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在文学观上，莫言和沈从文都坚持文学创作的人性原则，把作品的人性含量作为评价作品的重要标准，承认文学对社会人生有积极作用，强调深入生活、贴近人生对作家创作的重要性，把个性化视为作品的生命力所在。与莫言对作家的社会地位和文学的功能持一种理性的看法相比，沈从文对此的评价更高也更为自信，沈从文强调文学的主要功能是对生命向上的引导，“生活”在莫言那里主要是指具体的世俗生活，在沈从文那里则指向抽象的“生命”，莫言认为个性化主要表现在“语言”上，沈从文则认为个性化主要表现在“恰当”上。从总体上看，以生命介入文学的创作方式，是沈从文和莫言文学观中最富有启示意义的地方，同时也是二者的作品具有长久生命力的关键所在。
[关键词]莫言;沈从文;文学观;生命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莫言与沈从文乡土小说比较研究”（15XZW030）。
[作者简介]魏家文（1970-），男，文学博士，贵州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教授（贵阳550025）。
莫言是一位潜心创作无意于建构理论的作家，莫言曾很谦虚地说自己没有能力把自己的小说观念用语言清晰地表达出来，莫言说：“真要逼我写小说创作谈也只好胡言乱语，说一些似是而非、模棱两可，我自己也不知道就里的话。”
莫言：《小说的气味》，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3年，第171页。尽管莫言认为自己缺乏建构理论的能力，对当下流行的各种批评理论持一种敬而远之的态度，但我们从莫言诸多的随笔、创作谈、演讲中发现，莫言对文学的看法与专业理论家相比毫不逊色，其文学观既有来自对自己创作经验的总结，也有来自对其他作家创作经验的领悟。在从事文学批评时，莫言主要“通过体验而非先验的方式、寓言化而非学理化的风格”
彭宏、樊星：《回归传统造就大师的批评——论莫言的文学批评》，《江汉论坛》2018年第12期。，将批评者的心灵世界和作者的心靈世界连结在一起，凸显了作为创作型批评家的大师气度。
与莫言相比，沈从文对文学理论的建构表现出更多的自觉追求，沈从文不仅热衷于文学创作，而且热衷于建构自己的文学理论，沈从文除了在创作中积极践行自己的文学主张外，还撰写了大量至今仍具有启示意义的有关现代作家的评论文章。莫言和沈从文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具有世界声誉的作家（沈从文曾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莫言则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对二者文学观的比较研究有助于发现二者之间的契合与背离之处，这对深化对莫言与沈从文之间创作关联的认识、总结传承二者的创作经验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文学与人性
文学是人学，这就要求作家在创作时要把人的情感、人的命运作为关注的主要对象，英国小说家福斯特指出：“小说中强烈充沛的人性特质是无可避免的。”
[英]福斯特：《小说面面观》，苏炳文译，广州：花城出版社，1981年，第18页。福斯特认为一部小说如果缺乏人性，那它只能是一堆没有生命的文字。从总体上看，沈从文的创作不是从写实的角度去反映一般的世情世相，而是用写意的手法表达他对“人生向上的憧憬”的单纯理想。因此，沈从文在创作时关注的重点是人性中的各种纠纷，无论是对乡下人自然人性的赞美，还是对城市人异化人性的批评，都体现了沈从文对人性问题的关注。与同时代作家相比，沈从文不太关注现实生活中的种种纷争，而是专注于自己希腊小庙的建造，沈从文明确指出：“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
沈从文：《习作选集代序》，《沈从文全集》第9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2页。沈从文宣称他的目的在于通过自己的创作，启发读者去追求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
沈从文：《习作选集代序》，《沈从文全集》第9卷，第5页。。
莫言继承了沈从文的人性原则，认为“好的艺术作品，除了具有鲜明的地区性和民族性外，还必须有艺术的共性。这种共性的基础就是人的基本情感。”
莫言：《只有交流，才能进步》，《用耳朵阅读》，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年，第177页。莫言所说的人的基本情感实际上就是人性，因此，即使在那些具有强烈的现实批判色彩的作品中，莫言也尽可能将之上升到对人性之谜的探寻。具体而言，莫言主张作家在创作时应该超越狭隘的功利观念和道德义愤的局限，将写实性的小说上升到象征层面，以人性探寻作为作品的旨归，只有这样的作品才是好作品。比如，读者通常把《酒国》视为一部反腐小说，但莫言明确指出：“《酒国》里的象征意义还不光是指腐败现象，也描写了人类共同存在的阴暗的心理和病态的现象，对食物的需求已经远远超出了身体的需要的程度。”
莫言：《大江健三郎与莫言在中国》，《碎语文学》，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年，第51页。与《酒国》类似，《四十一炮》同样是一部现实感极强的小说，小说讲述了一个村庄在1990年代兴起的商业化浪潮中通过卖注水肉发家致富的故事，题材本身的现实批判性显而易见，但莫言并没有把它写成一部纯粹的社会批判小说，而是将之上升到对人性之谜的探寻。莫言认为这篇小说最得意的地方是小说的叙事是在虚与实两个层面上穿梭游弋，这种独特的叙事手法使得小说的意蕴得以在多个层面展开，正如莫言所说：“这里边自然包括我对社会生活中丑恶现象的批判，对人的贪婪欲望的批评，对人性之软弱的理解和同情，也有对美好情感的赞美和向往。小说写到了中国的现实，也涉及到了中国的历史，但我最想让读者知道的是人在混乱的时代里的堕落与升华。”
莫言：《说不完的话》，《会唱歌的墙》，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年，第366页。由于小说具有多重阐释的可能性，因此该小说被学者吴义勤赞誉为当代乡土小说中的杰作，是“一部光芒四射的小说”
吴义勤：《有一种叙述叫“莫言叙述”——评长篇小说〈四十一炮〉》，《文艺报》2003年7月22日。。
