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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与汤化龙相识于1913年，初期关系较为密切，且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汤氏政治立场和思想言论的影响。后由于政见分歧，遂由合渐离，并最终分道扬镳。汤化龙与李大钊，一个为著名的立宪派，一个为我们所熟知的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他们在民国初年有哪些鲜为人知的公交私谊？又缘何从最初的感情甚笃演变为分道扬镳？政治立场的迥异又造就了两人怎样的政治人生？
知遇之恩投桃报李
汤化龙（1874-1918）字济武，湖北蕲水（今浠水）人。他曾中甲辰科进士，后留学日本法政大学，回国后经数年历练，当选为湖北咨议局议长。时值国会请愿风潮日益高涨，汤化龙被推为第一届各省咨议局联合会主席，筹划领导速开国会请愿运动，未果后转而猛烈抨击皇族内阁，并发起组织宪友会。1911年，辛亥狂飙突起，武昌首义的枪声震惊国内外，汤化龙顺应时势，‘积极参与湖北军政府建设。1913年，当选众议院议长。后与梁启超合组进步党，“汤梁并称即起于此时”（陶菊隐语）。
清末民初的汤化龙实为激进的立宪派，救国理念虽一度有别于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但爱国之情却与之难分轩轻，正是此情赢得了李大钊对他的尊重，奠定了彼此深交的情感基础。
两人的正式交往则始于孙洪伊的引介。孙洪伊是与汤化龙长期合作的进步党人士。孙是直隶北洋法政学校的捐资者，李大钊是该校学生，在国会请愿运动中两人相识、相知。1912年冬，李大钊为筹建法政学会及创办《言治》月刊拜访了孙洪伊，得到大力支持。孙洪伊鉴于李大钊学识超群，文笔出众，将其介绍给汤化龙，此为李汤交往之始。汤化龙时任众议院议长，因惊服李大钊才华，聘其为众议院秘书，兼民主党的机关报《天民报》主笔和《法言报》的编辑。此后两人接触渐多，关系日益密切。
1913年7月，李大钊从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毕业后，欲赴日深造，却因家境艰困难于成行。汤化龙历来重视对青年学生的培养与扶植，因其认为“革新精神之所寄，除青年学生以外，更无可属之人”，希望能为进步党培养更多的后继人才，以便同其一道承担改造民国的重任。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汤化龙认定李大钊为可用之才，遂用进步党经费资助其赴日求学，以归国重用。李大钊因此得以赴日留学，同时也为日后协助汤化龙提供了便利。除李大钊外，汤化龙还将李大钊所介绍的霍例白、张润之、李凝修一并资助，每人每年的补助费是300元。
1913年冬，汤化龙的儿子佩松、女儿佩琳赴日求学，他思忖在东京委托一位忠厚可信的人来关照两个孩子的生活和学习，最后他选择了李大钊。汤佩松回忆当时的情景云：父亲对母亲说，想把佩松托付给李大钊，请他代为管教。“说起来，李大钊还算是我的学生呢。前些年，我在天津北洋政法专门学校任教，李大钊就在那里上学。他非常勤奋，文章写得极好；若把孩子交给他，那是一定可以放心的。”汤化龙在日本的熟人很多，却将照顾子女的重任委托给李大钊，足见对其信任与倚重。李大钊也不负重托，学习之余，经常关照汤佩松的学习和生活。汤佩松日后成为声名卓著的植物生理学家，直到晚年他回忆起李大钊当年的教导仍感念不已。
在政治立场和思想言论上的追随
李大钊与汤化龙初期非比寻常的私交公谊，亦使他在无形中受到汤化龙政治立场和思想言论的许多影响。据时人章士钊观察：“据吾所知守常（李大钊）初从汤济武（化龙）孙伯兰（洪伊）游，谈政臭味，与进步党相近。”
