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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经济发展的结构问题,各种社会矛盾的平衡、协调问题,已经上升为与发展速度一样重要,即如何发展的问题和发展本身正显现出同等的重要性。思考当前的时代议题、历史任务,重读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十分必要。
【关键词】社会发展 毛泽东 人民内部矛盾
虽然时过50多年,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篇针对特定社会历史时代的讲话,很多地方其实并没有过时,它对中国社会发展阶段的判断,特别是它揭示中国社会现实的辩证方法,面对社会发展中所遇矛盾和问题的可贵勇气与开阔胸襟,仍对我们理解今天的现实具有相当重要的启示意义。抛开一些具体的历史现实、历史条件,这篇讲话无论从认知方法、政治智慧还是从思想价值取向上来看,处处都有引人深思之处。可以说,其中的许多重要观点,即便在今天甚至在未来,其实都还是我们党思想政治理论的源头活水。笔者认为,毛泽东同志的人民内部矛盾这一学说所蕴含的科学预见性、科学方法论,无疑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财富,我们不仅可以在现阶段吸取思想养分,获得正确的理论指导,在今后很长历史阶段内,它也将是我们党领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重要精神资源之一。
文章关于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相关论述
在上个世纪50年代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个讲话时,毛泽东坦陈,对经济建设我们党还缺乏经验,因为那时我们从夺取政权的军事斗争转为和平建设才不过七年,他认为我们“还需要积累经验”。但在当时社会条件下,人民内部矛盾的大量存在及其不同表现形式,已经在毛泽东的视野中,如农村的发展问题、少数民族问题、知识分子问题、群众闹事问题等等。而且,他在解决方法上也胸有成竹。在区分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的不同,说明了在不同国家、各个国家的不同的历史时期内容都不尽相同的人民这个概念后,毛泽东认定:“人民内部的矛盾,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础上的矛盾。”这就为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建设的不同时期面对可能出现的各类不同矛盾提供了认识基础:“我们的人民政府是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但是它同人民群众之间也有一定的矛盾。这种矛盾包括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同个人利益之间的矛盾,民主同集中的矛盾,领导同被领导之间的矛盾,国家机关某些工作人员的官僚主义作风同群众之间的矛盾。”但同时他也指出,“这种矛盾也是人民内部的一个矛盾”。他的结论是:我们有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但“专政的制度不适用于人民内部。人民自己不能向自己专政,不能由一部分人民去压迫另一部分人民”。还有,我们确信自己是“忠诚于人民”的。在这种情况下,他提出了一系列解决的原则和方法,极富真知灼见。
比如,对当时农村合作化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他认为应该从生产问题和分配问题两个方面来处理矛盾,而在处理国家税收、合作社的积累和农民的个人收入这三方面的关系时,他认为也要经常注意调节其中的矛盾:“国家要积累,合作社也要积累,但是都不能过多。我们要尽可能使农民能够在正常年景下,从增加生产中逐渐增加个人收入。”在阐述民族关系问题时,毛泽东认为:“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克服大汉族主义。在存在有地方民族主义的少数民族中间,则应当同时克服地方民族主义。无论是大汉族主义或者地方民族主义,都不利于各族人民之间的大团结,这是应当克服的一种人民内部的矛盾。”我们看到,毛泽东主要把握的是“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这是矛盾的两个主要方面,我们的认识如果偏于一隅,都会出问题,这个认识在今天也不无启示意义。再比如,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几个口号的提出,毛泽东也明确告诉我们,这是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是在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各种矛盾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在国家需要迅速发展经济和文化的迫切要求上提出来的。”他进一步分析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我们认为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在论证“矛盾着的对立的双方互相争斗的结果,无不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这一原理时,毛泽东举例说:“现在美国操纵联合国的多数选票和控制世界很多地方的局面只是暂时的,这个局面总有一天要起变化。中国的穷国地位和在国际上无权的地位也会起变化,穷国将变为富国,无权将变为有权——向相反的方向转化。”当然,他认为决定性的条件是社会主义制度和人民团结一致的奋斗。当我们今天读这段话的时候,没有理由不被他论断中包含的勇气和信心折服。
