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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倡議，考驗“試錯成本”
中國內政外交的任何動向，都會牽動全球局勢的發展，而“一帶一路”更是一個對於中國與世界而言的重要倡議。“一帶一路”是習近平主席訪問中亞和印尼之時分別提出來的。“一帶”是指陸上絲綢之路，即從中國到中亞、中東再到歐洲的一條帶狀之路。“一路”則是指海上絲綢之路，沿著海上絲綢之路，發展中國和東南亞、南亞、中東、北非及歐洲各國的經濟合作。其實中國本身的海外貿易早已有之，宋朝時就非常發達，明朝更有鄭和下西洋。今天的“一帶一路”概念則是在不同的時空背景下提出來的。
“一帶一路”倡議，具有中國特色的創意，其影響不僅局限在經濟上，還包括更廣闊範圍的影響。從“一帶一路”倡議的運作來看，中國提出的方式是大國多提供一些，小國也要參與進來，體現出開放、包容、創意的精神。整體過程是互利的，可以說，“一帶一路”倡議改變了經濟全球化模式。過去的經濟全球化方式既創造了財富，但也導致社會分配不公，貧富差距擴大，矛盾叢生。而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則是重點集中在關注基礎設施建設的完善上，強力推動社會經濟發展，擴大受益人群，盡可能地輻射到更多地區與底層民眾，這是一條完全區別於過去經濟全球化的新路徑。
正因為有這樣開放、包容的發展理念，“一帶一路”倡議推行五年來得到了很多國家回應、參與，不少沒有納入“一帶一路”的國家就很著急，希望和中國的“一帶一路”對接。
而今年以來“一帶一路”沿線的部分國家，例如馬來西亞，巴基斯坦等國都出現了政治上的“變天”，外界有不少擔心會影響整體倡議在這些國家的實行，會有政策波動的出現。其實，這需要從兩方面的因素理解，首先，即使這些政府不變天，沒有政治變化，假定這些國家都政治穩定，“一帶一路”本身也需要調整。這個調整，是任何一個政策在執行過程中都可能需要擁有的一個調試時期，如同科學決策一定要考慮到試錯成本，同樣，“一帶一路”倡議在運作五年後也需要調試期，需要考量試錯成本。
當然，沿線國家的政治體制本身就意味著政治上存在變化的可能，而無論是緬甸、馬來西亞等的政治局勢變化都是預期中的事情。當出現變化之時，就必然需要去調整，但變化中的事務，也不能像部分國際媒體那樣去過於誇大。這是很自然現象，西方社會的負面評論較為猛烈，但長久以來西方輿論一直在批評中國，我們本身要平常心看待，不能因為一些批評就不做或者停滯。再加之，在“一帶一路”沿途國家的一些本地NGO，反對黨長期以來或者因為環保、土地、勞工或者因為政治利益的考量而批評中國，這都是很自然的，一個國家面對如此龐大的項目，不可能只存在一種聲音，不同的聲音一定存在。此外，西方一直批評中國在“一帶一路”上的積極作為，但西方自己止步，資本不願意投入到“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所以在面對到國內政治情勢變化的情形之下，無論是緬甸、馬來西亞等多國的領導人會發現經濟發展仍然是他們執政的重點方向，當西方只停留於口頭表達，卻無法實質參與進來之時，這些國家還是會積極與中國展開合作，畢竟中國在推動實實在在的項目與發展，而非一味的“紙上談兵”。
因此，今天理性來看，部分沿線國家並非反對“一帶一路”，而是這個倡議的推行過程中他們對前任政府的做法有所不滿以及對中國部分國有企業的做法無法完全認同，不是反對“一帶一路”本身。事實上，沿線國家對中國這樣一個創意性的倡議的態度是非常正面與積極的。
