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不知从何时起，周围佩戴眼镜的人越来越多。在我国，每三个人中就有一个患近视。社会各界对视觉健康问题的严峻性仍缺乏基本的认识和应对措施。
以往，我国眼健康工作的重点在于防盲治盲；然而，就患病人数而言，“看不清”问题比“看不见”更严重。如今，国民视力缺陷已经成为我国重大的公共卫生问题，近视的问题绝非“多戴一副眼镜”那么简单。
6月5日，《国民视觉健康》发布会暨政策研讨会在北京大学召开。
谈及视觉健康的形势，《国民视觉健康》研究项目发起人和组织者、北京大学中国健康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玲说：“若没有有效的政策干预，到2020年，我国5岁以上人口的近视发病率将增长到50.86%～51.36%，患病人口将接近7亿人。”
近视成“国病”
目前，全球有将近45亿人口需要视力矫正，占到总人口的63%，其中25亿人视力未得到矫正。
“我国情况更为严重。”谈及我国视觉健康现状，李玲说，2012年我国5岁以上人口中，各类视力缺陷的患病人数在5亿人左右，其中近视的总患病人口在4.5亿人左右。
毫无疑问，近视已经成为影响我国人口素质的“国病”。
此外，视力缺陷也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
2012年，各类视力缺陷导致的社会经济成本在6800多亿元，占当年GDP的比例高达1.3%。如果算上视觉健康对生命质量的损失，占GDP的比例将达到1.83%。“如果加以适当矫正，3100多亿元相关损失可以避免。”李玲说。
以2012年统计的数据来估算，5岁以上近视人群中，已配镜人数在2.32亿至2.63亿之间，配镜人群每年配镜1.02至1.17架次，仅配镜成本就在454.48亿至532.47亿元。
谈及视觉健康，国家卫计委副主任王培安谈到，视力健康问题亟待高度重视，视觉健康是国民健康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涉及民生的重大社会问题。
“近视率呈上升趋势，随年龄增长而增加，我国在近视眼防治方面仍存在不足。因为近视，征兵标准不得不放宽。最近两个月，为了参军，去做视力矫正手术出现扎堆的情况。”他说。
“近视的危害不仅当代，更存在于未来。”李玲说，由于近视的可遗传性和家族聚集性，近视的早发和高发不仅危及当代人口素质，也影响我国未来人口素质，对我国社会经济乃至国防安全产生重大危害。
“盲化”误区
就我国的情况而言，与眼健康相关的机构设置与政策几乎都围绕着防盲治盲展开：上世纪80年代以前，以“消灭沙眼”为目标；此后至今则以白内障复明为目标。
“从眼科医疗资源的布局来看，基本上也都围绕防盲治盲展开，而视光学科医疗资源配置严重滞后于实际需求，视力缺陷的人群很难得到正规的检查与治疗。”李玲补充说。
另一方面，由于公共教育“盲化”，导致国民普遍缺乏基本的视力健康知识。
过去，以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宣传普及眼保健和防盲知识为主，侧重提高群众对儿童盲和老年盲的知晓程度，但对青少年屈光疾病、成年人职业视力防护与老年性视力缺陷防治等方面，公众认识不足。
由于缺乏基本的视力健康知识，尤其是缺乏儿童屈光不正防治意识，使得屈光不正的未矫正率或误矫率较高。各类视力健康知识不是走进千家万户、公共场所和工作场所，而是停留在非常有限的眼科机构内，导致公共的参与严重不足。
李玲认为，面对严峻的视力健康形势，调整我国眼健康相关政策导向，从重点关注防盲治盲扩展到全面的视觉健康，已经变得刻不容缓。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转型，我国国民的生活生产方式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对眼健康的要求已经不能再局限于防盲治盲，不仅要‘看得见’，还要‘看得清’，‘看得久’。”她解释说。
防治路径
“学习压力加剧、电子屏幕的普及化和户外活动时间减少，可能是导致近视高发且快速低龄化的最关键因素。”李玲谈道。
在“文革”期间，我国近视眼的发病率非常低。恢复高考之后，学习竞争日益激烈，从幼儿园开始就要冲刺。随着学龄增长，儿童青少年的近视患病率明显升高。调研还发现，“小升初”“初升高”这两个阶段是屈光不正患病率快速上升的阶段。
此外，随着电子产品的普及化，孩子们的眼睛过度暴露在电脑和平板电脑、游戏机的荧光屏幕前。在经济发达地区，学龄儿童青少年的近视情况更为严重。
在李玲看来，当前最急切的事情是如何控制近视形势进一步恶化，最关键的是如何改善青少年的视觉健康状况。“青少年的身体健康、视觉健康决定着国家未来的健康水平。”
不过，现阶段我国儿童眼科医生奇缺，综合性医院和基层医疗机构难以承担幼儿视力保健工作。“视觉健康应从妇幼保健时期抓起。”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儿童眼科保健专家委员会秘书长宋新谈道，妇幼保健系统可以承担维护儿童视觉健康的工作。实际上，经过近4年的摸索实践，我国儿童眼保健工作已逐步建立了一整套标准规范。
实际上，各国都在努力遏制近视率上升的趋势。
在日本，主要是通过立法来维护青少年视力健康。将预防中小学生近视纳入到学校保健法中。教育部门每年对青少年视觉问题进行筛查，成立眼保健委员会。
在本世纪初，新加坡大学生近视率在70%。新加坡的教育和卫生部门联合创立了设立国家层面的预防近视的项目。2005年，又成立了国家预防近视工作委员会。2011年，新加坡宣布，和2005年相比，新加坡青少年近视率下降了5%。
谈及遏制严重的趋势，李玲建议，在“十三五”规划里面把降低青少年的近视率、改善青少年的身体素质和体质作为一个重点项目，鼓励青少年多参加体育活动，同时加强健康教育、建立近视档案。