关于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论断对当前的启示
在和平的经济建设时期,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就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毛泽东指出,这个时期的主要矛盾,“即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和我们主观认识之间的矛盾,这需要在实践中去解决。这个矛盾,也将表现为人同人之间的矛盾,即比较正确地反应客观规律的一些人同比较不正确地反映客观规律的一些人之间的矛盾,因此也是人民内部的矛盾。一切矛盾都是客观存在的,我们的任务在于尽可能正确地反映它和解决它。”毫无疑问,在今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必然也面临新的人民内部矛盾,这一矛盾的具体表现形式是什么?哪些是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矛盾的各个方面又是如何转化的?怎样客观地看待这些矛盾并找出正确处理的方法?这都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历史课题。
当前我国社会突出的问题和主要矛盾,就是贫富差距与收入分配方式问题、城乡与地区发展差距的扩大问题、劳资矛盾中劳动者的权益保障问题,还有社会公益性机制、保障体系的不健全问题、干部的腐败、领导和群众关系紧张问题,以及经济学界很关注的结构调整中“国进民退”现象、垄断经营现象对经济形势多元化的影响等。可以说,这一系列问题就是中国社会今天的最主要矛盾,但也是人民内部矛盾。按照毛泽东告诉我们的方法,那就是,首先要能够正确地反映矛盾,然后再正确地处理这些矛盾:在政治上实行“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在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关系上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在科学文化工作中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经济工作中实行对全国城乡各阶层统筹安排,兼顾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方针。
在经济增长过程中,部分拉美国家因贫困化和两极分化引起的社会动荡连绵不断,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拉美陷阱”。研究者们认为,从各国现代化进程来看,当一个国家处于人均GDP一千美元至三千美元时,增长与问题、发展与矛盾交织在一起,是社会结构深刻变动、社会矛盾最易激化的高风险期。细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篇讲话,我们会发现,毛泽东似乎对此早有“预料”。他在讲话中引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对立统一规律,告诉我们: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矛盾普遍存在,事物的性质不同,矛盾的性质也不同。而对于任何一个具体的事物来说,对立的统一是有条件的、暂时的、过渡的,因而是相对的,对立的斗争则是绝对的。基于对这一规律的充分掌握,他认为:“许多人不敢公开承认我国人民内部还存在着矛盾,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着我们的社会向前发展。许多人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还有矛盾,因而使得他们在社会矛盾面前缩手缩脚,处于被动地位;不懂得在不断地正确处理和解决矛盾过程中,将会使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统一和团结日益巩固。”这样的看法,在今天看来仍是真理!毛泽东对当时国家管理者的告诫,在今天同样有现实意义:“有必要在我国人民中,首先是在干部中,进行解释,引导人们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并且懂得采取正确的方法处理这种矛盾。”
和谐社会理念的提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这样一些新思维的倡导,还有温家宝总理最近提出的“要让中国人民活得有尊严”这样的说法,都反映出了我们的党在今天面对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时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为什么这么说?只有当我们党在充分理解了我国今天的历史现实,明白了自己的历史任务之时,才有可能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的诸多问题,也就是对人民内部矛盾有了准确的认识时,才有可能在更加符合今天历史条件的情况下找到出发点,正确处理各类社会矛盾,而这既是保证我国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也是我们发展社会主义事业本身的根本目的所在。与毛泽东这一讲话发表的上世纪50年代相比,今天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所以我们的执政理念甚至词汇都相应地在发生变化,在与时俱进。我们正在以更加科学和求实的态度面对今天的各类矛盾,包括面对发展的矛盾,面对发展与发展方式之间的矛盾,也还要面对发展方式本身的矛盾,只是归根结底,这一切都无不出于“人民内部的矛盾,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础上的矛盾”这个最大前提而已。(作者为总政直属工作部部长)