除了坚持文学创作的人性原则外，沈从文还把作品的人性含量作为评价作品的重要标准：“一个伟大作品，总是表现人性最真切的欲望。” 沈从文：《给志在写作者》，《沈从文全集》第17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413页。值得注意的是，沈从文认为作家在创作时不仅要坚持人性原则，而且要通过对“人性”的描写引导人的生命超越动物性的本能，“这种激发生命离开一个普通动物人生观，向抽象发展与追求的兴趣或意志，恰恰是人类一切进步的象征。”
沈从文：《短篇小说》，《沈从文全集》第16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494页。出于对理想人性的追慕，沈从文在创作《边城》时，尽管他已经意识到边城的没落不可避免，但他并没有放弃自己的理想，而是坚持“《边城》中人物的正直和热情，虽然已经成为过去了，应当还保留些本质在年青人的血里和梦里。”
沈从文：《长河·题记》，《沈从文全集》第10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5页。尽管沈从文在创作《边城》的过程中有一次不太愉快的回乡经历，现实故乡与理想故乡之间的巨大反差让沈从文倍感失落，但当沈从文回到北京续写《边城》时，沈从文还是尽力避免时代的喧嚣对自己创作的影响，坚持把《边城》这部“最后一首抒情诗”写完。
在文学评价的标准上，莫言与沈从文的看法相似，莫言说：“我们只有写了普遍的永恒的人性，我们的作品才可能走向世界，才可能变成世界文学的一部分。”
莫言：《试论当代文学创作中的十大关系》，《用耳朵阅读》，第219页。在描写人类的共同情感时，莫言强调作家应当站在人类的立场而不是站在国家或者民族的立场上，这样写出来的小说才能引起不同民族、不同国家读者的共鸣，并被他们接受，莫言所说的人类共同的情感实际上就是人性。与沈从文对文学理想性的执着追求不同，莫言在创作初期对文学的理想性持一种保留态度，莫言认为文学作品不是唱赞歌的工具，一个有良知和勇气的作家的主要职责是揭示社会的不公正和人类心灵深处的阴暗面，“只有正视生活中的和人性中的黑暗和丑恶，才能彰显光明与美好，才能使人们透过现实的黑暗云雾看到理想的光芒。”
莫言：《我的文學历程》，《用耳朵阅读》，第195页。因此，莫言的作品中不乏对现实丑陋和人性恶的大胆揭示，这就导致部分批评家批评莫言的创作没有表现出理想主义倾向，有违诺奖的初衷，比如评论家李建军就认为莫言的作品缺乏诺贝尔在其遗嘱中所说的“理想倾向”。实际上，莫言在创作时并没有排斥文学的理想性，而是以一种特殊的形式表现出来，对人的生命力的赞美、对人性的深刻解剖、宣扬人应该成为自己命运主人的观点都体现了莫言对理想主义的个性化认同，莫言研究专家张志忠教授将之总结为“生命的理想主义”和“生命的英雄主义”
张志忠：《莫言与中国当代文学的理想性之三思》，《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到了后期，随着思想认识的逐渐深化，莫言开始对文学的理想性持一种肯定的态度，这从莫言的文学态度上可以看出来，莫言说：“我所持的态度是，所谓文学，很幸运是显示对人的希望，对人类社会的信赖为终结的，是让故事圆满结束的。”
莫言：《大江健三郎与莫言在中国》，《碎语文学》，第30页。
二、作家的地位与文学的功能
作家的地位与文学的功能密切相关，作家对自身社会身份的定位常常影响到他对文学功能的看法。与多数作家成名后急于摆脱自己的“农民”身份不同，莫言认为自己骨子里始终是农民，“莫言的可贵之处在于，不论是在获诺奖前还是在获诺奖后，莫言从不忌讳自己的‘农民’身份。”
魏家文：《莫言与路遥的劳动叙事比较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0年第3期。这种独特的身份认同使得莫言能够以平等的身份、带着对乡村强烈的认同感去亲近乡村。因此，当莫言成为著名作家后，他公开宣称自己崇尚的是“作为老百姓写作”而不是“为老百姓写作”，因为在莫言看来：“作为老百姓写作者，无论他是小说家、诗人还是剧作家，他的工作，与社会上的民间工匠没有本质的区别。”
莫言：《文学创作的民间资源——在苏州大学“小说家讲坛”上的讲演》，《当代作家评论》2002年第1期。正因为莫言把作家视为老百姓中的一员，所以莫言能以理性的眼光看待作家的地位和文学的功能，认为当科学越来越发达、老百姓的生活越来越富裕后，作家的社会地位和文学的作用会逐渐淡化。与那些自视为社会精英的作家相比，现实生活中的莫言始终是一个谦逊的人，即使在获得诺奖后也能保持一颗平常的心，这不仅与莫言的人品有关，同时也与莫言对作家地位的清醒认识有关。
与莫言相比，沈从文对作家社会地位的评价更高、也更为自信。沈从文认为文学家和政治家各有所长、没有高下之分：“一个文学家，或一个政治家，实各有其伟大庄严处。”沈从文：《一种新的文学观》，《沈从文全集》第17卷，第171页。不仅如此，沈从文认为文学家所从事的工作更为重要，究其原因在于，沈从文认为政治家改造的是外部世界，文学家改造的是人的内在精神世界，相比改造外部世界，人的内在精神世界改变的难度与意义更大。沈从文认为好的作品能够激发人的生命离开一个动物人生观，进而促进人类社会的进步，而政治家的工作不一定带来人类的进步，因此沈从文认为文学家的贡献更大。不仅如此，沈从文认为文学在改变人的精神方面有自己的优势：“‘国民道德’的重铸实需要文学作品处理，也惟有伟大文学家，始可胜此伟大任务。”
沈从文：《一种新的文学观》，《沈从文全集》第17卷，第173页。
在文学的功能上，莫言肯定文学对改变社会人生的积极作用，这与莫言对文学与现实关系的认识有关。莫言认为作家由于事实上无法割裂与现实的关系，因此他在创作时不可避免要受到他所处时代的限制，即使在创作历史题材小说时也不例外，莫言明确指出：“作家与现实的关系是难以摆脱的，任何一个作家的创作都不可能不受到时代的局限或者影响。”
莫言：《与王尧长谈》，《碎语文学》，第221页。尽管莫言对文学直接介入现实的写法并不赞同，但莫言并没有放弃艺术家的良知和社会责任感，在莫言眼中，“古今中外，那些积极干预社会、勇敢地介入政治的作品，以其强烈的批判精神和人性关怀，更能成为一个时代的鲜明的文学坐标，更能引起千百万人的强烈共鸣发生巨大的教化作用。” 莫言：《大江健三郎先生给我们的启示》，《用耳朵阅读》，第183页。作为一个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作家，莫言常常用严肃的态度、真挚的情感大胆揭示社会底层的苦难与抗争，这就使得他的作品表现出博大的人道主义情怀和强烈的批判色彩。
