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奇涵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批授衔的上将，他一生叱咤风云，功勋卓著。毛泽东主席曾称誉他是“赣南农民运动的一面旗帜”。他是一面迎风飘扬的旗帜，也是一棵参天大树，然而树再高也恋着根，恋着生他养他的故乡。
　　１９４９年南昌刚解放，陈奇涵将军出任江西省军区司令员，他多想回离别了２０年的老家兴国看看啊！然而百废待兴，公务繁忙，无暇他顾，直到１９５４年２月２８日，中央军委任命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院院长，他才趁离赣赴京之际回家乡兴国，实现自己的愿望。
　　
　　生我者父母，养我者父老乡亲
　　
　　１９５４年立夏边的一天，潋江河畔绿肥红艳，山青水碧。坝南村田间插着红旗，互助组的山歌喂喂，人们喜气洋洋，正忙着耘田除草。
　　上午９时许，一辆黄色军用吉普驶进坝南村，吉普车停下后，从车上一共下来５个人，为首带路的是陈奇涵的侄子陈毓衔。走在中间的那位身材较胖的首长便是陈奇涵。
　　“奇涵公回来了！”有位后生打飞脚回村里去传递这一令人惊喜的消息。闻讯而至的左邻右舍，大人小孩，见了陈奇涵喊“公”喊“伯”称“叔”称“哥”。陈奇涵一一应答，频频点头；和颜悦色、平易近人。
　　回到家里，陈奇涵抬头瞅着了门脑上那根烟熏火燎，乌漆墨黑的旧梁子，触发对艰苦岁月的回忆：“那是１９２９年敌人烧的。国民党开了一连人马来捉我。结果人没抓到，就把我家房屋烧了。”
　　这时候，有乡亲告诉陈奇涵：“你当年写的革命对联还在祠堂里，保存完好，字迹清楚。”陈奇涵听了朗声大笑不止，执意去实地看看。打开祠堂大门，果然看到了这副气度不凡的隶书楹联：
　　“戡乱定中原，万国衣冠朝我族，揭竿除暴政，千秋事业著丹青。”
　　那是１９２２年修祠堂时，血气方刚的陈奇涵饱蘸浓墨，满怀豪情写下的。当时陈奇涵风华正茂，跟随孙中山参加了反对袁世凯签订卖国条约的斗争。１９２５年进黄埔军校，曾任政治大队长。那年春，经陈赓、许继慎（我党杰出军事家之一）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从此，陈奇涵走上了革命道路。
　　流年似水，世事沧桑，抚今追昔，感慨万千。陈奇涵哈哈大笑说：“我撰写的楹联没有被敌人铲除，得感谢群众的保护！”他接着说：“１９３２年毛泽东同志来坝南时，十分赞赏这副对联，还概括成两句话：‘王师北定中原日，人民拍手称快时。’如今，军阀打倒了！暴政除掉了！但我们还要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任重道远哟！”
　　在同乡亲们的攀谈中，得知与他同时参加革命的同伴，带出去当红军的同乡，牺牲者十之八九，他感叹唏嘘。上桌吃饭时，有人向他敬第一杯酒时，他说：“第一杯酒该敬革命先烈。”他还深情地叹道：“同伴去远征，唯我独生还，哀哉不烧香，敬酒先烈尝。”端起酒杯，作揖三巡，然后，把杯中酒徐徐洒在地上。其神之虔诚，其情之真切，令观者无不动容。
　　吃过饭不久，陈老便同秘书携带礼品走访陈福传、陈奇滨两烈士的遗孀。路上他对秘书讲起他与二烈士的一段生死交情。