在思想言论上，汤、李都重视国家的统一与稳定，主张非暴力的、有秩序的进步，都反对封建专制，努力追求宪政。汤化龙政治蕲向为“国家统一，政治循轨”，主张“以统一固国基，以秩序求进步”，反对革命派打破秩序的激烈行径。与汤化龙过从颇稔的李大钊对汤的主张表示认同，也认为“群演之道，在一方固其秩序，一方图其进步”。汤化龙夙所梦寐祈祷的乃是立宪政治、责任内阁与政党议会，认为除此三项以外，不能救国图强。李大钊早期作品中也有很多关于这方面的理论阐述，表明了他对立宪政治的向往和追求。
正是这种共同的政治追求，及袁世凯假共和的虚伪面目尚未暴露，使得两人交往初期在政治立场上都表现为支持袁世凯、排斥国民党。当袁世凯要裁都督、镇压二次革命时，汤化龙担心战争会破坏现有的社会秩序，便为袁辩护、开脱。李大钊也担心国民党人的地方分权与联邦之说会破坏国家统一。其他方面，如建都地点问题之争、《临时约法》问题之争、“宋案”解决方案之争等，李大钊支持袁世凯、反对国民党暴力革命的立场都和汤化龙基本一致，突出地反映出所受汤化龙影响之深。需要指出的是，他们并不是无条件地拥护袁世凯，而是以维护统一、实现社会进步为前提。一旦超越了这个前提，矛盾与斗争也就成为必然。这就是为什么二人由拥袁、劝袁变为最终反袁的内在思想动因。
由合渐离
汤化龙与袁世凯的合作，仅为时势需要，两人对某些问题的见解和行动虽有相互支持与合作，但基本政治理念则始终不相涉，这决定双方的合作必然是与矛盾并存。另一方面，因汤化龙坚持“以秩序求进步”的政治主张，对国民党暴力革命手段始终持反对态度，甚至不惜支持袁世凯镇压国民党的二次革命。李大钊此时虽尚未公开反袁，但对国民党的态度已然发生了变化。他在日本结识了创办《甲寅》杂志的章士钊，受其“调和论”及“政治对抗力”思想的影响，“议论竟与甲寅沆瀣一气”，开始奉劝汤化龙等进步党人与国民党联合，组成“政治对抗力”在宪政轨道内同袁世凯抗衡，无奈汤化龙并未接受。自此，两人政见逐渐相左，为日后分道扬镳埋下伏笔。
1915年12月，袁世凯罔顾民主共和观念早已深入人心的事实，公然复辟帝制，这种倒行逆施使汤化龙最终放弃了对其全部幻想，公开与之决裂。因此，此一时期，李、汤虽有政见分歧，但仍服从于反袁大局，进行了良好合作。汤化龙先是督促在东京的李大钊进行反袁帝制宣传，并结合同志作未来的准备工作。待其由天津潜入上海后，又致电要求李大钊回国参加反袁运动，接电后李大钊不顾学业繁忙火速返国助汤反袁。袁世凯在上海布置了大量密探，汤化龙怕遭暗算，不便出门与外界联系。多托李大钊作为代表向各方面联络。如谷钟秀、韩玉宸、骆继汉等在法租界创办《中华新报》，李受汤托，常到该报馆联系。 1916年6月，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总统。时汤化龙主张不党主义，在北京创刊《晨钟报》，暂欲十年在野，专司论政。为招纳人才助己一臂之力，特延聘李大钊为编辑，并向其承诺言论绝对自由，不加干涉。李大钊鉴于汤化龙在护国之役中的积极表现，又欲以《晨钟报》为阵地，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便不遗余力筹办《晨钟报》。然该报创办不久，国内政治局势遽变。两人之前的政见分歧，最终以府院之争为导火线走向决裂。
分道扬镳
以黎元洪为首的总统府和以段祺瑞为首的国务院先是在国务院秘书长入选问题上，发生了争执，最后由徐世昌出面，以免去孙洪伊内务总长职和徐树铮院秘书长职，各打五十大板的方式暂告一段落。旋因对德宣战案，黎元洪和段祺瑞矛盾再起。汤化龙与黎元洪、段祺瑞、孙洪伊等均有夙谊，为调解黎段矛盾，迭赴东厂胡同拜访黎元洪，但孙洪伊派为报孙被免职之仇，多次在黎面前谮汤，使黎对汤产生了戒心，以此来阻挠汤化龙的调停。因反袁期间，孙洪伊常与国民党人来往，汤化龙早已对其心生不满，此次府院之争中孙洪伊派又多方设障，离间汤黎关系，导致双方不复见往日情谊。孙汤之间矛盾的尖锐化，使李大钊不免为难，并流露出去意。