小说《天堂蒜薹之歌》是莫言根据1986年发生在山东苍山县的一起民变写成。当地的农民响应县政府的号召种蒜薹喜获丰收，地方官员的不作为和名目繁多的税收导致蒜薹滞销，农民要求政府出面解决问题遭到拒绝后，愤怒的蒜农包围打砸县政府，酿成了震惊全国的“蒜薹事件”。莫言不仅详细讲述了事情的前因后果，还借解放军炮兵学院马列主义教研室正营职教员之口在法庭上为农民的行为辩护：“我认为，被告人高马高呼‘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官僚主义！’是农民觉醒的进步表现，并不构成反革命煽动罪！难道贪官污吏不该被打倒？难道官僚主义不该反对？！”
莫言：《天堂蒜薹之歌》，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年，第341页。其他与现实关系紧密的作品，如《四十一炮》《蛙》《酒国》《红树林》《生死疲劳》等小说都体现了莫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与莫言相比，沈从文虽然承认文学的社会功能，但沈从文强调的是优秀的作品对生命的启示意义：“一个好的作品，照例会使人觉得在真美感觉以外，还有一种引人‘向善’的力量。”
沈从文：《短篇小说》，《沈从文全集》第16卷，第493页。“向善”在沈从文那里不是指向道德层面的“做好人”的理想，而是希望读者能通过作品接触到另外一种人生，从阅读中得到生命的启示，进而加深对“生命”的理解。沈从文认为文学在发挥自己的作用时不是靠外在的强制力量，而是靠自身的吸引力，文学作品只有写得“美”，才能发挥对读者生命的引导作用。除了强调优秀作品对生命的启示意义外，沈从文还从生命发展的客观进程中领悟到，变化、矛盾、毁灭是生命的常态，如果生命凝固就意味着生命的停滞或死亡。尽管肉体的生命终将毁灭，但艺术家可以将自己的生命转化为文字、音符、节奏等特殊形式或形态，“形成生命另外一种存在和延续，通过长长的时间，通过遥远的空间，让另外一时另一地生存的人，彼此生命流注，无有阻碍。”
沈从文：《抽象的抒情》，《沈从文全集》第16卷，第527页。由此可见，在沈从文眼中，写作不仅仅是一种谋生的手段，而且是一种延续“生命”的手段，当沈从文把作家的创作提高到生命重造的高度时，沈从文得以从死亡的恐惧中解脱出来，以积极进取的姿态迎接人生中的种种挑战，这也是沈从文能成一代大家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生活与生命
莫言和沈从文都强调深入生活、贴近人生对作家创作的重要性，但二者对生活与创作之间关系的认识存在差异。莫言在总结自己的创作经验时，把自己早年的乡村生活视为自己写作的源泉所在，莫言说：“我能不断写作，没有枯竭之惑，农村二十年给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莫言：《与王尧长谈》，《碎语文学》，第166页。这一经验不是源自抽象的文学理论，而是来自于莫言丰富的农村生活经验。莫言在小学五年级时就因为发表“反动”言论被开除回村参加劳动，因为年龄太小被生产队长安排去放牛，十四岁时被派到泄洪闸工地帮打铁匠拉风箱，后来莫言将这段经历写进了《透明的红萝卜》。在正式成为一名大队社员后，莫言和本大队的社员一起参加了修建济青公路、胶莱水利工地的劳动。在当农民期间，耕、锄、薅、割等农活莫言样样都干，而且干得十分出色。由于当时农村实行的是严格的集体化管理模式，莫言和大队社员一年之中除了刮风下雨、除夕过年外，必须天天出工。这段独特的人生经历使得莫言认为自己骨子里是个“农民”，这种流淌在骨子里的对自身“农民”身份的認同感，使得莫言在面对农民的日常生活和情感世界时毫无违和感。在这种质朴情感的引领下，莫言在创作时“更愿意回到农民生活的本真状态和原初经验来展开文学写作”
张闳：《莫言小说中的乡村世界与文学地理学》，《关东学刊》2020年第4期。。对农村人事的熟悉，使得莫言的乡土小说显示出源自生活本身的泥土气息。在成为一名作家后，莫言从自己的创作中领悟到深入生活对作家创作的重要性：“作家只有贴近生活，文学才能打动读者;和尚只有身在红尘，佛教才能深入人心。”
莫言：《你是一条鱼》，《会唱歌的墙》，第223页。成名后的莫言反思自己早期作品不成熟的原因在于把文学视为宣传政策的工具，为了配合政治任务编造虚假故事，由于对所写的生活缺乏切身的体验，导致写作的过程非常艰难，莫言说自己在写作时几乎是一个字一个字地往外挤。当莫言在解放军艺术学院读到福克纳和马尔克斯的小说后终于意识到，写自己熟悉的家乡也能创造出一块属于自己的文学新天地，“高密东北乡”就是莫言以自己的家乡为蓝本建构起来的文学王国。
沈从文同样强调深入生活、贴近人生对作家创作的重要性：“伟大文学作品条件必贴近人生，透澈了解人生，用直率而单纯的心与眼，从一切生活中生活过来的人，才有希望写作这种作品。”
沈从文：《真俗人与假道学》，《沈从文全集》第17卷，第237页。与莫言相似，沈从文在走上文学创作之路前没有受过专门的写作训练，在创作之初遭受了多次投稿被拒的打击，但沈从文凭借坚忍不拔的毅力，通过长时间的写作，终于让自己的作品得到读者的认可，这一成就的取得不仅靠沈从文的不懈努力，更重要的是早年的湘西生活为他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写作素材。
尽管莫言和沈从文都强调深入生活、贴近人生对作家创作的重要性，但二者之间还是存在明显的差异，主要表现在对“生活”的理解上。从字面意义上看，“生活”主要是指向人的物质生活层面，而“生命”主要是指向人的精神生活层面。以此观之，莫言笔下的“生活”更多指向的是具体的世俗“生活”，沈从文笔下的“生活”更多指向的是抽象的“生命”。因此，沈从文认为作家在创作时不是写眼见的状态，而是应该从自己的生命体验出发，调动自己的全部官能去拥抱眼前的生活，“用各种官能向自然中捕捉各种声音，颜色，同气味，向社会中注意各种人事……把各样官能同时并用，来产生一个‘作品。’” 沈从文：《〈幽僻的陈庄〉题记》，《沈从文全集》第16卷，第331页。沈从文在《学习写作》一文中回答读者如何学习写作时，结合自己的创作体会对此进行了详细说明，沈从文强调一个人在开始写作时，首先要从社会那本大书上学习人生，并且要深入各种各样的生活中积累不同的生命体验，只有经过这一个过程的训练，才会对“人生”究竟是什么东西有自己的领悟，在此基础上开始写作，经过三五年的写作训练后，就定会对自己的写作充满信心，进而创作出自己满意的作品。
与此同时，沈从文不仅强调作家在创作时应该从自己的生命体验出发，而且强调一个作家要想成功，还必须把整个生命投入到文学创作中去。在沈从文眼中，文学创作不是一种普通的职业，而是一种非常艰辛的事业，“唯有人肯把生命作无取价的投资，来寄托一点希望的，方能参加，而不至于中途改辙或短期败北。”