而這些疑慮、批評的聲浪，正好提醒了中國政府需要針對在海外運作“一帶一路”的做法進行調整。針對西方基於意識形態、政治立場出發進行的批評無需過於在意。而針對當地NGO組織從實際的環保、勞工權益等角度提出的抗議等，就應該積極結合本地力量，對在地的“一帶一路”方式進行重新評估，盡可能地符合在地的合理合法利益，比如對於在地國家基層就業的拉動、環保的評估與管理等，這樣一來，自然可以進一步減輕“一帶一路”在運作上的阻力。而這個調整權，其實也重新相對對等的回到雙方國家手中，更有利於溝通，化解矛盾。
當然中國作為“一帶一路”倡議的主體國家，自身要主動積極調試，展現大國的責任與擔當。早期西方批評中國援助非洲是侵略非洲，他認為中國去到非洲開發建設都是帶著中國自己的工人前往，這並不符合當地利益。而中國在多年的對外援助或者合作中，學習成長的非常迅速，近些年海外投資項目的工人大部分都是當地人，無疑拉動當地就業，也化解了當地民眾對中國的誤解與敵意。再例如環保問題，早期中國在經濟發展過程中並不注重環保，但是中國自己本身現在非常注重環保，尤其“十八大”之後環保成為重點考核指標，因此中國在海外推動“一帶一路”也同樣開始關注環保，注重環境的持續發展，所以客觀來看，在地國家提出的聲音，哪怕是有些反對聲音，對中國後續調整政策是有助益的。
中美博弈，不如攜手合作
談及“一帶一路”倡議受到的外部因素影響，不得不看到目前變化迅速的國際形勢，尤其是在中美貿易戰的這樣一個激烈博弈的格局之中。
實際上，中美貿易戰並非一般意義上的貿易戰，而是技術冷戰。目前幾個月來，中美貿易協定初步達成又被撕毀，各種復談的傳聞甚囂塵上，但其實對前景不要太樂觀，從目前的全球態勢來看，中國技術領域尤其高端科技交流與發展會遭受越來越多的全球性障礙。
而要了解貿易衝突可能的影響，必須觀察到現在的美國政府角色分成兩種，一種是商人政府，一種是軍人政府。商人政府希望搞貿易戰，而軍人政府則是想打冷戰。從歷任美國總統克林頓、布希到如今的特朗普政府，軍人既得利益集團長期存在，並未消失過，中國政府一度忽視了這些對華強硬派的影響力。從目前來看，按照中央政府的回應說法，強調中國會以更開放的政策來反對西方和美國的貿易保護主義。因為，在貿易保護主義盛行的如今，如果中國也複製美式思維進行貿易保護，那原本的貿易摩擦就會從商人邏輯逐漸演化到美國軍人邏輯中去，冷戰甚至是部分的熱戰就有可能重新被醞釀出來。
如果中美摩擦局限在貿易戰領域，即使交手，中國還是可以進行應對，而一旦處理不當，貿易戰演化為冷戰就很棘手。這次的貿易戰，美國現階段目標已經實現，那就是整體西方社會都對中國的高科技領域開始防備與驚覺。當然美國與西方國家的意見也存在不一致的地方，加上美國內部各個利益集團的不一致，民主、共和兩黨中期選情的變化，貿易戰是否出現持續，仍然存在不少變數。 因此，中國以更加開放自信的態度走出去與突破的思維是值得嘗試的，尤其是在“一帶一路”的推行過程中。近來，特朗普通過社交媒體對於“一帶一路”多有指責，更臆測中國推動此倡議懷抱軍事企圖。其實要知道“一帶一路”不是零和遊戲，其本身就是一個開放概念，中國一直都歡迎美國、日本等國加入進來共同推動，當然美日等國是否加入自然是中國不能代替決定的。
第二，如果美國參與“一帶一路”建設，中美間的經濟競爭也不是零和，而是在理性的競爭中制定出更加好的政策，對與雙方乃至多方都有益處，雙方都強調經濟必然是良性發展趨勢，但如果中國強調經濟，美國強調軍事，那就比較麻煩。
