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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2月12日爆发的“西安事变”，是至今仍令人震撼的事件。中国历史上偶发事件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恐怕莫过于西安事变了。然而，我们重新检视史实发现，关系国家命运前途的西安事变竟然只是蒋介石和张学良两人情绪失控的产物，违背常理，不禁令人哑然失笑。苦笑之余，也不免令人长叹，高层决策水平的原始性，人民能不饱受苦难?——朱宗震(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历史剧导演无中生有，制造了一个个戏剧冲突，让历史学家看了心烦；历史学作者，把人物变成了概念，演绎起一场场逻辑的运动，让普通读者难以卒读。而生活本身斑斓多彩，充满了戏剧性，种种偶然事件的爆发，更使人类社会生活走向戏剧的高潮。1936年12月12日爆发的“西安事变”，就是至今仍令人震撼的事件。张学良口述历史的整理者唐德刚先生说：“没西安事变，当今中国甚至整个今日世界的局势，可能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了。”中国历史上偶发事件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恐怕莫过于西安事变了。然而，我们重新检视史实发现，如此关系国家命运前途的西安事变，竟然只是两个男人情绪失控的产物，违背常理，也不禁令人哑然失笑!苦笑之余，也不免令人长叹，高层决策水平的原始性，人民能不饱受苦难?
一、性格火爆的统帅
蒋介石早年以豪侠自命，曾在上海滩上和会党头目王金发放荡不羁，遭人非议，后来改邪归正，又以圣贤自期。但他个性暴躁直率，城府不深，是很典型的军人豪侠性格。辛亥革命中出任团长。二次革命中在上海战败，部队退驻上海闸北，被非法侵入的英租界武装部队缴械，直到出任黄埔军校校长以前，一直没有掌握兵权，只是军中的参谋人员。他疾恶如仇，眼里容不得沙子，常常与人一言不合，就离开部队。为此，也没有少受孙中山的劝导。好比一匹红鬃烈马，很难有人能够驾驭。自从出任黄埔军校校长，掌握兵权之后，竟得以一飞冲天，二三年间就成了三军统帅。但他暴烈的性格与他作为统帅的身份，也实在有所不符。由于直率，曾多次因为口无遮拦造成泄密，令自己都觉得烦恼不已。
蒋介石曾回忆，他小时候的老师经常对他严酷地责打，不是严师，而是暴虐，如果这位老师不是早早就死了，他也要被虐待死了。他的父亲对他好不到哪儿去，只是因为孝道，不好直接责备而已。他还曾回忆，在15岁的时候(应该是虚岁)，有一次母亲责打他，要他认错求饶，他就是不肯求饶。他不肯求饶，母亲就打得更狠了。打到后来，母亲竟然哭了：打儿就是打为娘自己身上的肉，我的心实在是痛如刀割，你快点求饶，免得娘还要打你。慈母的心已经表白无遗，哪料到蒋介石仍然犟头犟脑，一点不肯求饶。这次大概打得真狠了，亲戚朋友纷纷闻声前来劝说，毕竟他还是个孩子么，就好好地问他：你怎样才可以向母亲认错求饶?他还是强硬地说：母亲愈是打我，我愈是不讨饶，打死我也不变。亲戚朋友看到这个孩子那么倔强，就诱导着问他：如果你母亲不打你了，你能讨饶吗?他这才回答说：母亲不打我了，才可以讨饶。于是，他的母亲停止了责打，蒋介石才向母亲认错求饶。从此，他的母亲认识到棍棒教育的无效，也就不再打他了。(蒋介石日记，1935年8月17日)他的暴躁的性格，也许就是幼年时期父母、老师教育不当造成的。
蒋介石回忆幼年的经历，也希望教育工作者好好研究儿童心理。他对母亲的感情很深，即使在统帅的高位，也总是反省自己对母亲不孝之过。每年回乡扫墓，父亲墓前只是行礼如仪，母亲墓地则一去再去，依依不舍，心情苦闷时，还会涕泪横流。蒋介石是一个感情很丰富的人，外表的威严，是作为统帅的地位要求，刻意锻炼出来的。
