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诗创作的繁荣与旧体诗词的发展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南京新诗创作繁荣，以高校师生为主要成员的新诗社团活跃。其中，后期“新月派”诗人群和“土星笔会”为创作实绩较突出的团体。1927年，时任第四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的宗白华聘闻一多为外文系主任。闻一多发掘了两位“新月派”后期的代表诗人：陈梦家、方玮德。1929年，徐志摩到中央大学英文系兼职任教结识了陈梦家和方玮德，又通過他们结识方玮德的姑母方令孺，并在南京成立专门研讨作诗的组织“小文会”。在陈梦家等人决议办《诗刊》时，徐志摩多方奔走约稿。1931年，《诗刊》季刊在上海面世，徐志摩、陈梦家、邵洵美、孙大雨负责组稿和编选。《诗刊》共发表诗作106首，译诗16首，诗论3篇，包括闻一多的封笔长诗《奇迹》，徐志摩“在沪宁路来回颠簸中”写成的叙事诗《爱的灵感——奉适之》，孙大雨《自己的写照》，陈梦家与方玮德的唱和之作《悔与回》，孙大雨、徐志摩所译的莎士比亚诗剧等。1931年，陈梦家从《新月》《诗刊》等中选出诗作汇编为《新月诗选》并写长序，这意味着第二代新月诗人群正式登场。同年，陈梦家出版《梦家诗集》，收入约50首新诗，强调“醇正”与“纯粹”的审美标准，以及创作诗歌的严肃态度和严整形式要求。这是新月派后期诗歌主张的集中体现。陈梦家和方玮德这两位诗坛新秀合作了一首长诗《悔与回》，虽为合作，风格却统一为“新月派”的严正浪漫。方令孺是“新月派”中起步较晚的女诗人，她的创作题材多取材于自然、友人及自身经验，《幻想》《任你》等将传统与西方现代诗歌风格融合，偏于冷峻凄清，理性色彩较浓。20世纪30年代中央大学新月派诗人群体的新诗创作和理论继承发扬了中正平和的主张，结合新月派在诗歌格律方面的主张，创作出大量艺术圆融、情感真挚的新诗作品。

　　1930年，中央大学和金陵大学学生常任侠、汪铭竹、孙望、程千帆、滕刚、章铁昭、艾珂七人组织了新诗社团“土星笔会”。1934年到1937年，他们编辑出版同人期刊新诗刊物《诗帆》半月刊，出版3卷17期。作者中的新生力量包括孙多慈、毛清韶、邹乃文、霍薇、李白凤等人。“土星笔会”没有明确提出自己的创刊宗旨，作者大多是中央大学或金陵大学的学生，他们深受南京文化守成主义传统的影响，善于运用诗词中常见的意象或典故来传达现代意义的情绪，达到让人耳目一新的效果。不过，他们的诗歌不仅表现出古典情怀，同时充斥着现代意识的影响和对现代技巧的尝试。这群诗人对当时流行的现代主义诗歌很感兴趣，他们尝试追随潮流，使用欧化语体来描摹心情。“土星笔会”集结了校园同好创建刊物，在30年代南京文学创作领域形成一定影响，填补了南京新诗界的空白，但因传播途径有限，在全国范围内影响并不大。总的来看，后期“新月派”诗人群和“土星笔会”在古典文化和现代诗歌技法的共同影响下，创作出具有韵律美、节奏美、意境美的诗歌，成为南京新诗发展中较为成熟的组成部分。

　　南京新诗创作还有与左翼运动紧密相连的革命题材诗歌。其中，关露的诗歌作品集《太平洋上的歌声》（1936）紧扣时代、针砭时弊。作者用成熟笔调和直白语言展示了中国“逃亡者”的痛苦生活。关露的诗歌是明显的政治宣传与文学结合的产物，是30年代左翼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她的诗歌适应了时代需要，在当时起到了鼓舞民众、激发爱国热情的作用。吴奔星从20年代末开始诗歌创作，发表了《晓望》《别》《萤》等数千首诗。他与李章伯创办诗歌杂志《小雅》（1936），提出“诗贵创新，诗贵有我”的主张，为推进新诗现代化运动作出了重要贡献。抗战爆发后，他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发表了《保卫南京》《都市是死海》《赠给洞庭湖》等30余首抗战诗歌。这些诗歌沉稳扎实，境界阔大，对内心情绪的挖掘与现实的书写结合紧密，艺术更为成熟。

