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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芭蕾舞团9月23日晚将在人民大会堂上演“经典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首演50周年大型纪念演出”，50年来五代“琼花”的代表将在此聚首。
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作为一个特定时代政治话语的文艺表达，从诞生之初便承载了沉重的意识形态负荷，沦陷在历史风暴的中心；50年来，《红色娘子军》已远远超过了她作为一部舞剧的意义和价值。今日人们早已超越对它艺术价值的怀念，而是作为一代人的集体文化记忆，被观者重复品味。
张艺谋们的“红色娘子军”情结：芭蕾舞里的革命与人性
《红色娘子军》犹如一处历史的遗址，供一代人集体凭吊他们的似水年华与创伤过去。2014年，它不但出现在马年春晚“致青春”板块中，还成了张艺谋电影《归来》中的一条明线。
作家莫言认为，《归来》中 “女儿丹丹在家里给爸爸妈妈跳了一段《红色娘子军》，那段红色用得太棒了。整个电影是灰调的，很深沉，红色一下子把影片照亮了，让人产生了很丰富的联想。”
当年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的编导、83岁高龄的李承祥特意买票去电影院看电影，“这个剧目正是在电影所讲述的时代里诞生的，影响最为巨大和广泛，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都有同感。他回忆道，“当年创作时想，只要观众能接受，那就是不错了。谁能知道它几十年长演不衰呢？”
50年来，《红色娘子军》演出场次累计达4000余场，并出演亚、欧、美、非许多国家，阿尔巴尼亚国家芭蕾舞团、日本松山芭蕾舞团成功地演出了《红色娘子军》全剧。
事实上，人们普遍认为中国芭蕾舞团“受到了世界上各流派的影响，同时又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
从艺术呈现的角度上看， 《红色娘子军》的确为世界芭蕾带来了一次革命。芭蕾中的主角，第一次由不食人间烟火的仙女变成了英姿飒爽的战士，芭蕾舞演员第一次在舞蹈中举起钢刀钢枪，显示出鲜明的时代气息；而那一片片绵延的椰林，那盛开着木棉花的英雄树，那充满南国风情的黎族少女舞和斗笠舞，无不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
一位法国评论家就曾在文章中写道：“它的价值和内涵，已经超越了时代和意识形态的局限，这种与欧洲文化风格迥异的中国芭蕾，可以说已经成为了人类文化遗产的一部分。”
2003年10月6日，中央芭蕾舞团受邀参加法国的中国文化年演出。享誉世界的“里昂舞蹈之家”主动指定芭蕾舞《红色娘子军》作为演出剧目。“当时连演6场，场场观众爆满，连过道都挤满了人。还有很多观众是专门从巴黎赶过来看的。”
回忆起当时盛况，前中芭团长赵汝蘅显得兴致勃勃：“每个国外大团都有自己的看家戏，《红色娘子军》就是中芭的看家戏，这部戏记录着中国芭蕾舞的历史，也代表着中国芭蕾舞剧的最高艺术水平。”
事实上，1992年以来的芭蕾舞《红色娘子军》，从音乐、舞蹈到灯光、舞美，都沿袭着最初的传统，几乎没作改动：“改动最大的地方是把电影版《红色娘子军》二幕‘诉苦’改回‘哭诉型’，蒋祖慧老师最初就是这么设计的。”