蒋介石出任国民党和国民政府领袖职位后，对自己要求很严格，屡屡告诫自己，要改掉轻躁的毛病。他常常对人发脾气，骂人甚至打人，毛病发大了，就给自己记过一次，记大过一次。因为没有别人可以管他，只好自己管自己。他也常对自己说，发脾气是要伤身体的，身体是父母给的，怎么能随便毁伤呢?他又常对自己说，怎么又随便对人发火了?那是要让人看不起你的。他毕竟是个明白人。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在日记中要自己稳重一些，可以说到了苦口婆心的程度。为此，他手不释卷，努力学习传统儒学，修身养性，天天静坐，控制自己的情绪，天天写立志养气、立品修行、澹泊明志、宁静致远一类格言，来勉励自己。他尤其告诫自己，怎么能对文人发脾气呢?他自然知道文人好面子，心眼多，而且会记着你的恨。
有一次他对四川的军事领袖刘湘发了脾气，当面严厉训斥。那时正在成都刘湘的地盘上，没有给刘湘面子，自己也紧张得不得了。事后在日记中反省说：“当时不免自悔太过，或招不测之变，乃始终以静正处之，终得以诚感动，竟上正轨。”(1935年9月反省录)刘湘是个精明的人，虽然心怀不满，但知道权衡利弊，蒋也逃过一劫。他在日记中告诫自己：“暴戾急遽，必多害事，应切戒之。”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蒋介石的这个毛病还真改不掉，一年后就出了大事。
二、率性行事的少帅
张学良与蒋介石不同，并设有民间生活的经历。他是东北军阀张作霖的长子，是一个无法无天的纨绔子弟，搞女人，抽鸦片，什么都干过。他自己说：“我要是发了火，我谁也不怕的，我发火会开枪打人的。”典型的第二世军阎性格，不懂创业的艰难。张学良在当时社会上是所谓四公子之一。其他三人相传是孙中山的儿子孙科、江浙军阀卢永祥的儿子卢筱嘉、最大的民营企业家张謇的儿子张孝若，都是豪门的宝贝儿子。在社会上十分招摇张扬。张学良晚年给自己一个评语：“平生无缺憾，惟一好女人。”他说自己有11个情妇，还要嫖娼。要不是西安事变后被蒋介石终身软禁，那个赵四小姐也不会一直跟着他，他也会再结新欢。被无聊文人宣传的浪漫爱情其实如此。张学良年纪小小的时候，就开始搞女人了。有一次，张学良陪父亲在五姨太那里喝酒，喝到半醉，张大帅就训他：“妈的，你这小子啊，你当我不知道你呢，你净出去跟女人在外头混，混女人。我告诉你，玩女人可以，你可别让女人把你玩了。”那五姨太就说：“得了吧，你儿子够坏的了，你还教呢!”张学良生在乱世豪门权势之家，从小受到放纵的不学无良教育，一旦掌握了权力，凭着点小聪明行事，率性而为，“自由”惯了，把国家军政大事视同儿戏。
张学良的父亲张作霖是一个草莽英雄，民国后掌握了东北的军政大权，成为一方军阀，一度还占有北京，成了北洋政府的首脑，世称奉系。1927年国民革 命军的北伐，主要是和奉系作战。张作霖在军事上失利之后主动撤出北京，在退往东北的途中，被日本人炸死。
所谓军阀，并不是说这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爱国还是不爱国，好人不是军阀，坏人才是军阀，爱国不是军阀，卖国才是军阀；而是说，军队是私人的，归将领私有，只要有地盘，就是一方的土皇帝，即使在名义上接受中央政府的指挥，但军队和地盘上的事，还是军阀说了算，中央管不着，一旦发生利益冲突，就可能发生叛变。因此，东北的军队和地盘，就是他们张家的，别人管不着。这是近代中国分崩离析的社会状况，也是因为近代中国还是一个封建宗法制社会，通过宗法人身依附关系，结成军政团体，各霸一方。张学良还在军事学校读书的时候，依仗老子的权势，就拥有了团长的职务和旅长的职权。张作霖去世前，张学良已经是方面军的司令了。张作霖去世后，张学良就子承父业，继承了老帅的遗产，被推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成了少帅，年仅27岁，哪有什么文韬武略?不过，张学良聪明胆大，敢作敢为，掌权后不久就做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就是东北易帜，把北洋政府的旗帜改成了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帜，也就是放弃独立对抗，归附中央政府。目的是为了减弱和摆脱日本对东北的控制。尽管如此，张学良的爱国之举，并不能改变军阀的性质，东北还是张学良的地盘，军政大事还是他说了算。