9月4日，李大钊发表《别泪》一文，指出汤化龙等进步党人曾“一时失足”与袁世凯辈结盟排斥国民党，事后向其吐露“至今扰引为遗憾万千”，然前车之鉴近在眼前，仍欲亲近以段祺瑞为首的北洋势力对抗国民党，“而一与彼辈交游，此种覆辙，绝无可逃”。李大钊“不忍见同根相煎，之惨”，又“未便对于人之家事十分干预；且即干预之，恐亦无效，遂决然去而之他”。经过帝制回潮的政治变动，李大钊的思想发生了明显变化，意识到与北洋势力为伍排斥国民党的做法实不可取。而汤化龙却明知故犯，必致重蹈覆辙。李大钊最终决定于9月5日正式辞职，离开《晨钟报》，结束了两人为期两年的政治合作。
和而不同
“君子和而不同”，政治上的分野并没有影响到李大钊与汤化龙的私人友谊。离开《晨钟报》后，两人仍有来往。李大钊认为汤化龙乃为北洋势力所惑，以致敌友不分，但其本质实有别于北洋之流，这点从李大钊《暴力与政治》一文中“时贤有误认依于强力足以治国”之语可以看出。因此，寄希望于汤化龙能够迷途知返，并表示只要其能够“自崖而返”，那他“纵漂泊天涯，得闻君子忏悔之音讯，转徙穷途之身，仍当求所以效命于君子之前矣”。而汤化龙亦爱才心切，成立湖北旅京协会后，常邀请一些优秀青年来家或学会研究学问，谈论文章。曾任湖北旅京协会干事的彭伯勋回忆说：“有一次汤正在和我们谈话，李大钊去了，汤说：你们坐一下，我去和李守常讲几句话，并且说：李守常是中国后起之秀，是一个很有希望的人。”
遗憾的是，李大钊虽通过各种方式不遗余力地规劝甚至批判，汤化龙却始终秉持“以秩序求进步”的政治主张，进步党解散后，又和梁启超合组研究系，依靠段祺瑞北洋势力与国民党抗衡，试图在国会中取得多数议席，造成名段阁而实梁阁，或汤阁的局面，以大展其政党内阁的夙愿，引导监督北洋势力步入宪政轨道。而段祺瑞不过是利用汤化龙等人装潢门面，待其地位巩固后乃另寻其他政治力量作工具，安福系便应运而生。汤化龙一生梦寐以求的政党政治在段祺瑞等人的操纵下败北安福系。至此，才觉悟到北洋势力既不受引导，更不能加以监督。一切想法，不过是一厢情愿。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李大钊始终感念汤化龙资助其赴日留学并委以重任的知遇之恩，因此在抨击研究系时，矛头虽指向汤化龙与梁启超，却公开非难梁而对汤化龙则避开指名道姓。显然是出自于感情上的顾忌。1918年，汤化龙辞职下野后出国考察，9月被国民党人王昌刺杀，命丧加拿大维多利亚。其灵柩运抵北京时，李大钊还特意到前门车站迎灵致哀。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
（本文编辑 宋文佳）
知遇之恩投桃报李
汤化龙（1874-1918）字济武，湖北蕲水（今浠水）人。他曾中甲辰科进士，后留学日本法政大学，回国后经数年历练，当选为湖北咨议局议长。时值国会请愿风潮日益高涨，汤化龙被推为第一届各省咨议局联合会主席，筹划领导速开国会请愿运动，未果后转而猛烈抨击皇族内阁，并发起组织宪友会。1911年，辛亥狂飙突起，武昌首义的枪声震惊国内外，汤化龙顺应时势，‘积极参与湖北军政府建设。1913年，当选众议院议长。后与梁启超合组进步党，“汤梁并称即起于此时”（陶菊隐语）。
清末民初的汤化龙实为激进的立宪派，救国理念虽一度有别于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但爱国之情却与之难分轩轻，正是此情赢得了李大钊对他的尊重，奠定了彼此深交的情感基础。
两人的正式交往则始于孙洪伊的引介。孙洪伊是与汤化龙长期合作的进步党人士。孙是直隶北洋法政学校的捐资者，李大钊是该校学生，在国会请愿运动中两人相识、相知。1912年冬，李大钊为筹建法政学会及创办《言治》月刊拜访了孙洪伊，得到大力支持。孙洪伊鉴于李大钊学识超群，文笔出众，将其介绍给汤化龙，此为李汤交往之始。汤化龙时任众议院议长，因惊服李大钊才华，聘其为众议院秘书，兼民主党的机关报《天民报》主笔和《法言报》的编辑。此后两人接触渐多，关系日益密切。
