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秉鉴与官员外商交好，缔造了广州十三行的最后巅峰
　　“出生于1769年的清朝行商伍秉鉴，继承父业与外商从事买卖，又进一步贷款给外商并以此获得巨富。他在西方商界享有相当高的知名度。”这是2001年，美国《华尔街日报》统计过去1000年间世界上最富有的50个人时，对其中一名中国人所做的评价。这个人就是伍秉鉴，与他共列榜单的还有5位中国“千年富豪”，分别是：成吉思汗、忽必烈、刘瑾、和珅和宋子文。这5人都是通过权力占有财富的大人物，唯独伍秉鉴是实打实的商人。
　　伍秉鉴究竟如何积累了庞大的财富，甚至能够跟帝王比肩的？也许，在大名鼎鼎的广东十三行，我们可以找到答案。

家族因对外贸易兴起

　　伍秉鉴的祖上伍灿廷原本是清初福建的一个茶农，之后因为生活清贫，穷则思变，迁到广州，靠做小买卖为生。一开始，伍氏家族的生活并不富裕，在广州默默无名，直到伍秉鉴的父亲伍国莹这一代，伍家才渐渐在广州有了些许财富和名气。而这一切，与当时广州十三行的兴起紧密相关。
　　十三行创始于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创设的初衷是既能防范洋人，又能保证关税的收取。1683年，清政府收复台湾，之前坚持的海禁政策就没必要实施了，于是在1684年宣布解除海禁，准许开海通商，在东南沿海设置了江、浙、闽、粤4个海关，粤海关最为重要。由于海禁刚开，到广东的外商货船很多，中国的行商却很少，货物大量壅滞。为解决这个问题，1686年，清廷在广州设立13家洋货行，主要集中在现广州西关一带的十三行商馆区，专营洋货外贸，“洋商自赴关纳税”。这就是最初的“十三行”，它也是当时清朝政府唯一承认的对外贸易机构。十三行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带有垄断性和官商性质。后来行商数目有增有减，并没有一直维持在13家。
　　就是在十三行日益壮大之际，伍秉鉴的父亲伍国莹抓住了机会，到十三行总商（即商行首领）潘振承的散货档，当了一名伙计。在潘振承手下，伍国莹有了一番大历练，随着其才干、视野、人脉的积累，不甘于人下的他，于1783年，在当时广州最活跃的外国公司——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资助下，创办元顺行，第二年，改名为“怡和行”，将商名（行商首领行走商界的别名）定为“浩官”。据说伍国莹之所以起这个商名，是因为“浩”取自其子伍秉鉴的乳名——亚浩；“官”则是因为在重农抑商的传统社会，带“官”字的商家总比普通商户更受认可些。
　　不久，伍国莹宣告退出十三行，按照惯例，他得从自己的儿子中选择一人接替，于是，他的次子伍秉钧成为怡和行第二代领导人。在伍氏父子的经营下，怡和行有了稳步的发展，1786年，怡和行在20家行商中居第六，1800年，升到了第三。
　　可惜，能干的伍秉钧天年不永，1801年他才满35岁就病逝了，怡和行的业务便落到了其弟伍秉鉴身上。事实证明，伍秉鉴比他的这位兄长更有才干，正是在他的领导下，怡和行在珠江边上大放异彩，1807年地位上升到行商第二位，1813年为总商之首，最终成为富甲一方的商业巨头。
　　而伍秉鉴本人，也在复杂的形势中乘风破浪，一步步登上首富宝座。

富可敌国“三板斧”