1930年国民党内的各路军阀联合起来反对蒋介石，中原大战，张学良一开始按兵不动，坐山观虎斗，到了关键时刻，出兵关内，帮助蒋介石击败了反蒋联盟。因此。他把地盘又扩大到了关内，坐镇北京。三分天下有其一，担任了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司令的职务，张学良统率的东北军，仅次于中央政府的核心势力，即蒋介石的黄埔系，乃是当时中国第二大军政集团，拥有优胜的炮兵和空军力量。张学良名义上是蒋介石的部下，实际上是同盟关系。九一八事变时，张学良命令所部不抵抗(蒋介石是不可能向他下命令的，东北的军队，不是蒋介石的，东北的地盘也不是蒋介石的，没有张学良的同意，蒋介石说的话等于放屁)，失去了东北的地盘。
1933年2月，因为日军攻击山海关。威胁热河(当时为行政省，即承德地区)，上海民间抗日运动领袖黄炎培赴北平考察，曾随宋子文、张学良一起到承德，动员抗战。考察的结果，令黄炎培十分心寒，他得出结论：“东北将领都不可恃。”东北军已经是一支腐败没有战斗力的军队。结果，长城抗战时东北军溃不成军，主要是蒋介石的黄埔系中央军和西北系统军队如宋哲元的二十九军浴血苦战。3月7日，黄炎培为上海各抗日团体起草公电，要求惩罚张学良，张受到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被迫辞职出洋。此后，东北军也被调离河北，到南方剿共，失去了自己的地盘，成了孤魂野鬼。尽管如此，中国军队的军阀性就在这里体现得很充分，东北军还是张学良的，张学良回国后还是东北军的领袖。还是少帅。
张学良晚年做口述历史，对唐德刚说，他的弱点是他一辈子未尝有过“上司”。唐先生问：“老帅不是你的上司吗?”张说：“父亲究竟与上司不同。”唐先生又问：“蒋不是你的上司吗?”张哈哈笑着说：“所以他发我脾气，我就把他抓起来呀。”我们在上面说了许多话，就是要来解释张学良的这句话的。蒋不是能管得着他的顶头上司。东北军的事是张说了算，而不是蒋说了算。
三、性格冲动的戏剧
有地盘的军阀是土皇帝，没有地盘的军阀，就像叫化子一样，要看别人的脸色。但少帅哪是看别人脸色的人?他在中国本来是坐第二把交椅的。红军长征到了陕北以后，东北军被调来剿共，张学良把司令部设在西安。西安城里还有西北军杨虎城的部队，不是蒋介石系统的人马。东北军在西北损兵折将，将士们又看着老家在日本侵略下受苦受难，就不愿意再和红军打仗，希望抗日，打回老家去。他们当年轻易地丢失了东北、热河的地盘，这时候才觉悟到失去故土的痛苦，该爱国了。张学良也开始和共产党秘密往来，希望停止内战，共同抗日。
蒋介石是搞特务政治的人，但他的情报工作搞得一塌糊涂，除了弄得天怒人怨之外，鲜有成就。蒋介石做梦也没有想到，张学良会和共产党“勾结”起来。当然，张学良和共产党合作，并不是为了反蒋，而是为了抗日。
1936年八九月间，蒋介石和平解决了两广背离中央的问题，志得意满。他在日记中写道：“十三年来之恶战苦斗，告一段落。”各地都已归附中央，尽管他对各路军政派系的控制力仍很薄弱，但名义上国家已经实现统一。他重建中央集权体制的努力，即将功德圆满，他的心腹大患，就剩下共产党和红军了。
9月20日，蒋介石得到报告，东北军要联共抗日，自由行动，他十分震怒。但很快就冷静下来，经过一夜的考虑，认为张学良这个人的性质和所处的环境，是不可能自由行动的。蒋认为的环境，估计是指东北军已经没有地盘，怎么可能自由行动?张学良的身世，又怎么能够信仰共产主义?何况，张学良还曾和苏联军趴打过一仗。社会各界对东北军和张学良也没有好感。蒋安慰自己，并且定下规矩，以后晚饭以后，不要处理重要的事情，以免情绪冲动，作出错误的决定。10月22日，蒋介石巡视西北。到达西安。部署剿共，安抚张学良。在蒋介石看来，红军只是残部，不难剿灭，他攘外必先安内的大功即将告成，可以专心对付日本侵略，而不必两面作战了。但这时候的张学良和蒋介石在战略思想上产生分歧，张认为只有攘外才能安内，也就是只有抗日，才能让全国团结起来，避免分裂。28日，张学良面见蒋介石，把和共产党合作抗日的主张，直接摆在了蒋介石的面前，遭到蒋介石的申斥。至此，蒋介石才意识到东北军有“变乱”的可能。在蒋介石眼里，张学良要求带兵抗日，不愿剿共，是这个人“无最后五分钟的坚定力”，“小事精明，心态不定”，很可悲。29日是蒋介石的阴历生日，回到洛阳避寿。
12月2日，蒋介石为了监督东北军剿共，避免他的剿共大业功亏一篑，决定将生死置之度外。进驻西安镇慑，逼迫东北军剿共。蒋介石是一位敢于冒险的人，一生屡历险地，即于4日从洛阳到临潼，5日进住华清池。西安是东北军和西北军的驻地，不在蒋介石军事势力的控制之内。10日，蒋介石决定找张学良谈话，并在日记中告诫自己：“对汉卿(张学良字)谈话不可太重。”他毕竟有所顾忌。但蒋介石的暴烈性格，岂是改得了的?