1913年7月，李大钊从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毕业后，欲赴日深造，却因家境艰困难于成行。汤化龙历来重视对青年学生的培养与扶植，因其认为“革新精神之所寄，除青年学生以外，更无可属之人”，希望能为进步党培养更多的后继人才，以便同其一道承担改造民国的重任。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汤化龙认定李大钊为可用之才，遂用进步党经费资助其赴日求学，以归国重用。李大钊因此得以赴日留学，同时也为日后协助汤化龙提供了便利。除李大钊外，汤化龙还将李大钊所介绍的霍例白、张润之、李凝修一并资助，每人每年的补助费是300元。
1913年冬，汤化龙的儿子佩松、女儿佩琳赴日求学，他思忖在东京委托一位忠厚可信的人来关照两个孩子的生活和学习，最后他选择了李大钊。汤佩松回忆当时的情景云：父亲对母亲说，想把佩松托付给李大钊，请他代为管教。“说起来，李大钊还算是我的学生呢。前些年，我在天津北洋政法专门学校任教，李大钊就在那里上学。他非常勤奋，文章写得极好；若把孩子交给他，那是一定可以放心的。”汤化龙在日本的熟人很多，却将照顾子女的重任委托给李大钊，足见对其信任与倚重。李大钊也不负重托，学习之余，经常关照汤佩松的学习和生活。汤佩松日后成为声名卓著的植物生理学家，直到晚年他回忆起李大钊当年的教导仍感念不已。
在政治立场和思想言论上的追随
李大钊与汤化龙初期非比寻常的私交公谊，亦使他在无形中受到汤化龙政治立场和思想言论的许多影响。据时人章士钊观察：“据吾所知守常（李大钊）初从汤济武（化龙）孙伯兰（洪伊）游，谈政臭味，与进步党相近。”
在思想言论上，汤、李都重视国家的统一与稳定，主张非暴力的、有秩序的进步，都反对封建专制，努力追求宪政。汤化龙政治蕲向为“国家统一，政治循轨”，主张“以统一固国基，以秩序求进步”，反对革命派打破秩序的激烈行径。与汤化龙过从颇稔的李大钊对汤的主张表示认同，也认为“群演之道，在一方固其秩序，一方图其进步”。汤化龙夙所梦寐祈祷的乃是立宪政治、责任内阁与政党议会，认为除此三项以外，不能救国图强。李大钊早期作品中也有很多关于这方面的理论阐述，表明了他对立宪政治的向往和追求。
正是这种共同的政治追求，及袁世凯假共和的虚伪面目尚未暴露，使得两人交往初期在政治立场上都表现为支持袁世凯、排斥国民党。当袁世凯要裁都督、镇压二次革命时，汤化龙担心战争会破坏现有的社会秩序，便为袁辩护、开脱。李大钊也担心国民党人的地方分权与联邦之说会破坏国家统一。其他方面，如建都地点问题之争、《临时约法》问题之争、“宋案”解决方案之争等，李大钊支持袁世凯、反对国民党暴力革命的立场都和汤化龙基本一致，突出地反映出所受汤化龙影响之深。需要指出的是，他们并不是无条件地拥护袁世凯，而是以维护统一、实现社会进步为前提。一旦超越了这个前提，矛盾与斗争也就成为必然。这就是为什么二人由拥袁、劝袁变为最终反袁的内在思想动因。
由合渐离
汤化龙与袁世凯的合作，仅为时势需要，两人对某些问题的见解和行动虽有相互支持与合作，但基本政治理念则始终不相涉，这决定双方的合作必然是与矛盾并存。另一方面，因汤化龙坚持“以秩序求进步”的政治主张，对国民党暴力革命手段始终持反对态度，甚至不惜支持袁世凯镇压国民党的二次革命。李大钊此时虽尚未公开反袁，但对国民党的态度已然发生了变化。他在日本结识了创办《甲寅》杂志的章士钊，受其“调和论”及“政治对抗力”思想的影响，“议论竟与甲寅沆瀣一气”，开始奉劝汤化龙等进步党人与国民党联合，组成“政治对抗力”在宪政轨道内同袁世凯抗衡，无奈汤化龙并未接受。自此，两人政见逐渐相左，为日后分道扬镳埋下伏笔。
1915年12月，袁世凯罔顾民主共和观念早已深入人心的事实，公然复辟帝制，这种倒行逆施使汤化龙最终放弃了对其全部幻想，公开与之决裂。因此，此一时期，李、汤虽有政见分歧，但仍服从于反袁大局，进行了良好合作。汤化龙先是督促在东京的李大钊进行反袁帝制宣传，并结合同志作未来的准备工作。待其由天津潜入上海后，又致电要求李大钊回国参加反袁运动，接电后李大钊不顾学业繁忙火速返国助汤反袁。袁世凯在上海布置了大量密探，汤化龙怕遭暗算，不便出门与外界联系。多托李大钊作为代表向各方面联络。如谷钟秀、韩玉宸、骆继汉等在法租界创办《中华新报》，李受汤托，常到该报馆联系。 