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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主任杜祥琬认为，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态度是积极的，这是我们自身可持续发展的内在需求，也是中国应该承担的国际责任。
巴黎气候变化大会是全球气候治理进程的关键节点，备受瞩目。而谈判之外的声音也令人振奋，低碳转型已启程。大会期间，本刊记者就中国的绿色低碳发展路径、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态度等问题专访了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主任杜祥琬。
这位经历多次联合国气候谈判的专家，曾是中国工程院副院长，现为中国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主任。
中国报道： “十三五”规划建议中，绿色发展理念成为五大发展理念之一。您认为在中国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应如何理解绿色发展？
杜祥琬：对于新常态，形式上人们往往理解为增速趋缓，实质是中国的发展到了新阶段，需要新的发展方式和发展路径。过去依靠粗放式、高耗能产业的发展来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道路已经难以为继。新的发展路径的实质是更加重视质量的发展。
可以说，提出绿色发展是一种觉悟。也就是不光要有经济增长的数量，而且一定要有新的发展路径，即绿色低碳发展。实际上，应对气候变化与新的发展路径选择是一致的，因为应对气候变化是要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而我国“温室气体排放”和“污染物排放”虽是两个概念，但基本是同根同源。所以，应对气候变化和大气治理是一个工作方向，就是要促进我们走一个新的发展路径。应该说，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创新发展和绿色发展是相互支持的。
中国报道：中国提交的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自主贡献文件（INDC）被认为是雄心勃勃的，请问您作为国家自主贡献文件起草的参与者，制定这样的目标是基于怎样的考虑？
杜祥琬：先说两个数字，一个是二氧化碳排放2030年左右达峰，一个是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0%左右。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能源发展，大家有不同的估计和意见，包括我们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所以，对于这些目标，科技工作者需要反复论证其必要性、可能性，需要把社会发展、能源、环境都考虑进去，才能最终得出结论。
事实上，让中国的老百姓和世界来认识这一目标非常重要。目前，我国单位GDP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近一倍，也就是说，我们的单位GDP能耗过高。现在我国提出到2020年单位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至45%，从目前的情况看，到2020年单位GDP能耗下降将会超过45%。而实际上，即便我们提出的下降60%至65%，也还没有达到国际平均水平。
而我们制定的INDC目标符合中国的利益。中国的自主贡献不是给别人看的，而是我们自身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也是中国应该承担的国际责任。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是相互支持、相互补充的。应该说，对气候变化问题，中国是积极的，也可以说中国的目标是雄心勃勃的，但这也是可行的。
中国报道：您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下，为达到INDC的目标，中国需要作出哪些努力？
杜祥琬：第一，调整产业结构。我国高耗能产业过多，比如水泥、钢铁、电解铝等产能过剩行业。如果再继续靠这些产业来拉动中国经济的增长，最终损害的是我们自己。所以，中央提出要大力削减过剩产能，这说明我们不需要这么多高耗能产业。
作为钢铁第一大省，河北省正面临巨大的削减产能压力。2014年，河北省钢产量近两亿吨。而最近国务院提出的未来五年钢铁行业要压缩总量8000万吨，其中6000万吨削减任务落在河北身上。这6000万吨钢当时发展起来是GDP，现在砍掉也是GDP，这是一种浪费。所以，我们需要调整产业结构。
目前，我们需要发展相对低耗能的第三产业，这样总能耗虽然还会有所增长，但不会像之前那么高。经济还要增长，但经济的内容不一样。通过这种方式，可以降低单位GDP的能耗而增加总的GDP。
第二，要提高能效。一段时期内，煤炭和石油在一次能源结构中的占比会逐步下降，但仍将是主导能源之一。化石能源的高效利用具有重要意义。而现在我们浪费了很多能源，需要在这些方面综合来努力，达到单位GDP能耗下降65%的目标。这样，二氧化碳排放2030年左右达峰也就有了基础。
第三，调整能源结构。在我国，煤炭占绝对优势。但是要力争使煤炭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逐步下降，也就是煤炭消费总量和绝对量不再增加。如果煤炭不达峰，二氧化碳则无法达峰。因为二氧化碳排放的主要来源是煤炭和石油，这两者达峰后，二氧化碳才有可能达峰。
中国报道：近期世界气象组织发布报告指出，2014年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浓度又创新高，您认为我们应该如何处理低碳发展与经济的关系？
杜祥琬：中国发展模式向低碳转型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近年来，中国做了一些低碳的实践，主动调整经济结构，并在全国进行低碳试点。实践证明，走低碳道路并没有影响中国经济的发展，反而有利于产业经济发展的质量。
国际上，发达国家现代化路径大致有两类：一类是走高碳、高耗能道路的美国和加拿大，一类像欧洲、日本走相对低碳、相对低耗能的道路。事实证明，走低碳之路是能够通向现代化的。新加坡是绿色发展的典型。数据显示，1965年新加坡人均GDP是1500美元，现在是27000美元，而中国的人均GDP是7000美元。新加坡一直是在保护环境中发展。因此，不是不要发展，而是发展什么。我们需要理解中央提出的绿色发展路径。绿色低碳发展是一种新型的发展，而不是不发展，这种观念一定要转变过来。