当天下午与张学良谈话的时候，蒋介石的主张遭到张学良强烈的反驳。从来没有人敢当面顶撞蒋介石， 只有少帅没有顾忌。两人发生了激烈的争吵，蒋介石身边的人从来没有见过这样恐怖的场面。蒋介石忘了自己对自己的告诫，他也忘了当年训斥刘湘说话的教训，他的火爆性格自然是无法再控制的了，依然大发脾气，痛斥张学良。
这下可真的招来了不测之变。少帅可不是刘湘，能够权衡利弊，他从小受到娇宠，也从来没有受过上司的责骂，因为少帅没有上司。这次蒋介石摆出了统帅的权威，张学良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烈刺激，又怎能咽下这口气?盛怒之下，回到西安城里后就决定抓蒋介石。
捉蒋之前数小时，张学良召开了一个干部会议，宣布他的决定：“好像灯泡，我暂时把它关一下，我给它擦一擦，我再给它开开，让它更亮。”如此大变，竟然说得非常轻巧。于学忠质疑说：“少帅，抓起来很容易，您考虑没有，以后怎么样放他呢?”张学良告诉于学忠：“现在不能考虑到那许多，先把蒋抓起来再说。”大少爷的脾气，掌管了国家命运，把军政大事视作儿戏。张学良在口述历史中解释西安事变说：“我真怒了，所以我才会有西安事变。我怒了什么呢?我的意思是这么一句话：你这个老头子，我要教训教训你。”
当时，蒋介石刚刚庆祝了五十大寿(虚岁)，张学良才36岁(虚岁)。他决策过程就很简单：“我从来不像人家，考虑将来这个事情怎么地，我不考虑，我就认为这个事情我当做，我就做!……我做那件事情(西安事变)没有私人利益在里头，我没想过与我自己地位、利益有关的东西，我没有!假设我自个要地位、利益，我就没有西安事变。我跟你说，我大权在握，富贵在手，我什么都不要。”近代中国的高层政治，竟是如此地原始粗放。他所谓的没有私心，只是因为权力和财富来得太容易，因而满不在乎而已。
西安事变的发生，完全出乎政界的意料，如此莽撞的事件，令人无法想象。苏联正在和中国谈判合作制约日本的问题，蒋介石的危险处境，也影响苏联的国家利益，因而强烈谴责这次事变。其实，当时蒋介石已经在考虑与共产党妥协的方式，或者用他的话说“收编”的方武，只是一时间日本对华侵略有所和缓，他还感受不到抗日的紧迫感。因而专意剿共，来完成他的统一大业。因此，当时并非没有其他途径引导他联共抗日。当然，在蒋介石的词典里，“联共”或“国共合作”的概念是没有的。但这只是个名词而已，并不影响问题的实质。
西安事变，尽管结果圆满，国家实现了团结抗日，但如果蒋介石当时有所不测，在当年的私兵体制下，黄埔系都会分裂。国家分崩，也就难以抵抗日本侵略，危险之情，非言语所能形容，并不是如我们现在想象的那么轻巧。何况，现代国家的军政事务，又岂能如此草率?从张学良本人来说，老帅的遗产，从此被少帅挥霍一空。东北军作为当时中国第二大军事派系，因为群龙无首，很快就分裂内斗，被蒋介石肢解。东北军部队在抗日战争中，也就鲜有骄人的战绩。除了西安事变，人们对东北军的印象，更多的是不抵抗和溃败的耻辱。一秀焉能掩百丑?
