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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作为世界上第一家国家控股的公司，英国石油公司经历了国有控股、私有化回归浪潮后，创造了世界石油工业史上的奇迹。
今年6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兑现选举承诺，宣布退出《巴黎协定》。尽管早有预期，国际社会仍是一片哗然。历史很可能会证明这是错误的一步，因为人类的能源结构在新世纪来临之际，正处于嬗变的开端，仍然固守传统化石能源或可保住些许眼前利益，但从长远看，特朗普的这个决定可能会被后来者贴上“短视”的标签。
这样一个历史节点，正可以通过回顾20世纪石油行业的风云际会，从中获取能源与经济发展、地缘政治以及企业所有制形式之间复杂关联的启发，而英国石油公司（BP）则是20世纪石油兴衰的一个典型缩影。
工业革命在英国发轫，离不开英国各处埋在地表浅层的煤炭。英国人用煤炭替代木炭，不仅挽救了几乎被砍伐一空的森林，而且获得了更高的能源效率，“在制造方面有可能实现很大的节约：一个高炉每年花在木炭上的费用是五百磅；用煤就可能把这项费用减到十分之一”。
更重要的是，这场能源更替产生了一种伟大的外溢效应：因为煤炭需求量大增，地表浅层的煤矿不敷使用，需要从深层矿井中挖掘，在这个过程中，为了应对地下渗水，蒸汽机被发明了出来，再经过瓦特的改良，英国工业革命就此插上了腾飞的翅膀，对整个人类历史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
到了19世纪中叶，在当时已经初步工业化的西方国家，煤炭已经无法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这时，石油开始登上历史的舞台。以1859年美国人艾德温·德雷克发明石油钻井技术为标志，石油从幽深的地层大量地浮现在人类社会，成为推动历史加速发展的重要资源。在20世纪初，这种方兴未艾的能源，吸引了在澳大利亚采掘金矿而大发横财的英国商人威廉·诺克斯·达西，于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和石化集团公司之一——英国石油公司拉开了历史的帷幕。
达西协议
石油埋在地底深处，在全球的分布很不均匀，相对集中在中东波斯湾、非洲撒哈拉沙漠和几内亚湾沿岸、美洲墨西哥湾和加勒比海沿岸、俄罗斯、北海等地。
1901年，达西与迫于财政压力的伊朗政府（当时是波斯王国）签订了《达西协议》，获得了现在伊朗大部分地区的石油勘探、开发、铺设输油管道和兴建炼油厂的权力。作为回报，达西仅需要向伊朗政府支付两万英镑的现金和价值两万英镑的股票，每年再缴纳净利润的16%以及每吨4先令的矿区使用费。
这项协议能够达成，英国政府起了很大作用。时任英国驻伊朗公使阿瑟·汉丁曾说：“我出任驻伊公使后接到的第一个使命，就是获得伊朗的石油租赁特许权。”汉丁一方面对当时的伊朗政府软硬兼施，另一方面，为了阻止当时沙俄政府对这项协议的干涉，他玩起了外交小花招：他故意支走懂伊朗文的俄国工作人员，导致俄国公使对呈上来的伊朗文石油租赁协议见面不识，错过了提出异议的时机。
1903年，达西在伊朗成立了石油勘探公司，加快了勘探步伐。但居高不下的勘探成本很快使得达西的资金链一再紧绷，1904年达西已经拿不出按协议应缴纳的16%的年利润，还拖欠了银行的大笔贷款。
达西不得不四处寻求资金支持，英国的投资者对于高风险的石油勘探早已望而却步，罗斯柴尔德家族、标准石油公司等大财团也未施以援手。
后来，时任英国皇家石油委员会主席的恩斯特·普雷迪曼给达西指了一条路：“英国海军正在试验以石油作为海军的燃料。”1905年，达西渡过了难关，与伯马公司——这家公司位于英国当时的殖民地印度境内，是先前已经与英国海军合作的石油公司——签订合作协议，后者答应提供资金与达西共同勘探伊朗的石油。