但作为红色经典，《红色娘子军》也迎来了影视剧改编热潮。电视剧版导演袁军说，“吴琼花首先在气质上要可爱，光表现她身上的硬朗和力度是不行的。吴琼花不是天生的复仇者，应该是‘天使的愤怒’，而不是‘愤怒的天使’。”
于是，吴琼花摇身一变成为富农的女儿。
对此，李承祥说，“《天鹅湖》在1870年演了以后在世界上有上百个不同的版本。我看了一些红色经典改编剧，他们的观念是说把好人写坏一点，把这坏人再写好一点，好像这就是更接近人性了。其实不是这样。英雄人物任何时代都有，我们不一定把英雄非要写做他不英雄的一面，才是真实的。”
红色1963：拿着刀枪的足尖舞
1963年，三年自然灾害刚过，周恩来总理在看完芭蕾舞剧《巴黎圣母院》后说，“这么多年了，你们学芭蕾十年了，你们演的都是外国的芭蕾舞剧，能不能你们自己创作一部芭蕾舞剧？”
彼时，北京舞蹈学校已经建校十年，先后聘请了六位著名的苏联芭蕾专家，成功地演出了欧洲经典舞剧《无益的谨慎》、《天鹅湖》、《海侠》、《吉赛尔》。
改编哪一个故事成为焦点。在当年年底的座谈会上，文化部副部长林默涵提议改编刚上映的电影《达吉和她的父亲》，而创作组组长李承祥则提出改编电影《红色娘子军》。
时隔四十年后，李承祥这样陈述他的理由，“《红色娘子军》是以女性舞蹈为主的芭蕾舞，它的几个人物塑造非常鲜明。比如琼花，洪长青，南霸天，有正反面人物，戏剧性非常强，我觉得将来在芭蕾舞剧当中出现会很吸引人的。此外，它的海南岛地方特色特别浓。”
最重要的是，此时电影《红色娘子军》刚刚获得了首届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最佳导演奖、最佳女演员奖、最佳男配角奖。
极佳的故事与人气，成为催化剂。林默涵当场拍板，决定将《红色娘子军》改编成芭蕾舞剧。
1964年9月底，《红色娘子军》经过半年的排练在天桥剧场首演，这台彻头彻尾的民族化芭蕾令周恩来十分惊喜，演出结束后，他上台第一句话是：“我的思想比你们保守了。”
在半个月后的10月8日，这部芭蕾舞剧出现在了人民大会堂的小礼堂，观众是毛泽东和十几位高层。李承祥回忆起当初的情形：“毛主席上台与演员们握手时，整个礼堂回荡着‘毛主席万岁！’的高声欢呼。我扮演南霸天，不敢站到前面，只好暗地里鼓励扮演洪常青的演员替我多喊几声。”就是在这次演出中，毛泽东留下了著名的三句话：“革命是成功的，艺术是好的，方向是对的。”
得到了毛泽东的充分肯定后，周恩来决定用这台舞剧招待外国元首。在周恩来的指示下，剧组首先为西哈努克表演，良好的反响打消了方方面面的疑虑。从此，《红色娘子军》便成为外交活动的重要内容。
《红色娘子军》的芭蕾舞显然比《红灯记》的京剧更容易为外宾所接受，而颠覆芭蕾传统风格的民族化改造又彰显了“中国”特色，每每令外宾们备感新鲜。六七十年代，这些芭蕾舞演员也同时是中国外交史的见证人，他们的演出在那些特殊的历史时刻充当着奇妙的“润滑剂”。人民大会堂小礼堂的舞台二十年不变地上演着同一出戏，幕起幕落间台下走过的是一拨拨世界各国政要。 一个时代的价值观：
样板戏的集体文化记忆
与生俱来的“红色”烙印决定了这部芭蕾舞剧50载命运始终与政治风云变幻息息相关，甚至于被推到了国家政治生活的最前线。
1966年，文革开始，红卫兵冲进芭蕾舞团，贴大字报，叫嚣着：“砸烂芭蕾舞团，禁止芭蕾舞演出”。随后剧情转折，《红色娘子军》和《白毛女》、《智取威虎山》、《沙家浜》等8部戏参加在北京的会演，几大权威报纸竭力渲染加以“样板戏”之名。
