泪水？他自己回答道：哪怕是这一滴泪水都不能宣告任何进步，任何一场革命的无罪。甚至于一次战争。它们永远都抵不上一滴泪水。仅仅是一滴泪水……
就这样，从接触到作品，到翻译完成，约十五万字的书稿，我前后用了近一年的时间，没有顾上自己的写作，除了学车，就是在夜以继日地翻译这本书。是本书的内容和价值吸引了我。本书延续了她口述纪实的风格，100位经历了二战的孩子的回忆，他们用自身亲历，述说自己的悲惨遭遇，控诉战争的罪恶！每篇文章少则几百字，多则几千字，可读性非常强！战争突然爆发时，这些人有的在上学，有的在上幼儿园，还有的在参加夏令营，享受着和平生活，没有想到战争会突然而至。战争打破了宁静的生活，人们直接被卷入燃烧的战火中。
孩子的视角、口述式的实录，让我在翻译中如同身临其境，静静倾听他们的叙述。这种真实震撼心灵，催人泪下，翻译中有几次令我止不住泪水夺眶而出！让我深深觉得，以任何冠冕堂皇的、公平正义的借口进行的战争都是罪恶的！4月22日，我曾在微信写道：但愿此书能早日问世，正好作为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纪念！
经过了两遍校译，四月底交了书稿，当时我在微信朋友圈贴出了陈超老师的《日记：天亮前结束写作》一诗，来表达自己激动和轻松的心情。编辑陈亮后来又就书中的一些细节，与我进行了几次交流。然后，我便投身于阿赫玛托娃诗全集第四卷（诗全集最后一卷）的校订工作中，把这本书先放到了一边。有时，会问一下它的出版进度，没想到，会阴差阳错地一直“拖延”到了十月，“拖延”到了诺贝尔文学奖宣布的这一天。内心真的很佩服“铁葫芦”的独到眼光与高超的策划出版能力。
2015年10月8日晚，得知阿列克谢耶维奇获奖时，我们刚刚驱车到达狼牙山脚下，准备河北省第八届青年诗会的会务。两天前，看到阿列克谢耶维奇入围诺贝尔文学奖，并且成为最热门人选时，我还对陈亮说：书出来没有？千万别错过机会啊！他答：节前已经装订好了，马上面世。从石家庄到狼牙山的路上，手机突然没电了。到宾馆吃饭时，刚充上电，打开手机，各种报喜、采访的电话就打了进来。
我当然感觉高兴和荣幸，但是并不意外。她的为当数不多的几部作品，《锌皮娃娃兵》、《切尔诺贝利的回忆：核灾难口述史》、《最后的见证者》（出版名为《我还是想你，妈妈》）、《战争的面孔不是女性的》都聚焦于重大历史事件中普通人在苦难前的遭遇，通过几乎不加修饰的记录，反映出更为真实的人性。作为新闻记者，她以敏锐观察力和视角，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去寻找事件中的普通当事人，寻找新闻背后的新闻。斯韦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经典作家或某种流派的领军人物，作品多以口述实录形式关注苏联时代重大历史事件中小人物的苦难，更为真实震撼，这在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史上并不多见。诺贝尔文学奖给她的授奖词为：“她的复调式的书写是对我们时代的苦难和勇气的纪念。”非常恰当。 这些作品几乎都有一条主线贯穿其中，就是对人性的关注、对和平生活的珍惜和向往，这些都表现出作者的悲悯情怀。此外，她能尊重史实，敢于冒犯主流官方意志的勇气也非常难得。
我想，也正是因了阿列克谢耶维奇的勇气与良知，几十年的坚守，加上她用自己独特且敏锐的视角介入现实，才使得她的作品不光对当时的社会，也对我们当下的时代有着重要的意义。我想，中东、乌克兰的局部战争，难民潮，后苏联时代白俄罗斯的社会现实，以及白俄罗斯近期的总统选举，这些政治因素，都会或多或少影响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