中国低碳转型的关键是优化能源结构，由传统化石能源向低碳能源转变，高效洁净利用煤炭和石油，并逐步减少比例，发展可再生能源、天然气和核能。
巴黎气候变化大会是全球气候治理进程的关键节点，备受瞩目。而谈判之外的声音也令人振奋，低碳转型已启程。大会期间，本刊记者就中国的绿色低碳发展路径、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态度等问题专访了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主任杜祥琬。
这位经历多次联合国气候谈判的专家，曾是中国工程院副院长，现为中国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主任。
中国报道： “十三五”规划建议中，绿色发展理念成为五大发展理念之一。您认为在中国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应如何理解绿色发展？
杜祥琬：对于新常态，形式上人们往往理解为增速趋缓，实质是中国的发展到了新阶段，需要新的发展方式和发展路径。过去依靠粗放式、高耗能产业的发展来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道路已经难以为继。新的发展路径的实质是更加重视质量的发展。
可以说，提出绿色发展是一种觉悟。也就是不光要有经济增长的数量，而且一定要有新的发展路径，即绿色低碳发展。实际上，应对气候变化与新的发展路径选择是一致的，因为应对气候变化是要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而我国“温室气体排放”和“污染物排放”虽是两个概念，但基本是同根同源。所以，应对气候变化和大气治理是一个工作方向，就是要促进我们走一个新的发展路径。应该说，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创新发展和绿色发展是相互支持的。
中国报道：中国提交的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自主贡献文件（INDC）被认为是雄心勃勃的，请问您作为国家自主贡献文件起草的参与者，制定这样的目标是基于怎样的考虑？
杜祥琬：先说两个数字，一个是二氧化碳排放2030年左右达峰，一个是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0%左右。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能源发展，大家有不同的估计和意见，包括我们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所以，对于这些目标，科技工作者需要反复论证其必要性、可能性，需要把社会发展、能源、环境都考虑进去，才能最终得出结论。
事实上，让中国的老百姓和世界来认识这一目标非常重要。目前，我国单位GDP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近一倍，也就是说，我们的单位GDP能耗过高。现在我国提出到2020年单位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至45%，从目前的情况看，到2020年单位GDP能耗下降将会超过45%。而实际上，即便我们提出的下降60%至65%，也还没有达到国际平均水平。
而我们制定的INDC目标符合中国的利益。中国的自主贡献不是给别人看的，而是我们自身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也是中国应该承担的国际责任。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是相互支持、相互补充的。应该说，对气候变化问题，中国是积极的，也可以说中国的目标是雄心勃勃的，但这也是可行的。
中国报道：您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下，为达到INDC的目标，中国需要作出哪些努力？
杜祥琬：第一，调整产业结构。我国高耗能产业过多，比如水泥、钢铁、电解铝等产能过剩行业。如果再继续靠这些产业来拉动中国经济的增长，最终损害的是我们自己。所以，中央提出要大力削减过剩产能，这说明我们不需要这么多高耗能产业。
作为钢铁第一大省，河北省正面临巨大的削减产能压力。2014年，河北省钢产量近两亿吨。而最近国务院提出的未来五年钢铁行业要压缩总量8000万吨，其中6000万吨削减任务落在河北身上。这6000万吨钢当时发展起来是GDP，现在砍掉也是GDP，这是一种浪费。所以，我们需要调整产业结构。
目前，我们需要发展相对低耗能的第三产业，这样总能耗虽然还会有所增长，但不会像之前那么高。经济还要增长，但经济的内容不一样。通过这种方式，可以降低单位GDP的能耗而增加总的GDP。
第二，要提高能效。一段时期内，煤炭和石油在一次能源结构中的占比会逐步下降，但仍将是主导能源之一。化石能源的高效利用具有重要意义。而现在我们浪费了很多能源，需要在这些方面综合来努力，达到单位GDP能耗下降65%的目标。这样，二氧化碳排放2030年左右达峰也就有了基础。
第三，调整能源结构。在我国，煤炭占绝对优势。但是要力争使煤炭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逐步下降，也就是煤炭消费总量和绝对量不再增加。如果煤炭不达峰，二氧化碳则无法达峰。因为二氧化碳排放的主要来源是煤炭和石油，这两者达峰后，二氧化碳才有可能达峰。
中国报道：近期世界气象组织发布报告指出，2014年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浓度又创新高，您认为我们应该如何处理低碳发展与经济的关系？
杜祥琬：中国发展模式向低碳转型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近年来，中国做了一些低碳的实践，主动调整经济结构，并在全国进行低碳试点。实践证明，走低碳道路并没有影响中国经济的发展，反而有利于产业经济发展的质量。
国际上，发达国家现代化路径大致有两类：一类是走高碳、高耗能道路的美国和加拿大，一类像欧洲、日本走相对低碳、相对低耗能的道路。事实证明，走低碳之路是能够通向现代化的。新加坡是绿色发展的典型。数据显示，1965年新加坡人均GDP是1500美元，现在是27000美元，而中国的人均GDP是7000美元。新加坡一直是在保护环境中发展。因此，不是不要发展，而是发展什么。我们需要理解中央提出的绿色发展路径。绿色低碳发展是一种新型的发展，而不是不发展，这种观念一定要转变过来。
中国低碳转型的关键是优化能源结构，由传统化石能源向低碳能源转变，高效洁净利用煤炭和石油，并逐步减少比例，发展可再生能源、天然气和核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