　　当年陈奇涵在赣南特委当军事部长，斗争极为残酷，环境十分险恶。有一回，得知敌人搜捕陈奇涵，党组织派陈福传、陈奇滨化装成赶圩的农民，每人肩挑两箩谷，陈奇涵夹在中间星夜转移。不料半途中遇上靖卫团的临时布哨，敌人问：“什么人？”陈福传大声回答：“竹坝陈福传。”“你们半夜去干什么？”“上古龙冈，那里的谷价好。”地方上无人不晓绰号“豹子头”的陈福传，秉性刚烈，脾气暴躁，膀宽腰圆，武艺高强。站冈的靖卫团丁便睁只眼闭只眼让他们通过。殊不知，陈奇涵就在他们严密的监控下安全脱险。
　　陈奇涵一直记着这份情谊，就特意上门看望陈福传的遗孀谢屋婆。接下陈奇涵的慰问金和礼品之后，谢屋婆说：“奇涵哥，福传被国民党杀害后，至今一副骨头还在露天，无钱入殓。”陈奇涵说：“这还了得！”就对陈秀怀村民说：“你说建一穴墓须花多少钱？”秀怀如实说：“有６０块钱足够。”陈奇涵当即掏出６０元钱交给陈秀怀，叮嘱一定要把事情办妥，下次回乡要亲自验看。陈秀怀表示保证遵嘱办好。
　　
　　快离开家门时，乡亲们和干部都来送行。陈奇涵按照事先准备好的名单，把自己节约的薪金叫秘书给每户发２０元钱。那时刚实行薪金制，还不是工资制。刚工作的小学教师每月才１８块。名单上列的人多，发的钱也多。秘书脸露难色说：“司令员，发了５００元，所剩不多了！”陈奇涵说：“发得去就是，大不了差旅费向县里借。你要知道，生我者父母，养育我者父老乡亲呀！”
　　陈奇涵对身边的干部们说：“革命胜利了，我们不要忘记了为革命牺牲的烈士。要关心革命烈士家属及其子女的生活，对他们的遗孀和后代要负责安排好！”
　　
　　战争使我们分离，请不要生我的气
　　
　　在战争年代，有多少个家庭被逼得妻离子散，陈奇涵为了参加革命，推倒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而离开了家。
　　陈奇涵９岁时，父母给他找了个名叫王建德的童养媳，长大后凑合成夫妻。夫妇俩有过同甘共苦，患难相依的时光。陈奇涵参加长征后，与家中失去联系。在延安不惑之年时，才跟抗日女战士韦彬喜结连理。
　　１９４９年兴国解放时，王建德得知陈奇涵已经再婚，她无怨无悔，通情达理，通过政府与陈奇涵办了离婚手续。陈奇涵也宽容地同意她离婚不离家，因为她毕竟守望了十多年，还一起生了个孩子。
　　当陈奇涵一脚踏进家门时，王建德喜出望外地称呼：“奇涵哥，你回来啦！”她是严格遵守当初离婚答应仅作兄妹相称的承诺。陈奇涵也非常客气地说：“孩子他妈，你受苦了，受委屈了。敌人逼我们走散，战争使我们分离，请不要生我的气哟！”
　　“生什么气？你捡得一条命，又回来看我，这是我前世修来的福分。”王建德边说边拿出一双布鞋，对陈奇涵说：“你年轻时较瘦，现在胖多了，试试，看合不合脚？”
　　陈奇涵穿上说：“蛮合脚，不紧不松。感谢你，我收下这份礼！”王建德大妈又说：“做起这双鞋等你穿，足足等了二十年。”
　　记忆揭开了尘封已久的岁月。陈奇涵记起长征前夕回家告别，走得匆促，没带上这双布鞋，王建德追了几里路，赶不上出发的队伍，也见不着丈夫的人影，就把它带回家，锁进箱子里保管起来，今天陈奇涵穿上，她自然高兴得不得了。
　　年逾六旬的两位老人，相互诉说了二十年分离后的战斗和生活。陈奇涵特别关心王建德的身体和以后的晚年生活，他对王建德说：“你晚年的生活费用，儿子昆元的薪水少，我会给他寄钱。”
　　陈奇涵后来信守承诺，一直负担前妻的生活费、营养费、医疗费，按月准时给儿子寄钱。
　　
　　建座“花果山”抗洪又结果
　　
