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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家王安忆在创作《长恨歌》时运用了生与死，男与女二元对立的元素来建立关系。生死相继的命运轮回在男女主人公的爱恨中展开，谱写了一曲悲歌。本文试从生死原型、男女原型两个侧面入手，利用原型的原初意味，来把握作者的创作动向，发掘作品更深层的意味。
【关键词】：《长恨歌》；原型批评；二元对立；生死；男女
一、二元对立原型模式
弗雷泽的《金枝》以“仪式”和“神话母题”超民族的重复性最早为原型一词奠基。荣格在此基础上提出“原始思维或原型是一种形象，它在历史进程中不断发生并且显现于创造性幻想得到自由表象的任何地方。因此，它本质上是一种神话现象，当我们进一步考察这些意象时，我们发现，他们为我们祖先的无数类型的经验提供形式。可以这样说，他们是同一类型的无数经验的心理残迹。”[1]原型的实质是集体无意识中永恒的原始意象。“生活中有多少典型环境就有多少个原型。无穷无尽的重复已经把这些经验刻进我们的精神构造中。”[2]在此基础上，弗莱将荣格的无意识进行泛化，他的文学是“移位的神话”理论使原型开始运用于文学批评。“象征是可交流的单位，我给它取个名字叫原型：它是一种典型的或重复出现的意象。”[3]原型概念产生于神话，但是其发展不限于神话。具有原初核心意味的原型是有一定程序化的东西，除了神话原型，也可以是某种重复的意象、主题和故事类型甚至结构。
神话是一个二元对立组成的世界。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最早用二元对立的方式研究神话模式。俄国神话学家梅列金斯基认为，神话基本上是由一个个二元对立的系统构成，例如生与死，男与女，善良与邪恶，光明与黑暗等等。
二元对立模式是阐释“关系”的重要手段。王安忆的创作关注“关系”的建立，例如：男女之间相互联系的物质与精神上的关系，生存与死亡循环轮回的关系。她曾说过，“我将普遍的关系经验加以总结提炼，经过概括，总结出一个规律，再用以任务和情节来作表述”。[4]
二、生死相继的生命轮回
生存与死亡是古今中外不断在探究的神话原型。从阿努比斯到基督再到湿婆，都渗透着人类对于生死的关注与探究。新生命的纯洁无暇会让人产生美好希望的共鸣；死亡意识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甚至可以用来反观生存的意义。
《长恨歌》虽然不是以死亡为主题，但其中渗透的死亡意识十分清晰，尤其是王琦瑶之死。作品从多方面揭示了王琦瑶死亡的必然性。以生命的渺小、死生的轮回，紧扣长恨主题。
四十年代的旧上海，繁华、浪漫，美到极致，也痛到极致。五个男人从王琦瑶生命中走过，她经历了太多美丽的拖累和爱情的伤害，四十年的心酸只是命运的捉弄。在长脚结束她的肉体生命之前，她的灵魂早已被残杀。正如程先生所说，“其实一切早已结束，走的是最后的尾声，可这个尾拖得实在太长了。”这句话准确地涵盖了王琦瑶的生命。她死之前的面容丑陋而干枯，让人不寒而栗！对于着重精致外表却必须接受老去、追求爱情却终不可得的她来说，死只是一种解脱。她终于不用生活在谎言、背叛和孤单中。
虽然王琦瑶经历了彻心的痛，但她从未想过要放弃生命。可见在她精致外表下面有一颗平静的心。她坦然地接受了女儿的降临，新生命的气息给了她改变命运的机会，但她却没有因此得到升华获得解救，而女儿薇薇也成了重复命运的牺牲品。
王安忆用充满个体意识的现实主义态度，把死亡视为一种生命轮回的现象，渗入审美的文学之中，拓展了人性与文化的深度与广度。生与死本就是对立的，无限轮回的。死亡可作为忏悔救赎的方式，但却无法摆脱命运轮回。王琦瑶的死完成了她一生残缺的圆，实现了一种解脱与沟通。
三、男女两性的对立与统一