有個很好的案例可以佐證，早前中國尋求與東盟國家的合作，推動自由貿易區發展。後來，日本加入，而後韓國又跳出來，如今成為“10+3”模式，良性地推動區域的自由貿易，對於參與其中的多方都是有幫助的。
因此從經濟的角度來看，中國樂於開放合作，也歡迎西方來一道參與建設。而從軍事的角度來臆測中國的意圖，其實這是西方基於自身經驗的判斷。例如鴉片戰爭，西方用槍炮打開中國的大門，西方的思維與行為模式長期有規律可循：也就是“資本走到哪里，軍隊就跟到哪裏”，而這種模式在中國並不存在，中國改革開放40年，除了維和部隊，中國軍隊從沒有伴隨著侵略去打開一國的市場或者介入國際紛爭。因此西方用自己的歷史經驗與邏輯來“理解”中國。
當然，另一方面中國自己也沒有解釋清楚，中國政府尤是宣傳部門要負責。過去很長的一段時間，中國政府進行過度宣傳，一個好的倡議在宣傳的角度變相被演繹成了“國際戰略”，確實有些高調，讓其他國家誤以為中國推出一個好像要統治全球的戰略，反而被西方抓住辮子，錯誤解讀。因此整體“一帶一路”不僅在實際行為上需要調整，話語也需調整，無需過度吹捧，立足經濟，正面理性宣導，尤其在宣傳與溝通的詞令與方式之上。
港澳定位，敢於“破”“立”
倡議推動五周年，不僅內地在熱議相關話題，港澳也進行了一系列的研討活動或者紀念活動，但從這五年港澳實際的行動與成效來看，似乎有“雷聲大雨點小”的感覺，港澳自身定位也不是很清楚。過去我曾在澳門談及，如果“一帶一路”加上如今的大灣區規劃，實際上對於港澳而言是一個新的定位。
港澳自身的定位為何？實際上，回歸以後，港澳基本上沒有了自己的工業、製造業等產業，工業、製造業等都轉移到珠江三角洲或其他地區。目前，港澳兩地的產業都非常單一，是否能藉此機會，真正與大灣區進行區域融合呢？而針對“一帶一路”，如果單單是香港澳門本身來推動“一帶一路”，畢竟經濟總量太小，無法持續支持。澳門設立的中國與葡語國家的論壇很有成效，但仍然主要是一個溝通平臺，因此，真正要做起來，還需要經濟實體的支持，一旦港澳將自身優勢結合大灣區，那整體經濟總量就很大，無論是航空、船運、人員往來就能夠順利被帶起。
不可諱言，要理清港澳在“一帶一路”與大灣區中的定位，必須看到兩方面。對於既得利益而言，自然希望不變動，維持現有格局。而對於新的利益可能受益者而言，又希望盡快打破現有的固定格局或者悶局，找到新的契機。這是一個博弈的情勢，但更要從長遠與大的格局來看，在一國兩制的框架下，港澳與大灣區真正整合成功，就成為一個大的經濟平臺，一個堪比世界級的經濟平臺與一個超大型的南方共同市場，同時也會成為制度現代化的一個新平臺，這些在經濟發展、制度創新層面都深具意義。因此，對於港澳不同利益階層或者團體的人，應該將自己放在一個更大的格局，來尋求突破，不能固步自封或者停滯不前，畢竟機遇在眼前，如果不把握，自然不進則退。
調整話語，打造新樣板
回首來看，“一帶一路”的五年成果不能說不大。現在在中國的外交政策上、在國際關係領域“一帶一路”毫無疑問成為了關鍵字，無論是在拉丁美洲、美洲、歐洲、亞洲，“一帶一路”都成為一個外交辭彙，這是很大的突破。中國在“一帶一路”倡議實踐中改進空間更大，未來美國、西方社會會繼續批評，但是他們自身不會去做，還是要中國來推動，因此“一帶一路”的前途是很好的，只是經過五年的週期，我們進入了一個重點的“反思調整期”，不是為了否定從前，而是希望未來做得更好。不難發現，現今東南亞多國都在積極肯定“一帶一路”，尤其是當西方越來越負面，卻又不能實際行動幫助他們時，這些國家自身就會判斷誰是在行動，誰是在批評過度，最終對於“批評者”反而是不利的。
因此，“一帶一路”的前景是好的，我們樂觀以待，同時更希望“一帶一路”在發展之中成為引領新型經濟全球化的樣板，以及區域合作乃至全球合作的重要平臺。