沈从文：《谈文学的生命投资》，《沈从文全集》第17卷，第460页。在《给一个军人》一文中，沈从文说作家想要创作出好的作品首先要耐得住寂寞，这一过程非常漫长，三十年的生命投入只是一个假设，“事实上是应当终生努力，到死为止的。”
沈从文：《给一个军人》，《沈从文全集》第17卷，第328页。
四、文学与个性化
莫言和沈从文对文学的个性化都非常重视，莫言笔下的“高密东北乡”和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都是具有鲜明个性的文学王国，它们的成功不仅得益于题材的魅力，更得益于作家个性化的创作手法。沈从文被同时代人赞为“文体家”，充分说明沈从文在文体上的贡献得到了评论界的广泛认可。与沈从文一样，莫言同样重视文学的个性化，认为一个作家最根本的东西是保持个性化，莫言说鲁迅和沈从文之所以成为现代文学史上青史留名的大家，在文学史上拥有不朽的地位，与二者在“文体”上的贡献有关。
纵观莫言的创作历程可以发现，个性化始终是莫言创作中一以贯之的东西，莫言说：“二十多年，尽管我的文学观念发生了很多变化，但有一点始终是我坚持的，那就是个性化的写作和作品的个性化。”
莫言：《没有个性就没有共性》，《用耳朵阅读》，第136页。不仅如此，莫言还将个性化视为作家的生命力所在，认为“如果一个作家忘掉了个性化，忘掉了作品的个性化追求，那么这个作家是没有太大价值的”
莫言：《试论当代文学创作中的十大关系》，《用耳朵阅读》，第217页。。这就意味着，莫言对个性化的强调，不是为了标新立异，而是把个性化与作家创作的成败联系起来，显示出莫言对个性化的理解已经上升到文学理论的高度。与此同时，莫言还进一步指出，个性化的前提条件是作家能保持思想和人格上的独立性，只有具备了独立的思想和人格，才能说出自己的话和自己想说的话。莫言认为小说是语言的艺术，因此作家在创作时首先要关注的是小说的语言问题，莫言认为个人风格主要体现在语言上，“我们读小说，一下子就可以读出这是鲁迅的，这是张爱玲的，就是从语言做出的判断。”
莫言：《细节与真实》，《用耳朵阅读》，第119页。莫言认为个性化的前提条件是要忠实自己的内心，要做到这一点，作家在创作时必须坚持从自己的生命感觉出发，老老实实地将自己的人生经历和人生体验写出来，只有这样创作出来的东西才有自己的个性。此外，莫言认为个性化还要求作家在面对他人的批评时，要从自己的生命感觉出发坚持自己的创作道路，不因为他人的批评而否定自己的创作。
长篇小说《丰乳肥臀》发表后曾在文学界引起巨大争议，其中不乏充满火药味的上纲上线的批评，尽管莫言后来在各方的压力下对小说进行了修改，但莫言并没有改变自己对《丰乳肥臀》的偏爱，坚信将来的读者会发现《丰乳肥臀》的艺术价值，莫言说：“在修改的过程中，我更加明确地意识到，《丰乳肥臀》是我的最为沉重的作品，还是那句话，你可以不看我所有的作品，但如果你要了解我，应该看《丰乳肥臀》。”
莫言：《与王尧长谈》，《碎语文学》，第159页。莫言之所以对《丰乳肥臀》情有独钟，是因为这篇小说的创作灵感来自于一个真实的生活场景：1990年秋天的一个下午，当莫言在北京的一个地铁口看到一个农村来的妇女给两个又黑又瘦的孩子喂奶的情景时，莫言的内心受到强烈的震憾：“我看到她的枯瘦的脸被夕阳照耀着，好像一件古老的青铜器一样闪闪发光。我感到她的脸像受难的圣母一样庄严神圣。我的心中顿时涌起一股热潮，眼泪不可遏制地流了出来。……我想起了母亲与童年。”
莫言;《我的〈丰乳肥臀〉》，《用耳朵阅读》，第29页。由此可见，莫言的创作动机是基于自身的生命感動，而不是像某些批评家所说的是为了迎合读者的阅读趣味。正是出于对生命感动强大力量的真切体验，莫言在面对不被他人理解的困境时，不是向外部世界寻求力量，而是从自己的生命体验中寻求对抗现实的力量。因此，莫言对那些融入作家生命体验的作品尤为欣赏，比如莫言认为《铸剑》不仅是鲁迅先生最好的小说，而且是中国最好的小说，究其原因在于鲁迅先生将自己的生命体验融入作品中，莫言从自身的生命体验出发对眉间尺这一人物形象提出了与多数评论家不同的看法，认为他“骨子里是对生命的热爱，是敏感，是善变，是动摇”莫言：《读书杂感三篇》，《会唱歌的墙》，第33页。。
与莫言相比，沈从文对个性化的评价更高，沈从文指出：“艺术品之真正价值，差不多全在于那个作品的风格和性格的独创上。”
沈从文：《短篇小说》，《沈从文全集》第16卷，第504页。与莫言对“语言”的强调不同，沈从文认为个性化主要体现在“技巧”上，作品成功的关键不是题材而是技巧，沈从文说：“《诗经》上的诗，有些篇章读起来觉得极美，《楚辞》上的文章，有些读起来觉得极有热情，它是靠技巧存在的。”沈从文：《论技巧》，《沈从文文集》第16卷，第470页。沈从文认为“技巧”的关键是“恰当”，具体表现在：“文字要恰当，描写要恰当，分配要恰当。作品成功的条件，就完全从这种‘恰当’中产生。” 沈从文：《短篇小说》，《沈从文全集》第16卷，第493页以此观之，《边城》就是沈从文精心构建的艺术精品，《边城》的美不仅美在故事，而且美在形式，正如李健吾在评价《边城》时所说的那样：“诗意来自材料或者作者的本质，而调理材料的，不是诗人，却是艺术家！”
李健吾：《咀华集·咀华二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6页。
沈从文不仅重视技巧的重要性，而且把“技巧”与“经典”联系在一起。与鲁迅国民性批评思路不同，沈从文主张通过人性疗法来实现“民族品德的重铸”，并将这一目标寄托在经典的重造上，沈从文说：“凡希望重造一种新的经典，煽起人类对于进步的憧憬，增加求进步的勇气和热情，一定得承认这种经典的理想，是要用确当文字方能奏效的。”
沈从文：《谈进步》，《沈从文全集》第16卷，第487页。也就是说，只有文字安排“恰当”的经典才会吸引读者的阅读兴趣，才会对读者的生命产生启示作用，进而实现民族品德重铸的任务，而作家要创作出经典，就必须忠实于自己的内心，与流行的观念保持一定距离。因此，沈从文对那些过分关心“时代”、极力获得读者的急功近利的创作持一种批评态度，比如沈从文对左翼作家将文学作为阶级斗争工具的做法就持一种批评的态度：“无视文字的德性与效率，想望作品可以作杠杆，作火炬，作炸药，皆为徒然妄想。”
沈从文：《论技巧》，《沈从文全集》第16卷，第473页。需要指出的是，沈从文把“技巧”提高到创作经典的高度，并不是追求一种西方化的唯美主义，而是有明确的现实指向和对文学本质的坚守，在《边城·题记》中，沈从文就对自己的创作目的进行了详细的说明。当沈从文因为远离当时流行的革命文学主流遭到左翼文学评论家的批判，甚至郭沫若把沈从文定性为“桃红色作家”时，沈从文并没有否定自己的创作，而是坚信时间终将证明自己作品的價值。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个性化是沈从文和莫言创作时的共同追求，个性化的实现有赖于作家在创作时忠实自己的内心，而忠实内心的关键在于坚持从自己的生命体验出发，而不是从外在的现实需要出发。不仅如此，作家在面对他人的批评时，同样要坚持从自己的生命体验出发，不因为外界的批评改变或否定自己的创作道路。这种以生命介入文学的创作方式，是沈从文和莫言文学观中最富有启示意义的地方，它不仅使二者的创作表现出鲜明的个性化色彩，同时也使得二者的作品具有长久的生命力。