历史剧导演无中生有，制造了一个个戏剧冲突，让历史学家看了心烦；历史学作者，把人物变成了概念，演绎起一场场逻辑的运动，让普通读者难以卒读。而生活本身斑斓多彩，充满了戏剧性，种种偶然事件的爆发，更使人类社会生活走向戏剧的高潮。1936年12月12日爆发的“西安事变”，就是至今仍令人震撼的事件。张学良口述历史的整理者唐德刚先生说：“没西安事变，当今中国甚至整个今日世界的局势，可能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了。”中国历史上偶发事件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恐怕莫过于西安事变了。然而，我们重新检视史实发现，如此关系国家命运前途的西安事变，竟然只是两个男人情绪失控的产物，违背常理，也不禁令人哑然失笑!苦笑之余，也不免令人长叹，高层决策水平的原始性，人民能不饱受苦难?
一、性格火爆的统帅
蒋介石早年以豪侠自命，曾在上海滩上和会党头目王金发放荡不羁，遭人非议，后来改邪归正，又以圣贤自期。但他个性暴躁直率，城府不深，是很典型的军人豪侠性格。辛亥革命中出任团长。二次革命中在上海战败，部队退驻上海闸北，被非法侵入的英租界武装部队缴械，直到出任黄埔军校校长以前，一直没有掌握兵权，只是军中的参谋人员。他疾恶如仇，眼里容不得沙子，常常与人一言不合，就离开部队。为此，也没有少受孙中山的劝导。好比一匹红鬃烈马，很难有人能够驾驭。自从出任黄埔军校校长，掌握兵权之后，竟得以一飞冲天，二三年间就成了三军统帅。但他暴烈的性格与他作为统帅的身份，也实在有所不符。由于直率，曾多次因为口无遮拦造成泄密，令自己都觉得烦恼不已。
蒋介石曾回忆，他小时候的老师经常对他严酷地责打，不是严师，而是暴虐，如果这位老师不是早早就死了，他也要被虐待死了。他的父亲对他好不到哪儿去，只是因为孝道，不好直接责备而已。他还曾回忆，在15岁的时候(应该是虚岁)，有一次母亲责打他，要他认错求饶，他就是不肯求饶。他不肯求饶，母亲就打得更狠了。打到后来，母亲竟然哭了：打儿就是打为娘自己身上的肉，我的心实在是痛如刀割，你快点求饶，免得娘还要打你。慈母的心已经表白无遗，哪料到蒋介石仍然犟头犟脑，一点不肯求饶。这次大概打得真狠了，亲戚朋友纷纷闻声前来劝说，毕竟他还是个孩子么，就好好地问他：你怎样才可以向母亲认错求饶?他还是强硬地说：母亲愈是打我，我愈是不讨饶，打死我也不变。亲戚朋友看到这个孩子那么倔强，就诱导着问他：如果你母亲不打你了，你能讨饶吗?他这才回答说：母亲不打我了，才可以讨饶。于是，他的母亲停止了责打，蒋介石才向母亲认错求饶。从此，他的母亲认识到棍棒教育的无效，也就不再打他了。(蒋介石日记，1935年8月17日)他的暴躁的性格，也许就是幼年时期父母、老师教育不当造成的。
蒋介石回忆幼年的经历，也希望教育工作者好好研究儿童心理。他对母亲的感情很深，即使在统帅的高位，也总是反省自己对母亲不孝之过。每年回乡扫墓，父亲墓前只是行礼如仪，母亲墓地则一去再去，依依不舍，心情苦闷时，还会涕泪横流。蒋介石是一个感情很丰富的人，外表的威严，是作为统帅的地位要求，刻意锻炼出来的。
蒋介石出任国民党和国民政府领袖职位后，对自己要求很严格，屡屡告诫自己，要改掉轻躁的毛病。他常常对人发脾气，骂人甚至打人，毛病发大了，就给自己记过一次，记大过一次。因为没有别人可以管他，只好自己管自己。他也常对自己说，发脾气是要伤身体的，身体是父母给的，怎么能随便毁伤呢?他又常对自己说，怎么又随便对人发火了?那是要让人看不起你的。他毕竟是个明白人。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在日记中要自己稳重一些，可以说到了苦口婆心的程度。为此，他手不释卷，努力学习传统儒学，修身养性，天天静坐，控制自己的情绪，天天写立志养气、立品修行、澹泊明志、宁静致远一类格言，来勉励自己。他尤其告诫自己，怎么能对文人发脾气呢?他自然知道文人好面子，心眼多，而且会记着你的恨。