中國內政外交的任何動向，都會牽動全球局勢的發展，而“一帶一路”更是一個對於中國與世界而言的重要倡議。“一帶一路”是習近平主席訪問中亞和印尼之時分別提出來的。“一帶”是指陸上絲綢之路，即從中國到中亞、中東再到歐洲的一條帶狀之路。“一路”則是指海上絲綢之路，沿著海上絲綢之路，發展中國和東南亞、南亞、中東、北非及歐洲各國的經濟合作。其實中國本身的海外貿易早已有之，宋朝時就非常發達，明朝更有鄭和下西洋。今天的“一帶一路”概念則是在不同的時空背景下提出來的。
“一帶一路”倡議，具有中國特色的創意，其影響不僅局限在經濟上，還包括更廣闊範圍的影響。從“一帶一路”倡議的運作來看，中國提出的方式是大國多提供一些，小國也要參與進來，體現出開放、包容、創意的精神。整體過程是互利的，可以說，“一帶一路”倡議改變了經濟全球化模式。過去的經濟全球化方式既創造了財富，但也導致社會分配不公，貧富差距擴大，矛盾叢生。而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則是重點集中在關注基礎設施建設的完善上，強力推動社會經濟發展，擴大受益人群，盡可能地輻射到更多地區與底層民眾，這是一條完全區別於過去經濟全球化的新路徑。
正因為有這樣開放、包容的發展理念，“一帶一路”倡議推行五年來得到了很多國家回應、參與，不少沒有納入“一帶一路”的國家就很著急，希望和中國的“一帶一路”對接。
而今年以來“一帶一路”沿線的部分國家，例如馬來西亞，巴基斯坦等國都出現了政治上的“變天”，外界有不少擔心會影響整體倡議在這些國家的實行，會有政策波動的出現。其實，這需要從兩方面的因素理解，首先，即使這些政府不變天，沒有政治變化，假定這些國家都政治穩定，“一帶一路”本身也需要調整。這個調整，是任何一個政策在執行過程中都可能需要擁有的一個調試時期，如同科學決策一定要考慮到試錯成本，同樣，“一帶一路”倡議在運作五年後也需要調試期，需要考量試錯成本。
當然，沿線國家的政治體制本身就意味著政治上存在變化的可能，而無論是緬甸、馬來西亞等的政治局勢變化都是預期中的事情。當出現變化之時，就必然需要去調整，但變化中的事務，也不能像部分國際媒體那樣去過於誇大。這是很自然現象，西方社會的負面評論較為猛烈，但長久以來西方輿論一直在批評中國，我們本身要平常心看待，不能因為一些批評就不做或者停滯。再加之，在“一帶一路”沿途國家的一些本地NGO，反對黨長期以來或者因為環保、土地、勞工或者因為政治利益的考量而批評中國，這都是很自然的，一個國家面對如此龐大的項目，不可能只存在一種聲音，不同的聲音一定存在。此外，西方一直批評中國在“一帶一路”上的積極作為，但西方自己止步，資本不願意投入到“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所以在面對到國內政治情勢變化的情形之下，無論是緬甸、馬來西亞等多國的領導人會發現經濟發展仍然是他們執政的重點方向，當西方只停留於口頭表達，卻無法實質參與進來之時，這些國家還是會積極與中國展開合作，畢竟中國在推動實實在在的項目與發展，而非一味的“紙上談兵”。
因此，今天理性來看，部分沿線國家並非反對“一帶一路”，而是這個倡議的推行過程中他們對前任政府的做法有所不滿以及對中國部分國有企業的做法無法完全認同，不是反對“一帶一路”本身。事實上，沿線國家對中國這樣一個創意性的倡議的態度是非常正面與積極的。