这么多年来，我主要的是在译介俄罗斯的诗人，从中寻找与自己志趣相投、精神契合的诗人，这样的诗人作品能引起自己的共鸣，在翻译的过程中，自己也仿佛一次次接受着精神的洗礼。像我翻译过的曼德里施塔姆、帕斯捷尔纳克、阿赫玛托娃、丽斯年斯卡娅等诗人，我从他们的经历与著作中汲取了不少营养，获得了生活的勇气。阿列克谢耶维奇也是这样的一位作家，她的血液里有那些伟大作家精神的延续。可以说她传承了苏俄作家的使命感、责任感，对重大历史事件不应该缺席，真实记录，不惜坐牢，不惜被流放，甚至牺牲生命，也要维护一名作家、一名知识分子的良知。从俄国黄金时代的普希金、莱蒙托夫，一直到白银时代的古米廖夫、曼德尔施塔姆、帕斯捷尔纳克、阿赫玛托娃，再到后来的索尔仁尼琴、布罗茨基，他们都有这种光辉的传统。她坚持独立报道，揭示现实，不惜面对强权。她的独立新闻活动曾受到政府限制，受到各方的质疑，有些人觉得损害了自己的名誉和利益，甚至将她告上法庭，她多年被监视居住，不得不流亡国外。这些遭遇都不曾使她的信念有所动摇。
有人说，她的作品就仿佛是在从坟墓里挖掘自己的父親，挖掘自己的祖国，甚至是挖掘自己：自己的童年、青年，自己的整个人生。很显然，这非常艰难，令人反胃，如今面临类似问题的不仅仅是俄罗斯，还包括东欧，波罗的海沿岸的国家，甚至其他的国家。但无论如何我们都应该正视自己的过去。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阿列克谢耶维奇——这是一个信号，挖掘过去的时候到了：用铁锹，用棍子，用双手，克服厌恶，恶心，应该用真诚的爱来祭奠父辈之灵。
阿列克谢耶维奇的文风朴素，自然，对文字没有过多的润色，她躲在文字后面，在其中保持着中立，仅仅是让叙述者陈述事实，然后把判断交给读者。当然，阿列克谢耶维奇在采写过程中会有自己清晰的判断力，但她非常克制。她作品的核心都是巨大的历史车轮中的“小人物”。我在翻译的过程中，经常会被那些普通人的故事所感动。真实可信的普通人的经历，我想，这正是阿列克谢耶维奇作品的魅力所在。
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审有一以贯之的宗旨、精神导向，包括对人类良知的美好一面的表述、对极权统治的反抗。她有这种勇气、胆识，用这种原始的方式记录这些历史事件中小人物的遭遇，从普通人的视角入手，能够引起更多读者的共鸣。
她的作品中充满了人性、对苦难的关注、对和平生活的珍惜。她的作品不管写二战、阿富汗战争，还是切尔诺贝利事件，都是写灾难，让人们在阅读过程中，把和平与战争、苦难与幸福作对比。阿列克谢耶维奇获奖，这是呼唤人们放松神经，准备好聆听他人，强调人道主义的价值是不可替代的。她说过：我不喜欢“英雄”这个词，在战争中没有英雄，一个人一旦拿起武器，他就已经不是好人了。
1948年，在乌克兰的伊万诺-佛朗科夫卡，阿列克谢耶维奇刚刚降临人世不久，医生就说，她有佝偻病，活不了。母亲很犯愁，市场上什么吃的也买不到。后来，父亲的朋友们不知用什么办法帮他从围墙上翻越进了修道院，父亲向女院长求助，希望她能拯救自己的孩子，院长考虑了很久，然后说，让你的妻子每天来这里一下吧，给她半升羊奶。就这样，阿列克谢耶维奇了下来。后来，这个靠羊奶存活下来的女孩成为一名作家，2015年10月，她获得了令世人瞩目的诺贝尔文学奖。
获奖后，接受记者采访时，她说，我的文字获了那么多奖，也没有改变现有的一些问题。白俄罗斯也不会那么快就迎来自由的曙光，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2013年，她完成了“乌托邦之声”系列的最后一部，名为《二手时代》，反映的是苏联解体后1991年至2013年间的芸芸众生相。
她曾说：我不仅仅是在记录事件和真实枯燥的历史，而是在撰写人类情感的历史。人们在事件过程中所思所想的，所理解的，所记忆的。他们相信和不相信的，他们经历的幻觉、希望和恐惧……有时候，我们对我们的过去感到羞耻，于是拒绝相信实际上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我的著作，是用我们生命中的数千种声音、命运碎片构成的。我的每一本书都花了三四年的工夫。每写一本书，都要接触五百至七百人，记录下和他们的谈话。我的编年史覆盖了好几代人。它从见证了1917年革命的那些人的回忆开始，贯穿了历次战争和斯大林主义的古拉格时代，直到如今。这是一部苏俄的心灵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