有一次他对四川的军事领袖刘湘发了脾气，当面严厉训斥。那时正在成都刘湘的地盘上，没有给刘湘面子，自己也紧张得不得了。事后在日记中反省说：“当时不免自悔太过，或招不测之变，乃始终以静正处之，终得以诚感动，竟上正轨。”(1935年9月反省录)刘湘是个精明的人，虽然心怀不满，但知道权衡利弊，蒋也逃过一劫。他在日记中告诫自己：“暴戾急遽，必多害事，应切戒之。”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蒋介石的这个毛病还真改不掉，一年后就出了大事。
二、率性行事的少帅
张学良与蒋介石不同，并设有民间生活的经历。他是东北军阀张作霖的长子，是一个无法无天的纨绔子弟，搞女人，抽鸦片，什么都干过。他自己说：“我要是发了火，我谁也不怕的，我发火会开枪打人的。”典型的第二世军阎性格，不懂创业的艰难。张学良在当时社会上是所谓四公子之一。其他三人相传是孙中山的儿子孙科、江浙军阀卢永祥的儿子卢筱嘉、最大的民营企业家张謇的儿子张孝若，都是豪门的宝贝儿子。在社会上十分招摇张扬。张学良晚年给自己一个评语：“平生无缺憾，惟一好女人。”他说自己有11个情妇，还要嫖娼。要不是西安事变后被蒋介石终身软禁，那个赵四小姐也不会一直跟着他，他也会再结新欢。被无聊文人宣传的浪漫爱情其实如此。张学良年纪小小的时候，就开始搞女人了。有一次，张学良陪父亲在五姨太那里喝酒，喝到半醉，张大帅就训他：“妈的，你这小子啊，你当我不知道你呢，你净出去跟女人在外头混，混女人。我告诉你，玩女人可以，你可别让女人把你玩了。”那五姨太就说：“得了吧，你儿子够坏的了，你还教呢!”张学良生在乱世豪门权势之家，从小受到放纵的不学无良教育，一旦掌握了权力，凭着点小聪明行事，率性而为，“自由”惯了，把国家军政大事视同儿戏。
张学良的父亲张作霖是一个草莽英雄，民国后掌握了东北的军政大权，成为一方军阀，一度还占有北京，成了北洋政府的首脑，世称奉系。1927年国民革 命军的北伐，主要是和奉系作战。张作霖在军事上失利之后主动撤出北京，在退往东北的途中，被日本人炸死。
所谓军阀，并不是说这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爱国还是不爱国，好人不是军阀，坏人才是军阀，爱国不是军阀，卖国才是军阀；而是说，军队是私人的，归将领私有，只要有地盘，就是一方的土皇帝，即使在名义上接受中央政府的指挥，但军队和地盘上的事，还是军阀说了算，中央管不着，一旦发生利益冲突，就可能发生叛变。因此，东北的军队和地盘，就是他们张家的，别人管不着。这是近代中国分崩离析的社会状况，也是因为近代中国还是一个封建宗法制社会，通过宗法人身依附关系，结成军政团体，各霸一方。张学良还在军事学校读书的时候，依仗老子的权势，就拥有了团长的职务和旅长的职权。张作霖去世前，张学良已经是方面军的司令了。张作霖去世后，张学良就子承父业，继承了老帅的遗产，被推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成了少帅，年仅27岁，哪有什么文韬武略?不过，张学良聪明胆大，敢作敢为，掌权后不久就做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就是东北易帜，把北洋政府的旗帜改成了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帜，也就是放弃独立对抗，归附中央政府。目的是为了减弱和摆脱日本对东北的控制。尽管如此，张学良的爱国之举，并不能改变军阀的性质，东北还是张学良的地盘，军政大事还是他说了算。
1930年国民党内的各路军阀联合起来反对蒋介石，中原大战，张学良一开始按兵不动，坐山观虎斗，到了关键时刻，出兵关内，帮助蒋介石击败了反蒋联盟。因此。他把地盘又扩大到了关内，坐镇北京。三分天下有其一，担任了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司令的职务，张学良统率的东北军，仅次于中央政府的核心势力，即蒋介石的黄埔系，乃是当时中国第二大军政集团，拥有优胜的炮兵和空军力量。张学良名义上是蒋介石的部下，实际上是同盟关系。九一八事变时，张学良命令所部不抵抗(蒋介石是不可能向他下命令的，东北的军队，不是蒋介石的，东北的地盘也不是蒋介石的，没有张学良的同意，蒋介石说的话等于放屁)，失去了东北的地盘。