在江青提出“八个样板戏占领舞台”的口号下，这些作品一夜之间被推崇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在那样一个历史阶段几乎成为中国文艺的惟一内容，《红色娘子军》和《白毛女》更创造了举国上下学芭蕾的奇观。
江青金口一开，《红色娘子军》主人公吴琼花一转眼便成了吴清华，在第一场戏中，“遵照江青同志的指示，给了吴清华以强烈、反抗的动作。在她遭鞭打时，运用了中国舞蹈和京剧的动作。运用‘点部翻身’，炯炯眼神，和芭蕾舞的急速旋转相结合，刻划出吴清华苦大仇深、勇于反抗，勇于斗争，充满对反动地主阶级刻骨仇恨的英雄形象。”
芭蕾舞《红色娘子军》被改得面目全非，把它的“火药味搞得浓浓的。”
也正因此，在那个万马齐喑的文学年代，《红色娘子军》却受到前所未有的优待，可谓万众瞩目。1972年尼克松访华，周恩来陪他观看改版后的《红色娘子军》，尼克松将感受写在了在回忆录中——“一个兼有歌剧、小歌剧、音乐喜剧、古典芭蕾舞、现代舞剧和体操等因素的大杂烩”。
文革时的风光与辉煌终究只是过眼云烟，随着四人帮的垮台，样板戏的地位一落千丈。四人帮的鼓吹似乎成了这些作品无法抹去的污点，令它们被打入禁区，仿佛只有这样才能摆脱文革的梦魇。
文艺界也对《红色娘子军》作出反思，产生了不少异议。作家白先勇后来更直言不讳地批评它“斩断了芭蕾文化之根，把浪漫优雅的舞蹈变成杀气腾腾的场面是十分怪诞的产物”。
直到1992年，被尘封的《红色娘子军》在征得文化部同意后才恢复排练，时间已经冲淡了伤痛，人们开始心平气和地重新审视曾经被扭曲的红色激情。如今，“红色”依旧，“激情”不再。它作为红色经典供人回忆，却不再被人膜拜。第一次重新演出时，音乐一响起，团里和台下不少人都洒下热泪。
时隔十六年后，评论家们在拉开一段历史距离后的重新审视，“我们可以拂掉罩在样板戏头上虚幻的政治灵光，摆脱掉欣赏心理上的政治负担，不是把它们当作‘样板’而是‘戏’再去审视时，就会发现其中某些作品自身所拥有的艺术价值。”
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作为一个特定时代政治话语的文艺表达，从诞生之初便承载了沉重的意识形态负荷，沦陷在历史风暴的中心；50年来，《红色娘子军》已远远超过了她作为一部舞剧的意义和价值。今日人们早已超越对它艺术价值的怀念，而是作为一代人的集体文化记忆，被观者重复品味。
张艺谋们的“红色娘子军”情结：芭蕾舞里的革命与人性
《红色娘子军》犹如一处历史的遗址，供一代人集体凭吊他们的似水年华与创伤过去。2014年，它不但出现在马年春晚“致青春”板块中，还成了张艺谋电影《归来》中的一条明线。
作家莫言认为，《归来》中 “女儿丹丹在家里给爸爸妈妈跳了一段《红色娘子军》，那段红色用得太棒了。整个电影是灰调的，很深沉，红色一下子把影片照亮了，让人产生了很丰富的联想。”
当年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的编导、83岁高龄的李承祥特意买票去电影院看电影，“这个剧目正是在电影所讲述的时代里诞生的，影响最为巨大和广泛，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都有同感。他回忆道，“当年创作时想，只要观众能接受，那就是不错了。谁能知道它几十年长演不衰呢？”
50年来，《红色娘子军》演出场次累计达4000余场，并出演亚、欧、美、非许多国家，阿尔巴尼亚国家芭蕾舞团、日本松山芭蕾舞团成功地演出了《红色娘子军》全剧。