1916年6月，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总统。时汤化龙主张不党主义，在北京创刊《晨钟报》，暂欲十年在野，专司论政。为招纳人才助己一臂之力，特延聘李大钊为编辑，并向其承诺言论绝对自由，不加干涉。李大钊鉴于汤化龙在护国之役中的积极表现，又欲以《晨钟报》为阵地，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便不遗余力筹办《晨钟报》。然该报创办不久，国内政治局势遽变。两人之前的政见分歧，最终以府院之争为导火线走向决裂。
分道扬镳
以黎元洪为首的总统府和以段祺瑞为首的国务院先是在国务院秘书长入选问题上，发生了争执，最后由徐世昌出面，以免去孙洪伊内务总长职和徐树铮院秘书长职，各打五十大板的方式暂告一段落。旋因对德宣战案，黎元洪和段祺瑞矛盾再起。汤化龙与黎元洪、段祺瑞、孙洪伊等均有夙谊，为调解黎段矛盾，迭赴东厂胡同拜访黎元洪，但孙洪伊派为报孙被免职之仇，多次在黎面前谮汤，使黎对汤产生了戒心，以此来阻挠汤化龙的调停。因反袁期间，孙洪伊常与国民党人来往，汤化龙早已对其心生不满，此次府院之争中孙洪伊派又多方设障，离间汤黎关系，导致双方不复见往日情谊。孙汤之间矛盾的尖锐化，使李大钊不免为难，并流露出去意。
9月4日，李大钊发表《别泪》一文，指出汤化龙等进步党人曾“一时失足”与袁世凯辈结盟排斥国民党，事后向其吐露“至今扰引为遗憾万千”，然前车之鉴近在眼前，仍欲亲近以段祺瑞为首的北洋势力对抗国民党，“而一与彼辈交游，此种覆辙，绝无可逃”。李大钊“不忍见同根相煎，之惨”，又“未便对于人之家事十分干预；且即干预之，恐亦无效，遂决然去而之他”。经过帝制回潮的政治变动，李大钊的思想发生了明显变化，意识到与北洋势力为伍排斥国民党的做法实不可取。而汤化龙却明知故犯，必致重蹈覆辙。李大钊最终决定于9月5日正式辞职，离开《晨钟报》，结束了两人为期两年的政治合作。
和而不同
“君子和而不同”，政治上的分野并没有影响到李大钊与汤化龙的私人友谊。离开《晨钟报》后，两人仍有来往。李大钊认为汤化龙乃为北洋势力所惑，以致敌友不分，但其本质实有别于北洋之流，这点从李大钊《暴力与政治》一文中“时贤有误认依于强力足以治国”之语可以看出。因此，寄希望于汤化龙能够迷途知返，并表示只要其能够“自崖而返”，那他“纵漂泊天涯，得闻君子忏悔之音讯，转徙穷途之身，仍当求所以效命于君子之前矣”。而汤化龙亦爱才心切，成立湖北旅京协会后，常邀请一些优秀青年来家或学会研究学问，谈论文章。曾任湖北旅京协会干事的彭伯勋回忆说：“有一次汤正在和我们谈话，李大钊去了，汤说：你们坐一下，我去和李守常讲几句话，并且说：李守常是中国后起之秀，是一个很有希望的人。”
遗憾的是，李大钊虽通过各种方式不遗余力地规劝甚至批判，汤化龙却始终秉持“以秩序求进步”的政治主张，进步党解散后，又和梁启超合组研究系，依靠段祺瑞北洋势力与国民党抗衡，试图在国会中取得多数议席，造成名段阁而实梁阁，或汤阁的局面，以大展其政党内阁的夙愿，引导监督北洋势力步入宪政轨道。而段祺瑞不过是利用汤化龙等人装潢门面，待其地位巩固后乃另寻其他政治力量作工具，安福系便应运而生。汤化龙一生梦寐以求的政党政治在段祺瑞等人的操纵下败北安福系。至此，才觉悟到北洋势力既不受引导，更不能加以监督。一切想法，不过是一厢情愿。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李大钊始终感念汤化龙资助其赴日留学并委以重任的知遇之恩，因此在抨击研究系时，矛头虽指向汤化龙与梁启超，却公开非难梁而对汤化龙则避开指名道姓。显然是出自于感情上的顾忌。1918年，汤化龙辞职下野后出国考察，9月被国民党人王昌刺杀，命丧加拿大维多利亚。其灵柩运抵北京时，李大钊还特意到前门车站迎灵致哀。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
（本文编辑 宋文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