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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早期的主旋律电影旨在反映战争的艰苦卓绝和塑造革命领袖、战争英雄的光辉形象,忽视了影片的观赏性。虽承载着塑造主流意识形态的使命,但它终归要抵达观众的视野方能完成任务,将其过于拔高有待商榷。尤其,在市场经济日益发展的今天,中国的电影市场愈发广阔,新一代电影观众的审美能力也愈加提升,对于他们而言,商业化后的“新”型主旋律电影,在深化正确价值导向的同时,更加贴近他们的认知结构,从而更加契合当下大众的观影需求。笔者运用费尔克拉夫的三维框架理论分析在商业化背景下,文本、话语实践和社会文化实践三个维度分析《我和我的祖国》电影的叙事话语,研究电影透过叙事和话语传达了哪些且如何传达中国文化价值观,并探讨电影的文本和话语实践与社会实践的关系。
关键词:商业时代;“新主旋律”电影;批判性话语
中图分类号:G4 文献标识码:A
引言
随着电影行业机制改革的不断发展深入,加之每年引进的国外分账大片的冲击、推动,刺激了“主旋律”影片市场化改革不断深化。无论革命历史题材还是现实题材的“主旋律”影片,都不再按原有基本固定故事情节和形式进行创作生产,而是在政治因素和商业元素的结合上进行大胆尝试,在题材、表现风格及其价值观上,均与以往有所不同。
作为主流电影重要的组成部分,国产主旋律电影经历了漫长的演变历程,在市场经济日益发展的今天,中国的电影市场愈发广阔,新一代电影观众的审美能力也愈加提升,对于他们而言,商业化后的“新”型主旋律电影,在深化正确价值导向的同时,更加贴近他们的认知结构,从而更加契合当下大众的观影需求。主旋律电影最早由邓小平同志概括为“一切宣传真善美的电影都是主旋律电影”,主旋律类型经过不断地变革,早已不是刻板印象中的主旋律电影,去年的《金刚川》则再度创新模式,以三个普通人物视角拍摄了同一个大事件。越来越多的“新主旋律”电影以平民化视角作为切入点,唤醒集体记忆,内容更贴切民众的生活,将身边发生的事记录下来,更能引起共鸣,但收获超高票房的同时,也反映出来“新主旋律电影”存在的商业化问题,笔者运用费尔克拉夫的三维框架理论分析在商业化背景下,文本、话语实践和社会文化实践三个维度分析《我和我的祖国》电影的叙事话语,研究电影透过叙事和话语传达了哪些且如何传达中国文化价值观,并探讨电影的文本和话语实践与社会实践的关系。
一、主旋律电影题材多样,历史瞬间全民记忆
近年来,弘扬主旋律和国家意识形态的电影似乎成了一大热门,受国家政策的倡导,越来越多的导演会从主旋律电影入手,主旋律电影建构人民认同的一个重要的话语策略便是调动“集体记忆”。在我们的印象中,以往的爱国主义题材作品往往以渲染英雄、偶像、榜样为主,歌颂大国大家大事件。而在这些大事件的背后,其實是每一个小人物生活的片段拼凑起来的。我们见证着祖国的日新月异,而让我们真正产生共情的也是那些实实在在真切出现在周围的人和事。
二、制作过程周期短,片段争议大
大多数导演指导的片段拍摄时间较短,徐峥指导的短片《我和我的祖国之夺冠》在7月11日正式开机,仅11天拍摄完成,其中陈凯歌导演的片段《白昼流星》争议最大,当导演个人风格过于突出时,会让人产生跳跃感,其次,视野不够开阔,影片7个故事选择的事件有较大的雷同,主题重复较多。
三、批判话语视角下电影分析
(1)在文本分析层面,从语言风格、隐喻和情态三方面分析,是在过去主旋律电影严肃化政治叙事的基础上继续做了创新,不再将主要镜头聚焦在大人物的宏大政治叙事,而是更接地气、更亲民地将视角放在了处在重大历史背景下的小人物身上,以平民化的叙事呈现出主旋律的新面貌。以更精妙的方式实现了叙事平民化。
(2)从话语实践层面来看,互文性的分析主要强调的是文本之间相互交汇,彼此生成。费尔克拉夫界定的交互文本或称互文性,是指任一文本与其他文本交织,若非是其他文本的延伸,就是导入其他文本,或者从其他文本导出1,在我们国家的语境中,国庆节看升旗、跨年夜全家一起看春晚、过年要吃饺子,这些行为不仅仅是“惯例”,更是在共同的文化感召下,国民自发产生的对传统的认同、对文化意义的维系。