　　１９６１年春，收割油菜的一天，陈奇涵从北京第二次回故里。其时，王建德去了儿子家。１３辆轿车鱼贯地驶进了坝南小学的大操场，同来的还有柯庆施等华东局六省一市领导和中央有关部委领导。他们是一道去上杭古田开会，应陈奇涵之邀请，顺路到坝南瞻仰毛泽东同志的故居。
　　
　　众首长肃然伫立，凝神注目村中清水塘边，翠竹掩映的一幢青砖白墙瓦屋。陈奇涵给大家介绍说：“１９３２年８月６日，就在这幢房子里召开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军事会议及中共苏区中央局重要会议（史称兴国八月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彭德怀、林彪、聂荣臻、陈毅、罗荣桓、叶剑英、李富春、曾山、陈奇涵等人。由周恩来主持会议，先是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共同讨论通过了红军沿赣江东岸挺进，消灭乐安、宜黄、南丰之敌，并对红军整编进行部署。接着讨论恢复方面军总政委职务问题。毛泽东“二失兵权”就是通过这次会议才回到红军的领导岗位。”听到毛主席当年在此否极泰来，命运转折，众人感叹唏嘘。
　　参观之后领导们调转车头，离开村庄，只有陈奇涵和陪同的县公安局局长被留下来。他们来到坝南大队办公室，同大队干部举行了小型座谈会。
　　陈奇涵首先问：“村里来信给我，反映村里年年遭灾，年年歉收，还被潋江的洪水摧毁了不少房屋，大水一来，大家日夜担惊受怕，不知大家想了什么办法来解决？”
　　刘书记说：“你回来正好，我们打算向上反映，建议把村里一千多户迁走。不知陈老的意见怎样？”
　　陈奇涵若有所思说：“等待没有出息，搬迁不是办法。自古以来，坝南村是远近闻名的鱼米之乡、富庶之地，迁什么？不要迁！明朝海瑞来兴国当县令，都晓得组织老百姓植树造林，在村口建万松坝，确保一方平安，今天，我们也可以在河堤低洼处建座花果山，又抗洪，又结果，两全其美。”
　　“办法好是好，可惜没有资金投入。”村主任说。陈奇涵马上说：“资金由我来‘化缘’，大概需要多少？”会计马上拨了一通算盘珠子，还大致列了各个项目支出。最后说：“大概要２０万块钱才够。”当时村干部把这笔经费看作天文数字，担心陈奇涵会批评，想不到他爽快答应：“２０万就２０万，但不得贪污私分。”村干部乍嘴吐舌，无比惊喜。
　　陈奇涵还叮嘱大队干部，在困难时期要关心群众生活，不得饿死人；要发动大家多养家禽家畜，多栽南瓜、蕃薯、芋头。而且还从公文包里掏出一叠钞票、粮票，交大队干部发给那些缺食缺穿的困难户，反复交待：“不要说我给的，就说政府给的，共产党给的。”
　　这年冬天，他筹集的２０万元如数拨下来，通知大队去领。可惜办事人员不力，没有及时去领，后来经费冻结。至今当年的村干部谈及此事，深感遗憾。
　　“文革”时期，陈奇涵虽然受到困扰，但仍然时时刻刻在想念家乡。他派在军队工作的儿子陈友西，请假带相机回故乡，代表他和韦彬看望父老乡亲。他对儿子说：“你这次回去，代我看望父老乡亲，不要等我死了后，连老家的门都找不着。”并反复交待，要照下在祠堂里书写的革命对联。陈友西回到家乡后一一照办。
　　１９８１年６月１９日下午４时５０分，陈奇涵在北京病逝。将星殒落，苍天同悲。张震副主席为他题词：“浩气长存，风范千古。”迟浩田副主席为他题词：“华夏名将，光耀千秋。”噩耗传来，家乡的人们悲痛欲绝，在村里设立灵堂，父老乡亲纷纷前来祭奠。家乡人民永远不会忘记陈奇涵的赤子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