1933年2月，因为日军攻击山海关。威胁热河(当时为行政省，即承德地区)，上海民间抗日运动领袖黄炎培赴北平考察，曾随宋子文、张学良一起到承德，动员抗战。考察的结果，令黄炎培十分心寒，他得出结论：“东北将领都不可恃。”东北军已经是一支腐败没有战斗力的军队。结果，长城抗战时东北军溃不成军，主要是蒋介石的黄埔系中央军和西北系统军队如宋哲元的二十九军浴血苦战。3月7日，黄炎培为上海各抗日团体起草公电，要求惩罚张学良，张受到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被迫辞职出洋。此后，东北军也被调离河北，到南方剿共，失去了自己的地盘，成了孤魂野鬼。尽管如此，中国军队的军阀性就在这里体现得很充分，东北军还是张学良的，张学良回国后还是东北军的领袖。还是少帅。
张学良晚年做口述历史，对唐德刚说，他的弱点是他一辈子未尝有过“上司”。唐先生问：“老帅不是你的上司吗?”张说：“父亲究竟与上司不同。”唐先生又问：“蒋不是你的上司吗?”张哈哈笑着说：“所以他发我脾气，我就把他抓起来呀。”我们在上面说了许多话，就是要来解释张学良的这句话的。蒋不是能管得着他的顶头上司。东北军的事是张说了算，而不是蒋说了算。
三、性格冲动的戏剧
有地盘的军阀是土皇帝，没有地盘的军阀，就像叫化子一样，要看别人的脸色。但少帅哪是看别人脸色的人?他在中国本来是坐第二把交椅的。红军长征到了陕北以后，东北军被调来剿共，张学良把司令部设在西安。西安城里还有西北军杨虎城的部队，不是蒋介石系统的人马。东北军在西北损兵折将，将士们又看着老家在日本侵略下受苦受难，就不愿意再和红军打仗，希望抗日，打回老家去。他们当年轻易地丢失了东北、热河的地盘，这时候才觉悟到失去故土的痛苦，该爱国了。张学良也开始和共产党秘密往来，希望停止内战，共同抗日。
蒋介石是搞特务政治的人，但他的情报工作搞得一塌糊涂，除了弄得天怒人怨之外，鲜有成就。蒋介石做梦也没有想到，张学良会和共产党“勾结”起来。当然，张学良和共产党合作，并不是为了反蒋，而是为了抗日。
1936年八九月间，蒋介石和平解决了两广背离中央的问题，志得意满。他在日记中写道：“十三年来之恶战苦斗，告一段落。”各地都已归附中央，尽管他对各路军政派系的控制力仍很薄弱，但名义上国家已经实现统一。他重建中央集权体制的努力，即将功德圆满，他的心腹大患，就剩下共产党和红军了。
9月20日，蒋介石得到报告，东北军要联共抗日，自由行动，他十分震怒。但很快就冷静下来，经过一夜的考虑，认为张学良这个人的性质和所处的环境，是不可能自由行动的。蒋认为的环境，估计是指东北军已经没有地盘，怎么可能自由行动?张学良的身世，又怎么能够信仰共产主义?何况，张学良还曾和苏联军趴打过一仗。社会各界对东北军和张学良也没有好感。蒋安慰自己，并且定下规矩，以后晚饭以后，不要处理重要的事情，以免情绪冲动，作出错误的决定。10月22日，蒋介石巡视西北。到达西安。部署剿共，安抚张学良。在蒋介石看来，红军只是残部，不难剿灭，他攘外必先安内的大功即将告成，可以专心对付日本侵略，而不必两面作战了。但这时候的张学良和蒋介石在战略思想上产生分歧，张认为只有攘外才能安内，也就是只有抗日，才能让全国团结起来，避免分裂。28日，张学良面见蒋介石，把和共产党合作抗日的主张，直接摆在了蒋介石的面前，遭到蒋介石的申斥。至此，蒋介石才意识到东北军有“变乱”的可能。在蒋介石眼里，张学良要求带兵抗日，不愿剿共，是这个人“无最后五分钟的坚定力”，“小事精明，心态不定”，很可悲。29日是蒋介石的阴历生日，回到洛阳避寿。
12月2日，蒋介石为了监督东北军剿共，避免他的剿共大业功亏一篑，决定将生死置之度外。进驻西安镇慑，逼迫东北军剿共。蒋介石是一位敢于冒险的人，一生屡历险地，即于4日从洛阳到临潼，5日进住华清池。西安是东北军和西北军的驻地，不在蒋介石军事势力的控制之内。10日，蒋介石决定找张学良谈话，并在日记中告诫自己：“对汉卿(张学良字)谈话不可太重。”他毕竟有所顾忌。但蒋介石的暴烈性格，岂是改得了的?