1908年，两家公司终于在伊朗发现了大油田，随即在1909年进行改组，正式成立英波石油公司，即后来的英国石油公司（BP）。达西退出了公司管理层，由股东之一斯特拉斯科纳勋爵出任董事会主席，查尔斯·格林韦出任总经理。
丘吉尔与国有化
1912年，公司所属的阿巴丹炼油厂建成，油田至炼油厂的输油管道也敷设完毕，但高昂的管理成本、恶劣的自然环境、周边部落的骚扰，又一次使得英国石油公司在财务上陷入困境。格林韦马上向英国海军求助。
此时，领导英国人民抗击法西斯的丘吉尔，正担任海军大臣。海军上将费希尔告诉丘吉尔，内燃机军舰“只需携带54吨石油便可绕世界一周”，而蒸汽机军舰十分笨重黑烟滚滚，“我在20英里外就能清楚地看见，并凭其烟囱便知每艘战舰的型号。依我的经验，单靠一股黑烟我就能在40英里外发现一支舰队！”
于是，丘吉尔下令成立“燃料和发动机皇家委员会”，强调“关系到我们生死存亡的海军骨干舰开始烧油，并只烧油”，决定将海军动力系统转轨到燃油。作出这个决定之后，丘吉尔必须为海军寻找到稳定可靠的燃油供应。这时，格林韦的求助几乎就让双方一拍即合。
1913年，丘吉尔提交了一份名为“向帝国海军提供燃料油”的备忘录给内阁，要求与英国石油公司订立长期合同，以保障稳定的燃油供应。
1914年，英国议会批准英国政府控股英国石油公司。政府获取私人公司的股权，在当时可谓是史无前例，一时掀起了不小的波澜，但最终，英国议会还是以压倒性的票数通过了这项协议。
丘吉尔在回应质疑时相当直率地说：“如果我们得不到石油，我们就得不到玉米和棉花，得不到保持大英帝国经济活力的6位数商品。”这样，英国石油公司就摇身一变，成了一家英国政府控股51%的国有企业。
当然，英国石油公司也必须为英国海军提供充足的廉价燃油，并上缴相應的利润。丘吉尔后来颇为自豪地说：“可这个投资已实现的和潜在的利益，其总数不仅足以支付那一年建造大小舰只的所有计划和整个战争前的石油燃料设备，而且使1912年、1913年和1914年下水的强大舰队未花费纳税人一分钱。”
此后，国有化的英国石油公司，在财务、政治、军事上得到了英国政府更多的关照和保护，极大地推动了公司的发展。在这个过程中，英国石油公司逐步发展壮大，从产业链上游的石油勘探、开采，到建立自己的炼油厂、船队，再到在各国各地建立产业链下游的分销网络，成为包揽全产业链的巨无霸石油企业。 类似的石油巨头还有西方各国的其它六家企业，从1920年代开始，这七大石油巨头开始通过以《红线协定》为代表的协议瓜分市场、建立价格联盟，形成了历史上著名的“七姊妹”，在欧佩克成型之前，基本上垄断了国际石油市场。
庇护埋下隐忧
一直到“二战”结束，英国石油公司在英国政府的荫庇之下，借助政治权力把美孚石油公司等一大批竞争对手“隔离”在伊朗之外，形成了独霸伊朗石油的局面。
不仅如此，对于历届伊朗政府而言，英国石油公司实在称不上是友好的合作伙伴。
早年，达西与当时的伊朗政府达成的协议在事后看来并不公平，尽管达西需要承担极大的经营风险，但协议中分给伊朗的利益与油田价值相较，显得不成比例。
即使是如此不公平的利益分配，英国石油公司还经常找种种借口进行克扣。比如，通过转移收入，将留在伊朗的净利润减少，这实际上减少了伊朗可获得的利润额度；长期低价向英国海军供油，这实际上也减少了伊朗的收益。
英国石油公司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却对伊朗本地的发展毫无助益，既不在伊朗发展促进伊朗技术提升的项目，也不在伊朗进行必要的采购，甚至一度尽可能不雇佣伊朗本地员工，即使雇佣伊朗员工，其工资也被控制在极低的水平。
诸如此类的事让伊朗人觉得受到了剥削，随着“二战”后各国民族主义的高涨，伊朗人的愤怒愈加强烈，英国石油公司的大麻烦也就来了。
1951年，伊朗首相摩薩台发起了国有化运动，对英国石油公司在伊朗的资产实行全面国有化。尽管在英国政府和“七姊妹”联盟的帮助下，英国石油公司在1954年重返伊朗，但是它再也不可能独霸伊朗石油了。