(3)从社会文化实践层面来看,《我和我的祖国》中,所有单元的具体题材均取自中国本土,其文化环境和人群属性均具有明显的中国文化印迹。部分单元结合特定的主题,体现出鲜明的地域特色,最后,这部电影的七个故事选取了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七件具有代表性的事迹,但过于注重历史性,和现代生活会产生一定距离感,没有把握好历史性与现代性的平衡。
四、结语
长久以来,主旋律影片因其枯燥的说教、扁平的人物塑造以及刻意悲情泛情的视听语言而销路不畅。反观近年来的《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家乡》,它们都实现了商业化的成功转型,消解宏大话语,聚焦百姓民生,达成了与观众的良性互动,获得了市场认可。运用现代批评方法对影视作品进行分析研究具有很大的研究空间和意义,尤其是选择合适的对象进行分析研究,会有许多新的发现。
《我和我的祖国》以及去年推出的姊妹篇《我和我的家乡》的商业化探索是主旋律电影转型的有益尝试,为揭示主旋律电影创作规律提供的宝贵的研究素材。但还是要谨防过度娱乐化、商业化,寻求价值观、艺术性和商业性的和谐统一的平衡点。另外,2019年是建国70周年,国庆档电影《我和我的祖国》推出,2020年是全面脱贫攻坚之年,国庆档电影推出了其姐妹篇《我和我的家乡》,明年建党100周年,国庆档电影是否还会延续这种叙事风格,商业注入后是否会有创新的内容,电影形式的根据时代的发展不断创新,顺应时代潮流,创作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影视题材,未来中国电影产业将会继续朝着百花齐放的方向发展,彰显大国形象与魅力。
参考文献
[1]林亚军.Fairclough的话语观:引进与诠释[J].外语学刊,2008(05):69-72
[2]Fairclough N. Language and Social Change [M]. Cam-brige : Polity Press ,1992.
[3]范丽珍. 谈谈电影的多样化和商业化[J]. 中国电影市场, 2011, 000(011):13-14.
[4]张如画. 现代商业背景下中国电影的色彩符号探寻[J]. 电影文学, 2013(20):138-139.
关键词:商业时代;“新主旋律”电影;批判性话语
中图分类号:G4 文献标识码:A
引言
随着电影行业机制改革的不断发展深入,加之每年引进的国外分账大片的冲击、推动,刺激了“主旋律”影片市场化改革不断深化。无论革命历史题材还是现实题材的“主旋律”影片,都不再按原有基本固定故事情节和形式进行创作生产,而是在政治因素和商业元素的结合上进行大胆尝试,在题材、表现风格及其价值观上,均与以往有所不同。
作为主流电影重要的组成部分,国产主旋律电影经历了漫长的演变历程,在市场经济日益发展的今天,中国的电影市场愈发广阔,新一代电影观众的审美能力也愈加提升,对于他们而言,商业化后的“新”型主旋律电影,在深化正确价值导向的同时,更加贴近他们的认知结构,从而更加契合当下大众的观影需求。主旋律电影最早由邓小平同志概括为“一切宣传真善美的电影都是主旋律电影”,主旋律类型经过不断地变革,早已不是刻板印象中的主旋律电影,去年的《金刚川》则再度创新模式,以三个普通人物视角拍摄了同一个大事件。越来越多的“新主旋律”电影以平民化视角作为切入点,唤醒集体记忆,内容更贴切民众的生活,将身边发生的事记录下来,更能引起共鸣,但收获超高票房的同时,也反映出来“新主旋律电影”存在的商业化问题,笔者运用费尔克拉夫的三维框架理论分析在商业化背景下,文本、话语实践和社会文化实践三个维度分析《我和我的祖国》电影的叙事话语,研究电影透过叙事和话语传达了哪些且如何传达中国文化价值观,并探讨电影的文本和话语实践与社会实践的关系。
一、主旋律电影题材多样,历史瞬间全民记忆