以往，我国眼健康工作的重点在于防盲治盲；然而，就患病人数而言，“看不清”问题比“看不见”更严重。如今，国民视力缺陷已经成为我国重大的公共卫生问题，近视的问题绝非“多戴一副眼镜”那么简单。
6月5日，《国民视觉健康》发布会暨政策研讨会在北京大学召开。
谈及视觉健康的形势，《国民视觉健康》研究项目发起人和组织者、北京大学中国健康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玲说：“若没有有效的政策干预，到2020年，我国5岁以上人口的近视发病率将增长到50.86%～51.36%，患病人口将接近7亿人。”
近视成“国病”
目前，全球有将近45亿人口需要视力矫正，占到总人口的63%，其中25亿人视力未得到矫正。
“我国情况更为严重。”谈及我国视觉健康现状，李玲说，2012年我国5岁以上人口中，各类视力缺陷的患病人数在5亿人左右，其中近视的总患病人口在4.5亿人左右。
毫无疑问，近视已经成为影响我国人口素质的“国病”。
此外，视力缺陷也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
2012年，各类视力缺陷导致的社会经济成本在6800多亿元，占当年GDP的比例高达1.3%。如果算上视觉健康对生命质量的损失，占GDP的比例将达到1.83%。“如果加以适当矫正，3100多亿元相关损失可以避免。”李玲说。
以2012年统计的数据来估算，5岁以上近视人群中，已配镜人数在2.32亿至2.63亿之间，配镜人群每年配镜1.02至1.17架次，仅配镜成本就在454.48亿至532.47亿元。
谈及视觉健康，国家卫计委副主任王培安谈到，视力健康问题亟待高度重视，视觉健康是国民健康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涉及民生的重大社会问题。
“近视率呈上升趋势，随年龄增长而增加，我国在近视眼防治方面仍存在不足。因为近视，征兵标准不得不放宽。最近两个月，为了参军，去做视力矫正手术出现扎堆的情况。”他说。
“近视的危害不仅当代，更存在于未来。”李玲说，由于近视的可遗传性和家族聚集性，近视的早发和高发不仅危及当代人口素质，也影响我国未来人口素质，对我国社会经济乃至国防安全产生重大危害。
“盲化”误区
就我国的情况而言，与眼健康相关的机构设置与政策几乎都围绕着防盲治盲展开：上世纪80年代以前，以“消灭沙眼”为目标；此后至今则以白内障复明为目标。
“从眼科医疗资源的布局来看，基本上也都围绕防盲治盲展开，而视光学科医疗资源配置严重滞后于实际需求，视力缺陷的人群很难得到正规的检查与治疗。”李玲补充说。
另一方面，由于公共教育“盲化”，导致国民普遍缺乏基本的视力健康知识。
过去，以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宣传普及眼保健和防盲知识为主，侧重提高群众对儿童盲和老年盲的知晓程度，但对青少年屈光疾病、成年人职业视力防护与老年性视力缺陷防治等方面，公众认识不足。
由于缺乏基本的视力健康知识，尤其是缺乏儿童屈光不正防治意识，使得屈光不正的未矫正率或误矫率较高。各类视力健康知识不是走进千家万户、公共场所和工作场所，而是停留在非常有限的眼科机构内，导致公共的参与严重不足。
李玲认为，面对严峻的视力健康形势，调整我国眼健康相关政策导向，从重点关注防盲治盲扩展到全面的视觉健康，已经变得刻不容缓。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转型，我国国民的生活生产方式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对眼健康的要求已经不能再局限于防盲治盲，不仅要‘看得见’，还要‘看得清’，‘看得久’。”她解释说。
防治路径
“学习压力加剧、电子屏幕的普及化和户外活动时间减少，可能是导致近视高发且快速低龄化的最关键因素。”李玲谈道。
在“文革”期间，我国近视眼的发病率非常低。恢复高考之后，学习竞争日益激烈，从幼儿园开始就要冲刺。随着学龄增长，儿童青少年的近视患病率明显升高。调研还发现，“小升初”“初升高”这两个阶段是屈光不正患病率快速上升的阶段。
此外，随着电子产品的普及化，孩子们的眼睛过度暴露在电脑和平板电脑、游戏机的荧光屏幕前。在经济发达地区，学龄儿童青少年的近视情况更为严重。
在李玲看来，当前最急切的事情是如何控制近视形势进一步恶化，最关键的是如何改善青少年的视觉健康状况。“青少年的身体健康、视觉健康决定着国家未来的健康水平。”
不过，现阶段我国儿童眼科医生奇缺，综合性医院和基层医疗机构难以承担幼儿视力保健工作。“视觉健康应从妇幼保健时期抓起。”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儿童眼科保健专家委员会秘书长宋新谈道，妇幼保健系统可以承担维护儿童视觉健康的工作。实际上，经过近4年的摸索实践，我国儿童眼保健工作已逐步建立了一整套标准规范。
实际上，各国都在努力遏制近视率上升的趋势。
在日本，主要是通过立法来维护青少年视力健康。将预防中小学生近视纳入到学校保健法中。教育部门每年对青少年视觉问题进行筛查，成立眼保健委员会。
在本世纪初，新加坡大学生近视率在70%。新加坡的教育和卫生部门联合创立了设立国家层面的预防近视的项目。2005年，又成立了国家预防近视工作委员会。2011年，新加坡宣布，和2005年相比，新加坡青少年近视率下降了5%。
谈及遏制严重的趋势，李玲建议，在“十三五”规划里面把降低青少年的近视率、改善青少年的身体素质和体质作为一个重点项目，鼓励青少年多参加体育活动，同时加强健康教育、建立近视档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