英国石油公司惹下如此麻烦，当然引起了英国政府的不满。一位官员曾经抱怨，BP自从国有化之后，“开始害上了弗兰肯斯坦综合症而变得无法控制”。作为控股股东的英国政府派出的两位董事，通常是退休的财政部官员或外交官，对于石油行业基本上是门外汉，所以无法插手英国石油公司的经营活动，也就无法对其形成有效约束。
英国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在1946年说：“英国石油公司实际上是国家资本的私营公司，它干的每件事都对英国政府和伊朗之间的关系产生反应。作为外交大臣，我没有权力或者势力去干任何什么事，虽然政府拥有这笔大财产。据我所知，没有任何部门能做什么。”
1951年时任董事长的威廉·弗雷泽，只关心资产负债表和年终报表，对眼前商业利益的唯利是图主宰了英国石油公司这头“怪兽”，但如果遇到了麻烦，英国石油公司又习惯性地求助于英国政府。
英国政府羽翼下的英国石油公司，凭着伊朗的石油就能舒舒服服地过日子，无心寻求石油来源的多元化。1923年，时任英国石油公司总经理的阿诺德·威尔逊说：“我认为在这一地区是不存在石油的（伊本·沙特国王统治的地区，后来沙特阿拉伯成为石油储量最大的国家）。据我所知，那里根本没有石油存在的迹象，而且那里的地理条件我们一点也不喜欢；但是无论如何，我相信没有公司能承担得起在这种地质构造条件下的钻井费用，除非能找到石油明显存在的证据。”这一石油界的著名笑柄，充分体现了英国石油公司进取心的丧失，这正是政府呵护加垄断地位所造成的后果。
到了1951年摩萨台国有化运动时，完全依赖于伊朗石油来源的英国石油公司，几乎陷入了灭顶之灾，严重影响了英国的国家能源安全。
私有化救赎
1960年，主要产油国宣布成立欧佩克组织，试图控制石油产业链的上游，这直接导致了上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的能源危机。“七姊妹”在其中遭受重创，失去了对石油产业链上游的控制。
英国石油公司同样也只能接受与欧佩克谈判的油价，失去了曾经享受的垄断地位带来的定价权，正如英国石油公司董事长埃里克·弗雷泽所说：“我们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按照合同行事。”
英国政府再也无法得到优惠的石油了，而此时的中东霸主已是美国，英国政府也无力像过去那样为英国石油公司提供特权式的政治庇护了。丘吉尔当初设定的英国政府与英国石油公司之间的“双赢”格局，已经不可能再有存在的基础。
1979年，撒切尔政府上台，在经济上奉行自由化改革，英国的国有企业就成为了当然的改革目标，英国石油公司也在其中。
其实，英国石油公司的国有企业身份，常常为其在20世纪下半叶的国际市场运营带来负面影响，“二战”后各产油国的民族主义觉醒，让他们对来自英帝国主义的国有企业怀有更深的戒心。
改革对于英国石油公司来说正逢其时。从1976年-1987年，英国政府出售了所持有的英国石油公司的全部股份，英国石油公司成为了一家股份制的公众上市公司。
新的英国石油公司在1990年代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通过兼并阿莫科等大型石油企业，形成了合理的产业链，在全球能源领域维持了领先地位。在21世纪之初，一度成为欧洲股票市场市值最高的公司。
2010年，英国石油公司在墨西哥湾的“深水地平线”钻井平台爆炸，造成严重的海洋污染。面对如此严峻的危局，英国石油公司一面建立了200亿美元的赔偿基金，一面完善安全管理体系，还大力发展光伏产业等新能源，到今天仍然屹立在世界能源领域。
创立之初，英国政府的帮助让英国石油公司获得快速的发展，政府与企业形成了一种“双赢”。但后来英国石油公司对英国政府的过度依赖，已背离了市场经济中一个企业的本分，最终导致了双方的分离。但浴火重生的英国石油公司在正确的市场激励下，克服重重困难，迎来了另一个发展的春天。（支点杂志2017年10月刊）