而這些疑慮、批評的聲浪，正好提醒了中國政府需要針對在海外運作“一帶一路”的做法進行調整。針對西方基於意識形態、政治立場出發進行的批評無需過於在意。而針對當地NGO組織從實際的環保、勞工權益等角度提出的抗議等，就應該積極結合本地力量，對在地的“一帶一路”方式進行重新評估，盡可能地符合在地的合理合法利益，比如對於在地國家基層就業的拉動、環保的評估與管理等，這樣一來，自然可以進一步減輕“一帶一路”在運作上的阻力。而這個調整權，其實也重新相對對等的回到雙方國家手中，更有利於溝通，化解矛盾。
當然中國作為“一帶一路”倡議的主體國家，自身要主動積極調試，展現大國的責任與擔當。早期西方批評中國援助非洲是侵略非洲，他認為中國去到非洲開發建設都是帶著中國自己的工人前往，這並不符合當地利益。而中國在多年的對外援助或者合作中，學習成長的非常迅速，近些年海外投資項目的工人大部分都是當地人，無疑拉動當地就業，也化解了當地民眾對中國的誤解與敵意。再例如環保問題，早期中國在經濟發展過程中並不注重環保，但是中國自己本身現在非常注重環保，尤其“十八大”之後環保成為重點考核指標，因此中國在海外推動“一帶一路”也同樣開始關注環保，注重環境的持續發展，所以客觀來看，在地國家提出的聲音，哪怕是有些反對聲音，對中國後續調整政策是有助益的。
中美博弈，不如攜手合作
談及“一帶一路”倡議受到的外部因素影響，不得不看到目前變化迅速的國際形勢，尤其是在中美貿易戰的這樣一個激烈博弈的格局之中。
實際上，中美貿易戰並非一般意義上的貿易戰，而是技術冷戰。目前幾個月來，中美貿易協定初步達成又被撕毀，各種復談的傳聞甚囂塵上，但其實對前景不要太樂觀，從目前的全球態勢來看，中國技術領域尤其高端科技交流與發展會遭受越來越多的全球性障礙。
而要了解貿易衝突可能的影響，必須觀察到現在的美國政府角色分成兩種，一種是商人政府，一種是軍人政府。商人政府希望搞貿易戰，而軍人政府則是想打冷戰。從歷任美國總統克林頓、布希到如今的特朗普政府，軍人既得利益集團長期存在，並未消失過，中國政府一度忽視了這些對華強硬派的影響力。從目前來看，按照中央政府的回應說法，強調中國會以更開放的政策來反對西方和美國的貿易保護主義。因為，在貿易保護主義盛行的如今，如果中國也複製美式思維進行貿易保護，那原本的貿易摩擦就會從商人邏輯逐漸演化到美國軍人邏輯中去，冷戰甚至是部分的熱戰就有可能重新被醞釀出來。
如果中美摩擦局限在貿易戰領域，即使交手，中國還是可以進行應對，而一旦處理不當，貿易戰演化為冷戰就很棘手。這次的貿易戰，美國現階段目標已經實現，那就是整體西方社會都對中國的高科技領域開始防備與驚覺。當然美國與西方國家的意見也存在不一致的地方，加上美國內部各個利益集團的不一致，民主、共和兩黨中期選情的變化，貿易戰是否出現持續，仍然存在不少變數。 因此，中國以更加開放自信的態度走出去與突破的思維是值得嘗試的，尤其是在“一帶一路”的推行過程中。近來，特朗普通過社交媒體對於“一帶一路”多有指責，更臆測中國推動此倡議懷抱軍事企圖。其實要知道“一帶一路”不是零和遊戲，其本身就是一個開放概念，中國一直都歡迎美國、日本等國加入進來共同推動，當然美日等國是否加入自然是中國不能代替決定的。
第二，如果美國參與“一帶一路”建設，中美間的經濟競爭也不是零和，而是在理性的競爭中制定出更加好的政策，對與雙方乃至多方都有益處，雙方都強調經濟必然是良性發展趨勢，但如果中國強調經濟，美國強調軍事，那就比較麻煩。
有個很好的案例可以佐證，早前中國尋求與東盟國家的合作，推動自由貿易區發展。後來，日本加入，而後韓國又跳出來，如今成為“10+3”模式，良性地推動區域的自由貿易，對於參與其中的多方都是有幫助的。