[关键词]莫言;沈从文;文学观;生命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莫言与沈从文乡土小说比较研究”（15XZW030）。
[作者简介]魏家文（1970-），男，文学博士，贵州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教授（贵阳550025）。
莫言是一位潜心创作无意于建构理论的作家，莫言曾很谦虚地说自己没有能力把自己的小说观念用语言清晰地表达出来，莫言说：“真要逼我写小说创作谈也只好胡言乱语，说一些似是而非、模棱两可，我自己也不知道就里的话。”
莫言：《小说的气味》，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3年，第171页。尽管莫言认为自己缺乏建构理论的能力，对当下流行的各种批评理论持一种敬而远之的态度，但我们从莫言诸多的随笔、创作谈、演讲中发现，莫言对文学的看法与专业理论家相比毫不逊色，其文学观既有来自对自己创作经验的总结，也有来自对其他作家创作经验的领悟。在从事文学批评时，莫言主要“通过体验而非先验的方式、寓言化而非学理化的风格”
彭宏、樊星：《回归传统造就大师的批评——论莫言的文学批评》，《江汉论坛》2018年第12期。，将批评者的心灵世界和作者的心靈世界连结在一起，凸显了作为创作型批评家的大师气度。
与莫言相比，沈从文对文学理论的建构表现出更多的自觉追求，沈从文不仅热衷于文学创作，而且热衷于建构自己的文学理论，沈从文除了在创作中积极践行自己的文学主张外，还撰写了大量至今仍具有启示意义的有关现代作家的评论文章。莫言和沈从文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具有世界声誉的作家（沈从文曾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莫言则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对二者文学观的比较研究有助于发现二者之间的契合与背离之处，这对深化对莫言与沈从文之间创作关联的认识、总结传承二者的创作经验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文学与人性
文学是人学，这就要求作家在创作时要把人的情感、人的命运作为关注的主要对象，英国小说家福斯特指出：“小说中强烈充沛的人性特质是无可避免的。”
[英]福斯特：《小说面面观》，苏炳文译，广州：花城出版社，1981年，第18页。福斯特认为一部小说如果缺乏人性，那它只能是一堆没有生命的文字。从总体上看，沈从文的创作不是从写实的角度去反映一般的世情世相，而是用写意的手法表达他对“人生向上的憧憬”的单纯理想。因此，沈从文在创作时关注的重点是人性中的各种纠纷，无论是对乡下人自然人性的赞美，还是对城市人异化人性的批评，都体现了沈从文对人性问题的关注。与同时代作家相比，沈从文不太关注现实生活中的种种纷争，而是专注于自己希腊小庙的建造，沈从文明确指出：“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
沈从文：《习作选集代序》，《沈从文全集》第9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2页。沈从文宣称他的目的在于通过自己的创作，启发读者去追求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
沈从文：《习作选集代序》，《沈从文全集》第9卷，第5页。。
莫言继承了沈从文的人性原则，认为“好的艺术作品，除了具有鲜明的地区性和民族性外，还必须有艺术的共性。这种共性的基础就是人的基本情感。”
莫言：《只有交流，才能进步》，《用耳朵阅读》，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年，第177页。莫言所说的人的基本情感实际上就是人性，因此，即使在那些具有强烈的现实批判色彩的作品中，莫言也尽可能将之上升到对人性之谜的探寻。具体而言，莫言主张作家在创作时应该超越狭隘的功利观念和道德义愤的局限，将写实性的小说上升到象征层面，以人性探寻作为作品的旨归，只有这样的作品才是好作品。比如，读者通常把《酒国》视为一部反腐小说，但莫言明确指出：“《酒国》里的象征意义还不光是指腐败现象，也描写了人类共同存在的阴暗的心理和病态的现象，对食物的需求已经远远超出了身体的需要的程度。”
莫言：《大江健三郎与莫言在中国》，《碎语文学》，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年，第51页。与《酒国》类似，《四十一炮》同样是一部现实感极强的小说，小说讲述了一个村庄在1990年代兴起的商业化浪潮中通过卖注水肉发家致富的故事，题材本身的现实批判性显而易见，但莫言并没有把它写成一部纯粹的社会批判小说，而是将之上升到对人性之谜的探寻。莫言认为这篇小说最得意的地方是小说的叙事是在虚与实两个层面上穿梭游弋，这种独特的叙事手法使得小说的意蕴得以在多个层面展开，正如莫言所说：“这里边自然包括我对社会生活中丑恶现象的批判，对人的贪婪欲望的批评，对人性之软弱的理解和同情，也有对美好情感的赞美和向往。小说写到了中国的现实，也涉及到了中国的历史，但我最想让读者知道的是人在混乱的时代里的堕落与升华。”
莫言：《说不完的话》，《会唱歌的墙》，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年，第366页。由于小说具有多重阐释的可能性，因此该小说被学者吴义勤赞誉为当代乡土小说中的杰作，是“一部光芒四射的小说”
吴义勤：《有一种叙述叫“莫言叙述”——评长篇小说〈四十一炮〉》，《文艺报》2003年7月22日。。
除了坚持文学创作的人性原则外，沈从文还把作品的人性含量作为评价作品的重要标准：“一个伟大作品，总是表现人性最真切的欲望。” 沈从文：《给志在写作者》，《沈从文全集》第17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413页。值得注意的是，沈从文认为作家在创作时不仅要坚持人性原则，而且要通过对“人性”的描写引导人的生命超越动物性的本能，“这种激发生命离开一个普通动物人生观，向抽象发展与追求的兴趣或意志，恰恰是人类一切进步的象征。”