今年6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兑现选举承诺，宣布退出《巴黎协定》。尽管早有预期，国际社会仍是一片哗然。历史很可能会证明这是错误的一步，因为人类的能源结构在新世纪来临之际，正处于嬗变的开端，仍然固守传统化石能源或可保住些许眼前利益，但从长远看，特朗普的这个决定可能会被后来者贴上“短视”的标签。
这样一个历史节点，正可以通过回顾20世纪石油行业的风云际会，从中获取能源与经济发展、地缘政治以及企业所有制形式之间复杂关联的启发，而英国石油公司（BP）则是20世纪石油兴衰的一个典型缩影。
工业革命在英国发轫，离不开英国各处埋在地表浅层的煤炭。英国人用煤炭替代木炭，不仅挽救了几乎被砍伐一空的森林，而且获得了更高的能源效率，“在制造方面有可能实现很大的节约：一个高炉每年花在木炭上的费用是五百磅；用煤就可能把这项费用减到十分之一”。
更重要的是，这场能源更替产生了一种伟大的外溢效应：因为煤炭需求量大增，地表浅层的煤矿不敷使用，需要从深层矿井中挖掘，在这个过程中，为了应对地下渗水，蒸汽机被发明了出来，再经过瓦特的改良，英国工业革命就此插上了腾飞的翅膀，对整个人类历史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
到了19世纪中叶，在当时已经初步工业化的西方国家，煤炭已经无法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这时，石油开始登上历史的舞台。以1859年美国人艾德温·德雷克发明石油钻井技术为标志，石油从幽深的地层大量地浮现在人类社会，成为推动历史加速发展的重要资源。在20世纪初，这种方兴未艾的能源，吸引了在澳大利亚采掘金矿而大发横财的英国商人威廉·诺克斯·达西，于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和石化集团公司之一——英国石油公司拉开了历史的帷幕。
达西协议
石油埋在地底深处，在全球的分布很不均匀，相对集中在中东波斯湾、非洲撒哈拉沙漠和几内亚湾沿岸、美洲墨西哥湾和加勒比海沿岸、俄罗斯、北海等地。
1901年，达西与迫于财政压力的伊朗政府（当时是波斯王国）签订了《达西协议》，获得了现在伊朗大部分地区的石油勘探、开发、铺设输油管道和兴建炼油厂的权力。作为回报，达西仅需要向伊朗政府支付两万英镑的现金和价值两万英镑的股票，每年再缴纳净利润的16%以及每吨4先令的矿区使用费。
这项协议能够达成，英国政府起了很大作用。时任英国驻伊朗公使阿瑟·汉丁曾说：“我出任驻伊公使后接到的第一个使命，就是获得伊朗的石油租赁特许权。”汉丁一方面对当时的伊朗政府软硬兼施，另一方面，为了阻止当时沙俄政府对这项协议的干涉，他玩起了外交小花招：他故意支走懂伊朗文的俄国工作人员，导致俄国公使对呈上来的伊朗文石油租赁协议见面不识，错过了提出异议的时机。
1903年，达西在伊朗成立了石油勘探公司，加快了勘探步伐。但居高不下的勘探成本很快使得达西的资金链一再紧绷，1904年达西已经拿不出按协议应缴纳的16%的年利润，还拖欠了银行的大笔贷款。
达西不得不四处寻求资金支持，英国的投资者对于高风险的石油勘探早已望而却步，罗斯柴尔德家族、标准石油公司等大财团也未施以援手。
后来，时任英国皇家石油委员会主席的恩斯特·普雷迪曼给达西指了一条路：“英国海军正在试验以石油作为海军的燃料。”1905年，达西渡过了难关，与伯马公司——这家公司位于英国当时的殖民地印度境内，是先前已经与英国海军合作的石油公司——签订合作协议，后者答应提供资金与达西共同勘探伊朗的石油。
1908年，两家公司终于在伊朗发现了大油田，随即在1909年进行改组，正式成立英波石油公司，即后来的英国石油公司（BP）。达西退出了公司管理层，由股东之一斯特拉斯科纳勋爵出任董事会主席，查尔斯·格林韦出任总经理。