【关键词】社会发展 毛泽东 人民内部矛盾
虽然时过50多年,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篇针对特定社会历史时代的讲话,很多地方其实并没有过时,它对中国社会发展阶段的判断,特别是它揭示中国社会现实的辩证方法,面对社会发展中所遇矛盾和问题的可贵勇气与开阔胸襟,仍对我们理解今天的现实具有相当重要的启示意义。抛开一些具体的历史现实、历史条件,这篇讲话无论从认知方法、政治智慧还是从思想价值取向上来看,处处都有引人深思之处。可以说,其中的许多重要观点,即便在今天甚至在未来,其实都还是我们党思想政治理论的源头活水。笔者认为,毛泽东同志的人民内部矛盾这一学说所蕴含的科学预见性、科学方法论,无疑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财富,我们不仅可以在现阶段吸取思想养分,获得正确的理论指导,在今后很长历史阶段内,它也将是我们党领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重要精神资源之一。
文章关于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相关论述
在上个世纪50年代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个讲话时,毛泽东坦陈,对经济建设我们党还缺乏经验,因为那时我们从夺取政权的军事斗争转为和平建设才不过七年,他认为我们“还需要积累经验”。但在当时社会条件下,人民内部矛盾的大量存在及其不同表现形式,已经在毛泽东的视野中,如农村的发展问题、少数民族问题、知识分子问题、群众闹事问题等等。而且,他在解决方法上也胸有成竹。在区分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的不同,说明了在不同国家、各个国家的不同的历史时期内容都不尽相同的人民这个概念后,毛泽东认定:“人民内部的矛盾,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础上的矛盾。”这就为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建设的不同时期面对可能出现的各类不同矛盾提供了认识基础:“我们的人民政府是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但是它同人民群众之间也有一定的矛盾。这种矛盾包括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同个人利益之间的矛盾,民主同集中的矛盾,领导同被领导之间的矛盾,国家机关某些工作人员的官僚主义作风同群众之间的矛盾。”但同时他也指出,“这种矛盾也是人民内部的一个矛盾”。他的结论是:我们有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但“专政的制度不适用于人民内部。人民自己不能向自己专政,不能由一部分人民去压迫另一部分人民”。还有,我们确信自己是“忠诚于人民”的。在这种情况下,他提出了一系列解决的原则和方法,极富真知灼见。
比如,对当时农村合作化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他认为应该从生产问题和分配问题两个方面来处理矛盾,而在处理国家税收、合作社的积累和农民的个人收入这三方面的关系时,他认为也要经常注意调节其中的矛盾:“国家要积累,合作社也要积累,但是都不能过多。我们要尽可能使农民能够在正常年景下,从增加生产中逐渐增加个人收入。”在阐述民族关系问题时,毛泽东认为:“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克服大汉族主义。在存在有地方民族主义的少数民族中间,则应当同时克服地方民族主义。无论是大汉族主义或者地方民族主义,都不利于各族人民之间的大团结,这是应当克服的一种人民内部的矛盾。”我们看到,毛泽东主要把握的是“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这是矛盾的两个主要方面,我们的认识如果偏于一隅,都会出问题,这个认识在今天也不无启示意义。再比如,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几个口号的提出,毛泽东也明确告诉我们,这是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是在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各种矛盾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在国家需要迅速发展经济和文化的迫切要求上提出来的。”他进一步分析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我们认为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在论证“矛盾着的对立的双方互相争斗的结果,无不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这一原理时,毛泽东举例说:“现在美国操纵联合国的多数选票和控制世界很多地方的局面只是暂时的,这个局面总有一天要起变化。中国的穷国地位和在国际上无权的地位也会起变化,穷国将变为富国,无权将变为有权——向相反的方向转化。”当然,他认为决定性的条件是社会主义制度和人民团结一致的奋斗。当我们今天读这段话的时候,没有理由不被他论断中包含的勇气和信心折服。
关于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论断对当前的启示