“在我们之中每个人都有两个力量支配一切，一个男性的力量，一个女性的力量……最正常、最适宜的境况就是在这两个力量在一起和谐的生活，精神合作的时候。”[5]王安忆致力于寻找一种既抽象又真实的普遍关系。她认为，“从形式着手来剖析和概括人类关系……人类关系其实充满了装饰的对称感，这种装饰感最为自然的具体体现，大约就是男人和女人的关系……男人和女人的对位图在我眼里，具有具体关系和抽象关系二合为一的效果。他们既是男人与女人这一或者说性爱、或者说情爱、或者说生殖繁衍的具体关系，又是阴阳两气的象征，他们是人类最基本的组成单位，最低元素。”[6]她又说，“撇开阶级的、经济的因素，从最自然的状态看，这个世界就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世界。要探求的是在这样一种状态下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关系，他们是怎样达到平衡的。”[7]由于情感与道德、情爱与性欲、社会法则与内心冲突，乃至知识、修养、人格的差异，男女之间不可避免存在矛盾。理想的生命状态是两性的和谐共处、互依共存。但是，这里的和谐不是绝对和谐，而是一种相对平衡。
《长恨歌》以王琦瑶与李主任、程先生、阿二、康明逊、萨拉、老克蜡六个人的情感经历为主要线索，展示了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各式各样的男女关系。主人公一直在尋找一种理想中的平衡却终究不可得。
随着王琦瑶身价的提高，李主任的出现成为一种必然。李主任是政治舞台上的风月老手。他对于女人的态度即便是宠爱也不含尊重。女人对于他来说只是缓解压力的物品。对于王琦瑶当然也是如此。他不可能给王琦瑶一个完全属于她自己的婚姻和爱情。在王琦瑶眼里，李主任是她“向前看的境遇”。因而相处中，她对李主任是一种完全失去自我的依附。两性的互依共存需要建立在相对平等独立的基础之上，所以他们虽然相互吸引，却难以实现真正的平衡。
程先生是王琦瑶保底的感情生活的最后防线。早期的王琦瑶是程先生追求的“美的化身”，他对于王琦瑶的喜爱是一种欣赏，出于爱美之人的天性。相隔十二年再相遇时，面对生活压力，他们的相处中现实的成分已经完全覆盖了理想的层面。程先生继续承担王琦瑶保护人的角色。他对王琦瑶来说是一种审美和道德双重准则下的理想主义的坚守，这种坚守也让他获得自我价值实现的满足。因而他们不必有美满的结局，生活的粗糙只会破坏那种理想的美。他们最终的关系对彼此来说已然是最适宜的距离、最平衡的状态。
邬桥的懵懂少年阿二把王琦瑶当成了一个繁华的梦。王琦瑶对他有一层短暂的暧昧。阿二的离开勾起了王琦瑶对上海的依恋，她属于上海这个纷乱的世界，而非邬桥那个安静的小城镇。在平安里王琦瑶结识了康明逊，王琦瑶和康明逊算是两情相悦，可他们的关系从开始就是无望的挣扎。门第差异使他们难以结合，再加上康明逊表面乖顺、骨子里却懦弱无能，没有责任感。王琦瑶的体谅最终只是换来了抛弃。
萨沙和王琦瑶之间是利用与被利用的关系，没有情义。当萨沙知道王琦瑶怀孕的事情后，他无法面对这种不能承受的重担，逃避也成了他唯一的出路。以怀旧为时尚的80年代的年轻人老克腊对王琦瑶的憧憬，完成了王琦瑶对过去的缅怀。两人沉迷于虚幻世界，只等梦境破碎。
王琦瑶渴望精致的外表下细水长流的生活，她一生致力于寻找一种男女之间精神合作的平衡状态，历经生离死别，却只获得了些许不完整的片段。最终含恨而死，谱写了一曲命运的挽歌。
本文从生存与死亡、男女二元对立原型两个侧面入手来整体把握作者的创作动向和作品的深层内涵。以具有原初、核心意味的原型为出发点，从小说人物自身入手来反思，除了涉及主人公悲剧命运的必然性之外，更多地深入关键人物心理性格以及相互关系进行探讨。人物陷入命运的安排而无力自拔，寻求两性的统一而不可得，在生死轮回中谱写了一曲长恨歌。
注释：
[1] [瑞士]卡尔·荣格，心理学与文学 冯川、苏克译[M]，三联书店，1987：95
[2][瑞士]卡尔·荣格，荣格文集 冯川、苏克译[M]，改革出版社，1997：90
[3] [加]诺斯罗普·弗莱，批评的解剖 陈慧、袁宪军、吴伟仁译[M]，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99
[4][6]王安忆，记实与虚构 [M]，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3：379，391，393