丘吉尔与国有化
1912年，公司所属的阿巴丹炼油厂建成，油田至炼油厂的输油管道也敷设完毕，但高昂的管理成本、恶劣的自然环境、周边部落的骚扰，又一次使得英国石油公司在财务上陷入困境。格林韦马上向英国海军求助。
此时，领导英国人民抗击法西斯的丘吉尔，正担任海军大臣。海军上将费希尔告诉丘吉尔，内燃机军舰“只需携带54吨石油便可绕世界一周”，而蒸汽机军舰十分笨重黑烟滚滚，“我在20英里外就能清楚地看见，并凭其烟囱便知每艘战舰的型号。依我的经验，单靠一股黑烟我就能在40英里外发现一支舰队！”
于是，丘吉尔下令成立“燃料和发动机皇家委员会”，强调“关系到我们生死存亡的海军骨干舰开始烧油，并只烧油”，决定将海军动力系统转轨到燃油。作出这个决定之后，丘吉尔必须为海军寻找到稳定可靠的燃油供应。这时，格林韦的求助几乎就让双方一拍即合。
1913年，丘吉尔提交了一份名为“向帝国海军提供燃料油”的备忘录给内阁，要求与英国石油公司订立长期合同，以保障稳定的燃油供应。
1914年，英国议会批准英国政府控股英国石油公司。政府获取私人公司的股权，在当时可谓是史无前例，一时掀起了不小的波澜，但最终，英国议会还是以压倒性的票数通过了这项协议。
丘吉尔在回应质疑时相当直率地说：“如果我们得不到石油，我们就得不到玉米和棉花，得不到保持大英帝国经济活力的6位数商品。”这样，英国石油公司就摇身一变，成了一家英国政府控股51%的国有企业。
当然，英国石油公司也必须为英国海军提供充足的廉价燃油，并上缴相應的利润。丘吉尔后来颇为自豪地说：“可这个投资已实现的和潜在的利益，其总数不仅足以支付那一年建造大小舰只的所有计划和整个战争前的石油燃料设备，而且使1912年、1913年和1914年下水的强大舰队未花费纳税人一分钱。”
此后，国有化的英国石油公司，在财务、政治、军事上得到了英国政府更多的关照和保护，极大地推动了公司的发展。在这个过程中，英国石油公司逐步发展壮大，从产业链上游的石油勘探、开采，到建立自己的炼油厂、船队，再到在各国各地建立产业链下游的分销网络，成为包揽全产业链的巨无霸石油企业。 类似的石油巨头还有西方各国的其它六家企业，从1920年代开始，这七大石油巨头开始通过以《红线协定》为代表的协议瓜分市场、建立价格联盟，形成了历史上著名的“七姊妹”，在欧佩克成型之前，基本上垄断了国际石油市场。
庇护埋下隐忧
一直到“二战”结束，英国石油公司在英国政府的荫庇之下，借助政治权力把美孚石油公司等一大批竞争对手“隔离”在伊朗之外，形成了独霸伊朗石油的局面。
不仅如此，对于历届伊朗政府而言，英国石油公司实在称不上是友好的合作伙伴。
早年，达西与当时的伊朗政府达成的协议在事后看来并不公平，尽管达西需要承担极大的经营风险，但协议中分给伊朗的利益与油田价值相较，显得不成比例。
即使是如此不公平的利益分配，英国石油公司还经常找种种借口进行克扣。比如，通过转移收入，将留在伊朗的净利润减少，这实际上减少了伊朗可获得的利润额度；长期低价向英国海军供油，这实际上也减少了伊朗的收益。
英国石油公司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却对伊朗本地的发展毫无助益，既不在伊朗发展促进伊朗技术提升的项目，也不在伊朗进行必要的采购，甚至一度尽可能不雇佣伊朗本地员工，即使雇佣伊朗员工，其工资也被控制在极低的水平。
诸如此类的事让伊朗人觉得受到了剥削，随着“二战”后各国民族主义的高涨，伊朗人的愤怒愈加强烈，英国石油公司的大麻烦也就来了。
1951年，伊朗首相摩薩台发起了国有化运动，对英国石油公司在伊朗的资产实行全面国有化。尽管在英国政府和“七姊妹”联盟的帮助下，英国石油公司在1954年重返伊朗，但是它再也不可能独霸伊朗石油了。