在和平的经济建设时期,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就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毛泽东指出,这个时期的主要矛盾,“即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和我们主观认识之间的矛盾,这需要在实践中去解决。这个矛盾,也将表现为人同人之间的矛盾,即比较正确地反应客观规律的一些人同比较不正确地反映客观规律的一些人之间的矛盾,因此也是人民内部的矛盾。一切矛盾都是客观存在的,我们的任务在于尽可能正确地反映它和解决它。”毫无疑问,在今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必然也面临新的人民内部矛盾,这一矛盾的具体表现形式是什么?哪些是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矛盾的各个方面又是如何转化的?怎样客观地看待这些矛盾并找出正确处理的方法?这都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历史课题。
当前我国社会突出的问题和主要矛盾,就是贫富差距与收入分配方式问题、城乡与地区发展差距的扩大问题、劳资矛盾中劳动者的权益保障问题,还有社会公益性机制、保障体系的不健全问题、干部的腐败、领导和群众关系紧张问题,以及经济学界很关注的结构调整中“国进民退”现象、垄断经营现象对经济形势多元化的影响等。可以说,这一系列问题就是中国社会今天的最主要矛盾,但也是人民内部矛盾。按照毛泽东告诉我们的方法,那就是,首先要能够正确地反映矛盾,然后再正确地处理这些矛盾:在政治上实行“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在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关系上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在科学文化工作中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经济工作中实行对全国城乡各阶层统筹安排,兼顾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方针。
在经济增长过程中,部分拉美国家因贫困化和两极分化引起的社会动荡连绵不断,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拉美陷阱”。研究者们认为,从各国现代化进程来看,当一个国家处于人均GDP一千美元至三千美元时,增长与问题、发展与矛盾交织在一起,是社会结构深刻变动、社会矛盾最易激化的高风险期。细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篇讲话,我们会发现,毛泽东似乎对此早有“预料”。他在讲话中引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对立统一规律,告诉我们: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矛盾普遍存在,事物的性质不同,矛盾的性质也不同。而对于任何一个具体的事物来说,对立的统一是有条件的、暂时的、过渡的,因而是相对的,对立的斗争则是绝对的。基于对这一规律的充分掌握,他认为:“许多人不敢公开承认我国人民内部还存在着矛盾,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着我们的社会向前发展。许多人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还有矛盾,因而使得他们在社会矛盾面前缩手缩脚,处于被动地位;不懂得在不断地正确处理和解决矛盾过程中,将会使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统一和团结日益巩固。”这样的看法,在今天看来仍是真理!毛泽东对当时国家管理者的告诫,在今天同样有现实意义:“有必要在我国人民中,首先是在干部中,进行解释,引导人们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并且懂得采取正确的方法处理这种矛盾。”
和谐社会理念的提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这样一些新思维的倡导,还有温家宝总理最近提出的“要让中国人民活得有尊严”这样的说法,都反映出了我们的党在今天面对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时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为什么这么说?只有当我们党在充分理解了我国今天的历史现实,明白了自己的历史任务之时,才有可能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的诸多问题,也就是对人民内部矛盾有了准确的认识时,才有可能在更加符合今天历史条件的情况下找到出发点,正确处理各类社会矛盾,而这既是保证我国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也是我们发展社会主义事业本身的根本目的所在。与毛泽东这一讲话发表的上世纪50年代相比,今天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所以我们的执政理念甚至词汇都相应地在发生变化,在与时俱进。我们正在以更加科学和求实的态度面对今天的各类矛盾,包括面对发展的矛盾,面对发展与发展方式之间的矛盾,也还要面对发展方式本身的矛盾,只是归根结底,这一切都无不出于“人民内部的矛盾,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础上的矛盾”这个最大前提而已。(作者为总政直属工作部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