[5] [英]弗吉尼亚·伍尔夫.一间自己的屋子[M]，王还译.北京：三联书店，1989：120
[7]齐红、林舟，王安忆访谈 摘自[J]，作家，1995（10）：69
【关键词】：《长恨歌》；原型批评；二元对立；生死；男女
一、二元对立原型模式
弗雷泽的《金枝》以“仪式”和“神话母题”超民族的重复性最早为原型一词奠基。荣格在此基础上提出“原始思维或原型是一种形象，它在历史进程中不断发生并且显现于创造性幻想得到自由表象的任何地方。因此，它本质上是一种神话现象，当我们进一步考察这些意象时，我们发现，他们为我们祖先的无数类型的经验提供形式。可以这样说，他们是同一类型的无数经验的心理残迹。”[1]原型的实质是集体无意识中永恒的原始意象。“生活中有多少典型环境就有多少个原型。无穷无尽的重复已经把这些经验刻进我们的精神构造中。”[2]在此基础上，弗莱将荣格的无意识进行泛化，他的文学是“移位的神话”理论使原型开始运用于文学批评。“象征是可交流的单位，我给它取个名字叫原型：它是一种典型的或重复出现的意象。”[3]原型概念产生于神话，但是其发展不限于神话。具有原初核心意味的原型是有一定程序化的东西，除了神话原型，也可以是某种重复的意象、主题和故事类型甚至结构。
神话是一个二元对立组成的世界。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最早用二元对立的方式研究神话模式。俄国神话学家梅列金斯基认为，神话基本上是由一个个二元对立的系统构成，例如生与死，男与女，善良与邪恶，光明与黑暗等等。
二元对立模式是阐释“关系”的重要手段。王安忆的创作关注“关系”的建立，例如：男女之间相互联系的物质与精神上的关系，生存与死亡循环轮回的关系。她曾说过，“我将普遍的关系经验加以总结提炼，经过概括，总结出一个规律，再用以任务和情节来作表述”。[4]
二、生死相继的生命轮回
生存与死亡是古今中外不断在探究的神话原型。从阿努比斯到基督再到湿婆，都渗透着人类对于生死的关注与探究。新生命的纯洁无暇会让人产生美好希望的共鸣；死亡意识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甚至可以用来反观生存的意义。
《长恨歌》虽然不是以死亡为主题，但其中渗透的死亡意识十分清晰，尤其是王琦瑶之死。作品从多方面揭示了王琦瑶死亡的必然性。以生命的渺小、死生的轮回，紧扣长恨主题。
四十年代的旧上海，繁华、浪漫，美到极致，也痛到极致。五个男人从王琦瑶生命中走过，她经历了太多美丽的拖累和爱情的伤害，四十年的心酸只是命运的捉弄。在长脚结束她的肉体生命之前，她的灵魂早已被残杀。正如程先生所说，“其实一切早已结束，走的是最后的尾声，可这个尾拖得实在太长了。”这句话准确地涵盖了王琦瑶的生命。她死之前的面容丑陋而干枯，让人不寒而栗！对于着重精致外表却必须接受老去、追求爱情却终不可得的她来说，死只是一种解脱。她终于不用生活在谎言、背叛和孤单中。
虽然王琦瑶经历了彻心的痛，但她从未想过要放弃生命。可见在她精致外表下面有一颗平静的心。她坦然地接受了女儿的降临，新生命的气息给了她改变命运的机会，但她却没有因此得到升华获得解救，而女儿薇薇也成了重复命运的牺牲品。
王安忆用充满个体意识的现实主义态度，把死亡视为一种生命轮回的现象，渗入审美的文学之中，拓展了人性与文化的深度与广度。生与死本就是对立的，无限轮回的。死亡可作为忏悔救赎的方式，但却无法摆脱命运轮回。王琦瑶的死完成了她一生残缺的圆，实现了一种解脱与沟通。
三、男女两性的对立与统一
“在我们之中每个人都有两个力量支配一切，一个男性的力量，一个女性的力量……最正常、最适宜的境况就是在这两个力量在一起和谐的生活，精神合作的时候。”[5]王安忆致力于寻找一种既抽象又真实的普遍关系。她认为，“从形式着手来剖析和概括人类关系……人类关系其实充满了装饰的对称感，这种装饰感最为自然的具体体现，大约就是男人和女人的关系……男人和女人的对位图在我眼里，具有具体关系和抽象关系二合为一的效果。他们既是男人与女人这一或者说性爱、或者说情爱、或者说生殖繁衍的具体关系，又是阴阳两气的象征，他们是人类最基本的组成单位，最低元素。”[6]她又说，“撇开阶级的、经济的因素，从最自然的状态看，这个世界就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世界。要探求的是在这样一种状态下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关系，他们是怎样达到平衡的。”[7]由于情感与道德、情爱与性欲、社会法则与内心冲突，乃至知识、修养、人格的差异，男女之间不可避免存在矛盾。理想的生命状态是两性的和谐共处、互依共存。但是，这里的和谐不是绝对和谐，而是一种相对平衡。