英国石油公司惹下如此麻烦，当然引起了英国政府的不满。一位官员曾经抱怨，BP自从国有化之后，“开始害上了弗兰肯斯坦综合症而变得无法控制”。作为控股股东的英国政府派出的两位董事，通常是退休的财政部官员或外交官，对于石油行业基本上是门外汉，所以无法插手英国石油公司的经营活动，也就无法对其形成有效约束。
英国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在1946年说：“英国石油公司实际上是国家资本的私营公司，它干的每件事都对英国政府和伊朗之间的关系产生反应。作为外交大臣，我没有权力或者势力去干任何什么事，虽然政府拥有这笔大财产。据我所知，没有任何部门能做什么。”
1951年时任董事长的威廉·弗雷泽，只关心资产负债表和年终报表，对眼前商业利益的唯利是图主宰了英国石油公司这头“怪兽”，但如果遇到了麻烦，英国石油公司又习惯性地求助于英国政府。
英国政府羽翼下的英国石油公司，凭着伊朗的石油就能舒舒服服地过日子，无心寻求石油来源的多元化。1923年，时任英国石油公司总经理的阿诺德·威尔逊说：“我认为在这一地区是不存在石油的（伊本·沙特国王统治的地区，后来沙特阿拉伯成为石油储量最大的国家）。据我所知，那里根本没有石油存在的迹象，而且那里的地理条件我们一点也不喜欢；但是无论如何，我相信没有公司能承担得起在这种地质构造条件下的钻井费用，除非能找到石油明显存在的证据。”这一石油界的著名笑柄，充分体现了英国石油公司进取心的丧失，这正是政府呵护加垄断地位所造成的后果。
到了1951年摩萨台国有化运动时，完全依赖于伊朗石油来源的英国石油公司，几乎陷入了灭顶之灾，严重影响了英国的国家能源安全。
私有化救赎
1960年，主要产油国宣布成立欧佩克组织，试图控制石油产业链的上游，这直接导致了上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的能源危机。“七姊妹”在其中遭受重创，失去了对石油产业链上游的控制。
英国石油公司同样也只能接受与欧佩克谈判的油价，失去了曾经享受的垄断地位带来的定价权，正如英国石油公司董事长埃里克·弗雷泽所说：“我们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按照合同行事。”
英国政府再也无法得到优惠的石油了，而此时的中东霸主已是美国，英国政府也无力像过去那样为英国石油公司提供特权式的政治庇护了。丘吉尔当初设定的英国政府与英国石油公司之间的“双赢”格局，已经不可能再有存在的基础。
1979年，撒切尔政府上台，在经济上奉行自由化改革，英国的国有企业就成为了当然的改革目标，英国石油公司也在其中。
其实，英国石油公司的国有企业身份，常常为其在20世纪下半叶的国际市场运营带来负面影响，“二战”后各产油国的民族主义觉醒，让他们对来自英帝国主义的国有企业怀有更深的戒心。
改革对于英国石油公司来说正逢其时。从1976年-1987年，英国政府出售了所持有的英国石油公司的全部股份，英国石油公司成为了一家股份制的公众上市公司。
新的英国石油公司在1990年代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通过兼并阿莫科等大型石油企业，形成了合理的产业链，在全球能源领域维持了领先地位。在21世纪之初，一度成为欧洲股票市场市值最高的公司。
2010年，英国石油公司在墨西哥湾的“深水地平线”钻井平台爆炸，造成严重的海洋污染。面对如此严峻的危局，英国石油公司一面建立了200亿美元的赔偿基金，一面完善安全管理体系，还大力发展光伏产业等新能源，到今天仍然屹立在世界能源领域。
创立之初，英国政府的帮助让英国石油公司获得快速的发展，政府与企业形成了一种“双赢”。但后来英国石油公司对英国政府的过度依赖，已背离了市场经济中一个企业的本分，最终导致了双方的分离。但浴火重生的英国石油公司在正确的市场激励下，克服重重困难，迎来了另一个发展的春天。（支点杂志2017年10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