当天下午与张学良谈话的时候，蒋介石的主张遭到张学良强烈的反驳。从来没有人敢当面顶撞蒋介石， 只有少帅没有顾忌。两人发生了激烈的争吵，蒋介石身边的人从来没有见过这样恐怖的场面。蒋介石忘了自己对自己的告诫，他也忘了当年训斥刘湘说话的教训，他的火爆性格自然是无法再控制的了，依然大发脾气，痛斥张学良。
这下可真的招来了不测之变。少帅可不是刘湘，能够权衡利弊，他从小受到娇宠，也从来没有受过上司的责骂，因为少帅没有上司。这次蒋介石摆出了统帅的权威，张学良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烈刺激，又怎能咽下这口气?盛怒之下，回到西安城里后就决定抓蒋介石。
捉蒋之前数小时，张学良召开了一个干部会议，宣布他的决定：“好像灯泡，我暂时把它关一下，我给它擦一擦，我再给它开开，让它更亮。”如此大变，竟然说得非常轻巧。于学忠质疑说：“少帅，抓起来很容易，您考虑没有，以后怎么样放他呢?”张学良告诉于学忠：“现在不能考虑到那许多，先把蒋抓起来再说。”大少爷的脾气，掌管了国家命运，把军政大事视作儿戏。张学良在口述历史中解释西安事变说：“我真怒了，所以我才会有西安事变。我怒了什么呢?我的意思是这么一句话：你这个老头子，我要教训教训你。”
当时，蒋介石刚刚庆祝了五十大寿(虚岁)，张学良才36岁(虚岁)。他决策过程就很简单：“我从来不像人家，考虑将来这个事情怎么地，我不考虑，我就认为这个事情我当做，我就做!……我做那件事情(西安事变)没有私人利益在里头，我没想过与我自己地位、利益有关的东西，我没有!假设我自个要地位、利益，我就没有西安事变。我跟你说，我大权在握，富贵在手，我什么都不要。”近代中国的高层政治，竟是如此地原始粗放。他所谓的没有私心，只是因为权力和财富来得太容易，因而满不在乎而已。
西安事变的发生，完全出乎政界的意料，如此莽撞的事件，令人无法想象。苏联正在和中国谈判合作制约日本的问题，蒋介石的危险处境，也影响苏联的国家利益，因而强烈谴责这次事变。其实，当时蒋介石已经在考虑与共产党妥协的方式，或者用他的话说“收编”的方武，只是一时间日本对华侵略有所和缓，他还感受不到抗日的紧迫感。因而专意剿共，来完成他的统一大业。因此，当时并非没有其他途径引导他联共抗日。当然，在蒋介石的词典里，“联共”或“国共合作”的概念是没有的。但这只是个名词而已，并不影响问题的实质。
西安事变，尽管结果圆满，国家实现了团结抗日，但如果蒋介石当时有所不测，在当年的私兵体制下，黄埔系都会分裂。国家分崩，也就难以抵抗日本侵略，危险之情，非言语所能形容，并不是如我们现在想象的那么轻巧。何况，现代国家的军政事务，又岂能如此草率?从张学良本人来说，老帅的遗产，从此被少帅挥霍一空。东北军作为当时中国第二大军事派系，因为群龙无首，很快就分裂内斗，被蒋介石肢解。东北军部队在抗日战争中，也就鲜有骄人的战绩。除了西安事变，人们对东北军的印象，更多的是不抵抗和溃败的耻辱。一秀焉能掩百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