《长恨歌》以王琦瑶与李主任、程先生、阿二、康明逊、萨拉、老克蜡六个人的情感经历为主要线索，展示了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各式各样的男女关系。主人公一直在尋找一种理想中的平衡却终究不可得。
随着王琦瑶身价的提高，李主任的出现成为一种必然。李主任是政治舞台上的风月老手。他对于女人的态度即便是宠爱也不含尊重。女人对于他来说只是缓解压力的物品。对于王琦瑶当然也是如此。他不可能给王琦瑶一个完全属于她自己的婚姻和爱情。在王琦瑶眼里，李主任是她“向前看的境遇”。因而相处中，她对李主任是一种完全失去自我的依附。两性的互依共存需要建立在相对平等独立的基础之上，所以他们虽然相互吸引，却难以实现真正的平衡。
程先生是王琦瑶保底的感情生活的最后防线。早期的王琦瑶是程先生追求的“美的化身”，他对于王琦瑶的喜爱是一种欣赏，出于爱美之人的天性。相隔十二年再相遇时，面对生活压力，他们的相处中现实的成分已经完全覆盖了理想的层面。程先生继续承担王琦瑶保护人的角色。他对王琦瑶来说是一种审美和道德双重准则下的理想主义的坚守，这种坚守也让他获得自我价值实现的满足。因而他们不必有美满的结局，生活的粗糙只会破坏那种理想的美。他们最终的关系对彼此来说已然是最适宜的距离、最平衡的状态。
邬桥的懵懂少年阿二把王琦瑶当成了一个繁华的梦。王琦瑶对他有一层短暂的暧昧。阿二的离开勾起了王琦瑶对上海的依恋，她属于上海这个纷乱的世界，而非邬桥那个安静的小城镇。在平安里王琦瑶结识了康明逊，王琦瑶和康明逊算是两情相悦，可他们的关系从开始就是无望的挣扎。门第差异使他们难以结合，再加上康明逊表面乖顺、骨子里却懦弱无能，没有责任感。王琦瑶的体谅最终只是换来了抛弃。
萨沙和王琦瑶之间是利用与被利用的关系，没有情义。当萨沙知道王琦瑶怀孕的事情后，他无法面对这种不能承受的重担，逃避也成了他唯一的出路。以怀旧为时尚的80年代的年轻人老克腊对王琦瑶的憧憬，完成了王琦瑶对过去的缅怀。两人沉迷于虚幻世界，只等梦境破碎。
王琦瑶渴望精致的外表下细水长流的生活，她一生致力于寻找一种男女之间精神合作的平衡状态，历经生离死别，却只获得了些许不完整的片段。最终含恨而死，谱写了一曲命运的挽歌。
本文从生存与死亡、男女二元对立原型两个侧面入手来整体把握作者的创作动向和作品的深层内涵。以具有原初、核心意味的原型为出发点，从小说人物自身入手来反思，除了涉及主人公悲剧命运的必然性之外，更多地深入关键人物心理性格以及相互关系进行探讨。人物陷入命运的安排而无力自拔，寻求两性的统一而不可得，在生死轮回中谱写了一曲长恨歌。
注释：
[1] [瑞士]卡尔·荣格，心理学与文学 冯川、苏克译[M]，三联书店，1987：95
[2][瑞士]卡尔·荣格，荣格文集 冯川、苏克译[M]，改革出版社，1997：90
[3] [加]诺斯罗普·弗莱，批评的解剖 陈慧、袁宪军、吴伟仁译[M]，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99
[4][6]王安忆，记实与虚构 [M]，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3：379，391，393
[5] [英]弗吉尼亚·伍尔夫.一间自己的屋子[M]，王还译.北京：三联书店，1989：120
[7]齐红、林舟，王安忆访谈 摘自[J]，作家，1995（10）：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