因此從經濟的角度來看，中國樂於開放合作，也歡迎西方來一道參與建設。而從軍事的角度來臆測中國的意圖，其實這是西方基於自身經驗的判斷。例如鴉片戰爭，西方用槍炮打開中國的大門，西方的思維與行為模式長期有規律可循：也就是“資本走到哪里，軍隊就跟到哪裏”，而這種模式在中國並不存在，中國改革開放40年，除了維和部隊，中國軍隊從沒有伴隨著侵略去打開一國的市場或者介入國際紛爭。因此西方用自己的歷史經驗與邏輯來“理解”中國。
當然，另一方面中國自己也沒有解釋清楚，中國政府尤是宣傳部門要負責。過去很長的一段時間，中國政府進行過度宣傳，一個好的倡議在宣傳的角度變相被演繹成了“國際戰略”，確實有些高調，讓其他國家誤以為中國推出一個好像要統治全球的戰略，反而被西方抓住辮子，錯誤解讀。因此整體“一帶一路”不僅在實際行為上需要調整，話語也需調整，無需過度吹捧，立足經濟，正面理性宣導，尤其在宣傳與溝通的詞令與方式之上。
港澳定位，敢於“破”“立”
倡議推動五周年，不僅內地在熱議相關話題，港澳也進行了一系列的研討活動或者紀念活動，但從這五年港澳實際的行動與成效來看，似乎有“雷聲大雨點小”的感覺，港澳自身定位也不是很清楚。過去我曾在澳門談及，如果“一帶一路”加上如今的大灣區規劃，實際上對於港澳而言是一個新的定位。
港澳自身的定位為何？實際上，回歸以後，港澳基本上沒有了自己的工業、製造業等產業，工業、製造業等都轉移到珠江三角洲或其他地區。目前，港澳兩地的產業都非常單一，是否能藉此機會，真正與大灣區進行區域融合呢？而針對“一帶一路”，如果單單是香港澳門本身來推動“一帶一路”，畢竟經濟總量太小，無法持續支持。澳門設立的中國與葡語國家的論壇很有成效，但仍然主要是一個溝通平臺，因此，真正要做起來，還需要經濟實體的支持，一旦港澳將自身優勢結合大灣區，那整體經濟總量就很大，無論是航空、船運、人員往來就能夠順利被帶起。
不可諱言，要理清港澳在“一帶一路”與大灣區中的定位，必須看到兩方面。對於既得利益而言，自然希望不變動，維持現有格局。而對於新的利益可能受益者而言，又希望盡快打破現有的固定格局或者悶局，找到新的契機。這是一個博弈的情勢，但更要從長遠與大的格局來看，在一國兩制的框架下，港澳與大灣區真正整合成功，就成為一個大的經濟平臺，一個堪比世界級的經濟平臺與一個超大型的南方共同市場，同時也會成為制度現代化的一個新平臺，這些在經濟發展、制度創新層面都深具意義。因此，對於港澳不同利益階層或者團體的人，應該將自己放在一個更大的格局，來尋求突破，不能固步自封或者停滯不前，畢竟機遇在眼前，如果不把握，自然不進則退。
調整話語，打造新樣板
回首來看，“一帶一路”的五年成果不能說不大。現在在中國的外交政策上、在國際關係領域“一帶一路”毫無疑問成為了關鍵字，無論是在拉丁美洲、美洲、歐洲、亞洲，“一帶一路”都成為一個外交辭彙，這是很大的突破。中國在“一帶一路”倡議實踐中改進空間更大，未來美國、西方社會會繼續批評，但是他們自身不會去做，還是要中國來推動，因此“一帶一路”的前途是很好的，只是經過五年的週期，我們進入了一個重點的“反思調整期”，不是為了否定從前，而是希望未來做得更好。不難發現，現今東南亞多國都在積極肯定“一帶一路”，尤其是當西方越來越負面，卻又不能實際行動幫助他們時，這些國家自身就會判斷誰是在行動，誰是在批評過度，最終對於“批評者”反而是不利的。
因此，“一帶一路”的前景是好的，我們樂觀以待，同時更希望“一帶一路”在發展之中成為引領新型經濟全球化的樣板，以及區域合作乃至全球合作的重要平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