沈从文：《短篇小说》，《沈从文全集》第16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494页。出于对理想人性的追慕，沈从文在创作《边城》时，尽管他已经意识到边城的没落不可避免，但他并没有放弃自己的理想，而是坚持“《边城》中人物的正直和热情，虽然已经成为过去了，应当还保留些本质在年青人的血里和梦里。”
沈从文：《长河·题记》，《沈从文全集》第10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5页。尽管沈从文在创作《边城》的过程中有一次不太愉快的回乡经历，现实故乡与理想故乡之间的巨大反差让沈从文倍感失落，但当沈从文回到北京续写《边城》时，沈从文还是尽力避免时代的喧嚣对自己创作的影响，坚持把《边城》这部“最后一首抒情诗”写完。
在文学评价的标准上，莫言与沈从文的看法相似，莫言说：“我们只有写了普遍的永恒的人性，我们的作品才可能走向世界，才可能变成世界文学的一部分。”
莫言：《试论当代文学创作中的十大关系》，《用耳朵阅读》，第219页。在描写人类的共同情感时，莫言强调作家应当站在人类的立场而不是站在国家或者民族的立场上，这样写出来的小说才能引起不同民族、不同国家读者的共鸣，并被他们接受，莫言所说的人类共同的情感实际上就是人性。与沈从文对文学理想性的执着追求不同，莫言在创作初期对文学的理想性持一种保留态度，莫言认为文学作品不是唱赞歌的工具，一个有良知和勇气的作家的主要职责是揭示社会的不公正和人类心灵深处的阴暗面，“只有正视生活中的和人性中的黑暗和丑恶，才能彰显光明与美好，才能使人们透过现实的黑暗云雾看到理想的光芒。”
莫言：《我的文學历程》，《用耳朵阅读》，第195页。因此，莫言的作品中不乏对现实丑陋和人性恶的大胆揭示，这就导致部分批评家批评莫言的创作没有表现出理想主义倾向，有违诺奖的初衷，比如评论家李建军就认为莫言的作品缺乏诺贝尔在其遗嘱中所说的“理想倾向”。实际上，莫言在创作时并没有排斥文学的理想性，而是以一种特殊的形式表现出来，对人的生命力的赞美、对人性的深刻解剖、宣扬人应该成为自己命运主人的观点都体现了莫言对理想主义的个性化认同，莫言研究专家张志忠教授将之总结为“生命的理想主义”和“生命的英雄主义”
张志忠：《莫言与中国当代文学的理想性之三思》，《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到了后期，随着思想认识的逐渐深化，莫言开始对文学的理想性持一种肯定的态度，这从莫言的文学态度上可以看出来，莫言说：“我所持的态度是，所谓文学，很幸运是显示对人的希望，对人类社会的信赖为终结的，是让故事圆满结束的。”
莫言：《大江健三郎与莫言在中国》，《碎语文学》，第30页。
二、作家的地位与文学的功能
作家的地位与文学的功能密切相关，作家对自身社会身份的定位常常影响到他对文学功能的看法。与多数作家成名后急于摆脱自己的“农民”身份不同，莫言认为自己骨子里始终是农民，“莫言的可贵之处在于，不论是在获诺奖前还是在获诺奖后，莫言从不忌讳自己的‘农民’身份。”
魏家文：《莫言与路遥的劳动叙事比较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0年第3期。这种独特的身份认同使得莫言能够以平等的身份、带着对乡村强烈的认同感去亲近乡村。因此，当莫言成为著名作家后，他公开宣称自己崇尚的是“作为老百姓写作”而不是“为老百姓写作”，因为在莫言看来：“作为老百姓写作者，无论他是小说家、诗人还是剧作家，他的工作，与社会上的民间工匠没有本质的区别。”
莫言：《文学创作的民间资源——在苏州大学“小说家讲坛”上的讲演》，《当代作家评论》2002年第1期。正因为莫言把作家视为老百姓中的一员，所以莫言能以理性的眼光看待作家的地位和文学的功能，认为当科学越来越发达、老百姓的生活越来越富裕后，作家的社会地位和文学的作用会逐渐淡化。与那些自视为社会精英的作家相比，现实生活中的莫言始终是一个谦逊的人，即使在获得诺奖后也能保持一颗平常的心，这不仅与莫言的人品有关，同时也与莫言对作家地位的清醒认识有关。
与莫言相比，沈从文对作家社会地位的评价更高、也更为自信。沈从文认为文学家和政治家各有所长、没有高下之分：“一个文学家，或一个政治家，实各有其伟大庄严处。”沈从文：《一种新的文学观》，《沈从文全集》第17卷，第171页。不仅如此，沈从文认为文学家所从事的工作更为重要，究其原因在于，沈从文认为政治家改造的是外部世界，文学家改造的是人的内在精神世界，相比改造外部世界，人的内在精神世界改变的难度与意义更大。沈从文认为好的作品能够激发人的生命离开一个动物人生观，进而促进人类社会的进步，而政治家的工作不一定带来人类的进步，因此沈从文认为文学家的贡献更大。不仅如此，沈从文认为文学在改变人的精神方面有自己的优势：“‘国民道德’的重铸实需要文学作品处理，也惟有伟大文学家，始可胜此伟大任务。”
沈从文：《一种新的文学观》，《沈从文全集》第17卷，第173页。
在文学的功能上，莫言肯定文学对改变社会人生的积极作用，这与莫言对文学与现实关系的认识有关。莫言认为作家由于事实上无法割裂与现实的关系，因此他在创作时不可避免要受到他所处时代的限制，即使在创作历史题材小说时也不例外，莫言明确指出：“作家与现实的关系是难以摆脱的，任何一个作家的创作都不可能不受到时代的局限或者影响。”
莫言：《与王尧长谈》，《碎语文学》，第221页。尽管莫言对文学直接介入现实的写法并不赞同，但莫言并没有放弃艺术家的良知和社会责任感，在莫言眼中，“古今中外，那些积极干预社会、勇敢地介入政治的作品，以其强烈的批判精神和人性关怀，更能成为一个时代的鲜明的文学坐标，更能引起千百万人的强烈共鸣发生巨大的教化作用。” 莫言：《大江健三郎先生给我们的启示》，《用耳朵阅读》，第183页。作为一个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作家，莫言常常用严肃的态度、真挚的情感大胆揭示社会底层的苦难与抗争，这就使得他的作品表现出博大的人道主义情怀和强烈的批判色彩。
小说《天堂蒜薹之歌》是莫言根据1986年发生在山东苍山县的一起民变写成。当地的农民响应县政府的号召种蒜薹喜获丰收，地方官员的不作为和名目繁多的税收导致蒜薹滞销，农民要求政府出面解决问题遭到拒绝后，愤怒的蒜农包围打砸县政府，酿成了震惊全国的“蒜薹事件”。莫言不仅详细讲述了事情的前因后果，还借解放军炮兵学院马列主义教研室正营职教员之口在法庭上为农民的行为辩护：“我认为，被告人高马高呼‘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官僚主义！’是农民觉醒的进步表现，并不构成反革命煽动罪！难道贪官污吏不该被打倒？难道官僚主义不该反对？！”