　　接过怡和行的大旗后，伍秉鉴抛出了自己的“三板斧”，即打点官员、交好外商、团结行商。
　　行商是官府与外商的“防火墙”“隔离带”，也是“传导员”，所以行商经常要代办外商的货税，传递往来文书，管理监督外国商民，甚至协助审理中外民众的冲突案件。除了这些，行商还要以捐输、报效、陋规、贿赂等形式，向官员们上下打点。因此，伍秉鉴在“捐输”上煞费苦心：1818年，伍家就遵总督之命，捐给公共事业16万两白银，恰逢嘉庆皇帝六十寿诞，又出了7万两报效银，据记载，“伍氏先后所助不下千万，捐输为海内冠”。
　　伍秉鉴也特别注意与外商的关系。十三行具有官方背景，所以外国商船到达广州后，第一件事就是找各大行商，行商获利与否也全看与外商的关系。伍秉鉴一接手怡和行事务，就立刻与怡和行合作甚久的东印度公司广州商馆的大班“称兄道弟”，希望一切合作事宜俱照“家兄生前，如常办理”。伍秉鉴任总商后，与东印度公司的贸易份额一直居于行商首位。仅以茶叶贸易来说，1814年，怡和行与东印度公司贸易的茶叶约为3.4万箱，占行商总额的16%，1830年为5.08万箱，占18.6%。伍家还是东印度公司的最大债权人，1813年，东印度公司欠广州行商款项约为75万两，其中欠伍秉鉴的就有近55万两，可见伍秉鉴与外商的关系之密切。东印度公司对伍秉鉴非常放心，每年大班离开广州时，会将公司存款和金银移交给伍秉鉴保管。
　　伍秉鉴还善于发时事财。1783年，美国脱离英国独立，迫切希望开拓海外贸易，尤其是对华贸易，1784年，美国迅速跃居对华贸易的第二位。1803年，波士顿的托马斯·普金斯公司在广州设立了普金斯洋行，由16岁的年轻商人约翰·顾盛主持。伍秉鉴向来对新来的淘金者特别眷顾，年轻的顾盛也渴望打开局面，两人很快就建立起良好的私人关系。这种关系为他们带来了利润：当茶叶价格上涨或者货源短缺时，伍秉鉴可以比其他行商更多地供给顾盛上等茶叶；而等到茶叶价格降低时，顾盛又能让伍秉鉴的茶叶在美国的市场以较高的价钱出售，两人因此不断套利。通过与美国洋行建立的良好关系，伍秉鉴还在美国进行保险业投资等。具有国际视野和投资意识，不把鸡蛋装在一个篮子里，这是伍秉鉴强于其他行商的主要原因。
　　顾盛和伍秉鉴的友谊，成就了彼此的财富，据说顾盛是“所有在广州的洋商人中最成功的典范”，他的洋行仅用办事员数人，“每年却做百万元以上的生意”。
　　伍秉鉴也很善于处理与其他行商的关系，并尽量照顾其他行商的利益。1811年，伍秉鉴本可以成为东印度公司唯一的羽纱销售代理人，但他后来要求“利润按比例分配给公所中的全体行商”；1828年，行商黎光远破产被发配伊犁充军，伍氏家族又筹措银两作为其生活费。
　　在官场上长袖善舞，与外商互通有无，把行商内部打理得井井有条，这三步使得伍秉鉴最终成为全国首富乃至世界首富。据估计，1834年伍家财产已有2600万银元，堪称富可敌国。
　　当时一些西方人称他为“天下第一大富翁”，是公认的世界首富。

鸦片战争后的衰弱

　　因为与外商的关系密切，伍秉鉴不得不包庇外商的鸦片贸易。由于与外商的关系密切，伍秉鉴不得不包庇外商的鸦片贸易。因为西北太平洋沿岸的毛皮和夏威夷群岛的檀香木等货物日益减少，同时白银作为一种资源性商品和货币，在世界的市场上也逐渐减少，所以在中国贸易的外商迫切寻找替代品以换取中国的丝绸、瓷器和茶叶，最后他们选择了鸦片。顾盛就曾兴奋地说鸦片能够带来“漂亮的利润”，1821年顾盛宣称鸦片是唯一能够获利的商品，以至于他后来主导了广州的鸦片贸易。
　　1838年，林则徐被任命为钦差大臣，来广东查办鸦片。在此之前，广州上至官员，下至行商，已经形成了一个鸦片利益共同体，官吏、行商、外商相互包庇、勾结，商界乌烟瘴气。
　　林则徐到广州后，传见伍家等行商，痛斥他们包庇鸦片走私的罪过，并为了传讯英国大鸦片贩子颠地，将伍秉鉴摘去顶戴，戴上锁链，将其子伍绍荣逮捕入狱。伍秉鉴当时已年过七旬，他苦苦哀求，指着自己去了顶戴的帽子和脖上的锁链对其他行商说，如果颠地不进城，他肯定会被处死。
　　1842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中国战败并丧失贸易主权，行商制度面临被废的命运。伍秉鉴写信给在美国的友人说：“据说行商制度将被废除，我衷心地希望如此，我愉快地期待我将成为一名自由人的时代。如果我现在是青年，我将认真地考虑乘船前往美国，在你附近的某处定居。”
　　1843年9月4日，伍秉鉴去世，享年74岁，一代商界巨鳄就此结束了自己传奇的一生。他的一生，是整个中国传统社会尾声骤然衰弱的缩影：他因广州开放外贸、海上丝路的最后繁荣而成为世界首富；又因为鸦片战争和大清帝国的没落郁郁而终。
　　他是中国古代商人的一个里程碑，也是让今人引以为鉴的旧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