　　鲁迅和陈独秀的旧诗创作别出心裁，有鲜明时代特征和强烈爱国情怀。陈独秀诗作现存100多首，其中在南京老虎桥监狱中所著的《金粉泪》组诗，共有七绝56首。《金粉泪》是一部旧体诗集，倾吐了陈独秀入狱五年来的愤懑，批判国民党军政人物的丑行，抒发了狱中陈独秀抗日反蒋、忧国忧民的情思。南京对鲁迅来说是熟悉的故地，1931年6月14日，他在上海创作了两首以南京为主题的咏史诗《无题二首》赠送给日本宫崎龙介、白莲女士夫妇。这对夫妇是应国民政府邀请访问中国，与鲁迅会面是由内山完造安排的。宫崎夫妇与鲁迅的会面过程中大约谈及了他们刚拜访过的南京，故而鲁迅以南京为主题写作了两首旧体诗歌。两首诗深切缅怀了革命先烈的丰功伟绩，以写实、抒情的手法将历史与现实，革命业绩与精神统一起来。诗句虽简短，却能展现出鲁迅的旧学功底。 　　南京大量刊物留有传统诗词专栏，这对古典诗词的发展传播起到重要作用。1929年，中央大学国文系创办的《艺林》是古典诗词和传统文学研究的阵地。汪东、汪国垣、王易等是“学术”栏目的主要供稿人。第1卷第15期《国立中央大学半月刊》登出的“禊社诗钞”，显示出中央大学、金陵大学国文系师生文学创作中崇尚古典主义的冰山之一角。1929年1月1日，弢（陈伯弢）、翔（胡翔冬）、侃（黄侃）、晓（王晓湘）、石（胡小石）、沆（王伯沆）、辟（汪辟疆）共游鸡鸣寺，完成“禊社”手稿《豁蒙楼联句》。元旦聚会两周后，王晓湘、汪旭初到黄侃家聚会，“用玉田《山阴久客》词韵，联句抒怀，后阕转趋和婉，相与拊掌高歌”。4月，“禊社”成员黄侃、胡光炜、吴梅、王易等人多次在玄武湖、石桥禊集联句。5月，一行人应吴梅之邀游玩苏州并联句15首。1929年重阳节前一日，黄侃、吴梅、汪辟疆、汪东、王易再游后湖，联句题为《霜花腴》的联句。此外，“上巳社诗社”活动也较为频繁，联句数量可观。《国风》只发表旧诗文，陆续发表王焕镳《明孝陵志》、林文英《石头城》、伯商和杰曾《钟山行》等。南京传统文人结社的风气盛行，出现了梅社、如社、白下诗社等，传统诗文唱和频繁，多有佳作。可见，中央大学师生是旧体诗词创作传播的主体，在新文学运动取得绝对胜利后，传统文化仍生生不息、有声有色地传承发展着。

二、散文类型的多样与散文创作的成熟

　　此期南京的散文创作仍以名家为主，杂感、游记、回忆性散文等体裁均有所发展，散文数量较丰富，文笔较上一时期更稳练成熟，与时事结合紧密，更有现实意义。袁昌英在两次游览新都后分别进行写作，描述自己对南京的美好期许及对当权政府的不满。1928年，袁昌英在《游新都后的感想》开篇以诙谐的语调称：“这股南风的来势，真不可挡！竟把我吹送到新都去住了几天。在拜访亲友以及酬酢清谈之外，我还捉住了些时间去游览新旧名胜。”散文中自然地透露出作者对民国首都南京自然风景的赞美和对新都建立后的国家满怀的信心。六年之后，袁昌英发表《再游新都后之感想》，提到“旧名胜依然如故地凄然相对着。鸡鸣寺、雨花台、秦淮河、玄武湖仍是那副龙钟老耄的表情”。文章倾注了作家爱祖国爱人民的一腔深情，创造了雄浑阔大的境界，堪称佳作。

　　在战火纷飞的岁月，巴金忠实地用散文记录了自己在战争中的遭遇。在《从南京回上海》中，巴金以愤慨的语调来重现“一·二八事变”。1932年初，巴金应朋友邀约到南京游玩，1月28日乘坐宁沪快车返回上海，到丹阳因突发战事而被迫停车，火车凌晨返回南京。一路巴金听说日军四处烧杀抢掠的情形，满心悲愤。因水陆阻隔，巴金在南京滞留数日，眼看南京官员们鼓吹迁都、四处出逃，市面上人心惶惶。直到2月5日巴金才得以返回上海。寄居友人家中的巴金一边积极参加抗日活动，一边写作了这篇散文来记录日寇罪行。这篇回忆散文时效性极强，以个人角度记录历史事件，兼具文学价值和历史意义。方令孺的散文创作数量较多，主题多为缅怀故友、思念亲人。书信体散文《信》中梳理了自己的不幸遭遇。《志摩是人人的朋友》（1931）和《悼玮德》（1935）是她分别为遭遇空难的好友徐志摩写的回忆文章和不幸病故的侄儿写作的悼文。散文细致描述了相识相交过程中的点滴，展现出深沉的哀悼惋惜。方令孺的散文写景细致入微，抒情动人心弦，文风细腻，文辞雅致，在现代女性作家创作中别具特色。