近年来,弘扬主旋律和国家意识形态的电影似乎成了一大热门,受国家政策的倡导,越来越多的导演会从主旋律电影入手,主旋律电影建构人民认同的一个重要的话语策略便是调动“集体记忆”。在我们的印象中,以往的爱国主义题材作品往往以渲染英雄、偶像、榜样为主,歌颂大国大家大事件。而在这些大事件的背后,其實是每一个小人物生活的片段拼凑起来的。我们见证着祖国的日新月异,而让我们真正产生共情的也是那些实实在在真切出现在周围的人和事。
二、制作过程周期短,片段争议大
大多数导演指导的片段拍摄时间较短,徐峥指导的短片《我和我的祖国之夺冠》在7月11日正式开机,仅11天拍摄完成,其中陈凯歌导演的片段《白昼流星》争议最大,当导演个人风格过于突出时,会让人产生跳跃感,其次,视野不够开阔,影片7个故事选择的事件有较大的雷同,主题重复较多。
三、批判话语视角下电影分析
(1)在文本分析层面,从语言风格、隐喻和情态三方面分析,是在过去主旋律电影严肃化政治叙事的基础上继续做了创新,不再将主要镜头聚焦在大人物的宏大政治叙事,而是更接地气、更亲民地将视角放在了处在重大历史背景下的小人物身上,以平民化的叙事呈现出主旋律的新面貌。以更精妙的方式实现了叙事平民化。
(2)从话语实践层面来看,互文性的分析主要强调的是文本之间相互交汇,彼此生成。费尔克拉夫界定的交互文本或称互文性,是指任一文本与其他文本交织,若非是其他文本的延伸,就是导入其他文本,或者从其他文本导出1,在我们国家的语境中,国庆节看升旗、跨年夜全家一起看春晚、过年要吃饺子,这些行为不仅仅是“惯例”,更是在共同的文化感召下,国民自发产生的对传统的认同、对文化意义的维系。
(3)从社会文化实践层面来看,《我和我的祖国》中,所有单元的具体题材均取自中国本土,其文化环境和人群属性均具有明显的中国文化印迹。部分单元结合特定的主题,体现出鲜明的地域特色,最后,这部电影的七个故事选取了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七件具有代表性的事迹,但过于注重历史性,和现代生活会产生一定距离感,没有把握好历史性与现代性的平衡。
四、结语
长久以来,主旋律影片因其枯燥的说教、扁平的人物塑造以及刻意悲情泛情的视听语言而销路不畅。反观近年来的《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家乡》,它们都实现了商业化的成功转型,消解宏大话语,聚焦百姓民生,达成了与观众的良性互动,获得了市场认可。运用现代批评方法对影视作品进行分析研究具有很大的研究空间和意义,尤其是选择合适的对象进行分析研究,会有许多新的发现。
《我和我的祖国》以及去年推出的姊妹篇《我和我的家乡》的商业化探索是主旋律电影转型的有益尝试,为揭示主旋律电影创作规律提供的宝贵的研究素材。但还是要谨防过度娱乐化、商业化,寻求价值观、艺术性和商业性的和谐统一的平衡点。另外,2019年是建国70周年,国庆档电影《我和我的祖国》推出,2020年是全面脱贫攻坚之年,国庆档电影推出了其姐妹篇《我和我的家乡》,明年建党100周年,国庆档电影是否还会延续这种叙事风格,商业注入后是否会有创新的内容,电影形式的根据时代的发展不断创新,顺应时代潮流,创作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影视题材,未来中国电影产业将会继续朝着百花齐放的方向发展,彰显大国形象与魅力。
参考文献
[1]林亚军.Fairclough的话语观:引进与诠释[J].外语学刊,2008(05):69-72
[2]Fairclough N. Language and Social Change [M]. Cam-brige : Polity Press ,1992.
[3]范丽珍. 谈谈电影的多样化和商业化[J]. 中国电影市场, 2011, 000(011):13-14.
[4]张如画. 现代商业背景下中国电影的色彩符号探寻[J]. 电影文学, 2013(20):138-1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