莫言：《天堂蒜薹之歌》，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年，第341页。其他与现实关系紧密的作品，如《四十一炮》《蛙》《酒国》《红树林》《生死疲劳》等小说都体现了莫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与莫言相比，沈从文虽然承认文学的社会功能，但沈从文强调的是优秀的作品对生命的启示意义：“一个好的作品，照例会使人觉得在真美感觉以外，还有一种引人‘向善’的力量。”
沈从文：《短篇小说》，《沈从文全集》第16卷，第493页。“向善”在沈从文那里不是指向道德层面的“做好人”的理想，而是希望读者能通过作品接触到另外一种人生，从阅读中得到生命的启示，进而加深对“生命”的理解。沈从文认为文学在发挥自己的作用时不是靠外在的强制力量，而是靠自身的吸引力，文学作品只有写得“美”，才能发挥对读者生命的引导作用。除了强调优秀作品对生命的启示意义外，沈从文还从生命发展的客观进程中领悟到，变化、矛盾、毁灭是生命的常态，如果生命凝固就意味着生命的停滞或死亡。尽管肉体的生命终将毁灭，但艺术家可以将自己的生命转化为文字、音符、节奏等特殊形式或形态，“形成生命另外一种存在和延续，通过长长的时间，通过遥远的空间，让另外一时另一地生存的人，彼此生命流注，无有阻碍。”
沈从文：《抽象的抒情》，《沈从文全集》第16卷，第527页。由此可见，在沈从文眼中，写作不仅仅是一种谋生的手段，而且是一种延续“生命”的手段，当沈从文把作家的创作提高到生命重造的高度时，沈从文得以从死亡的恐惧中解脱出来，以积极进取的姿态迎接人生中的种种挑战，这也是沈从文能成一代大家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生活与生命
莫言和沈从文都强调深入生活、贴近人生对作家创作的重要性，但二者对生活与创作之间关系的认识存在差异。莫言在总结自己的创作经验时，把自己早年的乡村生活视为自己写作的源泉所在，莫言说：“我能不断写作，没有枯竭之惑，农村二十年给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莫言：《与王尧长谈》，《碎语文学》，第166页。这一经验不是源自抽象的文学理论，而是来自于莫言丰富的农村生活经验。莫言在小学五年级时就因为发表“反动”言论被开除回村参加劳动，因为年龄太小被生产队长安排去放牛，十四岁时被派到泄洪闸工地帮打铁匠拉风箱，后来莫言将这段经历写进了《透明的红萝卜》。在正式成为一名大队社员后，莫言和本大队的社员一起参加了修建济青公路、胶莱水利工地的劳动。在当农民期间，耕、锄、薅、割等农活莫言样样都干，而且干得十分出色。由于当时农村实行的是严格的集体化管理模式，莫言和大队社员一年之中除了刮风下雨、除夕过年外，必须天天出工。这段独特的人生经历使得莫言认为自己骨子里是个“农民”，这种流淌在骨子里的对自身“农民”身份的認同感，使得莫言在面对农民的日常生活和情感世界时毫无违和感。在这种质朴情感的引领下，莫言在创作时“更愿意回到农民生活的本真状态和原初经验来展开文学写作”
张闳：《莫言小说中的乡村世界与文学地理学》，《关东学刊》2020年第4期。。对农村人事的熟悉，使得莫言的乡土小说显示出源自生活本身的泥土气息。在成为一名作家后，莫言从自己的创作中领悟到深入生活对作家创作的重要性：“作家只有贴近生活，文学才能打动读者;和尚只有身在红尘，佛教才能深入人心。”
莫言：《你是一条鱼》，《会唱歌的墙》，第223页。成名后的莫言反思自己早期作品不成熟的原因在于把文学视为宣传政策的工具，为了配合政治任务编造虚假故事，由于对所写的生活缺乏切身的体验，导致写作的过程非常艰难，莫言说自己在写作时几乎是一个字一个字地往外挤。当莫言在解放军艺术学院读到福克纳和马尔克斯的小说后终于意识到，写自己熟悉的家乡也能创造出一块属于自己的文学新天地，“高密东北乡”就是莫言以自己的家乡为蓝本建构起来的文学王国。
沈从文同样强调深入生活、贴近人生对作家创作的重要性：“伟大文学作品条件必贴近人生，透澈了解人生，用直率而单纯的心与眼，从一切生活中生活过来的人，才有希望写作这种作品。”
沈从文：《真俗人与假道学》，《沈从文全集》第17卷，第237页。与莫言相似，沈从文在走上文学创作之路前没有受过专门的写作训练，在创作之初遭受了多次投稿被拒的打击，但沈从文凭借坚忍不拔的毅力，通过长时间的写作，终于让自己的作品得到读者的认可，这一成就的取得不仅靠沈从文的不懈努力，更重要的是早年的湘西生活为他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写作素材。
尽管莫言和沈从文都强调深入生活、贴近人生对作家创作的重要性，但二者之间还是存在明显的差异，主要表现在对“生活”的理解上。从字面意义上看，“生活”主要是指向人的物质生活层面，而“生命”主要是指向人的精神生活层面。以此观之，莫言笔下的“生活”更多指向的是具体的世俗“生活”，沈从文笔下的“生活”更多指向的是抽象的“生命”。因此，沈从文认为作家在创作时不是写眼见的状态，而是应该从自己的生命体验出发，调动自己的全部官能去拥抱眼前的生活，“用各种官能向自然中捕捉各种声音，颜色，同气味，向社会中注意各种人事……把各样官能同时并用，来产生一个‘作品。’” 沈从文：《〈幽僻的陈庄〉题记》，《沈从文全集》第16卷，第331页。沈从文在《学习写作》一文中回答读者如何学习写作时，结合自己的创作体会对此进行了详细说明，沈从文强调一个人在开始写作时，首先要从社会那本大书上学习人生，并且要深入各种各样的生活中积累不同的生命体验，只有经过这一个过程的训练，才会对“人生”究竟是什么东西有自己的领悟，在此基础上开始写作，经过三五年的写作训练后，就定会对自己的写作充满信心，进而创作出自己满意的作品。
与此同时，沈从文不仅强调作家在创作时应该从自己的生命体验出发，而且强调一个作家要想成功，还必须把整个生命投入到文学创作中去。在沈从文眼中，文学创作不是一种普通的职业，而是一种非常艰辛的事业，“唯有人肯把生命作无取价的投资，来寄托一点希望的，方能参加，而不至于中途改辙或短期败北。”
沈从文：《谈文学的生命投资》，《沈从文全集》第17卷，第460页。在《给一个军人》一文中，沈从文说作家想要创作出好的作品首先要耐得住寂寞，这一过程非常漫长，三十年的生命投入只是一个假设，“事实上是应当终生努力，到死为止的。”
沈从文：《给一个军人》，《沈从文全集》第17卷，第328页。
四、文学与个性化