事实上，人们普遍认为中国芭蕾舞团“受到了世界上各流派的影响，同时又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
从艺术呈现的角度上看， 《红色娘子军》的确为世界芭蕾带来了一次革命。芭蕾中的主角，第一次由不食人间烟火的仙女变成了英姿飒爽的战士，芭蕾舞演员第一次在舞蹈中举起钢刀钢枪，显示出鲜明的时代气息；而那一片片绵延的椰林，那盛开着木棉花的英雄树，那充满南国风情的黎族少女舞和斗笠舞，无不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
一位法国评论家就曾在文章中写道：“它的价值和内涵，已经超越了时代和意识形态的局限，这种与欧洲文化风格迥异的中国芭蕾，可以说已经成为了人类文化遗产的一部分。”
2003年10月6日，中央芭蕾舞团受邀参加法国的中国文化年演出。享誉世界的“里昂舞蹈之家”主动指定芭蕾舞《红色娘子军》作为演出剧目。“当时连演6场，场场观众爆满，连过道都挤满了人。还有很多观众是专门从巴黎赶过来看的。”
回忆起当时盛况，前中芭团长赵汝蘅显得兴致勃勃：“每个国外大团都有自己的看家戏，《红色娘子军》就是中芭的看家戏，这部戏记录着中国芭蕾舞的历史，也代表着中国芭蕾舞剧的最高艺术水平。”
事实上，1992年以来的芭蕾舞《红色娘子军》，从音乐、舞蹈到灯光、舞美，都沿袭着最初的传统，几乎没作改动：“改动最大的地方是把电影版《红色娘子军》二幕‘诉苦’改回‘哭诉型’，蒋祖慧老师最初就是这么设计的。”
但作为红色经典，《红色娘子军》也迎来了影视剧改编热潮。电视剧版导演袁军说，“吴琼花首先在气质上要可爱，光表现她身上的硬朗和力度是不行的。吴琼花不是天生的复仇者，应该是‘天使的愤怒’，而不是‘愤怒的天使’。”
于是，吴琼花摇身一变成为富农的女儿。
对此，李承祥说，“《天鹅湖》在1870年演了以后在世界上有上百个不同的版本。我看了一些红色经典改编剧，他们的观念是说把好人写坏一点，把这坏人再写好一点，好像这就是更接近人性了。其实不是这样。英雄人物任何时代都有，我们不一定把英雄非要写做他不英雄的一面，才是真实的。”
红色1963：拿着刀枪的足尖舞
1963年，三年自然灾害刚过，周恩来总理在看完芭蕾舞剧《巴黎圣母院》后说，“这么多年了，你们学芭蕾十年了，你们演的都是外国的芭蕾舞剧，能不能你们自己创作一部芭蕾舞剧？”
彼时，北京舞蹈学校已经建校十年，先后聘请了六位著名的苏联芭蕾专家，成功地演出了欧洲经典舞剧《无益的谨慎》、《天鹅湖》、《海侠》、《吉赛尔》。
改编哪一个故事成为焦点。在当年年底的座谈会上，文化部副部长林默涵提议改编刚上映的电影《达吉和她的父亲》，而创作组组长李承祥则提出改编电影《红色娘子军》。
时隔四十年后，李承祥这样陈述他的理由，“《红色娘子军》是以女性舞蹈为主的芭蕾舞，它的几个人物塑造非常鲜明。比如琼花，洪长青，南霸天，有正反面人物，戏剧性非常强，我觉得将来在芭蕾舞剧当中出现会很吸引人的。此外，它的海南岛地方特色特别浓。”
最重要的是，此时电影《红色娘子军》刚刚获得了首届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最佳导演奖、最佳女演员奖、最佳男配角奖。
极佳的故事与人气，成为催化剂。林默涵当场拍板，决定将《红色娘子军》改编成芭蕾舞剧。
1964年9月底，《红色娘子军》经过半年的排练在天桥剧场首演，这台彻头彻尾的民族化芭蕾令周恩来十分惊喜，演出结束后，他上台第一句话是：“我的思想比你们保守了。”