　　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南京为主题的散文中，许多作品以南京游记形式出现。如曹聚仁《南京印象》将写实与象征结合在一起，描绘出特定历史阶段下的怪诞的南京。朱自清在1934年创作的散文《南京》中指出自己于南京只是个旅客，但来往多次后，对南京多少有了些认识。作者以浏览眼光欣赏南京，从古建筑到饮食文化，从古代遗迹到现代变迁，将南京古城尽收眼底，自然飘逸，惹人喜爱。钟敬文1929年发表的《金陵记游》对南京文化衰颓的无奈悲凉感鲜明。朱偰《金陵览古》描述自己探访古迹的历程，文笔生动，勾画出明确的南京地理方位，不仅是有历史研究价值的文学赏析作品，更是一篇人文地理佳作。王鲁彦《我们的太平洋》别出心裁地将玄武湖中心靠近水闸的地方称为“我们的太平洋”，在这里他与友人们留下了青春最快乐的印记。而在王平陵《静静的玄武湖》中，玄武湖也是美丽而接近尘世的，辽阔的湖面在白雾笼罩下若隐若现，在紫金山的倒影分割下，如同亲密的恋人在热情拥吻，比拟大胆，别有意趣。

三、戏剧团体的涌现与戏剧创作的兴盛

　　这一时期南京的戏剧活动频繁。1929年1月与7月，田汉在陶行知邀请下率领南国社全体成员，两度来南京进行戏剧公演，在江苏省民众教育館礼堂上演了当时深受好评的原创剧，如《苏州夜话》《名优之死》《湖上的悲剧》等。两次演出引起巨大反响，让南京戏剧活动和戏剧团体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其中较活跃的是院校社团，如“中大剧社”“金大剧社”“南钟剧社”“金中剧社”，左联以“南钟剧社”为基础建立了南京分盟，为20世纪30年代南京现代戏剧的发展壮大了队伍。1935年，南京创办了中国第一所正规的戏剧教育学府——国立戏剧学校。国立剧校师资一流、声誉显赫，培养了大批戏剧专业人才。

　　在南京30年代的演剧运动中，陈大悲和吴祖光是其中创作成绩较为独特的两位剧作家。陈大悲是文明戏到现代话剧发展历程中的过渡人物。他在五四时期宣传爱美的戏剧，《英雄与美人》《双解放》等主题多为暴露社会黑暗。1928年，他到南京就职后，其戏剧创作的第二个高峰期出现了。1929年，连载了五幕剧《五三碧血》《可怜的查别麟》，独幕哑剧《真解放》。1930年又连载了《红绿灯的威信》及改编的独幕剧《病夫》。1935年，陈大悲在上海编导了乐剧《西施》，并将其带到南京公演。陈大悲备受激励，打算在《西施》后，继续以四大美女为原型进行创作。不料田漢对此泼了一盆冷水，认为这部剧不失为新的尝试，但《西施》是以美人计救国的小市民思想，指出民族危亡之际要依靠群众的力量。
　　吴祖光四幕剧《凤凰城》是他创作的第一个剧，也是抗战期间上演次数最多的演出剧作。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日本大举进攻上海，南京政府开始向西南方撤退，当时在南京国立戏剧学校任校长室秘书的吴祖光跟随学校西迁。1937年秋，吴祖光迁到长沙后收到父亲寄来的《苗可秀烈士遗墨》，在书摊上看到《义勇军》的小册子，以这两份材料为基础，吴祖光花了四个月的时间完成了《凤凰城》。1938年，《凤凰城》由曹禺、黄佐临、丹尼、阎哲吾导演，蔡松林、丹尼主演，正式在重庆上演，随后在全国多地排演。这部剧的完成缓解了抗战初期抗日剧本荒的问题，起到了鼓舞人心、激励百姓抗战意志的作用。

　　陈楚淮是新月派戏剧文学创作的代表人物。1927年秋，陈楚淮在闻一多指导下学习写作戏剧，发起组织戏剧社，1928年《新月》月刊1卷5号发表了他的第一篇剧作《金丝笼》。在新月派同仁的鼓励下，陈楚淮出版了《金丝笼》《药》《浦口之悲剧》《骷髅的迷恋者》等12部剧作，类型多样。1929—1930年，陈楚淮创作了两部象征主义独幕剧《桐子落》和《骷髅的迷恋者》。《桐子落》通过戏剧冲突内在化和情境神秘化来反映生命通达的认识，显示陈楚淮的“新月”风度。《骷髅的迷恋者》则借剧中人物之口传达自己的生命意识，以达观通透的态度叩问生命、死亡、情感和艺术的意义。这部剧作意象主题繁复，形式探索大胆，被认为“标志着这时期象征剧话剧在文本意蕴上的复杂化”，也“标志着象征剧对戏剧元素表意功能的进一步发掘”。
　　作者简介 张光芒，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陈进武，江苏第二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张勇，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
　　责任编辑 陆 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