莫言和沈从文对文学的个性化都非常重视，莫言笔下的“高密东北乡”和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都是具有鲜明个性的文学王国，它们的成功不仅得益于题材的魅力，更得益于作家个性化的创作手法。沈从文被同时代人赞为“文体家”，充分说明沈从文在文体上的贡献得到了评论界的广泛认可。与沈从文一样，莫言同样重视文学的个性化，认为一个作家最根本的东西是保持个性化，莫言说鲁迅和沈从文之所以成为现代文学史上青史留名的大家，在文学史上拥有不朽的地位，与二者在“文体”上的贡献有关。
纵观莫言的创作历程可以发现，个性化始终是莫言创作中一以贯之的东西，莫言说：“二十多年，尽管我的文学观念发生了很多变化，但有一点始终是我坚持的，那就是个性化的写作和作品的个性化。”
莫言：《没有个性就没有共性》，《用耳朵阅读》，第136页。不仅如此，莫言还将个性化视为作家的生命力所在，认为“如果一个作家忘掉了个性化，忘掉了作品的个性化追求，那么这个作家是没有太大价值的”
莫言：《试论当代文学创作中的十大关系》，《用耳朵阅读》，第217页。。这就意味着，莫言对个性化的强调，不是为了标新立异，而是把个性化与作家创作的成败联系起来，显示出莫言对个性化的理解已经上升到文学理论的高度。与此同时，莫言还进一步指出，个性化的前提条件是作家能保持思想和人格上的独立性，只有具备了独立的思想和人格，才能说出自己的话和自己想说的话。莫言认为小说是语言的艺术，因此作家在创作时首先要关注的是小说的语言问题，莫言认为个人风格主要体现在语言上，“我们读小说，一下子就可以读出这是鲁迅的，这是张爱玲的，就是从语言做出的判断。”
莫言：《细节与真实》，《用耳朵阅读》，第119页。莫言认为个性化的前提条件是要忠实自己的内心，要做到这一点，作家在创作时必须坚持从自己的生命感觉出发，老老实实地将自己的人生经历和人生体验写出来，只有这样创作出来的东西才有自己的个性。此外，莫言认为个性化还要求作家在面对他人的批评时，要从自己的生命感觉出发坚持自己的创作道路，不因为他人的批评而否定自己的创作。
长篇小说《丰乳肥臀》发表后曾在文学界引起巨大争议，其中不乏充满火药味的上纲上线的批评，尽管莫言后来在各方的压力下对小说进行了修改，但莫言并没有改变自己对《丰乳肥臀》的偏爱，坚信将来的读者会发现《丰乳肥臀》的艺术价值，莫言说：“在修改的过程中，我更加明确地意识到，《丰乳肥臀》是我的最为沉重的作品，还是那句话，你可以不看我所有的作品，但如果你要了解我，应该看《丰乳肥臀》。”
莫言：《与王尧长谈》，《碎语文学》，第159页。莫言之所以对《丰乳肥臀》情有独钟，是因为这篇小说的创作灵感来自于一个真实的生活场景：1990年秋天的一个下午，当莫言在北京的一个地铁口看到一个农村来的妇女给两个又黑又瘦的孩子喂奶的情景时，莫言的内心受到强烈的震憾：“我看到她的枯瘦的脸被夕阳照耀着，好像一件古老的青铜器一样闪闪发光。我感到她的脸像受难的圣母一样庄严神圣。我的心中顿时涌起一股热潮，眼泪不可遏制地流了出来。……我想起了母亲与童年。”
莫言;《我的〈丰乳肥臀〉》，《用耳朵阅读》，第29页。由此可见，莫言的创作动机是基于自身的生命感動，而不是像某些批评家所说的是为了迎合读者的阅读趣味。正是出于对生命感动强大力量的真切体验，莫言在面对不被他人理解的困境时，不是向外部世界寻求力量，而是从自己的生命体验中寻求对抗现实的力量。因此，莫言对那些融入作家生命体验的作品尤为欣赏，比如莫言认为《铸剑》不仅是鲁迅先生最好的小说，而且是中国最好的小说，究其原因在于鲁迅先生将自己的生命体验融入作品中，莫言从自身的生命体验出发对眉间尺这一人物形象提出了与多数评论家不同的看法，认为他“骨子里是对生命的热爱，是敏感，是善变，是动摇”莫言：《读书杂感三篇》，《会唱歌的墙》，第33页。。
与莫言相比，沈从文对个性化的评价更高，沈从文指出：“艺术品之真正价值，差不多全在于那个作品的风格和性格的独创上。”
沈从文：《短篇小说》，《沈从文全集》第16卷，第504页。与莫言对“语言”的强调不同，沈从文认为个性化主要体现在“技巧”上，作品成功的关键不是题材而是技巧，沈从文说：“《诗经》上的诗，有些篇章读起来觉得极美，《楚辞》上的文章，有些读起来觉得极有热情，它是靠技巧存在的。”沈从文：《论技巧》，《沈从文文集》第16卷，第470页。沈从文认为“技巧”的关键是“恰当”，具体表现在：“文字要恰当，描写要恰当，分配要恰当。作品成功的条件，就完全从这种‘恰当’中产生。” 沈从文：《短篇小说》，《沈从文全集》第16卷，第493页以此观之，《边城》就是沈从文精心构建的艺术精品，《边城》的美不仅美在故事，而且美在形式，正如李健吾在评价《边城》时所说的那样：“诗意来自材料或者作者的本质，而调理材料的，不是诗人，却是艺术家！”
李健吾：《咀华集·咀华二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6页。
沈从文不仅重视技巧的重要性，而且把“技巧”与“经典”联系在一起。与鲁迅国民性批评思路不同，沈从文主张通过人性疗法来实现“民族品德的重铸”，并将这一目标寄托在经典的重造上，沈从文说：“凡希望重造一种新的经典，煽起人类对于进步的憧憬，增加求进步的勇气和热情，一定得承认这种经典的理想，是要用确当文字方能奏效的。”
沈从文：《谈进步》，《沈从文全集》第16卷，第487页。也就是说，只有文字安排“恰当”的经典才会吸引读者的阅读兴趣，才会对读者的生命产生启示作用，进而实现民族品德重铸的任务，而作家要创作出经典，就必须忠实于自己的内心，与流行的观念保持一定距离。因此，沈从文对那些过分关心“时代”、极力获得读者的急功近利的创作持一种批评态度，比如沈从文对左翼作家将文学作为阶级斗争工具的做法就持一种批评的态度：“无视文字的德性与效率，想望作品可以作杠杆，作火炬，作炸药，皆为徒然妄想。”
沈从文：《论技巧》，《沈从文全集》第16卷，第473页。需要指出的是，沈从文把“技巧”提高到创作经典的高度，并不是追求一种西方化的唯美主义，而是有明确的现实指向和对文学本质的坚守，在《边城·题记》中，沈从文就对自己的创作目的进行了详细的说明。当沈从文因为远离当时流行的革命文学主流遭到左翼文学评论家的批判，甚至郭沫若把沈从文定性为“桃红色作家”时，沈从文并没有否定自己的创作，而是坚信时间终将证明自己作品的價值。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个性化是沈从文和莫言创作时的共同追求，个性化的实现有赖于作家在创作时忠实自己的内心，而忠实内心的关键在于坚持从自己的生命体验出发，而不是从外在的现实需要出发。不仅如此，作家在面对他人的批评时，同样要坚持从自己的生命体验出发，不因为外界的批评改变或否定自己的创作道路。这种以生命介入文学的创作方式，是沈从文和莫言文学观中最富有启示意义的地方，它不仅使二者的创作表现出鲜明的个性化色彩，同时也使得二者的作品具有长久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