在半个月后的10月8日，这部芭蕾舞剧出现在了人民大会堂的小礼堂，观众是毛泽东和十几位高层。李承祥回忆起当初的情形：“毛主席上台与演员们握手时，整个礼堂回荡着‘毛主席万岁！’的高声欢呼。我扮演南霸天，不敢站到前面，只好暗地里鼓励扮演洪常青的演员替我多喊几声。”就是在这次演出中，毛泽东留下了著名的三句话：“革命是成功的，艺术是好的，方向是对的。”
得到了毛泽东的充分肯定后，周恩来决定用这台舞剧招待外国元首。在周恩来的指示下，剧组首先为西哈努克表演，良好的反响打消了方方面面的疑虑。从此，《红色娘子军》便成为外交活动的重要内容。
《红色娘子军》的芭蕾舞显然比《红灯记》的京剧更容易为外宾所接受，而颠覆芭蕾传统风格的民族化改造又彰显了“中国”特色，每每令外宾们备感新鲜。六七十年代，这些芭蕾舞演员也同时是中国外交史的见证人，他们的演出在那些特殊的历史时刻充当着奇妙的“润滑剂”。人民大会堂小礼堂的舞台二十年不变地上演着同一出戏，幕起幕落间台下走过的是一拨拨世界各国政要。 一个时代的价值观：
样板戏的集体文化记忆
与生俱来的“红色”烙印决定了这部芭蕾舞剧50载命运始终与政治风云变幻息息相关，甚至于被推到了国家政治生活的最前线。
1966年，文革开始，红卫兵冲进芭蕾舞团，贴大字报，叫嚣着：“砸烂芭蕾舞团，禁止芭蕾舞演出”。随后剧情转折，《红色娘子军》和《白毛女》、《智取威虎山》、《沙家浜》等8部戏参加在北京的会演，几大权威报纸竭力渲染加以“样板戏”之名。
在江青提出“八个样板戏占领舞台”的口号下，这些作品一夜之间被推崇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在那样一个历史阶段几乎成为中国文艺的惟一内容，《红色娘子军》和《白毛女》更创造了举国上下学芭蕾的奇观。
江青金口一开，《红色娘子军》主人公吴琼花一转眼便成了吴清华，在第一场戏中，“遵照江青同志的指示，给了吴清华以强烈、反抗的动作。在她遭鞭打时，运用了中国舞蹈和京剧的动作。运用‘点部翻身’，炯炯眼神，和芭蕾舞的急速旋转相结合，刻划出吴清华苦大仇深、勇于反抗，勇于斗争，充满对反动地主阶级刻骨仇恨的英雄形象。”
芭蕾舞《红色娘子军》被改得面目全非，把它的“火药味搞得浓浓的。”
也正因此，在那个万马齐喑的文学年代，《红色娘子军》却受到前所未有的优待，可谓万众瞩目。1972年尼克松访华，周恩来陪他观看改版后的《红色娘子军》，尼克松将感受写在了在回忆录中——“一个兼有歌剧、小歌剧、音乐喜剧、古典芭蕾舞、现代舞剧和体操等因素的大杂烩”。
文革时的风光与辉煌终究只是过眼云烟，随着四人帮的垮台，样板戏的地位一落千丈。四人帮的鼓吹似乎成了这些作品无法抹去的污点，令它们被打入禁区，仿佛只有这样才能摆脱文革的梦魇。
文艺界也对《红色娘子军》作出反思，产生了不少异议。作家白先勇后来更直言不讳地批评它“斩断了芭蕾文化之根，把浪漫优雅的舞蹈变成杀气腾腾的场面是十分怪诞的产物”。
直到1992年，被尘封的《红色娘子军》在征得文化部同意后才恢复排练，时间已经冲淡了伤痛，人们开始心平气和地重新审视曾经被扭曲的红色激情。如今，“红色”依旧，“激情”不再。它作为红色经典供人回忆，却不再被人膜拜。第一次重新演出时，音乐一响起，团里和台下不少人都洒下热泪。
时隔十六年后，评论家们在拉开一段历史距离后的重新审视，“我们可以拂掉罩在样板戏头上虚幻的政治灵光，摆脱掉欣赏心理上的政治负担，不是把它们当作‘样板’而是‘戏’再去审视时，就会发现其中某些作品自身所拥有的艺术价值。”